我看了一会儿报纸，天气是闷热的，没有风，窗外的槐树叶子低垂着，像是在打瞌睡，又像是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灰心。
纸上印着一行行黑字，说是有一部名叫《牛来》的动画电影上映了。
起初不过是一场笑话，说是这电影建模粗糙得紧，画面崩坏，剧情空洞，简直像是用几块破砖头胡乱砌起来的墙壁，摇摇欲坠。
上映了许多天，票房惨淡得可怜，创下了今年院线动画电影的最低纪录。
按理说，这样的东西，过了几天也就该默默地沉下去，像扔进井里的一块小石头，连水花都不至于激起多大。
然而，事情偏偏不这样发展。
看客们突然惊醒过来了，发出一阵阵嗡嗡的议论声。
人们交头接耳，倒不是去讨论这电影如何美妙，而是都在怪诞地发问：这样低劣、这样毫无章法的物件，究竟是怎样穿过层层关卡，拿到了那高贵的“龙标”，堂而皇之闯进院线里去的？
人们的眼睛里闪着猎奇的光，舌头在嘴唇边舐着，好似闻到了什么特殊的腐腥气味。
网络上的片段开始四处流传，像瘟疫传播得极快。
大家一边啐着唾沫，骂它“粗制滥造”，一边却又争先恐后地掏出银钱，挤进那昏暗的影院里去。
原本空荡荡的戏院，忽然间坐满了人，大家对着那崩坏的画质哈哈大笑，仿佛在参加一场滑稽的葬礼。
截止到八月十五日，这片子的票房居然破了一百三十万，甚至有那吃这碗饭的专业平台预估，它最终能揽下一千八百万。
一时间，有人算了一笔账，惊呼这是中国影史投资回报率最高的电影。
我不懂，这究竟算是什么胜利？
后来去查了底细，才知道这背后的“台柱子”，演职人员拢共只有二人。
一位信姓的导演，一人分饰数角，既要掌舵，又要配音，自己同自己对话。
片子是在二〇二一年立项备案的，到了二〇二四年，便顺理成章地拿到了公映许可证。
至于那出品公司，名头听着好听，叫什么大连的文化影视传媒，底细却极其单薄——前身不过是一家做房屋装修的公司，注册资本十万元人民币，二〇二一年七月才忽地摇身一变，跨界做起了影视。
年报上写得明白，这公司仅有一人参保。
一家做装修的公司，一个人参保的队伍，两个人搭起来的台子，就这么做出一件衣服来，穿在了“电影”的身上。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我们这地方的“规矩”，向来是极严极细的。
平素里，若有心思敏锐的艺人，想要刺一刺世俗，讲几句真话，或是镜头里稍微多了一点现实的灰尘，便立刻有那手握重权的老爷们提着朱笔，横扫过来。
这里削去一块，那里剪去一段，甚至径直贴上一张禁令，教你几年血汗化为乌有。
老爷们端坐在公堂之上，口口声声为了“大局”，为了“净化看客的眼界”，仿佛天下间最睿智、最严苛的审美与道德，全都在他们那几张审阅用的桌案上。
可偏偏到了这《牛来》面前，那柄高悬的戒尺竟似成了面糊捏的。
那精明的剪刀、雪亮的眼睛，在面对真正的苍白与垃圾时，竟展现出了无比的宽容与慈悲。
只要你不触碰那几条看不见的红线，哪怕你递上去的是一摊泥巴、一堆毫无灵魂的乱码，老爷们也能心安理得地盖上那枚象征“正统”印信，放你出门去向世人索要铜板。
原来，在这套严密而荒诞的筛子底下，艺术的灵魂是最危险的，而无脑的平庸与粗劣，反倒成了最安全的护身符。
那些正经学了多年电影、把心血撕碎了咽进肚子里、为了几万元资金奔走呼号的年轻人，大约是要流泪的。
他们讲究光影，讲究叙事，讲究艺术的灵魂，可他们的灵魂往往在关卡前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到头来，竟抵不过一家装修公司用绝无风险的“空洞”所砸出来的神来之笔。
看客们也是不在乎灵魂的，既然正经的戏台早已被剪得七零八落，大家便干脆去拥抱这极致的“烂”，把它当成茶余饭后对这荒诞世道的嘲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反向狂欢”罢。
十万元的本钱，一个人的保险，两个人手搓出来的作品，竟赚得几千倍的回报。
这不仅是电影的荒诞，更是这套审视机制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当“无害的烂”成了通行的通行证，当“荒诞”成了流量的密码，那真正用心做戏的人，便显得格外愚蠢了。
风还是没有吹起来，屋里的蝇子在嗡嗡地飞。
我想，这《牛来》大约是真的“来”了，它像一把钝刀子，割开了这虚假繁荣与严苛管理交织的外皮，露出里面稀烂的棉絮来。
人们还在戏院里笑着、叫着，以为自己占了便宜，见证了奇迹。
然而，这笑声听起来，总让人觉得脖子上冷冰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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