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乌俄战局中的亚洲因素逐渐增多，在文章《》中没有涉及土耳其和日本。
土耳其横跨欧亚，期间是连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导致其在乌战中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与俄国关系密切，但立场上明显倾向乌克兰，俄国对此也没什么脾气。
就此而言，土耳其比以色列占据着更为主动的战略位置。
不过，本文重点是日本。
日本有着与土耳其不同的特殊性，与俄国存在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却乌战中保持低调，但比韩国更积极一些。
乌俄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与G7、北约深度协调，持续向乌克兰提供规模可观的援助，是亚洲最大、全球主要援助国之一，其累计援助总额约120亿至150亿美元以上，在双边援助中常排名前列（第4–5位），远超其他亚洲国家。
日本援助包括财政与预算支持（占比最大，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机制）、人道援助、支持乌克兰恢复与重建、非致命性防务支持。
日本对俄实施全面制裁，对乌克兰外交支持、情报安全合作等，其基本政策是强烈谴责俄国的入侵行为，认为其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严重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坚定支持乌克兰，直到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历任首相均重申这是“不动摇的支持”。
日本没有直接援致命性武器，其援助以非致命、人道、财政和重建为主，这是受其和平宪法第9条、国内反战情绪和“武器出口三原则”约束，日本长期严格限制向交战国输出致命武器。即使近年放宽部分出口规则，如允许向特定有防卫装备转移协议的国家出口，但对乌克兰仍坚持不直接提供致命装备。
日本援乌政策具有持续性与独特路径，从全面战争初期提供紧急人道和物资援助，后续加大财政支持、参与北约协调机制、推进无人机技术合作，逐渐对乌扩大非致命支持并深化合作关系。
日本官方多次表示，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乌克兰，是乌克兰可靠而重要的支持者。
相比之下，韩国要小气的多了。
在乌战回击下，日本近来展现出新的变化。
首先，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被一些舆论比作投降前的日本政治警察机构“特高课”。
此事与俄国在日本密集展开的间谍活动相关。
2026年7月，多家权威报道，俄国在日本的间谍和情报获取活动相当活跃且具有系统性。
7月12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标题是《普汀如何把日本变成间谍窝点），引发广泛关注。
报道称，乌俄全面战争爆发后，西方驱逐了数百名俄国间谍，其中数十人转向日本。日本成为俄国间谍活动的关键目标，原因是日本长期缺乏专门、严厉的反间谍法，并拥有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和军民双用途技术。
俄国在日本间谍活动的核心运作单位是俄国军事情报总局（GRU）的秘密第20局，其人员以外交官或商人身份掩护，采购或窃取战场相关技术，并通过第三国物流网络向俄国走私，以规避制裁。
俄方驻东京的关键人物之一是马克西姆·菲利琴科夫（49岁），以俄国家航空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在东京高楼办公，协调采购与物流。报道曝光后，他已离开日本。
据乌克兰官方估计，俄国导弹和无人机中约90%含有日本制造的组件，并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发出外交照会，附上从击落装备中回收的零件清单，敦促采取行动。
更早的日本媒体如日经曾报道，约120名俄国情报人员在日活动，贸易代表处长期有俄对外情报局人员编制，并发生涉及机床等商业秘密泄露的案件。
日方承认，在安全环境变化下，有必要更严格应对“疯狂到失控”的外国情报活动，他们利用了法律和体制漏洞，对俄方战争机器形成实质支援，引起乌克兰和西方高度关切。
为强化应对俄国间谍活动，日本在战后首次设立了中央情报机构。
此前，日本情报体系高度分散，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情报本部、公安调查厅等各自为政，缺乏强有力的中央协调。
在首相高市早苗推动下，日本进行了战后最大规模的情报改革。
2026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7月31日，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而来，初始人员约700到730人，局长为警察系统出身的原和也。
同时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决策与协调平台，由首相担任议长，内阁官房长官及外务、防卫、法务等大臣参加。
国家情报局作为其执行与秘书机构，负责综合分析、跨部门情报整合、反情报、应对外国影响力行动、保护关键技术和应对网络、信息战等。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建立的中央情报统合机构，其西方盟友据报提供了咨询支持，机构强调其重点在于应对外国间谍、工业间谍、网络威胁和国家安全风险，而非扩大国内政治监控权限。
不过，俄国对日本的刺激仍在继续。
观摩完俄太平洋舰队军事演习后登岛，8月13日，俄总统普汀首次登上北方四岛中最大的岛屿择捉岛，这是普汀执政以来第一次踏上双方争议的领土，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学校和医院，品尝了当地鱼子酱。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对此"绝对无法接受"，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召见俄驻日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特殊日子8月15日，国内大小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广泛转载并热议的消息是，所谓“日本战斗分队”参与乌克兰抗俄了。
流行之广，不亚于老郭在武汉被调查之事。
其底层逻辑当然指向日本右翼、军国话题，甚至不乏引向将该分队向日本国家性质之意。
那么，这个所谓的“日本战斗分队”到底是什么呢？
这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不过是乌军众多国际志愿者的一小部分而已，在乌军内部成立，并参与对俄作战。
乌军序列将其编入“亚洲志愿军”编制，执行前线任务，如侦察、无人机操作、轻步兵突击等；规模约70人，其中约50人为前日本自卫队成员，队员与乌方签订约半年期合同，月薪约6500至10000美元。
国内普遍将此与“成建制战斗分队”联系起来报道，西方媒体更多聚焦于个体日本志愿者的存在。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是其国家行为，而是以常见的个人身份、志愿者形式参与。
而且，日本志愿者也并非什么新现象。
乌战全面爆发后，乌克兰便广泛招募国际志愿者，并组建国际军团等。其中西语系志愿者较多，详见《》。
当时乌克兰驻日使馆收到约70名日本人的报名意向，其中约50人为前自卫队成员。日本政府当时强烈劝阻其国民前往，并发布最高级旅行警告，不过没有像韩国那样抓捕参与援乌的国人。
此后几年间，少量日本前自卫队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乌军部队，个别日本人已在乌军正规单位服役多年，有人受伤，甚至有的失去一腿后仍表示要重返前线。
2026年5月29日，日本防卫省宣布，首次向位于德国的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现役自卫官，其中陆上2人、海上1人、航空1人，任期1年，从6月起工作。
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公开强调，这些人员明确不参与实际战斗，主要负责装备协调、训练规划与联络，目的是学习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经验，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深化与北约合作。
日本政府对其公民赴乌参战的态度一贯是劝阻，定性为“个人行为”，并提醒可能涉及《刑法》中“私战预备罪”等法律风险。外务省多次呼吁国民不要前往战区。
在这里，人们的情绪显得比较激动，国内的播报放大了这一消息的冲击力，将日本近年来防卫政策调整视为突破“专守防卫”、借机获取实战经验。
叠加二战记忆、抗战历史，以及部分日本官员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使报道带有较强情绪色彩，标题和评论中常出现“参与抗俄”“战斗分队”等表述，热度飙升。
实际上，按报道中的70人规模，在乌克兰前线整体兵力中属于极小的存在。
日本官方始终否认派遣战斗部队，强调其派遣的成员限于非战斗支援与经验学习。
乌战影响下，日本本身发生变化，其在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与同属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相比，日本介入乌战的力度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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