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明远，南通人，今年四十七了。算起来我在上海待了整整二十三年，从一个扛着蛇皮袋站在陆家嘴天桥底下等活干的小工，熬成了手里有三十几个人的包工头。可说到底还是漂着，没根。老婆早年跟我离了，儿子跟着她去了加拿大，一年到头视频不了几回，屏幕里那小子越长越像他妈，眉眼间的冷淡隔着太平洋都能冻着人。
我在上海浦东租了间阁楼，在老弄堂最里头那栋楼的顶上加盖的，不到十平米。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底下发黑的砖，一到梅雨天就往里渗水。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嘎吱嘎响，楼下住着个弹棉花的安徽老头，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开工，那嗡嗡的机器声从地板上透上来，闷闷的，像有只巨大的蚊子围着脑袋转。我早就习惯了。我习惯的东西太多了，工地上漫天的灰尘，跟甲方在酒桌上虚与委蛇地推杯换盏，还有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出租屋吃外卖，筷子伸进塑料盒里，翻来翻去就那么几样。
去年十月的事，到现在想起来还跟昨天似的。那天上海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我正好从工地回来取个东西，走到弄堂口，看见垃圾桶旁边蹲着个姑娘。她瘦得厉害，蜷在那儿小小的一团，头发叫雨浇得贴在脸上，怀里抱着只脏兮兮的橘猫，猫也不叫，就缩在她胳膊弯里。我本来没想管，这些年在这座城市里见过太多人了，装可怜的、碰瓷的、骗吃骗喝的，什么样的都有。可那天不知怎么的，我走到她跟前的时候脚底下顿了一下，扭头问了句，小姑娘，怎么不回家？
她抬起头来看我。那张脸年轻得很，顶多二十出头，眼窝深陷着，颧骨微微突出来，嘴唇冻得有些发紫。眼睛是湿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就那么看着我，不说话。这时候楼下弹棉花的安徽老头推开窗户探出脑袋，冲我喊，老周，这姑娘在这儿蹲两天了，好像没地方去。
两天了。我站在雨里犹豫了几秒钟。雨说大不大，但就这么站着也足够把人浇透了。我手里有把伞，是把旧伞，伞骨断了一根，撑起来有一面是塌的。我把伞递过去，她没接，还是那么看着我。那眼神让我想起一些旧事，具体什么事说不上来，反正心里头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
先上来避避雨吧。我说。我那儿有热水。
她终于站起来了，动作很慢，大概是蹲得太久腿麻了。怀里的猫跟着跳下来，粘在她脚边上。她跟着我上了楼，楼梯还是那么响，她在身后走得极轻，几乎听不见脚步声，像只野猫从屋檐上踩过去，悄无声息的。
阁楼里照样乱七八糟的。我那阵子正赶工期，快半个月没好好收拾过，脏衣服堆了一椅子，桌上摊着吃剩的泡面桶和记账本，烟灰缸里的烟屁股冒出尖来。我有些不好意思，随手把脏衣服往床底下踢了踢，让她坐唯一的凳子上，自己靠着床沿站着。烧了壶水，找了条干净毛巾递过去，又从柜子里翻了件旧外套出来。她接过毛巾擦头发，动作慢慢的，眼睛四下里看了一圈，什么也没说。
我问她叫什么，从哪来的，怎么回事。她声音沙哑，说叫林小满，河南来的，本来投奔在上海打工的亲戚，结果到了地方亲戚搬家了，手机钱包身份证都在火车站让人掏了。我听着皱了皱眉。这套词儿我在工地上听过不下二十遍，基本上过两天就会有人来跟你说钱丢了借个路费，转头就不见影了。可她又跟那些人不太一样，那些人说话的时候眼神是飘的，东张西望，她不是，她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瘦得骨节分明。
我说先吃点东西吧。下楼去小卖部买了桶泡面，还捎了根火腿肠。回来的时候她已经靠着墙睡着了，那只橘猫蜷在她脚边，尾巴一甩一甩的。阁楼的灯泡瓦数低，昏黄的光照着，我这才真正看清她的模样。瘦归瘦，五官是好看的，眉骨到鼻梁那条线长得流畅，闭着的眼睛上睫毛挺长，在脸上投了淡淡一片影子。她后颈上有颗小痣，头发湿着贴在脖子边上，那颗痣就格外显眼。
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泡面凉了都没发觉。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收拾屋子了。堆了半个月的脏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码在床尾，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账本和泡面桶归置利索了，窗台上的灰擦了，连我那台坏了小半年的收音机都被她摆在了一个端正的位置上。她蹲在地上擦地板，听见我醒了回过头来，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我把你屋子收拾了，你别生气。
我说不生气。她站起来，手里攥着抹布，好像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我注意到她穿着我的那件旧外套，袖子长出一大截，被她卷了两卷。桌上有张纸条，是从我记账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了几个字：谢谢收留。我会尽快找到住处。字写得很小，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那天我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看阁楼。窗户开了条缝，风吹进来，那件晾在窗台边上的旧外套袖子一摆一摆的。我没来由地觉得这间住了三年的阁楼突然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晚上回来得晚，快十一点了。弄堂里黑漆漆的，就路口一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我走到楼下的时候看见她还蹲在那儿，跟白天一个姿势。猫不见了，她一个人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手机屏幕的光映着半张脸。
怎么不上去？我问。
怕给你添麻烦。她说。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我下意识伸手扶了一把她的胳膊，瘦得硌手。她站稳了往后退了半步，低着头说，我今天找了一天工作，饭店要健康证，超市要本地户口，都没有要我的。
那慢慢找。我说。先上去吧，外面凉。
那天晚上她又睡在阁楼里。我把床让给她，自己打了地铺。半夜里听见她翻了两次身，呼吸不匀，像是没睡着。我闭着眼睛装睡，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翻了个身面朝墙，再没动静了。
就这么住下来了。说是暂住，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慢慢地就成了习惯。我给工地上的人打了个招呼，说家里有点事晚点回去，其实就是在弄堂口的小店给她买了部新手机，又补了张电话卡。给她的时候她不要，说等我找到工作了赚了钱还你。我说不急，你拿着，有事方便联系。她攥着手机盒站在那儿，低头看脚尖，耳根有点红了。
工地上那阵子忙，我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八九点才能回来。但不管多晚，阁楼的灯总是亮着的。有时候她靠着床头等我，手里拿着本书，是我以前从地摊上买回来垫桌脚的几本旧小说，她翻来覆去地看。听见我上楼的脚步声就合上书去厨房，灶台上温着一碗粥或者面条，上面卧个荷包蛋。我捧着碗坐在窗台边吃，她就在旁边坐着，有时候跟我聊几句，有时候不说话，拿着那本快翻烂的《平凡的世界》继续看。窗外弄堂里偶尔有野猫叫春的声音，楼下弹棉花的机器嗡嗡嗡，收音机被我修好了，放一些咿咿呀呀的戏曲频道，是她自己调的。
我慢慢发现她是个手很巧的人。阁楼的窗户有个洞，用纸板糊着，一到刮风天就哗啦啦响。她不知道从哪找了块塑料板，拿我工具箱里的美工刀裁了裁，又用玻璃胶封了一圈，弄得严严实实的。楼梯有几级踩上去格外的响，她蹲在那儿拿螺丝刀紧了半天，还真让她弄得不那么吵了。我问她怎么会的，她说家里以前开过小修理铺，爸爸修自行车，妈妈补鞋，她从小在旁边看，多少会一点。
她说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但从那以后她再没提过家里的事，我也没再问。有些东西，人家不想说，你问了倒显得不讲究。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天慢慢凉下来了。十月底的时候我给她添了几件厚衣服，她开始不收，说什么也不肯。我说你穿着，就当我给小工预支的工钱。她说我又没给你干活。我说怎么没干，你把这阁楼收拾得这么利索，比我请个保洁都强。她想了想，接过袋子说了句那我以后给你做饭吧，工钱就从饭钱里扣。
后来她真的做起了饭。阁楼里没有正经厨房，就一个电饭煲和一个小电磁炉，她变着花样做，今天西红柿鸡蛋面，明天青菜炒香菇，后天用电磁炉炖了一锅排骨冬瓜汤。我在工地上吃盒饭吃惯了的人，猛地吃上这样的家常饭，连着好几天都觉得嘴里头有滋味。工友们看我这阵子精神头不一样，打趣说老周是不是交好运了，谈对象了吧。我板着脸骂回去，说胡扯什么。但心里清楚，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大概十一月中旬，有天晚上我收工回来得早。天阴沉沉的，像是又要下雨。我走到弄堂口看见她蹲在老地方，就是垃圾桶旁边那块水泥台阶上。那阵子她每天傍晚会在那儿待一会儿，说是透气。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正盯着地上看，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地上用粉笔画了一朵花，花瓣歪歪扭扭的，但看得出来是一朵月季。
画得挺好的。我在她旁边蹲下来。
她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你走路怎么没声的。
你自己看得太入神了。我笑了一下。这是你画的？
嗯。她拿脚尖蹭了蹭那朵花，今天上班的时候看见路边开了好些月季，回来就画了一个。画得不好，花瓣都画少了。
明天我帮你买盒彩笔，你画个大的。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去，说不用，粉笔画着玩的。顿了顿又补了句，买彩笔浪费钱，我都不挣钱呢。
那天晚上回去她煮了粥，放了红薯和红枣，甜甜糯糯的。我喝了两碗，她一碗没喝完，剩下的倒给了我。她说周哥你每天在工地上累，多吃点。我看着她把碗推过来，手腕细得像一折就断，心里头突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我低头喝粥，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十一月底下了场大雨，工地停工两天。我难得在家待着，她好像也高兴，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条鲫鱼，回来用电磁炉炖了鱼汤。那天的鱼汤炖得白白的，上面飘着葱花和姜片，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她坐在对面看我喝，自己不动筷子。
你怎么不吃？
我吃过了。她说，早上煮粥的时候垫了两口。
我把鱼肚子上的肉夹到她碗里，说你吃，你比我更需要补。她没再推，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吃，吃着吃着忽然问我，周哥，你一个人在上海这么些年，不累吗？
我愣了一下，没料到她会问这个。想了想说，累啊，怎么不累。可不累怎么办，总要过日子吧。
你有想过成个家吗？
我说成过，后来又散了。儿子跟着他妈走了，现在隔着一个太平洋，视频都时差对不上。她说那你不想再找一个？我说我这把岁数了，工地上灰头土脸的，谁看得上。她没接话，低头扒了两口饭，耳根又红了。
那天的雨下了一整天，打在阁楼的窗户上噼里啪啦响。她在窗台上放了几个瓶瓶罐罐接雨，雨水落进去叮叮咚咚的，跟弹琴一样。收音机放着戏曲频道，唱的是《牡丹亭》里的什么段子，咿咿呀呀地绕梁。我躺在床上午睡，半梦半醒之间听见她在哼那个调子，声音轻轻的，跟雨声搅在一块。我睁开眼，她背对着我坐在窗台上，光着脚，脚尖一下一下地碰着窗框，后颈那颗小痣在灰蒙蒙的天光里若隐若现。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个念头，这个阁楼要是能一直这么亮着就好了。
十二月初，天彻底冷了。上海的冬天是那种阴冷，冷到骨头缝里去的。工地上的活赶得紧，我连着加了半个月班，每天回到阁楼都快凌晨了。她还是等，有时候等着等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边放着一碗早就凉透的粥或者汤。我轻手轻脚地把她挪到床上去，她就迷迷糊糊地翻个身，嘴里嘟囔一句周哥你回来了，然后接着睡。
有天晚上她等我等到睡着了，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胳膊底下压着一本摊开的书，书页上有一小块口水印子。窗台上那盆她养的多肉长得挺好，胖嘟嘟的叶片被窗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一颤一颤的。我站在那儿看她睡觉的样子，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影子，呼吸又轻又匀。我忽然很想摸摸她的头发，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
她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几点了？
快一点了。
哦。她站起来去厨房热粥，电磁炉嗡嗡响着，她从橱柜里拿了两个碗出来，说今天煮了皮蛋瘦肉粥，你昨天说想吃的。我看着她背对着我盛粥的样子，后颈那颗小痣在灯光下晃，肩膀窄窄的，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但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又好像攒着一股说不出的劲。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台边喝粥，她在对面床上盘腿坐着看手机。粥还是热的，皮蛋和瘦肉的香味混在一起，我慢慢喝着，冷不丁开口说，小满，要不你别出去找工作了。
她抬头看我。
我说你看，你就先住这儿，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反正我每天在外面吃盒饭也吃腻了。我照常给你开份工钱，比你在外头找的那些活都强。等你什么时候想走想留再说，行不行？
她拿着手机看了我半天，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明灭不定的。半晌她把手机扣在床上，说周哥，你这是可怜我还是怎么的。
我说不是可怜。我就是觉得，你要是走了这阁楼又得乱成一团糟，我都住不惯了。
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肩膀直抖。她说周明远你这个借口找得可真够笨的。
那是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我。
从那以后她算是彻底住下来了。白天我去工地，她就在家收拾，有时候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在弄堂口跟几个老太太唠嗑。楼下弹棉花的安徽老头有个小孙女，周末会来弄堂里玩，她跟那小姑娘混熟了，每次见了都要蹲下来跟她说几句话，掏口袋里的糖给她吃。我隔着窗户看见她蹲在那儿跟小孩说话的样子，阳光照在她头顶上，头发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心里头就软软的，像被什么东西泡胀了。
十二月中旬，工地上的活告一段落，我结了一笔款子，手里头总算宽裕了些。有天回来路上看见路边有人在卖花，三轮车上摆着满满一车，菊花月季小雏菊都有，我鬼使神差地停下来买了一束。卖花的是个老头，看了我一眼嘿嘿笑，说老板买回去哄媳妇的啊。我没搭腔，付了钱就走，那束花被我一路攥着回到弄堂口，有点不好意思上去。
最后还是上去了。她正蹲在窗台上给多肉浇水，听见我开门回头，眼睛落在那束花上，手里的水壶差点没拿稳。
这什么？
花。我说。路上看见，顺手买的。
她跳下窗台走过来，伸手接过去，低头闻了闻。是月季，有红的粉的好几枝，她转着圈看了看，忽然抬头问我，周哥你买花干什么？
我说好看呗，你看窗台上光秃秃的，摆一束显得热闹。
她没说话，把那束花插在了窗台边的空可乐瓶子里，灌了点水，又转了转方向，让花朝着屋里。然后她退后两步看了看，侧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跟平时不太一样，嘴角弯着但眼睛里头亮晶晶的，我看了一眼就别过头去了。我说你看着摆吧，我洗澡去了。
那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凉拌黄瓜，还有一个番茄蛋汤。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做这么多。她说你发了工钱该庆祝一下。我说就我发了工钱，你高兴什么。她端着碗抿嘴笑，说高兴啊，你高兴我就高兴。
那顿饭吃得很慢。外面又下雨了，淅淅沥沥地打在窗户上，收音机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调子跟雨声混在一块。她喝了两小碗汤，鼻尖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用手背擦了擦，我递了张纸巾过去。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指，凉的。
我缩回手，低头扒饭。心跳得有些快。
十二月下旬，有天早上她起来在卫生间里吐了。我以为她是吃坏了肚子，给她找了点胃药，她吃了还是吐。连着两天早晨都这样，平时爱吃的油条煎饼也闻不得味儿了，一闻到就往卫生间跑。我说是不是着凉了，带你去社区医院看看。她说不用，可能就是肠胃炎，过两天就好了。
可是越来越严重。她开始吃什么吐什么，人又瘦了一圈，下巴尖得能戳破纸。我急得不行，有天中午从工地上赶回来，硬拽着她去了弄堂口那家社区医院。坐诊的是个退休返聘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问了两句症状，又让她去做了个尿检。
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坐在医院走廊里。那张化验单被我攥出了汗，两条杠清清楚楚。老太太摘了老花镜看看我，又看看她，说你俩是一家的吧？这怀孕了，一个多月了。要注意营养，别太操劳。
她在我旁边坐着，低着头不说话。我转头看她，她的脸埋在阴影里，表情看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眼圈是红的，但没哭，嘴角甚至往上弯了弯，小声说周哥，是真的吗？
我点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她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很轻，但指甲掐进了肉里。她说周明远，我们留下他好不好？
我鼻子酸了，四十七岁的人了，在医院的走廊里差点没忍住。我说好。
那天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手放在小腹上，好像护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我走在她旁边，替她挡着风，心里头翻江倒海。四十七岁又要当爸爸了，跟前妻离婚后我从没想过这辈子还能再有个家。我看着她侧脸那点弧度，风把她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拢了拢，那颗后颈上的小痣露出来又藏进去。我在心里头对自己说，周明远，这回你得把家守住了。
回去以后我开始认真想以后的事。这个工地做完能攒一笔钱，加上以前的一些积蓄，在昆山或者太仓那边买个不大的房子应该够首付了。她年纪小，以后可以再读个夜校学点东西，找个稳当点的工作。我甚至开始想孩子的事，要是个闺女最好，长得像她，眉眼小小的，笑起来有小虎牙。要是个小子也行，我教他认钢筋水泥，教他看图纸，让他以后别像他老子似的在工地上吃苦。
我戒烟了，戒得很突然。工地上的人递烟来我摆手，说不抽了。他们起哄说老周是不是改邪归正了，我说家里有小孩，不能带一身烟味回去。酒也戒了，以前隔三差五跟甲方吃饭还得推杯换盏，现在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就拿茶代。工人们背地里说周老板转了性了，是不是被哪个女人拿住了。我听见了也不恼，心里头甚至有点得意。
可有些事情不对劲，一点一点地露出来了。
她开始背着我打电话。我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在我面前接电话，手机响了就挂掉，然后找个借口出门去弄堂口回。我问她谁的电话，她说老家的表姐，问她过年回不回去。我说那你回吗，她说还没想好，等过了年再说。她说话的时候眼神是飘的，不像平时看着我的时候那么定。
她还开始吃药。有天早上我起来得早，看见她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吞什么药片，白色的圆圆的小片。我问你吃什么药，她说是维生素，孕早期要补叶酸。我没往深了想，但后来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在抽屉里翻到了那个药瓶，上面的标签被撕掉了，只剩底下一条白色的边。我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又放回去了。
还有她那本《平凡的世界》，天天翻天天看，书页都卷了边。有次我捡起来翻了翻，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折起来的纸条，打开是空的，什么也没写。但她好像很紧张那张纸条，我放回去的时候她一直盯着我的手。
我心里头有疙瘩，但说不上来哪不对劲。她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好，甚至更好了。每天变着花样做饭，以前只做简单的面条炒菜，后来开始学包饺子蒸包子，厨房里被折腾得烟火气冲天。我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等，远远看见我的影子就站起来挥手，喊着周哥回来了。那个声音脆生生的，在安静的弄堂里能传老远。
可有时候半夜我醒来，发现她没睡着，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手放在小腹上，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轻轻叫了一声小满，她就立刻闭上眼睛装睡，睫毛微微颤着。我翻个身面朝墙，心里头那点疙瘩越滚越大。
一月初，有天我从工地回来，走到弄堂口的时候看见她站在垃圾桶旁边。她背对着我，正在打电话。风把她的声音送过来，断断续续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是，他对我很好……可是已经这样了……他要是知道了怎么办……我……
风大了，后面的话听不清。她挂了电话，在原地站了很久。傍晚的天色暗下来了，路灯还没亮，她的背影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瘦瘦的一条，像根随时会被折断的树枝。
我没有走过去。我回了阁楼，坐在窗台上等她上来。窗台上那束月季早就谢了，干枯的花瓣落在窗台上，被她收集在一个小罐子里。我拿起那个罐子看了看，枯花瓣在里头挤挤挨挨的，深褐色的，凑近了还能闻到一点干枯的花香。
她上来了，推门看见我坐在窗台上，愣了一下，随即笑开，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说工地那边没什么事，就先回了。你呢，刚才在楼下给谁打电话呢？
她的笑容僵了一瞬，极短的一瞬，然后说表姐，她问我过年要不要回去。我说不回了，就在上海过。
我看着她把菜从袋子里拿出来，动作如常。但那天晚上她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我却没有吃出什么滋味来。
然后是一月十二号那天。
工地上出了点事，不算大，三楼浇筑的时候掉下来一块砖，砸穿了安全网掉到地上，差点砸到过路的人。我忙着处理赔偿和整改的事，连着几天没回家，让她别等了。她每天发消息来问我吃饭了没有，睡在哪里了，有没有抽烟。我一条条回，跟她说都挺好别担心。
第三天晚上我从工地赶回来，想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走到弄堂口的时候八点多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水泥地上。我看见她站在垃圾桶旁边，跟前几天一个姿势，但这次没打电话，就站着发呆。她的手机攥在手里，屏幕亮着，上面是个通话记录的界面，我远远看了一眼，最近的一个通话记录显示的是一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通话时长十七分钟。
我走过去了。她听见脚步回过头，看见是我，脸上表情变了变，很快又笑起来。周哥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我晚上煮了面留着的。
我说好，上去吃。
她走在我前面上楼，楼梯还是嘎吱嘎吱响。灯光从楼道里昏黄的灯泡照下来，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长的一条。我跟着她后面，忽然觉得这个阁楼好像变小了，天花板也矮了，喘气都有些不畅。
那碗面我没吃几口。她问是不是味道不好，我说可能是太累了没胃口。她收拾碗筷的时候很沉默，以前她会一边收拾一边哼歌，那天没有。收音机开着，戏曲频道里咿咿呀呀唱着什么苦情戏，我听不懂词，但调子拉得长长的，听的人心里发酸。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从背后抱住我，脸贴在我后背上。她的手很凉，透过睡衣贴着我肚子上的肉，手指是抖的。
周哥。她叫我。
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一些事情，你会恨我吗？
我没有转身。我说看是什么事。
她又没动静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感觉到后背上有湿意，她哭了，但是没出声，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流眼泪，鼻息一下一下地扑在我背上。我盯着墙上的裂缝看，那条裂缝从我搬进来就有了，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一道干涸的河床。
我说睡吧，别想了。明天还要上班。
她收回了手，翻了个身面朝墙。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见她的呼吸平稳下来，睡着了。我睁着眼睛到天亮。
春节前三天，我回了趟南通老家。父亲前阵子身体不好，一直住院，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本来不打算回去的，她一个人在上海我不放心，但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说你就回来一趟吧，你爸念叨你呢。我只好买了票，走之前跟她说初三就回来，让她自己在上海过年别乱跑。她说好，你安心回去照顾叔叔，我没事的。我走的那天早晨她送我到弄堂口，穿着我给她买的羽绒服，白颜色的，毛领子把她半张脸都遮住了。她把手缩在袖子里冲我摆手，说周哥你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我说好。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路灯早就灭了，清晨的光线灰蒙蒙的，她裹在那件白色羽绒服里，看起来特别小。风把她头发吹起来，她伸手拢了拢，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说快回去吧，外面冷。她点点头，但没动。我只好转身走了，走出去老远回头再看，那个白色的小点还杵在弄堂口，像一朵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花。
在南通的这几天我心神不宁的。父亲的病不算太严重，就是老人家天冷犯了老毛病，在医院住几天就稳定了。我陪着他说话，他问我上海那边怎么样，工地上还顺不顺，又说你一个人在外头要照顾好自己，别总糊弄着过日子。我嗯嗯啊啊地应着，脑子里却总想着上海那个小阁楼，想着她一个人过年吃的是什么，有没有包饺子看春晚。我给她打电话，她那边声音听起来挺高兴的，说在楼下跟小卖部老板娘一起看春晚呢，还吃了饺子。我说那就好，我初三就回去了。她说好。
初三那天我一大早就坐车回了上海。在火车站买了包糖炒栗子，是她爱吃的，又买了一束花，还是月季，红的粉的。这次卖花的没打趣我，我付了钱把花夹在胳膊底下匆匆往地铁站赶。上海那几天冷得很，风从地铁口灌进来跟刀子似的，但我走得很急，身上出了层薄汗。
到弄堂口的时候下午三点多。弄堂里还挂着红灯笼贴着春联，地上有鞭炮放过之后的红纸屑，空气里一股火药味混着隔壁人家炖肉的香味。我快步上楼，楼梯嘎吱嘎吱响得格外欢快。阁楼的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手里举着花和糖炒栗子，喊着，小满，我回来了。
没有人应。
我站在门口。阁楼里干干净净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窗台上那盆多肉还在，窗台上她收集枯花瓣的小罐子也在。但是她的东西不见了，衣柜里那几件我买的衣服没了，柜子顶上她那个装杂物的塑料袋没了，枕头底下那本翻烂的书没了，洗漱台上她的牙刷和杯子也没了。我走过去摸了摸床铺，是凉的，应该走了不止一天了。
桌上压着一张纸条，还是从我的记账本上撕下来的。我放下花和栗子，拿起来看。上面写着：
周哥。对不起，我骗了你。孩子不是你的，我本来想就这么过下去，但我做不到。你对我太好了，我不能害你一辈子。忘了我吧。小满。
纸条底下压着一张银行卡，是我之前转了积蓄给她的那张。旁边还有一沓现金，码得整整齐齐的，她用橡皮筋扎着，我数了数，是我这些日子给她买菜做饭的钱，她一分都没动过。
我拿着那张纸条在空荡荡的阁楼里站着。楼下弹棉花的机器今天没开，安静得出奇，风吹着窗户上她糊的那块塑料板，咔嗒咔嗒响。窗台上那束月季还是从前的枯花瓣，被我放在罐子里，罐子旁边的多肉胖乎乎的，叶片上还挂着水珠，她走之前大概刚浇过水。
我在凳子上坐下来，坐了很久。糖炒栗子从袋子里滚出来，散了一地，花被我搁在桌上，花瓣蔫蔫的，有一朵的花瓣掉了两片，落在桌面上。我拿起那张纸条又看了两遍，然后折好了放进口袋。银行卡和现金也收起来了。
天黑了。弄堂里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在头顶炸开，五彩的光从窗户破洞里漏进来，在我脚边落了一地碎影子。我听见楼下邻居家电视机里传来春晚重播的声音，小品演员哈哈大笑，观众也跟着笑。笑声被风送上来，热热闹闹的，跟我这间阁楼里的安静隔着天壤之别。
我把窗户推开，冷风灌进来，吹得那盆多肉摇了摇。我对着漆黑的弄堂喊了一声小满，声音在墙壁之间撞来撞去，最后消失在夜空里。没有人回答我。远处又炸开一朵烟花，绿的，照得我半张脸明晃晃的。
那天晚上我开了一瓶酒。是之前工地完工甲方送的五粮液，我一直没舍得喝。我坐在窗台上对着瓶口灌，酒液从嘴角淌下来流进脖子里，冰凉的。喝了半瓶多，没醉，脑子里清楚得很，就是手脚有点不听使唤。我翻出手机给她打电话，关机。又打，还是关机。再打，变成了空号。
我把手机扔在床上，后脑勺靠着墙壁，看着天花板那条裂缝。窗外烟花断断续续地炸，红一阵绿一阵，照得那条裂缝忽明忽暗的。我想起她第一天来的时候蹲在垃圾桶旁边的样子，想起她仰起头看我的那双眼，想起她踮着脚帮我擦窗户的时候后颈那颗小痣，想起她端着粥碗坐在对面笑得露出小虎牙。
我说周明远，你他妈真是个笑话。
第二天我酒醒了。去弄堂口小卖部买了瓶水灌下去，头还是疼，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小卖部老板娘看见我，咦了一声，说小周你回来啦，你媳妇呢，前天看她拉着行李箱走了，我还问她去哪呢，她说回老家过年。
我说她老家有点急事，先回了。
老板娘哦了一声，没再多问。我买了一包烟，站在弄堂口抽了一根，烟吸进肺里呛得我咳嗽了半天。三个月没抽了，生疏了。
我去了她说过的那个河南老家的地址。是她刚来的时候随口提的，说什么县什么村，我当时没往心里记，但后来她在纸上写过一次，我扫了一眼记住了。电话打过去是空号，我又打了县里派出所的电话，查无此人。我又去了她之前提过打工的那家饭店，老板说确实有个叫林小满的姑娘干了两个月，早走了，身份证复印件留了一份。我一看，上面的地址确实是那个县的，但照片跟她不太像，照片上的姑娘圆脸大眼，跟我认识的林小满不是一个人。
我问老板，你确定是这个姑娘？
老板说确定啊，她来应聘的时候就是拿的这个身份证，我还看了好几眼呢。
我出了饭店，站在马路边上。三九天的冷风直往骨头里钻，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还是冷。手机攥在手里，翻开通讯录，她的名字还在上面，点进去拨号，还是空号。
接下来两天我去了几个她可能去的地方。第一次遇见她的公交站，她说过想去的那个公园，她每周要去的那个菜市场。都没有。我在公交站的长椅上坐了一下午，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个人都不像她。有个流浪汉过来跟我搭话，说兄弟有烟吗，我分了他一根，自己没抽。他蹲在长椅旁边吞云吐雾，问我等谁呢，我说等个人。他说等谁啊，等这么久都没来，怕是等不到了吧。我没理他。他抽完烟走了，长椅边上留下一截烟屁股。
第三天下午，我回了阁楼。房东打电话来问还续不续租，说这楼要拆迁了，政府通知下来了，年底前都得搬走。我说我知道了，过两天来收拾。
我站在空荡荡的阁楼中间，四周安静得像一座孤岛。我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了，她走的时候把大部分能带走的都带走了，留下的都是些不要的。那个搪瓷杯，她喝水的，杯沿有个小缺口，她说不碍事。窗台上那盆多肉，胖乎乎的，我拿起来看了看，根扎得挺深。她修好的那台收音机，我打开开关，戏曲频道还在响，一个女声咿咿呀呀地唱着，不知道什么段子，调子凄凄切切的。
我把这些一样样装进纸箱。搪瓷杯、多肉、收音机、窗台上那罐枯花瓣、墙上她贴的一张过期的日历，画了个小圈记着我生日的那页。装到最后，收音机底下压着一张纸，我翻出来，是张医院的就诊卡。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普外科下面的一个什么科室，名字栏写着：林小雨。
我拿着那张卡，愣住了。
林小雨。不是林小满。
我把那张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卡是去年九月底办的，也就是我遇见她之前几天。我翻遍了阁楼里所有可能藏东西的地方，床板底下有个塑料袋，扎得紧紧的，我用剪刀剪开，里面是几张纸——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两张火车票，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
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是她，齐耳短发，瘦瘦的脸，后颈那颗小痣看得很清楚。但名字是林小雨，出生日期是2003年，比她说的小了两岁。火车票是从郑州到上海的，去年九月十五号。信是写给一个叫陈医生的人，笔迹是她的，开头写着：“陈医生，我决定来上海找你了。小雨已经没了，但我知道你还在那个医院。我答应过你，等我想明白了就来找你……”
信没写完，写到这儿就断了，后面被撕掉了，只剩半页纸。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小雨已经没了。小雨是谁？她自己不就是林小雨吗？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坐在地板上把这几样东西反复看。楼下弹棉花的机器忽然响了，嗡嗡的震动传上来，震得我手里的纸片微微发抖。窗台上的多肉安安稳稳地晒着下午的太阳，叶片上那些细小的绒毛在光线下泛着层白霜。
我决定去那家医院。
就诊卡上科室写的是血液科。我挂了号，排了半天队，见到陈医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了。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大夫，戴着金丝眼镜，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我把就诊卡递过去，她看了看，又看了看我，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朋友。她失踪了，我想找她。
陈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她抽出里面的材料翻了两页，然后把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是两个姑娘，并肩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穿着一样的病号服。左边那个圆脸大眼，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头发短短的，左边锁骨上有一颗小痣。右边那个瘦瘦的，齐耳短发，后颈有颗痣，正是我认识的林小雨。两个人长得有五六分像，但气质截然不同。
陈医生说这是林小满和林小雨，亲姐妹。一年前，姐姐林小满在我们医院确诊了急性白血病。妹妹林小雨做了骨髓配型，可惜没配上。我们用了其他的治疗方案，但林小满的病情进展太快了，去年六月走的，走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我盯着照片上左边那个圆脸姑娘，那才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那个名字，林小满。而右边那个瘦瘦的姑娘，她告诉我她叫林小满，其实她叫林小雨。
陈医生继续往下说。这俩孩子命苦，父母早年出车祸没了，姐妹俩相依为命。姐姐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供妹妹念书。妹妹后来也退了学，姐妹俩在郑州一起生活。林小满生病之后，林小雨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换了个人，以前挺活泼的一个小姑娘，整天闷在病房里不说话了。
陈医生说林小满走之前托付过我，让我多照顾她妹妹。那孩子打击太大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太正常，有时候叫她自己她会愣住，好像不知道是在叫她。她有时候会把自己当成姐姐，用姐姐的名字，学姐姐说话的语气，连吃饭的口味都变了。我当时就跟她说了，你姐姐不在了，但你还得替她活下去。她听了也没什么反应，就是点头。后来我建议她换个环境散散心，她就来了上海，九月份来我这儿复查过一次，之后说找到了住处，再没联系过我。
我拿着那张照片，手开始抖了。我问陈医生，那她身体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定期复查？
陈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说林小雨给姐姐做骨髓配型的时候做了全套检查，虽然配型没成功，但检查发现她自己的造血功能有些问题，轻微的再生障碍性贫血，不算严重，但需要定期观察。另外那段时间她配合姐姐的治疗做了一系列前期检查和处理，有一些药物对生育功能有影响，以后受孕可能会困难。不过她年轻，调理得当的话也不是完全没希望。
我猛地抬起头，问她那怀孕呢，她有没有提过怀孕的事？
陈医生愣住了。不可能。以她的身体状况，很难自然受孕的。她去年九月来复查的时候各项指标我都有记录，根本不可能怀孕。
我出了医院，天已经黑了。风比白天还大，刮在脸上生疼。我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红灯绿灯交替着亮。手机攥在手里，她的号码还是空号，但我又拨了一遍。依然是机械的女声说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去了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公交站。晚上九点多，站台上没几个人，路灯昏黄的照着。我在长椅上坐下来，就是之前坐过一下午的那张椅子。风大，吹得旁边的垃圾桶盖哗啦哗啦响。我盯着那个垃圾桶看，想起那天她蹲在旁边的样子，浑身湿透，仰着头看我。
有个流浪汉走过来，我认出来了，就是前几天跟我搭话的那个。他又问我要烟，我递了一根。他蹲在旁边点上抽了一口，说兄弟你还在这儿等啊，等到了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你等的那个人对你很重要吧？连着来这么多天。
我说很重要。
他吐了口烟，说你这个人有意思，人家都走了你还在等。我年轻的时候也等过一个人，等了三年，最后她嫁了别人。
我没接话。他抽完烟站起来拍了拍屁股说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句，你这人吧，看着像个死心眼儿，说不定能等到呢。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着。风更大了，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我坐在那儿一直坐到末班车开走，站台上一个人都没了，就剩我自个儿。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孤零零的。
她第一次跟我上去阁楼那天，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踩空了一级，我伸手扶了她一把。她胳膊又凉又瘦，我心想这姑娘得吃多少东西才能补起来。后来我天天给她买肉买蛋，可她怎么吃都不长肉，还是瘦得一把骨头。她包饺子的时候我说你多放点肉，她说肉贵，省着点。我说省什么省，你多吃点比什么都强。她就笑，嘴角弯弯的，包饺子的手上都是面粉，她拿手背蹭了一下鼻子，蹭了一鼻子的白粉。
我记得她那件白色羽绒服，毛领子把脸都遮住了，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亮亮的。她站在弄堂口冲我摆手的样子，像个雪人。我还记得她哼歌的样子，脚尖一晃一晃的，收音机里唱什么她就跟着哼什么，调子也不怎么准，但她自己唱得挺高兴的。她蹲在地上擦地板的时候，后颈那颗痣就露在外面，头发短，遮不住。我有时候看着那颗痣走神，她就突然回头冲我笑，说我老盯着她后脑勺干什么。
后来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对劲的。一个人住久了，冷不丁身边多了个人，而且这个人安安静静的，不烦你，不跟你闹，每天给你热汤热饭，你回来再晚都给你留着一盏灯。你就觉得这间屋子原来空着的地方全被她填满了，连空气都变暖和了。你开始害怕她走，怕她走了之后这屋子又空下来，那种空比之前更让人受不了，因为你尝过有人等的滋味了。
第四天我回了阁楼。房东又打电话催，我说这两天就搬。我开始正式打包，把她留下的那些东西装进编织袋，自己的东西另外装。收拾到床铺的时候，我掀开床垫，发现床板和床垫之间夹着一张纸。叠得方方正正的，我展开一看，是那本《平凡的世界》的扉页，她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笔迹比留给我的那张纸条要潦草，像是写在匆忙之间。
我看了很久。
周哥：
其实我第一天就认出你了。我姐姐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剪报，是十年前浦东一个工地的新闻，说你从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救了个工人。我姐姐一直留着那张报纸，说想看看这个英雄长什么样。后来她病了，去不了了。她走之前跟我说，小雨啊，你替我去看看他吧，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我就来了。我假装丢了钱包丢了手机，假装走投无路。我就是想替姐姐看看你长什么样，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可是后来我忘了自己是谁了。你对我太好了，好到我每天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想，要是周哥对我这么好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好了，不是因为那个雨天路边捡到的一个陌生人。
孩子是我骗你的。我查了身体，不太可能要孩子的，可我想试试被一个人不顾一切地爱着是什么感觉。姐姐到死都没有等到那个不顾一切爱她的人。现在我试过了，很甜，甜得我每天晚上都要掐自己一把，怕是在做梦。可是周明远，我不能骗你一辈子。你是个好人，你值得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我走了。你别找我。但你要是万一真的找到我了，也别怪我。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了。
我姐姐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苦，是尝过了甜之后又回到苦里去。我尝过了，够本了。
PS：你说我后颈这颗痣好看，其实我姐姐也有一颗，在左边锁骨上。我们小时候总比谁的痣更好看，她赢了，因为她的长在前面，照镜子就能看见。我的在后头，要别人才能看见。
信纸上有几滴干了的印子，圆的，边缘有点皱。我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是泪痕。
那天下午我在阁楼里坐了很久。纸箱子和编织袋堆了一地，窗台上那盆多肉被我装进了纸箱里，收音机也装进去了，搪瓷杯搁在最上头。我手里捏着那张扉页，坐在空荡荡的床板上，看着窗外下午的阳光一寸一寸地移过去，从窗户这头移到那头，最后从天边沉下去，阁楼里暗下来。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把手机掏出来，翻到那天她留给我的那张纸条，看着上面写的那句忘了我吧。我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叠好放回口袋。接着我拨了一个号码。
是她老家的电话，空号的那个。我拨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通了。
喂？那边的声音很轻，嗓子是哑的，但我听得出来。
小满。我说。不对。小雨。
电话那头安静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呼吸声变得急促起来，像在忍着什么。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忘了关收音机。我说，你走的时候把那台收音机留下了，我一直在用。今天下午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把开关碰开了，它响了一下，戏曲频道。你原来调的那个台。
她笑了，很轻的一声，带着鼻音。周明远，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傻，我知道。我说。傻人有傻福。你跟我说过这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风声从听筒里灌过来。她在户外，大风吹着话筒嗡嗡响。
你在哪？我来接你。
你不用来了。她说。我住在天桥底下，就你原来找过我的那个天桥。跟那个流浪汉大哥住一块儿，有个棚子，能遮雨。
我握着手机站起来。天全黑了，阁楼里只有窗外路灯透进来的一点光。我说你别动，我二十分钟到。
周明远。她叫了我一声。你还来干什么？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都看见了吧，我骗了你那么多。
那些事回家再说。我说。
你还愿意让我回去吗？
我站在黑暗里，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我脖子凉飕飕的。我说林小雨，你姐姐想看的那位英雄，十年前在脚手架上救人，是因为他听见底下有人喊救命，他什么也没想就往下跳了。他就是觉得底下有人，得拉一把。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你在天桥底下，下着雨呢，我得去接。
她没说话。风声灌满了听筒，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她哭出声来，很轻很轻的，像小动物受伤了的那种呜咽。
我跑出阁楼的时候楼梯嘎吱嘎吱响得像要散架。楼下弹棉花的安徽老头从门缝里探出头，喊着老周你慢点跑。我没回头，冲出弄堂跑到了大马路上。九点多了，街上人不多，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冷得刺骨，但我身上出了一层汗。
跑过两条街到了天桥底下。远远就看见桥洞里面亮着一盏灯，不是路灯，是那种充电的便携小台灯，黄黄的，在黑暗里像颗掉在地上的星星。桥洞的墙根底下搭了个简易棚子，几块木板和塑料布拼的，门口蹲着一个人，瘦瘦小小的，裹着一件旧棉袄，下巴搁在膝盖上。
那个流浪汉坐在旁边，看见我来了，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咧嘴冲我笑了笑，说来了啊兄弟，人给你看着呢，没跑。然后他拎着自己的蛇皮袋子走了，走之前把那盏小台灯留在了原地。
她抬起头来看我，眼睛又红又肿的，脸上还挂着泪，鼻涕蹭了一袖子。她穿着那件旧棉袄，不是我的那件，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又大又破，裹着她小小的身子，看起来可怜得要命。
我在她面前蹲下来。冷风吹着桥洞，呜呜的响，旁边的高架桥上偶尔有车开过去，车灯扫过来又离开。我把外套脱下来裹在她身上，她没躲，仰着脸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了句，周明远你跑得满头汗。
我说怕你跑了，跑快点抓住你。
她又哭又笑的，脸皱成一团。我伸手把她拉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我扶住了她。她靠在我身上，瘦得骨头硌着我的胳膊。我闻到她头发上的味道，不是力士皂了，是很陌生的味道，像劣质洗发水和灰尘混在一起。
我搂着她的肩膀往外走。经过桥洞的墙壁，上面用粉笔画了一朵花，还是歪歪扭扭的月季，花瓣没画全。花蕊里面写了个周字，被雨水洇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清清楚楚的。
我说你画的？
嗯。你生日那天画的，那天你回老家了，我一个人没事干。
我拿手摸了摸那个字，粉笔灰沾在手指上。走吧，先回家。花以后再画。
她低着头跟在我旁边，走得很慢。我把她的胳膊架在自己肩膀上，她几乎是半挂在我身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叠成歪歪扭扭的一大团。走到马路边上等红灯的时候，她忽然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说，周哥，我那些骗你的事，你真的不怪我吗？
我说怪，怎么不怪。你骗我怀了孩子，害我连婴儿床都开始在网上看了，每天下工地第一件事就是翻育儿论坛。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鼻涕泡都冒了一个。那你现在还看吗？
不看了。我转过头看她。以后真有了再看。
她愣住，眼圈又红了。周明远，我身体不好，陈医生跟你说过了吧，我不太可能生孩子的。
那就不生。我说。两个人也挺好。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把脸埋在我肩膀上，闷闷地说，周明远你真是个傻子。
绿灯亮了，我搂着她过了马路。风还是大，吹得她头发乱飞，我用下巴压了压她头顶的毛躁碎发，不让她被风糊了眼。她在我肩膀底下缩成一团，瘦得跟只麻雀似的，可我觉得我肩膀上担着的东西比整个工地上的钢筋水泥都沉。
回了弄堂口，弹棉花的安徽老头还没睡，趴在窗户上看。看见我们回来嘿嘿笑了两声，说老周找回来啦，找回来就好，赶紧上去吧，外面冷。我对老头点了点头，扶着她上楼。楼梯还是嘎吱嘎吱响，她走得慢，我就在前面等着她，一级一级地慢慢上。
推开阁楼门，里面还是一片狼藉，纸箱编织袋东一个西一个的。她从我的外套里伸出脑袋来看了一圈，然后回头看着我，说，你这几天在搬家？
嗯，要拆迁了。我走过去把窗户关上，风终于被挡在了外面。暖气管里咕噜咕噜响，是房东统一供的暖气，虽然不热乎，但至少比外头强。她从床底下翻出那双棉拖鞋穿上，站在屋子中间环顾了一圈，然后走到窗台边，那盆多肉还在，胖乎乎的叶片在台灯的照射下闪着油亮亮的光。
你把它留下了。她伸手摸了摸多肉的叶子。
我装的箱，后来又拿出来了。窗台上有土，想着你回来还要养。
她的手指顿了顿，没说话。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跟她一起看那盆多肉。收音机被我塞进纸箱里了，但还能听见楼下哪家人在放电视，隐约传来戏曲频道的声音，还是那些咿咿呀呀的老调子。外面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一丝来，把窗台上那罐枯花瓣吹得晃了晃。
她伸手把罐子拿下来，盖子揭开，里面还是那些褐色的干花。她拈了一片在指尖捻了捻，然后转身看着我，说，周明远，你还收着这个呢。
我说你收的东西，我没扔。
她把罐子放回原处，然后走过来站到我面前。她比我矮很多，头顶才到我下巴。她仰起头来看我，眼睛里还有泪花的痕迹，但嘴角弯了弯，露出一点虎牙尖。
我伸手把她脑袋上的碎发别到耳后，手指碰到她耳朵，凉的。她抖了一下，没躲，反而往前凑了半步，额头抵在我胸口。
周明远。
嗯。
我以后不跑了。
我的手停在她后脑勺上，手指插进她头发里。她的头发长长了，比刚来的时候长了很多，发梢已经垂到了脖子底下。我说好。
她在我胸口闷了一会儿，然后退开半步，打了个喷嚏。我说快去洗个热水澡，别着凉。她点点头去了卫生间，我听见热水器打火的声音，哗哗的水声响起来。
我站在窗台边，把那罐枯花瓣放回原位。窗玻璃上起了层薄雾，我看不见外面的弄堂了，但能看见雾气上倒映出来的屋子里的光。那盏台灯亮着黄黄的光，卫生间的门缝里透出白色的水汽，多肉在窗台上安安稳稳地晒着人造的光。我伸手在雾气上画了一朵花，歪歪扭扭的，花瓣画少了，像朵营养不良的月季。
水声停了。她换了睡衣出来，是我之前给她买的那套粉色的棉睡衣，袖口短了一截，露出手腕。她用毛巾包着头发，把湿漉漉的发梢拧了拧。我走过去接过毛巾替她擦，她不吭声，乖乖地站在那儿让我擦，低着头，露出后颈那颗小痣。
擦得半干了，我把毛巾搭在椅背上。她坐到床沿上，拍了拍身边的空位。我坐过去，床垫陷了一下，两个人往中间靠了靠。她歪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上湿漉漉的凉气扑在我脖子上。
周哥，明天我们干嘛？
我说明天先把东西收拾了，然后去找房子。我那个工地快完了，结完账咱们搬去昆山，那边便宜，地方大。你不是说想养花吗，昆山那边阳台大，可以养好多。
她嗯了一声，手指绕着我外套上的拉链头玩。
还有什么想干的？我问她。
她想了想，仰起头来看我，头发蹭着我下巴，痒痒的。我想去我姐坟上看看。我一直没敢去，从我姐走了我就没去过。我怕去了扛不住。但我想带你去，让我姐看看你。
我搂着她的手臂紧了紧。我说好。去的时候买一束月季，红的粉的，你姐喜欢什么色儿的？
她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嘴角弯上去，露出两颗小虎牙，眼睛弯成了月牙。她说红的，我姐喜欢红的，她说红的热闹。
那咱们买红的。我说。
她在灯光里看着我，目光从我的眼睛看到眉毛又看到嘴唇，一寸一寸的，像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然后她把脑袋重新搁回我肩膀上，闷闷地说，周明远，你这个人真的，傻透了。
我说我知道。傻人有傻福。
窗外的风还刮着，弄堂里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下去了。暖气片咕噜咕噜地响，收音机在纸箱子里头安静着，窗台上那盆多肉旁边多了个空了的花瓶。明天得去买束新花了，我想。买月季，红的，插在那个花瓶里头。
肩膀上忽然一重，她睡着了。呼吸匀匀的，暖暖的，扑在我脖子侧边上。我歪头看了一眼，她的脸朝下埋着，看不清表情，但睫毛在灯光下投了一小片扇子似的影子。
我没动，就那么坐着。阁楼外面是上海冬末的夜，冷得能冻掉耳朵。但里头暖烘烘的，暖气管咕噜着，她靠着我睡着的那个肩膀也热乎乎的。窗台上那盆多肉安安稳稳的，窗玻璃上我画的那朵歪花还在雾气里隐约着，像个潦草的梦。
后来怎么样了呢。
后来的事挺普通，普通得不值一提。我们在昆山买了套小房子，五十多平，两室一厅。首付是我攒的钱，贷款慢慢还。她在社区幼儿园找了份行政的工作，活不重，她做得很高兴。每天回来跟我讲今天哪个小朋友尿裤子了，哪个小朋友画了一朵像土豆的花。她讲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跟以前在弄堂口蹲着看小孩玩的时候一样。
我的工地在松江，离昆山远，每天通勤得一个多小时。但她坚持让我回来住，说房子买了就得有人气，不能空着。我就每天早出晚归的，她不管多晚都等我吃饭。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她就先吃了，给我留一份在锅里温着。电磁炉换成了煤气灶，厨房比阁楼那个大了三倍不止，她能做更多花样了。有阵子迷上了烘焙，烤箱买回来三个月，烤糊了六个戚风蛋糕，第七个终于成了，她端着那个歪歪扭扭的蛋糕站在客厅里冲我傻乐，头顶上还沾着面粉。
孩子的事我们认真谈过一次。去医院找了陈医生介绍的专家，做了全面的检查。结论跟她之前说的差不多，受孕困难，但不是完全没希望。医生建议先调理一段时间的身体，顺其自然，不要着急。她听完检查结果的时候攥着我的手，指甲又掐进肉里了。我拍了拍她手背说没事，慢慢来。她点了点头，然后抬头冲我笑了一下，说周明远你是不是特别想要个孩子。
我说我以前觉得要，现在觉得你比孩子重要。你要是想要呢咱就慢慢治，你要是不想要呢咱就两个人过。反正日子是人过的，不是被日子过的。
她听了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后来她开始每天喝中药，难喝得每次都要皱着眉头灌下去。我看着心疼，就在旁边备着蜜饯，喝完马上塞一颗进她嘴里。她含着蜜饯冲我瞪眼睛，说你把我都惯胖了。我说胖点好，你以前太瘦了。
那盆多肉从阁楼带过来了，放在新家阳台的正中间。昆山阳光好，它越长越旺，分了好几盆，阳台上摆了一排。她还是喜欢蹲在花盆旁边侍弄那些多肉，拿小喷壶浇水，用镊子夹枯叶子，一弄就是半个钟头。我有时候站在客厅里看她蹲在阳台上的背影，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把她头发染成毛茸茸的金色，她后颈那颗小痣在光里若隐若现的。
楼下弹棉花的机器声换成了水果店的喇叭，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喊香蕉便宜了两块五一斤。比以前吵，但她觉得热闹，说比原来那个死气沉沉的弄堂有烟火气。收音机换了新的，但频道没换，还是戏曲台。她每天吃完饭就开一会儿，靠在沙发上跟着哼，脚尖一晃一晃的。我坐在旁边看手机，偶尔抬头看她，她就冲我龇牙笑一下，继续哼她的。
她的头发后来又留长了，现在快到腰了。我说太长洗头麻烦，她说不剪了，姐姐以前就说她头发好看，留长了像绸子。我摸着她发梢说她姐姐说得对。她就笑，眼睛弯弯的，嘴角的虎牙尖一露一露的。
春天的时候我们去了趟河南，她姐姐的坟在郑州郊外一个公墓里。那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的，风软软的，吹得路边的小白杨哗啦啦响。我们买了一大束红月季，她捧着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人的影子被下午的太阳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
到了墓碑前，她蹲下来把花放在碑座上。墓碑上的照片是个圆脸姑娘，笑得没心没肺的，嘴角翘得老高，左边锁骨上那颗小痣在照片里也能看见。她蹲在那儿看了很久，我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膀上。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跟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聊天。她说姐，我带周明远来看你了。就是他，你报纸上剪的那个，那个救人的。我跟你说，他比报纸上老多了，头上都有白头发了，但是人挺好的，比你想的还好。
她顿了顿，又接着说。姐，我现在过得好着呢。我有家了，真的家了，有阳台能养花，有厨房能做饭，有人等我回家。你以前总说等我嫁人了一定要让你把关，现在我把人带来了，你看看吧，行不行你自己说，反正我觉得行了。
我蹲下来，跟她并肩跪在墓碑前。我说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她姐的照片在阳光底下笑盈盈的，那束红月季被风吹得晃了晃，花瓣鲜红鲜红的，跟照片上那个姑娘的笑容一样亮堂。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牵着我手，走了挺长一段路都没说话。快出公墓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过头看我，眼眶有点红，但嘴角是往上翘的。她说周明远，我刚才跟我姐说了，咱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不管男女，小名叫月季。
我说好。
她攥紧了我的手，步子迈得比以前大了些。我们走出公墓大门，外面的天很蓝，阳光金灿灿的洒了一地。路边的杨树抽了新叶子，嫩绿嫩绿的，风吹过去哗哗响，像下了一场温柔的雨。
我侧头看了看她。她走着走着又开始哼歌了，还是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调子，脚尖一晃一晃的。后颈那颗小痣在她回头冲我笑的时候一闪，又藏进头发里去了。
四十七岁，一个老包工头，一个骗过他的小骗子，一间五十平的房子，一阳台的多肉，一台吱吱呀呀唱戏的收音机。楼下水果店的喇叭喊香蕉便宜了，厨房的排骨汤咕嘟咕嘟冒泡，她蹲在阳台上给花浇水哼着走调的小曲。
我站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她吓了一跳，手里的喷壶歪了一下，水洒在我袖子上。她回头瞪我，说周明远你走路怎么没声。我把下巴搁在她头顶，闻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橙子香型的，闻着像夏天。
我说小雨，晚上吃什么？
她想了一下，说吃饺子吧，韭菜鸡蛋的。然后她转过身来，拍了拍我胸口，眯着眼笑，说周明远你让让，挡着我阳光了。
我往旁边退了一步。阳台上的光又照过来，把她整个人兜在里面，头发丝都亮闪闪的。她蹲下去继续浇花，嘴里哼着收音机里放的那段《牡丹亭》，调子还是走了一半，但哼得挺高兴的。
我靠在阳台门框上看着，阳光晒得后背暖洋洋的。楼下水果店的喇叭停了，忽然安静下来。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那排多肉的叶片轻轻颤了颤，像在点头。
我没说话，就那么站着。日子这东西吧，往前看是渺茫的，往后看是模糊的，只有当下这攥在手里的方寸之间最实在。比如她蹲在阳台上的背影，比如后颈那颗小痣，比如歪歪扭扭的哼唱声，比如锅里咕嘟着的排骨汤。
这些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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