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北京西城区法院。
上午九点开庭，走廊里灯已经亮着，两人分立在审判庭门口两侧，隔着一条过道互相不看对方。左边站着哥哥，深色外套，公文包夹在腋下，他来得早，在走廊那头站了有一阵子了。右边的弟弟，穿着袖口卷起来的衬衫，拿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的边角被他捏出了折痕，袋口露出一角白色的材料。
法警开门让两人先后进入，原告席坐哥哥，被告席坐弟弟，书记员核对了双方的身份材料，审判员就位后敲了一下法槌。
审判员问原告的诉讼请求。
哥哥站起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念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将位于西城区的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
念完以后他又把纸放回桌上，然后补了一句：“房子的钱全部是我出的，”
被告席上的弟弟并没有立即接话，他看着桌面，说房子是自己买的，合同也是自己签的，产权人就是自己，没有所谓的借名买房。
审判员问：首付款是谁付的。
弟弟说：我妈给的。
审判员问：钱付给了谁。
弟弟说打给了我哥，我哥再转给我。
说完之后，法庭静了一会儿，旁听席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妇女，她今天一早就从老家坐火车来北京，袖子卷到肘弯，手背上还留着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茧，她是这兄弟俩的母亲，原告、被告今天在庭上都称她为母亲。
审判员问哥哥：你起诉的依据是什么。
哥哥说2012年买房没有北京户口，没有购房资格，我和弟弟说好了，用他的名字买，钱全部由我出。
审判员问原告，把你们当时约定的过程再讲一遍。
哥哥开始讲，他讲得不算流畅，但每一个节点都记得清楚：那年他在银行系统工作，收入稳定，想在北京安家，北京限购，他卡在户口上。他弟弟是公务员，有北京户口，早几年就在城里落了脚，兄弟俩从小不在一处长大，一个跟着父亲这边，一个跟着母亲那边，关系不近也不坏。买房的事，是他在电话里跟弟弟商量的，弟弟答应了。
被告席上的弟弟听完这段话后，摇头说：商量？没有的事，我妈出钱给我买房，天经地义，怎么到你嘴里成借名了。
审判员问被告：你说房子是你买的，那购房款从哪里来。
弟弟说：我妈给的。
审判员问：你妈为什么给你买房。
弟弟说：老人心疼儿子。
旁听席上，母亲的手在膝盖上紧了紧又松开。
兄弟两人的户籍登记出生日期是同一天，都是1983年10月16日，同一产房里出来的两个孩子，在此刻坐法庭的两边，中间有一段空地把原告席和被告席隔开。
这段官司要从2012年12月开始说起。
2010年4月，国务院出台国十条后，北京跟着收紧限购。2011年2月，“京十五条”落地，非京籍家庭在北京买房，需提供连续5年的纳税证明或者社保缴纳证明，限购一套。户口在城市里第一次变得如此贵重，当时，在房产中介口中，一张北京户口就叫“购房资格”，没有它就过不了网签这一关。
唐向东那个时候还没有北京户口，他的学历是湘潭大学本科、湘潭大学硕士、南开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这一串学历，他读了十五年。湘潭六年为本硕连读，天津四年是博士阶段，北大做博士后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出站那一年，根据北京市人才引进的政策落了户，时间为2013年8月，但是2012年的冬天户口还没下，购房资格还处在待定状态。
2012年北京的限购政策，并不单他一个人，那两年满城都是为了购房资格发愁的人，有人排着队办社保补缴，有人找中介做假纳税记录，也有人走这条路，借亲戚朋友的户口买房。借名买房在房产中介之间不是秘密，风险也明显存在：房子挂到别人名下，如果哪一天人家不认账，钱和房子就都悬了。唐向东并没有完全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与弟弟为亲兄弟、母亲也尚在世。
他在西城区选中一套房，总价285万，首付112万，地段好、离单位近，他一共去了三次，第三次出来时，中介问：“您有资格网签吗？”
他说：我弟有。
中介说：您弟同意吗？
唐向东在中介面前用手机给弟弟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说了什么，中介只听见一句：对，就写我的名字。
多年后，中介在法庭上又重复了这个细节，他说当时哥哥挂完电话对他说：我哥俩的事，合同上就写我弟弟的名。
2012年12月，唐向西以个人名义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首付款112万，母亲先转给唐向东，再由唐向东转给唐向西，最后唐向西付给卖方，中介费、契税、差额税款都是刷的唐向东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和刷卡小票都保留了下来，没有丢掉一张。
房子交付后，唐向东搬进去住，门锁是他换的，家具是他添的，物业费、电费、燃气费缴费票据一张一张收着，按年份叠放在书桌抽屉里，厚厚一沓。每逢过节，他在那套房子里招待从湖南老家来的亲戚，厨房里炒过腊肉，阳台上晾过衣服，邻居只知道这户人家里住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话不多，上下班准时，不知道他和房本上的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从2013年到2017年的每月月供，他按月转给弟弟的账户，再由弟弟用该账户还贷款，四年多银行转账明细没有一笔遗漏，只有2014-2015年期间弟弟自己垫付了4.8万，其他的都是唐向东的钱，月供不是小数目，他算过账，四年下来光这一项就是几十万。
这笔账在唐向东手机里也有记录，也在心里，他虽然不记账本，但是每个月的还款日他都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要清楚。有次出差到外地，到了还贷期，通过手机银行无法转款，就给弟弟打了个电话，请他先帮忙垫付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补上去了。为了这事，后来他在法庭上说过一句“你是不是也让我垫过钱”。唐向东没有回答这句话，只是让律师把转账记录交上去，四年里一共六十几笔，每一笔都在。
2013年8月唐向东的北京户口办下来了。
给弟弟打电话说：我户口下来了，房子过户的事什么时候办？
弟弟说：急什么。
2014年他又提出一次，弟弟又说：再说吧。
2015年秋天，北京房价已经涨得离谱，那套285万元购买的房子，市场价格已经翻了一倍以上。兄弟关系尚可时，弟弟偶尔前来暂住、留宿；矛盾激化之后，弟弟不再上门。十月间，唐向西搬出房子了，搬前他挂失了房产证，并补办了一个新的房产证，自己带着，搬走以后，他又把户口和孩子的户口迁到这套房子上。
从那时起这套房子就变成了一种拧巴的状态，房本上写的是弟弟的名字，户口本上迁进来的是弟弟一家人的名字，住在里面的是哥哥，产权、户口、居住这三者分属不同的人。
唐向东在起诉状里写到，唐向西办理挂失补办不动产权证书，把本人及子女的户籍迁入该房屋，不配合办理产权解押、过户手续。
起诉状在2017年4月就递交到法院了，唐向东在此之前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兄弟俩在母亲家见了一次面，是冬天的时候，母亲做几个菜摆在桌子上，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哥哥又提起房子过户的事，弟弟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房子的事不要再提了。
唐向东此后再没打电话了，他找了律师，写诉状、交诉讼费。
两个人在法庭上为了这笔账吵了整整一上午。
原告席上哥哥说道：首付是母亲出的，月供是自己偿还的，税是自己缴纳的，房客是自己住的，我弟弟只挂了一个名字。
被告席上的弟弟说：房本是自己的，我的名字，凭什么过户给你。
审判员问母亲：您当年那112万给谁的。
母亲站起来：房子是给大儿子买的，钱是我出的，说好用小儿子的名字借，他们兄弟二人的事情我知道。
中介作证：买房时哥哥全程在场，钱是哥哥出的，房也是哥哥看的，哥哥当时说合同上写我弟弟的名字，说那是我哥俩的事。
2017年12月，西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写得很细：首付款112万元由两人母亲转到唐向东账户上，再由唐向东转到唐向西用于买房，中介费、契税、差额税款等费用全部由唐向东刷卡支付；2013年至2017年绝大多数房屋月供均由唐向东定期转账至唐向西还贷专用账户；房屋交付之后，唐向东一直在该处居住，且所有的物业费、电费、燃气费等缴费票据的原件一直被其保管。
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是事实上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判令唐向西于配合完成房屋过户手续。
判决书中还有一段，是法官对于双方证据取舍的说明：唐向西认为房屋是自己出资购买的，但没有对首付款来源、贷款偿还、实际居住等情况做出合理解释；唐向东提供的资金流水、票据原件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段话唐向东后来背得出来，他看了很多遍，在他看来，法院已经将每一笔转账查清楚了，这笔账总算是摆在台面上了。
一审判决送达后，唐向西不服，在北京市二中院上诉，上诉状递交的时间为2017年12月中旬。
宣判那天，唐向西坐在被告席上，接过判决书，翻到最后一页，合上，没有说话。
他走出法院大门，在台阶上站定，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楼不高，灰白色的墙，门口的国徽被中午太阳照着，发出一片光。
他看了几秒钟，转身走了。
兄弟俩谁都没有想到，这场官司会把两个人人生里最旧的一页纸被翻出来，唐向东想的是房子，唐向西也想房子，两个人各自抓住自己那一份道理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上诉状提交后，二审排期还没有确定下来，唐向西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写了几页纸，那几页纸没有寄给法院，而是寄给了别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的2017年12月29日，一封从北京寄出的信，收件人是4个字：湘潭大学。
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三页纸，信的开头写有这样一句话：
实名举报，唐向东冒用本人高考录取身份，于2001年冒名到湘潭大学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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