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里的白灯亮得晃眼。
我躺在那张窄床上，手腕被绑带固定住，心口贴着一台仪器的吸盘，嘀嘀的声响，像木工房那把老锤子，一下一下敲在骨头缝里。
护士正在调试药剂，小瓶子里透明的液体在灯光下泛起冷光。
我闭上眼，等那管液体流进血管。
这辈子就到这儿了。
可就在针尖即将扎进皮肤的当口，门“哐”地被撞开了。
一个瘦削的女人冲进来，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额头上全是汗。
“等一下！您不能签！”她将那封信贴到我眼前。
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让我的瞳孔猛地缩紧了。
是文惠的字。
四年前她就走了。
但这字迹，一笔一划，清清楚楚，是她亲手写下的。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01
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在公交站台坐了很久。
手里的化验单被攥得皱巴巴的，纸边被汗洇得发软。
薛光济说的话还在耳朵里打转。
他说老袁这个结果你心里有个数，该吃吃该喝喝，别多想。
他说完就匆匆走了，背影缩着肩膀，拐进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关得很快。
像怕我追上去再问什么。
胰腺癌晚期。这几个字拆开我都认得，合在一起就像一堵墙。墙的那头是黑的，墙的这头是我。我一个人站在墙这边，谁也没有。
公交车晃了四站，我下了车，站在路边愣了一会儿。
老街上落叶被风裹着跑，打着旋儿跌进水沟里。
我忽然想起当年做学徒那会儿，师父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那时候我不服气，觉得这话太丧气。
现在想想，师父就是师父。
他年轻时就没了老婆，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到老也没跟谁说过苦。
推开家门的时候，袁真熙正端着碗从厨房出来。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说爸你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
我说加了个小活。
把化验单卷起来塞进外套内兜，没敢让她看见。
她也没追问，把碗放到桌上，说快吃饭，做了你爱吃的肚丝汤。
我坐到桌边闷头喝了两口。
味道跟文惠做的不一样。
文惠不会做饭，但她一直在学。
头一回做肚丝汤，汤是灰色的，我硬着头皮喝完了。
她站在旁边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好喝。
她自己尝了一口，脸皱成一团，把汤端走了。
后来她学了很多年，手艺也没好多少。
但她走了以后，我喝什么都少了一味。
爸你今天不太对劲。袁真熙放下筷子抬头看我。
哪有。我夹了筷子菜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就是累了。
她看了我几眼，没再说什么。我低头扒饭，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我脸上来回扫。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开着电视机，什么也没看进去。
文惠的照片挂在电视柜上方的墙上，四十三岁那年拍的，在厂门口，穿一件藏蓝色短袖，笑得腼腆。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手机忽然响了。
屏幕上跳动着贾国华的名字。
我跟这位小舅子平日里来往不多，也就逢年过节问候一句。
大晚上的打什么电话？
姐夫，吃了没？我听说你今天去医院了。电话那头的声音热络得不大正常。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知道？
嗯，做了个体检。我稳了稳嗓门，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好。他笑了两声，那什么，我明天下午过去看看你，给你带点好茶叶。
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坐在椅子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谁告诉他我去了医院？
我侧过头，又看了看文惠的照片。她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平静，像是在看我。我盯着那双眼睛，什么也看不出来。
夜里没睡着。
翻来覆去折腾到后半夜，我摸黑起来，从床头柜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
盒子角上绣了朵梅花，是文惠的妹妹罗秀丽当年绣了送她的。
她用这块铁皮装她的“宝贝”，几张小照片，一根旧发卡，还有一本掉了皮的存折。
我翻开存折，一页一页往后翻。
那几年，文惠的病，每一笔都是从这里取出去的。
老宅卖了九十八万，第二年三月底，存折上就见底了。
那栋房子是我结婚后攒了五年才盖起来的，三间正房带一个院子，院子角上种了一棵石榴树，是文惠怀真熙那年种下的。
我不后悔卖房子给文惠治病。
但有时候半夜醒来，想起那棵石榴树，胸口还是会被什么东西扯一下。
存折最后剩了几千块钱。我把存折合上，放回盒子，又把盒子塞回柜子最底下。
窗外月光从帘缝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细长的白印。我躺在床上，盯着那道白印一点一点移动，一直到天亮。
02
第二天下午，贾国华来了。
他穿着一件藏蓝夹克，手里提着两盒茶叶，脸上带着那种生意人见了谁都先给三分笑的表情。
我让他进屋，他扫了一圈客厅，目光在那张老饭桌上停了一下，说姐夫你这家里收拾得还挺利索。
利索什么，都是灰。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接过来却没喝。他坐到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把茶叶搁到桌上，搓了搓手，说姐夫我也不绕弯子了，你那个病的情况，我知道了。
我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什么病？
他凑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胰腺癌晚期，对吧？我有个战友在市医院化验科，昨天他看见你名字了，顺便跟我说了一声。
我没有说话。他顿了顿，又叹了口气，继续说：“我姐走得早，现在你又是这个样子。我这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确实带着几分沉痛。
我从小就认识贾国华，他十七岁出来闯社会，修过车，包过小工程，嘴皮子利索，能说会道。
他说他姐走得早，当年文惠病的那些日子，他还跟着跑前跑后。
这是事实，我不否认。
但这个电话来得也太巧了。巧得让我心里发慌。
贾国华喝了一口水，忽然压低声音说：“姐夫，我替你打听了个地方。瑞士有家临终关怀机构，手续全，服务好，能让人体体面面地走。”
我的手指攥紧了水杯。他接着说：“不遭罪。到那边，打一针，睡过去，人就走了。总比在这里躺着，一天一天熬着强。”
他说得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瑞士安乐死，我在电视新闻里看过几回。有的人去，是因为太疼了，有的人去，是因为不想拖累家里人。
我沉默了很久，问他，那得多少钱？
他摆摆手，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帮你算了，你卖房的钱，刨掉杂七杂八的，应该够了。
说着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截图，上面是一个全英文的网页，顶部一行蓝底白字，我认不太全，但“Eternity”这个词我认得，是永恒的意思。
我盯着那张截图，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文惠要是在，她会让我去吗？
我没有直接答应他。
我说我再想想。
他也没有催，说你有啥想法随时给我打电话，这事情不能拖，病这东西，你不怕它，它也不怕你，你越怕它，它越往上赶。
他走后，我坐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
袁真熙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用扫帚把烟头往一处归拢。
她站在门口，好半天没动。
我抬头看她，她的脸绷得紧紧的。
爸，舅舅来干什么？
来看我。我把扫帚靠到墙上。
她盯着我，盯了几秒钟，忽然说，是不是你体检的事？
我心里奇怪她怎么知道的，还没来得及问，她已经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份打印的报告。
上面写着一行字：血清CA19-9指标偏高，建议进一步影像学检查。
这是我上周做体检的那家医院开的，我明明没有拿这份报告回家。
哪来的？我问她。
袁真熙咬了咬嘴唇，说：“我去医院拿的。你的化验单，我在你外套口袋里翻到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那句话说完，眼圈就红了。
她说爸你不是一个人，你把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最近吃不下饭？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哑了。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份报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灯也没开。
文惠的照片在电视柜的灯光里显得模模糊糊的。
我像是坐在一个很深的洞里。
头顶是她的照片，脚底是我自己的影子。
我拿起手机，翻到贾国华的号码，盯了很久。又放下了。我又拿起。放下。
最后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国华，你说的那个机构，帮我问问流程吧。
发出去的那一刻，我像是把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身体里摘掉了。
03
卖房的手续办得比我想象中快很多。三个工作日后，中介打电话通知我去签字。
我在办公室坐了半天。
合同就摊在眼前，密密麻麻的字，我一项一项往下看。
说实话我看不太懂，但上面有一条我认得：乙方应于签署本合同后三十日内将房产腾空交付甲方。
这一条下面，是一个空格，旁边写着“产权登记转让”。
我拿起笔，笔尖悬在签名栏上面。
恍惚间，我好像看见文惠站在门口。她还穿着那件藏蓝色的短袖，歪着头，问我：“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
笔尖落下去，在纸上划出一道短促的墨痕。
从房产交易中心出来的时候，贾国华就在门口等着。
他搓着手上前来问办妥了没，我说办了。
他笑着说那就好，又递过来一个文件袋，说这里面是瑞士那边给你准备的资料，你回去慢慢看。
我接过来，觉得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是一叠全英文的表格。
纸上的字我都认不全，能勉强看明白的是几行数字，那是机构的费用清单：评估费、服务费、行政费、手术费、火化费。
我算了算，加在一起将近三十五万。
加上机票、住宿、生活开销，一轮下来，五十万打不住。
我盯着那些数字，心里默默算了另一笔账。
房款去掉这些，能剩下多少？
剩下的钱，给真熙留着，够她攒个首付。
她今年三十四了，去年交了个男朋友，人看着本分，在一家汽修厂上班。
他们要是结婚，总得有个地方落脚。
这些我没跟贾国华提。
他问过一次卖房款到账没有，我说到账了。
他说那好，回头他帮我办离境手续，钱先放“机构指定的信托账户”托管，我点了点头，没多想。
过了两天，袁真熙又来了。她提着一袋水果，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正往编织袋里装旧衣服。她看了很久，才说爸你真要走了？
我嗯了一声。
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哭。她只是站在那里，手指攥着塑料提手，指甲掐进塑料带里。好半天，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
我接过来，掂了掂，有点分量。她说这是她妈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让我路上带着看。
我没有打开。
我把它放进了旅行箱最里层。
四天后我们出发。
袁真熙到机场送我。
她站在安检口外面，远远地看着我，没有走过来。
我朝她摆了摆手，她像是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我转过身去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了。
没有回头。
我想回头。
但我没有。
我知道我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飞机上，贾国华坐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瑞士的天气、时差、饮食。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飞机的引擎声响得让人心烦，我翻了翻口袋，摸到袁真熙给我的那个牛皮纸袋。
拆开一条缝，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本子角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卡通贴纸，是文惠喜欢的那个样式。
我翻开第一页。看到那熟悉的字体，我的手抖了一下。
她写的是：囡囡三岁了。会背三首古诗了。建辉说让我别惯着她，可她就喜欢粘着我。
我又翻了一页：建辉今天接活的时候扭了腰，让他去医院，他不去。晚上给他揉了很久。他说明天就好了。他是怕花钱。
一页一页往后翻。
她记录的都是日常小事。
那些年我忙工作，很多事在她走了以后我已经记不清了。
她写的话，像是把那些被灰土盖住的记忆一样一样抹干净，露出底下的青砖白墙来。
翻到最后一页，纸上只有一行字。她的字迹比前面潦草了很多，像是写得费劲：希望他们父女俩好好的，平平淡淡的，健健康康的就好。
我合上本子，把它贴到胸口，抱了很久。窗外云层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边。
04
伯尔尼比我想象中安静得多。
机场不大，出了航站楼，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门口。
接机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色西装，胸前别着一块名牌，上面印着一行英文。
贾国华走上前去跟他握了握手，回头冲我招了招手。
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那男人朝我微微鞠了一躬，用带口音的中文说：“袁先生，欢迎您。我是机构安排的接机专员，叫我戴维就可以。”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车开出去，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往后掠去。
街道很干净，房子不高，颜色素净，路边的树叶子黄了一半，被风摇落在地上。
这是一个清爽的地方。
让人觉得有点冷清。
到了地方才发现，这并不是医院。
我们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面，房子外墙刷着淡米色的漆，门口挂着一块长方形的木牌，牌子上写着一行烫金的英文。
我认出“Eternity”这个词，跟贾国华手机上那张截图一模一样。
戴维领着我们进去，一楼大厅宽敞，铺着浅色的木地板，靠墙摆了一圈沙发。
前台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深棕色的头发拢在脑后，穿着白衬衫。
她抬起头来，目光在我们脸上掠了一下。
我愣了一下。她长得，有点像一个人。说不清是哪里像，可能是眉眼间那股劲儿。她似乎也顿了一下，但马上低下头，继续看桌上的文件。
罗女士，这是袁先生。戴维走过去跟她打了个招呼，“麻烦您先带袁先生去房间休息。”
她站起来，朝我点了点头，声音很轻：“您好，我叫罗秀丽，这边的护工。您跟我来。”
罗秀丽。我一下子顿住了脚步。那不是文惠她妹妹的名字吗？我跟她只在文惠的葬礼上见过一面。仔细打量她，确实是同一个人。
好些年没见了，她瘦了。
文惠活着的时候常说，她这个妹妹命不好，年轻时跟人跑过一段，后来离了婚，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很少回来。
我没想到她竟然在瑞士。
她领着我上了二楼。
楼道铺着深色的地毯，踩上去没什么声音。
她在一扇门前停下来，拧开门把手，侧身让开。
你先休息一下吧，等会儿我送晚饭上来。
我走进去，放下行李箱，在床沿坐了一会儿。窗外看出去是一排低矮的红瓦屋顶，远处有座教堂的尖顶，不知道哪个方向的钟声闷闷地响了两下。
我忽然觉得有点恍惚。昨天我还在家里的院子里抽烟，今天就已经在异国的房间里了。这一切像做梦一样，但梦没有这么清醒。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薄的介绍册子，封面印着机构的名称。
我翻开，里面是几行英文介绍，图文并茂。
最后几页夹着一张日程表：评估检查、资料确认、医生面谈、手术安排。
每一栏后面都印着一个又一个日期格，像是某种倒计时。
晚饭是一盘意面配蔬菜汤。
我没什么胃口，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
贾国华倒是吃得挺香，一边吃一边说他已经帮我约了明天上午的全面检查，让我好好休息，养足精神。
他走了以后，我关上门，坐了半晌。忽然听到门外走廊里有人走过去。脚步声很轻，到了我门口停了一下，又走远了。
我盯着门板看了好久，心里总觉得今天那个护工罗秀丽看我的眼神，有点说不上来的怪。
像是认识我，又像是不知道该不该说。
门外的走廊恢复了安静。
我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看。
灯光白茫茫的，像病房的灯，又像手术室的灯。
第二天验血，做各项检查，然后到了第48小时，确认没有其他问题，手术安排了。
贾国华说这些进程都要尽快，因为那边说报告显示癌细胞蔓延的速度比预想的快。
我一听，心里闷得慌，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晚上，我坐在床沿，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想找点水喝。
抽屉里空空的，只有一叠信纸和一支笔。
我拿起笔来，在纸上想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写什么。
写遗书？
文惠走的时候没有留下遗书，她只剩下那本笔记本。
我盯着那张信纸看了很久，最后只写下一行字：真熙，爸爸希望你以后好好的，找个好人，过一辈子。
写完就放下笔，再也没有多写一个字。
05
第五天下午，贾国华拿了一叠文件进来找我。他说这是手术前的确认文件，要我签字。
我坐在窗边，顺着斜阳看着他翻开一页一页的英文文件，然后翻到最后一页，凡是要签字的地方都夹了一枚回形针作为标记。
他说你在这里签，这里也签，这里还有。
我没细看就拿起笔准备签。
就在这时，门被人推开了。
罗秀丽端着一杯水站在门口，她顿了顿，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笔上，又落在桌面的文件上，然后说了一句：“袁先生，您喝点水再看文件吧，不着急。”
她说得很平常，但声音里像有什么东西绷着。我没太在意，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放下。她又站了几秒，转身走了。
我继续签，签完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我抬头望了一眼门口。门虚掩着，什么人也看不见。
那天夜里，我忽然醒了，被一阵口渴惊醒。
起来倒水，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走廊尽头传来压低的说话声。
我没有过去偷听的打算，但那声音里提到了“姐夫”两个字，我顿住了脚。
是贾国华的声音。他说：“你别管那么多，这事已经定了。”
另一个声音，是罗秀丽的。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却急：“他是我姐夫。他是我姐的丈夫。你不能这样。”
贾国华的声音冷下来：“是你的姐夫，也是我姐夫。姐走了多少年了？这个家谁在管？你管过吗？”
“我……”
“行了。别说了。你老老实实做好你护工的本分就行，别让我难做。”脚步声往我这边走来。
我赶紧退回房间，轻轻把门合上。
靠在门板上，我听见贾国华的脚步声从门外经过。
然后在走廊那头，传来一声关门声。
我站在门口，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他们刚才那几句话。他是我姐夫。你不能这样。是什么事，罗秀丽说我不能这样？
我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第六天下午。罗秀丽给我送晚饭进来。她把盘子放到桌上，我抬头看她，说：“秀丽，我想问你个事。”
她端盘子的手顿了一下，没有接话。
“你姐当年走的时候，你回来过一趟，记得吧？”我问她。她轻轻点了一下头。我说：“那时候你姐用的那个进口药，是你帮她买的？”
她的肩膀微微一颤，声音有点紧：“姐，你怎么忽然问这个？”
我说：“没啥，就是忽然想起来了。你姐那时候说那药挺好的，就是贵。你帮她买过几回？”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站在那里，目光像落在窗台上，又像什么也没看。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姐姐的药，是国华哥联系的渠道。”
“他没有跟我说过这话。”
“他那人，你也知道。”她轻轻摇了摇头，“他做事情，从来都是只跟该知道的人说。”
我沉默了。她停顿了几秒，说：“袁大哥，手术是大事。你要是有哪里觉得不对劲，就跟我说。”
说完她推开门走了。门合上的声音没有很重，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像是一块石头落进了水面。
我坐在床沿，越想越觉得奇怪。
贾国华什么时候跟罗秀丽关系这么近了？
他们俩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怎么像是经常联系的样子？
文惠走了这么多年，她妹妹为什么在瑞士，而且偏偏就在这家机构？
我翻出手机，想给袁真熙发条消息，想了半天，只写了一句：“囡囡，爸一切都好。”然后按了发送。
手机屏幕上显示“已发送”。几分钟后收到一条回复：“爸，注意安全。小姨说让你多喝水。”小姨？她什么时候跟罗秀丽联系上的？
我盯着“小姨”两个字看了很久，心里像是有一根线被拉了一下。
06
手术定在第九天上午。
前一天晚上，贾国华又来了一趟，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他说这是信托账户的受益人确认书，需要我签字，这样我走之后，剩余的款项会自动转到受益人账上。
我看着文件，没有伸手接。
他笑了笑，把文件放在桌上：姐夫，你放心，这上面都是正规条款，你签完字，就不用操心钱的事了。
你走了以后，剩下的钱会给真熙。
我把文件拿过来，翻开看了几页，没有看太懂。只看到“受让人”那一栏后面，写着一个英文名字，四个字母，开头是J。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就是信托机构的简称，Standardtrust，管理方。我签了字。
他走后，我坐在床边，越想越不踏实。
那份文件上的英文名字为什么只有四个字母？
信托机构的名称怎么会这么短？
我把那份文件的拍照发给了袁真熙。
很快她回了一条：爸，你等我，我明天到。
看到这条消息，我心里更加不安。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
断断续续做了几个梦，梦里有文惠，她坐在家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穿着那件藏蓝色的短袖，低头在缝什么东西。
我走过去想叫她，她却抬起头来，朝我摇了摇头。
她的嘴动了动，像是说了什么，但我听不清。
梦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躺在黑暗里，心口闷闷地跳。
第二天早上九点，护士来推我去手术室。
我躺在床上，从走廊天花板的灯一盏一盏地滑过去。
手术室的门推开，里面白花花的灯光亮得刺眼。
我被人抬到一张窄窄的手术床上，手腕被绑带固定住。
那个下午的年轻护士正在调试药剂。
手术室里很安静。
只有仪器的嘀嘀声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水管声。
贾国华站在手术室门口，朝我笑了笑，说姐夫你别怕，一下就过去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的笑有些陌生。
护士拿着针管走过来。针尖在灯光下闪了一下。我闭上眼睛。过了几秒钟，我听到金属盘叮的一声响。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门被撞开了。
等一下！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手术室里炸开。
我睁开眼。看见罗秀丽站在门口，头发有些凌乱，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大口喘着气，声音发颤：“袁大哥，等一下！您不能签这个字。”
护士拿着针管僵在原地。贾国华站在门边，脸色变了一下：“罗秀丽，你在干什么？”
罗秀丽没有理他。
她快步走到手术床边，把那封信递到我眼前。
我看到信封上的字迹，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僵住了。
那是文惠的字。
她一笔一划写下的，我会认得那字迹，我这辈子都不会认错。
信封上写的是：给我家建辉。
我伸出手，指头抖得不像话，费了好大劲才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
信纸已经有些发黄，折痕深得像要断裂。
我打开，里面是文惠的字迹，歪歪扭扭，不像她以前的字。
她写：建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有些话，我活着的时候没敢跟你说。
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
你身体一向好好的。
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你生了什么大病，你不要信。
我走之前，那段日子吃的药，换过。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我该吃的药。
秀丽知道这件事。
国华也知道。
建辉，千万莫要信他们的话。
信不长。我反反复复看了三遍，手一直抖个不停。贾国华走过来，想从我手里把信拿走。我一把攥紧，抬起头看他。
他的表情变了。
不是那种生意人陪着笑的样了，脸上绷紧了，眼尾的线条像是刀刻的。
他说姐夫你别听她瞎说，我姐当时病糊涂了，写的什么东西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声音却卡在喉咙口出不来。
护士站在一边，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切。
手术室的门敞开着，走廊里有人探头朝里面看。
罗秀丽站在手术床的另一边，手攥着床沿的护栏，指节发白，但她没有后退。
我慢慢坐起来，把那张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我把信封贴着胸口揣进病号服里。然后我看着贾国华，说了一句话：“这手术，我不做了。”
贾国华的脸一下子白了。
07
我不是医生，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化验单。
但文惠那封信，我看懂了一件事：她说我身体好好的，不会有那病的。
如果是别人写的，我不会信。
但这是她写的。
她的笔迹我认得。
她不会骗我。
贾国华还想说什么，我已经解开了手腕上的绑带，从手术床上坐了起来。
罗秀丽伸手扶了我一把，我站到了地上。
双脚踩在冰冷的地砖上，我整个人还是有点发晕，但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说国华你回去吧，这手术我不做了。
贾国华的口气变了，带着一丝硬：“姐夫，你别听人胡说。你这是要放弃治疗，你会后悔的。”
我看着他。他的眼神在闪躲。我没有再跟他多说一句话，我转身跟罗秀丽说：“秀丽，麻烦你帮我把手机拿过来，我要打个电话。”
贾国华还想跟上来说什么，罗秀丽挡住他：“贾国华，够了。”
他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他张了张嘴，终究没有再说出什么话，转身快步离开了手术室。
我换了衣服，回到房间。罗秀丽跟在后面，在走廊里她问我：“袁大哥，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让人帮我查一下那份报告。她沉默了一下，说：“不用查了。那份报告，是假的。”
我转过身看她。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也没有走。她说：“袁大哥，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听我慢慢说完。”
我说你进来说。
她走进来，把门带上了。
她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绞着手指。
过了好半天，她说：“我妈死得早，家里剩下我和姐，还有国华哥。姐大我五岁，国华哥大我两岁。小时候，都是她照顾我们。”
她顿了一下：“姐当年确实生病了，但不是绝症。她得的是哮喘，医生说好好治，能控制住。可是国华哥那几年在外头欠了赌债，被追得紧。姐心疼他，说先帮他把钱还了，她自己的病慢慢治。可后来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她需要长期用进口药。姐第一次动用存款去拿药的时候，国华哥提出来说他有渠道，能买到更便宜的药。”
她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开始发涩：“拿回来以后，药盒上的批号确实跟正规的一样。姐用了半年，整个人越来越差。后来有一个药瓶上的标签没贴牢，我撕下来重新贴，发现底下还有一层标签，批号不对，日期也不对。”
“那药是假的？”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是假的。我拿着那瓶药去找国华哥，他说他被人坑了，他不知道那是假药。姐病成那样，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我怕姐知道了更难过。我就偷偷换回了正规药，但已经晚了。姐的器官已经拖坏了。她走之前，把那封信交给我，说，等建辉要是有一天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把这个给他。”
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出来：“我在这个机构做护工做了七年。我没想到国华哥会把你引到这里来。直到在机场接你的那天，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你的照片，姐的手机里都是你的照片。”
我坐在床沿，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里嗡嗡响，像有一窝蜜蜂在我头骨里翻腾。我张了张嘴，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那我那份体检报告呢？”
她垂下了眼睛：“那份报告，是国华哥让人做的。他觉得，只要让你以为自己得了绝症，你就会放弃一切，把房子卖掉，把钱都交给他。”
我坐在那里，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格子窗的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