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二十七分，县城的气温滚烫到柏油路面发软。
我推开家门，鞋柜边歪着一双陌生的浅灰色凉鞋，细带子，鞋跟沾着泥。
旁边是我去年给薛志明织的那双绒拖鞋，鞋口的并蒂莲针脚工整，并蒂莲，并蒂莲。
我弯腰把拖鞋摆正，转身带上门，去菜市场买了一条草鱼。
卖鱼的大姐说，今天星期四，你家老薛不是每礼拜四要吃鱼嘛。
我说是啊，他吃鱼。
拎着鱼往回走的时候，我在楼下长椅上坐了很久，久到鱼袋子里的水把裙子洇湿了一片，也没挪地方。
01
那晚我做了三道菜：红烧鱼块、清炒苦瓜、紫菜蛋汤。
都是薛志明爱吃的。
他回来得比往常晚三个多小时，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才打开门，进门时带进来一股酒气，还有一股陌生的香味。
他换鞋，看见那双绒拖鞋，愣了一下，然后跨过去，穿了凉拖。
我把菜从锅里端出来，还是热的。
他坐下来，筷子夹起一块鱼，又放下。
我问他，今天的鱼咸不咸？
他说不咸。
然后我们各自吃饭，筷子碰碗沿的声音，一下一下的，都听得清清楚楚。
吃完饭他去书房，我洗碗，水龙头开得很大。
洗完碗我把灶台擦了三遍，又把抹布摊开晾好。
他睡书房，我睡卧室，中间隔着一道墙。
半夜我醒了一回，听见书房的灯还亮着，有什么东西在抽屉里翻来翻去，细细碎碎的，像老鼠啃纸。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饭。
薛志明已经出门了。
桌上留了张条子，说学校有事。
条子压在烟灰缸底下，字迹是他一贯的潦草。
我看了半天，把条子叠好，放进围裙口袋里。
中午，我去对门看婆婆。
吴玉棠坐在阳台上择菜，看见我，眼皮抬了一下，说志明这两天没回来吃饭啊。
我说学校忙。
她哼了一声，说忙什么忙，我看是心野了。
我没接话，蹲下来帮她择韭菜。
韭菜根上的泥沾在手上，凉丝丝的。
她忽然说，玉婷啊，你多久没买新衣裳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说，在家干活，穿不了新的。
她没再说话，把择好的韭菜往盆里一扔，起身进了屋。
门在她身后关上，不轻不重，刚好够我听见。
下午两点多，我打开衣柜找换季的衣服。
薛志明的西装挂在最里面，口袋鼓鼓囊囊的。
我伸手摸了一下，掏出一张电影票根，时间是上个月星期三下午，场次三点半，两张连座。
星期四他要吃鱼。
星期三他去看电影。
我把票根放回口袋，把西装挂好，关了柜门。
那天傍晚，薛小菲打电话来，说期末复习累，想回家住两天。
我说行，妈给你换干净被罩。
她嗯了一声，又问了一句，爸在家吗。
我说在。
她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了句那算了，我还是过阵子再回吧，就挂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厨房，窗外的火烧云铺了半边天，红得像一道新鲜的伤口。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站在地砖上的那双拖鞋，是大前年薛志明在超市随手买的，塑料底，都磨平了。
他想不起来给我买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要。
那晚薛志明回来得倒早，九点多就进了门。
他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说，你还没睡啊。
我说等你。
他脚步顿了一下，去阳台抽了根烟，然后进书房关了门。
我盯着电视屏幕，画面里的人张开嘴笑，一点声音也没漏出来。
我从茶几底下摸出那本书，书脊已经裂了。
翻开第一页，“呼啸山庄”四个字，竖排的。
我轻轻摸了一下，纸潮了。
什么时候溅上水的呢？
不知道。
快到十二点，我合上书，躺下。
闭眼之前，我想起三十岁那年读这本书的晚上，薛志明睡在旁边，鼾声起伏，女儿在隔壁唱儿歌。
那时候我以为，日子就是这副模样了，吵吵闹闹，鸡毛蒜皮，但总归是安稳的。
我没想到安稳这东西，就像河面上的冰，看着厚实，脚一踩上去就是咔嚓一声。
发出声音的时候，冰面已经裂了，只是还没碎透罢了。
02
第二天上午，我洗被罩。
洗衣机轰轰响，我坐在阳台上，拿针线补薛志明一件衬衫的袖子。
领口磨破了，袖口的线也开了，我缝了几针，又拆了。
缝得不好，针脚歪歪扭扭，像是陌生的手干的活。
我把针戳在顶针上，坐了一会儿，起身去他书房找针线盒。
书房不大，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把椅子。
书架顶层的角落里，压着一摞旧教案，教案底下露出一个信封角。
我没多想抽出来，是一张银行回执，折了两折，日期是三个月前。
金额上面印着二十万整。
收款人那栏，写着“郭乐萱”三个字。
我把回执照原样放回去，把教案推回原位，拎着针线盒走出来，洗衣机刚好响完。
我把被罩抖开晾在阳台上，阳光白花花地晒下来，布面上浮着一层细小的绒毛。
我看了很久，眼睛有点酸。
中午热饭的时候，我想起来了。
郭乐萱这个名字，我去薛志明学校开家长会时听过。
数学组新来的年轻教师，教初二，长头发，说话声音软，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那次家长会散场，我在走廊上看见她跟薛志明并排走，她手里拿着教案，侧着头跟他说话，表情专注而认真。
薛志明微微弓着背，边走边点头，一只手插在裤兜里。
我当时还觉得，这个年轻老师挺好学，什么都要问她组长。
没想到她问的不是数学题，是别的东西。
下午，我去街上买菜。
路过光明中学门口，正好放学。
我看见郭乐萱推着电动车出来，短袖白衬衫，牛仔裤，腰间系着一根细皮带。
她跨上车走了，我从她身边走过去，她没认出我。
我站在路边看她骑远，车后座绑着一个纸箱，箱子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像是什么水果。
我买了一兜苹果回家，洗了两个，坐在厨房里一个一个啃完。
苹果很脆，啃起来咔嚓咔嚓响，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
我盯着那些汁水，忽然想起那回执上的墨印，也是这种颜色，深蓝色，干透了就没法擦干净了。
晚上九点多，薛志明回来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听见他开门、换鞋、进客厅。
他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说，今天怎么没做饭。
我说，我吃过了。
他说，那你怎么不给我留饭。
我说，你也没说你回来吃饭。
他沉默了，去了厨房，拉开冰箱门，窸窸窣窣翻了一通，端出一碗剩面条，站在厨房里吃了。
我听见吸溜面条的声音，比平时快。
我调大电视音量，把《呼啸山庄》摊在膝盖上，翻到第一百三十七页。
那里有一句被我用红笔划过线：“他并不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他的，所以他对我的态度，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年划下这句时，我正怀着薛小菲，孕吐厉害，一边吐一边看书。
我以为我很懂得这句话。
现在我才发现，我懂得的是一个句子，可生活早就在句子背面写了一行小字，用的还是我看不见的墨水。
那晚翻书时，我摸到最后一页有个凸起。
我翻过去，看见一页空白处有几行字，钢笔写的，力道很重的字：我这一生，总得为自己活一次。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我认识这笔迹。
薛志明的字我从结婚时就认得。
他当年追我的时候，给我写过一封信，信里也有一句类似的话。
他说，玉婷，往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不让你受委屈。
我留着那封信，压在樟木箱最底下，跟母亲的旧账本放在一起。
现在他翻过一页书，写下了另外一句话，像是两个时代的手掌，隔着一页薄纸，轻轻击了一下掌。
不疼，但发烫。
那晚我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薛志明起床，洗漱，出门。
门锁咔嗒一声，然后是楼道里下楼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远。
我坐起来，把《呼啸山庄》放进床头柜抽屉，合上。
我走出卧室，阳光已经照进客厅，地板上一道道的光斑，亮堂堂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03
薛志明连着三天没回家。
第三天晚上，我倒在卫生间垃圾桶里，看到一堆碎纸片。
碎得很碎，有的才指甲盖大小，但有一个纸角比较完整，上面露出两个字：“回执”。
我蹲下去，把那些纸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在洗脸台上铺开，拿透明胶带慢慢拼。
拼了一整个晚上，膝盖跪得发麻，到凌晨两点多，终于拼出来一张完整的银行转账回执。
三个月前，二十万，转入账户“郭乐萱”。
我拍了张照片，把碎纸片包成一团，重新扔回垃圾桶。
洗手的时候，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一会儿。
头发已经能看到白了，鬓角那儿，一根一根的。
皮肤也松了，眼角皱纹像鱼尾巴一样张开。
我伸手摸了一下镜子里的脸，指腹贴上去，凉凉的。
我小声说，不认识你了。
第二天早上，薛志明回来了，说学校出了点事，他回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他进卧室翻柜子，我站在客厅看着他，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往前塌着。
我忽然问了一句，你记得我今年多大了吗。
他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说，四十六吧。
我说，我四十八了。
他沉默了几秒，说，哦。
然后他拉上拉链，拎着包走出来，经过我身边时说，你自己注意身体。
我说，好。
他走了。
那天下午，我照常去给薛健送午饭。
公公住院以来，一直是我送饭，三餐，没有一天断过。
薛志明说学校忙来不了，我说那你忙吧。
薛健半身不遂，说话含糊，每顿饭吃得慢，米粒掉在围兜上，我帮他捡。
他看着我，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他……是不是……”我说，爸，别问了。
你好好吃饭。
薛健的眼角滚下一颗泪，顺着皱纹滑到下巴，落进围兜里。
我装作没看见，帮他掖了掖被角。
晚上回到家，我在厨房里剁肉馅。
一刀一刀，剁得砧板咚咚响。
楼下邻居家的小孩在练琴，断断续续地弹，弹来弹去都是同一个段落，就是弹不顺。
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又接着剁。
包了四十个饺子，码在盘子里，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冷冻层。
我站在冰箱门口，看着那一排白花花的饺子，忽然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我包饺子，薛志明站在旁边学，包出的饺子奇形怪状，我俩笑成一团。
那时候谁想得到，二十五年后，饺子还在，笑声没了。
夜里十点多，我翻母亲的樟木箱。
箱子里有一摞旧账本，是她当年在棉纺厂做工时记的。
一页一页，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米多少钱，菜多少钱，煤多少钱，给玉婷买布鞋多少钱。
字迹工整得不得了，一笔一划，像是刻进去的。
账本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字条，是母亲写给我的：玉婷，女人这辈子，管好钱，管好手，管好心。
我捏着那张字条，仿佛能感觉到母亲的手隔着几十年的光阴，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她没读过多少书，但她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明白了，只是明白得有点晚。
第四天，薛志明回来拿冬天的厚被子。
他说学校安排他出差，可能要一个多礼拜。
我说那你自己注意保暖。
他弯腰抱被子的时候，我看见他后颈有一道红痕，很浅，像指甲划的。
我没问。
他走出去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说，还有事吗。
他说，没什么。
走了。
门在身后关上。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身影走下楼，走到单元门口，停住。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站在楼门口抽了一半，掐灭，然后往小区大门走去。
走得不快，但也没有回头。
我盯着他的背影，想起三十岁那年读《呼啸山庄》的一个晚上，他半夜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温刚好，不烫也不凉。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渴了。
他说，你翻书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了解我，懂得我。
现在他走了，连句再见也没有。
转身的时候，我踩到地上一样东西。
低头看，是那双绒拖鞋。
他忘了穿走。
鞋口那两朵并蒂莲，歪歪扭扭的，是我去年年前花了三个晚上织出来的。
毛线是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的，大红色，他说太艳了，我说过年嘛，喜庆。
他笑了笑，穿上走了两步，说，暖和。
那双鞋他穿了一个冬天，右脚鞋底磨得薄了些。
现在他不要了。
留给我的，是一双磨薄了底的旧拖鞋。
我蹲下来，把拖鞋拾起来，放回鞋柜里。
鞋柜里还有三四双鞋，都是他的旧鞋。
有一双皮鞋鞋跟裂了一道口子，我拿去修过两次，修鞋匠说底子不行了，换一双吧。
我没舍得扔，想着他上课要站一整天，穿软点的鞋舒服。
现在看看那排旧鞋，一双一双摆得整整齐齐，像一排空了的椅子，再也没有人坐。
04
薛小菲还是回来了，提前回来的。
她进门的时候拖着一个行李箱，头发乱糟糟的，脸色不好看。
我问她，不是说下个月才回吗。
她把箱子往地上一放，说，我请了假。
她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果盘看了半天，忽然说，妈，我爸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好了。
我手里削苹果的动作停了，苹果皮断了一截，掉在地上。
我没抬头，说，别瞎说，你爸是学校有事。
她说，你别骗我了，我同学看见他两次了，跟一个女的，在商场里买衣服。
我继续削皮，手指有点抖，削完一圈，苹果光了，皮断成了三截。
我把苹果递给她，说，吃吧。
她没接，站起来，声音高了：“妈，你就这么忍着？他养小三你都不管？”我说，你想让我管什么呢。
她说，他是你男人啊！
我低下头，把苹果放在茶几上，说，他现在是谁的男人，我也说不好了。
薛小菲瞪着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转身进了房间，用力摔上门。
咚的一声，整面墙都在抖。
我坐在沙发上，把那颗削好的苹果拿起来。
苹果已经氧化了，切口泛着黄褐色。
我咬了一口，又酸又涩，不知道是这颗苹果不好吃，还是我的舌头出了毛病。
我咬完了整颗，连核都嚼碎了，咽下去。
苦的。
夜里，薛小菲开门出来上厕所，看见我坐在客厅。
她愣了一下，走过来说，妈你怎么还不睡。
我说，睡不着。
她在我身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说，妈，我挺怕的。
我说，怕什么。
她说，怕你一个人。
我说，我还有你，怕什么。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没再说话。
我拍拍她的手背，手背上还有她小时候打针留下的一个浅疤。
那疤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我还记得那年带她去医院打针，她哭得撕心裂肺，薛志明出差在外，我一个人按着她的小胳膊，按得手心全是汗。
那时候我以为最难的就是带孩子了。
现在想想，带孩子算什么难，难的是孩子在长大，孩子的父亲在走远，而你在中间，两头都够不着。
第二天我去医院给薛健送饭。
婆婆吴玉棠也在，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条毛巾，替薛健擦手。
她看见我，没说话，但我把饭盒打开时，她起身让了让，把我带来的饭盒端过去，又把薛健的床摇高了一点。
薛健吃饭的时候呛了一下，我替他擦嘴，吴玉棠在旁边看着，半晌说了一句：你也不容易。
我愣了一下，她这人一辈子嘴硬，从来没说过软话。
我低下头，说，妈，没事的。
她没吭声，站起来走了出去，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说，晚上我做了疙瘩汤，你过来喝。
我端着饭盒的手紧了紧，说，好。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洗了个澡，换了件干净的衣裳。
站在镜子前，我看了自己很久。
镜子里那张脸，皱纹是多了些，可眼睛还是亮的。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忽然想起母亲当年爱说的一句话：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熬出来的。
过和熬，哪个更像我现在这副样子？
我对着镜子问自己，问了很久，没回答上来。
晚上八点，我去了趟读书会。
这是这个月我第一次去。
沈鸿涛在，他看见我，没说什么，只是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递过来。
我低头看，是《呼啸山庄》。
他说，上次聊到这本书，你说你读过。
我说，年轻的时候读过。
他说，那再读一遍吧，年纪不同，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我接过那本书，新书封面是素净的灰蓝色，翻开第一页，铅字齐整，闻起来有一股新纸的涩味。
我在第一页空白处写了四个字：再读一遍。
写的什么字，没想好念法，笔已经停了。
窗外蝉鸣聒噪，一阵一阵的，像热浪打在玻璃上。
我合上书，走出门，骑上那辆旧自行车往回走。
路过桥头时，我停下来，站在桥边吹了一会儿风。
夜风热乎乎的，裹着河水腥甜的气息，吹在脸上，有点黏。
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薛志明骑着自行车带我走这条路，我坐在后座上，手抓着他的衣摆。
那时候这条路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现在铺了柏油，平整宽敞了。
谁知道平路走着走着，把身边的人走丢了呢？
回到家，屋里灯黑着。
薛小菲房间也关了灯。
我摸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没有开灯。
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踩在神经上。
我坐了很久，起来，走进卧室，打开床头柜，把那本旧《呼啸山庄》拿出来。
指尖摸过泛黄的纸页，最后停在第一百三十七页。
红笔划过的那句话还在，墨迹已经褪成了淡粉色。
我摸了摸那行字，就像摸到二十多年前自己的手指。
那时候我在想什么呢？
大概在想：爱一个人，就要爱到底。
现在我想的却是：爱到底了，谁又替你来兜底。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母亲坐在缝纫机前，踩出嗡嗡的声响，灯罩下的光黄黄的，她低着头，手里拿着一块布，正在比划一个盘扣。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就醒了。
天刚蒙蒙亮，窗外有鸟在叫。
我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翻身坐起来，打开柜子，把母亲留下的那台老缝纫机拖出来。
上面落了一层灰。
我拿湿布擦干净了，擦到机头那块铁板上，露出一排细小的字：蝴蝶牌，1976年。
我比这台缝纫机大两岁。
它比我的婚龄还老。
我坐在缝纫机前，脚踩了一下踏板。
针头扎下去，布面上落了一针。
我再踩，又一针。
那声音忽快忽慢，像一个人的脚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
我踩着踩着，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
那种踏实说不清从哪里来，像是在一条又窄又黑的巷子里走了一夜，忽然摸到一堵墙，墙是实心的，不会倒的。
05
连着几天，我白天去医院送饭，晚上在家踩缝纫机。
刚开始什么也没做成，针脚歪歪扭扭，线头缠成一团。
我拆了又缝，缝了又拆，像跟那块布较劲。
薛小菲在旁边看了两回，没说话，那天晚上她忽然端了碗梨汤进来，放在缝纫机台板上，说，妈，你歇会儿。
我停下手，端起碗喝了一口，甜的。
她说，你这缝的什么？
我说，盘扣。
她凑过来看了半天，说，歪了。
我说，第一回做，本来就歪的。
她没走，坐在旁边看我缝。
缝了一会儿，她说，妈，你要是想学，去县文化馆问问，那儿好像有教这个的班。
我缝针的手停了一下，说，再说吧。
后来我真去了。
文化馆三楼有一间手工教室，教盘扣的是个退休的老裁缝，姓陈，叫陈福生。
他看了我拿去的两朵歪扣子，没笑话，翻了翻，说：你手劲儿不小，底子可以，就是对缝的办法不对。
他坐下来，拿着布条，动作极慢地绕、折、缝，一朵蝴蝶扣在他手里开出来，不到十分钟。
我盯着他的手看了很久，心里有个地方忽然亮了一下，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亮，是那种老房子漏进来一线天光的亮，细细的，但够用了。
陈福生说，你明天再来吧，我给你留台机器。
那天傍晚回家，薛志明又在客厅坐着。
他消瘦了许多，脸上的皮像挂不住似的，松垮垮的。
他说，玉婷，我有话跟你说。
我在门口站住了，手里还拎着布袋子。
他说，我辞了后勤主任的职务了。
我说，哦。
他说，学校要查账，我先辞了。
我说，查什么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别管了，反正我能处理好。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他那张脸，跟我一起睡了二十五年的那张脸，现在看着陌生得像一个路人。
我说，你处理你自己的事就好。
他皱起眉，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接话，拎着袋子走进卧室，把门关上了。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起来喝水，路过客厅，发现薛志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
他没开灯，烟头的一星红光，忽明忽暗。
他听见脚步声，没回头，说了一句：玉婷，我可能……闯祸了。
我站在那里，端着水杯，问：什么祸。
他说：你别问了，我处理。
我回到卧室躺下，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窝蜂在里面飞。
闯祸了。
他头一回用这两个字，以前天塌下来他都说“没事”。
我睁着眼睛躺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没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我出去几天，别找我。
我没找他。
上午去文化馆学盘扣，下午去医院送饭，晚上在家踩缝纫机。
第三天下午，薛小菲打电话来，声音发抖：“妈，我爸出事了，学校来了几个人，去家里翻了东西，带走了一些文件。”我说，你别怕，妈在。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
午后的阳光白花花地晒着，晒得头发烫，我站在那里，忽然想起来一句话，是《呼啸山庄》里写的：“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楠丛中扑扇翅膀，听着和风轻轻拂过草丛。”平静，原来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平静是假象，是暴风雨来之前最后一口气。
那天夜里，我在缝纫机前坐到十二点。
一朵盘扣别在指间，青莲色的，是我那天在陈福生那里配的料子。
我把那朵扣子缝在母亲留下的旧旗袍上，那里原本缺一颗扣子，我现在补上了，针脚比原版的更密实。
缝完扣子，我把旗袍折好，放进樟木箱里。
箱底压着一本《呼啸山庄》，旧的。
我蹲在箱子前，伸手摸了一下书脊，又收回手，把箱盖合上。
第二天一早，我坐了头班大巴去省城。
布袋里装着母亲的旧账本，和那张拼好的转账回执照片。
县城到省城的大巴，要走四个小时。
我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田地一点一点从绿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灰色。
高速路边的广告牌一块一块地倒退，像日子，一页一页地往后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