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

1951年5月,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关于志愿军弹药供应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美式105毫米榴弹可制造弹头,同时利用日式弹筒加以组装使用,以战场缴获补充为辅。”同一份文件还要求:“打扫战场时特别注意收集美制105毫米榴弹壳。”

一、

1952年秋天,朝鲜半岛中部某处山谷,志愿军炮七师的一个美制105毫米榴弹炮阵地正在开火。

炮手王振海把一发炮弹推进炮膛,合上炮闩,拉火。轰的一声,炮口喷出一团橘红色的火焰,炮身猛地后坐,整个炮位都在颤抖。硝烟还没散尽,副炮长已经喊了起来:“下一发!”

王振海弯腰从弹药箱里又搬出一发。黄铜弹壳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暗淡的光,弹体上印着一串英文字母。他看了一眼,没工夫细看,麻利地把炮弹塞了进去。又是一声巨响。

这一天,这个炮位打了六十多发。

王振海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脑子里经常冒出一个念头:这炮是美国造的,炮弹也是美国造的。我们跟美国人打仗,怎么炮弹越打越多?打到停战那天,弹药箱还堆得跟小山似的。

这个问题,不光王振海想过。很多志愿军战士都想過。战场上打出去的每一发105毫米炮弹,都有十五公斤重。十五公斤的钢铁和黄铜,从后方运到前线,要经过多少道关卡,穿过多少条封锁线,躲过多少次轰炸,最后才能送到炮手手里。这中间但凡有一个环节出了岔子,炮弹就到不了炮位上。

可它偏偏就到了。不但到了,还一直没断过。

停战那天,很多炮兵部队清点弹药库存,发现105毫米榴弹炮弹的储备仍然充足。有些部队甚至打了胜仗还剩下不少炮弹,装箱打包准备运回国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一枚105毫米榴弹炮弹的前世今生说起。得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说起,从东北的兵工厂说起,从鸭绿江边的铁路说起,从那些冒着飞机轰炸往前线送炮弹的运输兵说起。还得从那些打完仗满地捡弹壳的战士说起。

一枚炮弹的故事,就是一场战争的故事。

二、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家底

美制M2A1型105毫米榴弹炮,最早是二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累计获得了476门这种火炮。数量不算多,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家底了。要知道,在这之前,国民党军队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抗战前从德国买的那不到一百门leFH 18型榴弹炮。

476门105榴,放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军队里,确实不够分。国民党只好把这些火炮集中编成炮兵团,作战时拆成炮兵营,配属给步兵部队。通常情况下,一个步兵军才能分到一个炮兵营,也就是十二门炮。就这样,还不是所有部队都能分到。蒋介石只给他的嫡系部队配这种好货色。

可这些宝贝疙瘩到了战场上,有时候也派不上用场。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被围在山上,配属的105毫米榴弹炮营因为山高路陡,汽车牵引的重炮根本上不去,一门都没用上。

但更多的时候,这些炮落到了解放军手里。

1947年1月,鲁南战役。华东野战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整编26师、整编51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这一仗,解放军第一次缴获了成建制的M2A1型105毫米榴弹炮。

接下来的两年,仗越打越大,缴获也越来越多。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打下来,国民党军队的美械装备基本上都换了主人。据统计,从济南战役到三大战役,解放军一共缴获了超过二十万支美国步枪和冲锋枪,各种火炮迫击炮将近九千门。

淮海战役结束后,光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就装备了一百五十门105毫米榴弹炮。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闯入解放军防区,双方发生炮战。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用M2A1型105毫米榴弹炮猛轰“紫石英”号,打得它漏水搁浅。这件事后来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解放军用的炮,就是前不久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美国货。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解放军手里的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已经有相当规模了。这些炮分布在各个野战军的炮兵部队里,成为当时解放军装备中性能最好的火炮。

105毫米榴弹威力大,打攻坚战和集群目标非常有效。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炮为最终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炮有了,炮弹呢?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带走了大部分库存弹药。没带走的,要么被炸毁了,要么被解放军缴获了。缴获的炮弹数量不算少,可问题是,这些炮弹打一发少一发,没有补充的话,再多的库存也有用完的一天。

东北的兵工厂开始琢磨一件事:能不能自己造105毫米的炮弹?

三、东北兵工厂的“土法上马”

东北是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最好的地方。日本人占领时期在这里建了不少兵工厂和重工业设施。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搬走了一部分设备,但留下来的底子仍然比关内任何地方都强。

更重要的是,东北有一批从延安来的军工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人经历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在窑洞里造过子弹,在深山老林里炼过火药。对他们来说,条件再差也能想办法干起来。

仿制105毫米榴弹炮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一枚完整的炮弹,包括弹头、弹筒(也就是弹壳)、发射药、引信几个部分。弹头是铸造的,弹筒是拉伸成型的,发射药有特殊的配方要求,引信更是精密的机械装置。哪一个环节出问题,炮弹要么打不响,要么炸膛,要么打出去了不准。

东北军区的技术人员先从最简单的入手:弹头。

105毫米榴弹的弹头是铸钢的,外面有一层铜带,发射时铜带嵌入膛线,让炮弹旋转起来保持稳定。弹头里面填充炸药,顶部装引信。这个结构不算复杂,东北的兵工厂有条件铸造。

但弹筒就麻烦了。

105毫米榴弹的弹筒是黄铜的,整体拉伸成型,底部有底火。这种工艺需要大型冲压设备,而且对铜材的质量要求很高。东北的兵工厂虽然有冲压机,但生产这种大口径弹筒还是吃力。

更麻烦的是发射药。

发射药是炮弹的动力来源,它的燃烧速度、产生的气体压力,直接决定了炮弹的初速和射程。美制105毫米榴弹用的是单基或双基发射药,配方是保密的。东北的兵工厂没有现成的配方,只能自己摸索。

第一批仿制出来的105毫米炮弹,问题不少。最要命的是发射药烟太大。一开炮,炮口冒出滚滚浓烟,好几里外都能看见。在朝鲜战场上,这意味着炮位很容易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报复性炮击和轰炸。

炮兵战士们管这种炮弹叫“冒烟炮”。每次打这种炮弹,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打完赶紧转移阵地,慢了就可能挨炸。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仿制炮弹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意味着中国有了自主生产大口径炮弹的能力,虽然质量还不过关,产量还不高,但毕竟是自己的东西,不用完全指望缴获和进口。

1951年底,仿制美式105毫米榴弹的杀伤爆破榴弹投入大量生产。到1952年,这种炮弹成为供应朝鲜战场威力最大的一种榴弹。产量也在逐年提高。1951年与1950年相比,炮弹产量增长了2.2倍。

但这个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前线的消耗。仿制炮弹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够不够”还差得远。

四、把日式弹筒利用起来

东北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想出了一个办法:弹头自己造,弹筒用现成的。

现成的弹筒从哪里来?日本人留下的。

日本在二战期间也生产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型号是九一式105毫米榴弹炮。这种炮的炮弹口径和美制105毫米炮一样,弹筒的尺寸也差不多。抗战胜利后,日军遗留的弹药被国民党接收了一部分,被解放军缴获了一部分,还有相当数量散落在东北各地。

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1951年5月的一份建议中明确提出:“美式105毫米榴弹可制造弹头,同时利用日式弹筒加以组装使用。”

这个办法堪称精妙。

弹头是仿制美式的,弹筒是用日式的。两者组装在一起,就是一枚可以打出去的105毫米炮弹。口径对得上,底火能击发,弹筒能承受发射时的膛压。唯一的区别是,弹筒上印的是日文,弹头上印的是中文或者英文。组装好的炮弹送到前线,炮兵战士们看到的是一枚“混血”炮弹:日本人的壳,中国人的头,打的是美国人。

这种组装炮弹的生产效率比从头制造高得多。弹头是现铸的,弹筒是现成的,只需要把两者装配起来,装上发射药和引信,就能出厂。东北的兵工厂开足马力,一批批组装炮弹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

除了利用日式弹筒,国内还存有大量美式155毫米榴弹的弹体。杨立三建议将这些弹体加以修理,供应1951年的消耗。从1952年开始,国内兵工厂开始制造全新的155毫米炮弹。155毫米的能造,105毫米的更能造。

但无论是仿制弹头还是组装弹筒,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原料。

铜、钢、炸药、引信用的精密零件,每一样都紧缺。尤其是铜。一枚105毫米炮弹的弹筒重好几公斤,全是黄铜。一场战斗打出去几百发,就是好几吨铜。这些铜从哪里来?

答案让人意想不到:从战场上捡回来。

五、弹壳回收:一个铁规矩

1951年秋天,上甘岭附近的某个炮兵阵地上,战斗刚刚结束。

硝烟还没散尽,炮手李德贵就拎着一个麻袋走出了隐蔽部。阵地上散落着几十个黄铜弹壳,有些还冒着热气。他蹲下身,手套裹住一个烫手的弹壳,掂了掂,装进麻袋。

这是炮兵的规矩。打出去多少发炮弹,就得回收多少个弹壳。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下过死命令:炮兵部队必须把打过的炮弹壳全部上交。不光自己的弹壳要收,打扫战场的时候,敌人留下的弹壳也得捡回来。105毫米的弹壳尤其珍贵,因为这种口径的弹壳可以复装再用。

复装弹药,就是把用过的弹壳清洗干净,检测有没有变形,合格的重新装上发射药和弹头,变成一发新炮弹。一个合格的黄铜弹壳,可以复装三次。

三次。也就是说,一枚弹壳可以变成四发炮弹。这对于物资匮乏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杨立三在1951年的建议中特别强调:“全军应收集弹壳以供复装(可复装三次),其中后方高炮部队必须按消耗弹数缴回弹壳,前线部队应缴回用后之弹壳,打扫战场时特别注意收集美制105毫米榴弹壳。”

这段话写得很平静,但背后是无数战士在炮火中弯腰捡弹壳的身影。

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战场上,敌人的炮弹随时可能打过来,飞机的轰炸随时可能降临。硝烟弥漫,能见度低,弹壳散落在阵地的各个角落,有的被泥土半埋着,有的滚到了陡坡下面。战士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弹壳收集齐全,然后装车运走。

有时候,战斗还没完全结束,敌人还在射击,战士们就已经开始收集弹壳了。因为不赶紧收,下一轮炮击可能就把弹壳炸飞了、炸变形了,那就废了。

一个弹壳,从战场上被捡起来,装上卡车,运到后方兵工厂,清洗、检测、复装,再装上火车运回前线,重新变成一枚炮弹打出去。这个循环,在抗美援朝期间一刻不停地运转着。

1953年7月停战之后,志愿军并没有马上撤离。他们留在朝鲜,做了三个月的另一项工作:捡废铁。漫山遍野的弹壳、弹片、报废的武器,全部收集起来运回国内。这些废铜烂铁,后来成了新中国军工事业的起步家底。

但在战争期间,弹壳回收的意义更加直接:它让有限的资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让每一发炮弹都不白打。

六、搬空国内的库存

除了自己生产和回收复装,还有一条路:把国内所有的库存都调到朝鲜去。

1951年2月,志愿军后勤部门向前线调拨了一批美国弹药。清单上写着:司登冲锋枪子弹九十万发,汤姆森冲锋枪子弹九十万发,M-1卡宾枪子弹七十万发,美制七点六二毫米步机枪子弹五百八十万发,美制十二点七毫米高射机枪子弹二十三万四千发。

还有炮兵单位的:一万五千发美国105毫米榴弹炮炮弹。

这一万五千发,只是众多调拨批次中的一批。整个战争期间,从国内各大仓库调往朝鲜的美式弹药不计其数。

为了凑够这些弹药,国内的美械部队几乎被搬空了。有些部队把美式弹药全部调剂到了朝鲜前线,自己手里一颗都不留。有的国内部队每名战士每支枪的子弹不足三发。也就是说,国内部队基本上是在“裸奔”状态,所有能打的弹药都送去了朝鲜。

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万一国内发生战事,这些部队拿什么打仗?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朝鲜战场是主战场,一切资源向朝鲜倾斜。

国内兵工厂也开足了马力。弹壳和弹头都能生产,但发射药不够。为了凑够发射药,国内动员了大批党团员参加义务拆子弹工作,从其他口径的子弹里拆出装药,装入新的子弹壳里。即便如此,也只供应了一亿两千万余发,仅为战争头两年实际耗弹量的百分之七十。

缺口怎么办?从苏联进口。

七、苏联人的炮弹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

火炮方面,苏联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57毫米战防炮、喀秋莎火箭炮等。到1951年,志愿军的重炮数量大幅增加,其中105毫米以上的重炮多达五百零四门。这些重炮里,有一部分是苏制的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

苏制炮弹的供应并不顺畅。

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的炮弹、85毫米高炮炮弹等苏式弹药,苏联方面不能满足全部需求。1952年9月14日,志愿军在下达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命令时,专门强调“要节约弹药(尤其苏式炮弹进口很少,库存亦将用完)”。

相比之下,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弹的供应反而相对充足。原因很简单:美制105毫米炮弹的来源渠道多。可以缴获,可以仿制,可以利用日式弹筒组装,可以复装。而苏式炮弹只能靠进口,进口又不够。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志愿军手里的美制火炮,打的是美制炮弹,而这些炮弹的来源五花八门,有解放战争缴获的,有国内兵工厂仿制的,有利用日式弹筒组装的,有战场上捡回来复装的,还有从苏联进口的。

每一发打到美军阵地上的105毫米炮弹,可能都带着一段曲折的身世。

八、钢铁运输线

炮弹造出来了,怎么送到前线?

从中国东北到朝鲜前线,隔着鸭绿江,隔着几百公里的山路,隔着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空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他们的飞机可以随时轰炸朝鲜境内的任何目标。铁路、公路、桥梁、隧道、车站、仓库,都是轰炸的重点。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称为“钢铁运输线”。这个称呼不是夸张,是事实。那是一条用钢铁意志撑起来的运输线。

铁路是运输的主力。整个战争期间,铁路运输达到三十八万五千多车,运量八百多万吨。为了在空袭下维持运输,志愿军创造了很多办法。

“片面运输”:所有列车向同一个方向行驶,一夜之间往前线开四十七列火车。

“合并运转”:多列火车联成一组,突击抢运。

“顶牛过江”:火车过江的时候,车头在尾部顶着车厢过桥。

这些办法听起来简单,但每一条都是用命换来的。铁路被炸了,抢修部队冒着轰炸去修。桥梁被炸了,工兵在冰冷的水里架设便桥。火车头被炸了,换一个车头继续往前冲。

铁路运不了的地方,用公路。公路运输线上有一项重要的创造:防空哨。在公路沿线每隔两公里设一个哨位,每个哨位五六个人。发现敌机,马上鸣枪报警。运输司机听到枪声,立刻熄灯隐蔽,或者把车开到路边的防空掩体里。

最多的时候,防空哨遍布整个朝鲜北部,成了覆盖运输线的“土雷达”。

靠着这些办法,大量的弹药被送到了前线。到1951年7月底,经过全国各大仓库清理库存和后勤部门的努力,志愿军105毫米榴弹炮平均每门有炮弹四百三十八发。苏制122毫米榴弹炮平均每门有八百七十二发。

四百三十八发,不是一个小数目。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基数的105毫米炮弹是三十发。四百三十八发,相当于十四个多基数。这意味着每门105榴弹炮有足够打十多场战斗的储备。

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后勤战线共前运物资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八吨,其中105毫米榴弹炮弹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七发。在整个战役的四十三天里,志愿军消耗弹药五千一百一十三吨。平均每天消耗一百二十八吨。

这些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后勤官兵的血汗甚至生命。

九、炮火中的供应

1951年10月,文登川地区938.2高地。

志愿军炮兵某部4连3班,一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单炮支援步兵。这一天,他们发射了二百二十四发炮弹。

二百二十四发,对于一个炮班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每名炮手要把二百二十四发十五公斤重的炮弹从弹药箱里搬出来,递到炮位上。意味着炮闩要开合二百二十四次。意味着炮身要承受二百二十四次后坐。意味着炮位周围的土地要被震得发烫。

但更关键的是:这二百二十四发炮弹是从哪里来的?

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些是解放战争缴获的库存,有些是东北兵工厂仿制的,有些是利用日式弹筒组装的,有些是复装的。但不管来自哪里,它们都在同一门炮里打了出去,打向了同一个目标:进攻的美军。

这一仗,3班击溃了美军两个营以上兵力的三次集团冲锋,毙伤敌人五百余人,压制了两个火力点、一个迫击炮群。战后,这门炮被送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门炮的故事,就是无数志愿军炮兵部队的缩影。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的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数量不少。第五次战役前夕,机动炮兵部队有七十二门(步兵部队还有四十五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全军统计拥有二百三十门。到1951年底,数量是一百九十门。

这些炮分布在各个部队,承担着火力支援的任务。在阵地战阶段,炮兵火力成为稳定阵地的关键因素。炮弹的消耗量比运动战时期有了急剧增长。

但供应始终没有断。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105毫米榴弹炮弹仍然是所有一百毫米以上火炮中供应数量最多的。部队对美制105榴的使用也非常频繁,甚至出现超射速使用的情况。炮七师的美制105榴曾达到每分钟十一发的射速。这个射速已经超过了设计标准,但炮手们顾不了那么多,前线需要火力,他们就拼命打。

因为使用频繁,美制105榴的损耗也不少。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损失了六十四门美制105榴弹炮。

炮没了可以补充,但炮弹不能断。每一发打到敌人阵地上的炮弹,都是后方无数人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

十、停战时的弹药箱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消息传到前线炮兵阵地的时候,很多炮手正在擦拭火炮。战斗停止了,但阵地上还堆着不少弹药箱。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排排黄澄澄的105毫米炮弹。

有战士开玩笑说:“早知道要停战,就不该运这么多上来。”

另一个战士说:“不多运点,能打到停战吗?”

这话说得在理。

正是因为后方源源不断地供应炮弹,前线的炮兵才敢放手打。正是因为知道炮弹不会断,炮手们才敢在关键时刻火力全开。如果打到一半没炮弹了,阵地可能就守不住了,战线可能就崩溃了。

停战之后,这些多余的炮弹又被装箱打包,运回了国内。弹壳被回收,弹头被拆解,发射药被重新利用。每一发没有打出去的炮弹,都成了新中国的战略储备。

从1947年鲁南战役第一次缴获M2A1型105毫米榴弹炮,到1953年朝鲜停战,六年间,这种美国造的火炮经历了从敌人手里到我们手里、从打国民党到打美军的转变。而它的炮弹,也经历了从缴获到仿制、从组装到复装、从国内调拨到战场回收的循环。

每一发105毫米炮弹的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供应链:解放战争的战场提供了一部分原始库存,东北的兵工厂提供了仿制和组装的产能,全国各地的仓库提供了调拨的弹药,朝鲜战场上的回收提供了复装的原料,苏联的援助提供了补充,钢铁运输线提供了运输保障。

这五个来源,少一个都不行。

志愿军手里的美制105榴弹炮能打到停战弹药都很充足,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为这件事运转。从东北的兵工厂到朝鲜前线的炮兵阵地,从总后勤部的调度室到防空哨位的报警枪声,从拆子弹装药的义务劳动到战场上弯腰捡弹壳的身影,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拼命。

一枚十五公斤重的炮弹,从原料到成品,从后方到前线,从炮膛到敌阵,走过了多少路,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已经无法计算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一发打到美军阵地上的105毫米炮弹,都带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全部力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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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央视网纪实频道,2010年9月17日

2. 《揭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搜狐历史,2015年3月27日

3. 《志愿军的武器:用美国炮打美国兵②——美制105毫米榴弹炮》,百家号,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