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The Managed Heart）一书中描述过一种工作状态：当情绪成为劳动，人将在「表层扮演」中与自我疏离。这种疏离是对抗压力的有效防御——让自己进入「机器人模式」，就不必承受情感的磨损；但它也是一种深刻的职业危害：你的微笑不再是你的微笑，你的友好不再是你的友好，你成了一个空心运转的零件。
如今，在社交媒体上，「职场空心人」概念被高频提及。像霍克希尔德所描述的自我疏离那样，所谓「空心人」，是指在工作中热情、信念被掏空后，感官封闭、意义感崩塌、为了自保而将自己隔离的人，他们不是躺平，而是情感趋向零度，心被封锁，锁在那层进化出的坚硬外壳之下。
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选择互联网大厂作为观察样本。一方面，是因为它完整经历了从狂飙到收缩的完整周期；另一方面，那里也是「职场空心人」现象较为集中、且具有对照意义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空心只存在于大厂之中。
当时代更迭，大厂的叙事已与昨日不同。曾经「All in」「大力出奇迹」「狼性」这些亢奋的惯用词，也变成了「活水」「苟住」「优化」。而一些曾以为能掌控命运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连家人都回避的「空心人」。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职场幻灭故事，而是一部分人关于「失心」与「重建」的漫长跋涉。从被野心点燃到被系统磨损，从信条崩塌到躯体报警，人们终究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我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怎么样的生活？
文｜易方兴
编辑｜李天宇
初露锋芒
张平竞发现自己「看不见」了。
那是他在大厂工作的第四年，周围的一切好像被压缩成了单一的灰白色。每天穿梭在绿化率过半的办公园区里，张平竞不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来的，夏天又是什么时候走的。「我看不见花开，看不见树叶变黄。」
一次他跟同事出公司、过马路，他问「这里啥时候装的红绿灯？」
「哥们儿，这红绿灯装了3年了。」同事说。
「心思不在这上。」他意识到感官在丧失。可当初刚进大厂的那一刻，自己完全不是这样的。
2019年，张平竞入职长三角地区的一家互联网大厂，刚进公司，他就感受到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震撼。几栋玻璃外墙的大楼首尾相连，随处可见的休息区和会客椅，身边都是捧着电脑一路小跑、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整个公司是充满激情的。那种激情，能从公司旁边那家可以抽烟的半露天咖啡馆里溢出来。
咖啡馆外摆着十几张小桌，总是满座。没人闷头喝咖啡，它更像一个公共会议室或演说场。三四个年轻人挤在一张小桌旁，烟雾缭绕，亢奋地探讨着业务，「预算」、「颠覆」、「革新」是高频词。
他也被「点燃」了。
那时的加班，不是因为打卡的强制，而是源于一颗「渴望做出点什么」的心。「晚上11点园区还灯火通明。」外界当时同情大厂人加班，但张平竞却不觉得苦，那个满是冲劲儿的氛围「比回到出租屋里有意思」。那时他相信，自己正在做着改变社会的事儿，付出就有收获。
这种激情，赋予了个体极大的自驱力和执行力。为了推进重点项目，张平竞常常牵头去协调十几个不同的部门，甚至要跳出本职，去各地对接外部资源。
有一个项目，张平竞连续出差了29天，辗转四五个省。突发状况层出不穷，最高纪录那天，他接了120多个电话。「这边的通话还没完，另一部手机的微信电话又来了。」当这个项目圆满落地，内心涌起的那种巨大成就感，让他觉得值。
当然激情也不是白白燃烧的，彼时，时代和大厂能给予的声名和酬劳，也让张平竞死心塌地。
在那个大谈增长的年代，财富自由似乎指日可待。 张平竞记得，刚入职时，公司每年涨薪至少5%，但实际常常都在10%以上。有一年，他仅仅每个月的底薪，就比前一年涨了5000块。
发放年终奖之时，会让人短暂忘了这一年的辛苦和委屈。对当时的张平竞来说，年终奖和股票激励堪称巨款。「一年忙活到头……我比你少50万，我能干吗？我肯定要卷的对吧？」
「一下子拿到那么多钱，你是会失去判断能力的。」张平竞回顾。以前月薪1万的时候，还会仔细算计房贷怎么还；等到卡里突然涌入巨款，消费清单里就多了很多大件儿。员工们拿住手里的股票，毫不犹豫地加上高倍杠杆买下房产。「那时我们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好日子还在前头。」
亢奋的不止是张平竞，还有苏雪。只不过，与张平竞那种试图改变世界的狂热不同，苏雪交出那颗「心」，是为了生存。
进入大厂前，苏雪在一家地方机构工作。干了近五个月，发现完全没能力养活自己。毕业后的第一年，没有存款，巨大的生存焦虑迫使她来北京找机会。
苏雪应聘的是大厂偏后端的、项目包装与物料落地的岗位。面试只有两轮，非常顺利。她清晰地记得，在和部门总监聊的30分钟里，生性内向的她，极力在维持一场表演。「感觉我在扮演一个大厂需要的打工人角色——上进、积极、想要把活儿干好。」
入职那天，苏雪没有等来任何工作交接——前任早就被反复修改的折磨逼得离职了，留下一片空白。 没几天，一个大型活动就砸了过来。她面前堆着海量数据，几百个G、几千条零碎的活动记录与现场物料。没人告诉她标准，没人教她流程，一切全凭自己摸索。
苏雪硬着头皮，去找8个小组的负责人沟通，要求他们配合做素材初筛，自己再做精细化梳理。她把几十个小时的内容一点点拆解，挑出能体现活动价值和公司影响力的亮点，再形成符合领导胃口的汇报方案。直到在会上得到了总监的表扬，她才有一种强烈的踏实感——「我一个人把一套原本混乱的流程理顺了，在这条流水线上站稳了脚跟」。
入职两三个月，苏雪迎来了她在公司最美好的一个傍晚——干完手头的活儿，傍晚6点准时下班。初夏的北京阳光还没有褪尽，她骑着单车，吹着晚风，耳机里放着播客。
原以为是锋芒初露，没想到是锋芒毕露。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这颗因为靠双手建立秩序而微微发热的心，很快就在日复一日的流水线碾压中，被一点点掏空。
算法工程师徐若虹，则是带着顶尖学历和纯粹的求知欲进的大厂。
和前两者不同，徐若虹对公司最初的热情，源于一个优等生对满分试卷的追求。从小到大，她的成绩永远保持在年级前几名。在她的成长经历里，竞争是一件很单纯，甚至很健康的事。除了上进心，徐若虹还带着一种松弛感进入了职场。哪怕在日后忙碌的工作中，她依然能静下心来去观察地上的蚂蚁洞。
那时的她满怀期待，以为大厂只是一个有着更高难度算力的大课堂，以为自己可以继续用高智商和敏感度，去解出一道道复杂的算法题，去获得创造性实践带来的快乐。
但这些年轻人都未曾预料到，无论是野心、拼搏，还是松弛感，在这个巨大的机器里，最终都会在相似的时代轰鸣声中，逐渐磨损殆尽。
「失心」征兆
热情，是一点一点被磨损的。
最初的磨损从评价体系的变化开始，是「老板逻辑」。
以前在别的地方工作，评价张平竞的是可量化的绩效。到了大厂以后，一切都以汇报为主。这里是以老板的意见为准则。
有一次，老板提出要在外地搞一个项目，以填补他汇报PPT的某页空白。现实是，公司在当地根本没有这块业务。为了把这个凭空的想法做实，张平竞不得不去撬动公司里十几个不同的部门。他要先找业务端谈好处，求他们去落地；再找政府事务部的同事帮忙联系当地相关部门；线上产品能不能支持，也得他挨个去协调。
花了近一个月，好不容易把十几方的关系都理顺了，基本搞定了，老板突然觉得哪里不行，一句话全部推翻，之前谈好的全部作废。
「你在前面奔跑，他（老板）不停往你脚下扔砖头，你还要时不时地左躲右闪。」张平竞形容。
起初他以为这是个案，后来才发现是常态。但真正让张平竞绝望的，是一句「随便搞搞」的吩咐。
2023年前后，张平竞手里原本带着一个顺风顺水的项目组。直属领导给他描绘了一个「集团战略级项目」的蓝图，让他放弃手头的一切去接手。张平竞信了，连续几个昼夜做准备，把新团队的架构和人员都精心搭建好了。
新项目有一场大型活动，直属领导表现得极其重视，再三强调这活动关系到公司未来市场竞争的地位，「大老板会亲自出席」。那段时间，张平竞带着团队把活动方案做了8遍，被直属领导痛骂了8遍。方案改了又改，所有人都生怕写错一个字。
就在方案对到第九轮、临近活动开始，直属领导的态度突然变了。他轻描淡写地对张平竞说：「大老板那天本来要去的，后来又决定不去了。既然大BOSS不去，你随便搞搞就算了。」
这句话击溃了张平竞。「这一次是彻彻底底的绝望。」他回忆起那个瞬间说，「你这是为了公司吗？你不就是为了向上管理吗？」
因为这句「随便搞搞」，张平竞之前和业务方、合作伙伴的规划全部落空，承诺的资源没兑现。他失去了各方的信任，后续工作寸步难行。
那段时间，他频繁给朋友打电话倾诉，每次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电话里，他没忍住骂了脏话，用四个字形容了自己的状态：「被抽空了」。
巨大的空虚感很快蔓延到了身体上。这跟当年为了建功立业而加班的累截然不同——现在，他走进办公楼、坐到工位上都觉得疲惫，一天没做什么有价值的事，但回家后还是浑身瘫软。
有同事曾评价，张平竞是一个很踏实、能吃苦、能「像牛一样往前拱」的人。但现在，工作不再有意义，「老子不干了」的念头无数次闪过。
相比于为了向上管理而做的「表演型项目」，还有苏雪遇到的「黄金背锅位」。
入职第一年年底，某个大型活动，苏雪负责最终的项目回顾。她按着自己的思路搭好框架，却被直接打回来，总监提的意见很抽象——「方案没有灵魂」。最后，她按总监的意思修改完，等了近一周，某天临下班前，总监叫苏雪在电脑上打开这个项目，把项目的4位总负责人带到了她的工位，围着她的电脑，从头到尾，挨个挑刺。
项目回顾的播放量、播放时长、评论区互动没有达到总监的预期。而苏雪明明都没参加活动的筹备。后来，总监专门截了一张惨淡的数据图发给苏雪，跟上一句「反思一下你自己的能力」。到后来，只要看到总监发来消息，她会因为恐惧而生理性头痛。
更磨人的考验是，有时一个方案苏雪要改十几个版本。每次改完一版刚交上去，马上会有新的「微调意见」。这些经过妥协、「猜领导喜欢」拼凑出来的产出，让她感到为难。「每次为展示成果转发朋友圈时，我都设置成仅同事可见。」
像这样，「做得越多，错得越多」的现象屡屡发生之后，人们会天然回避责任。这也是失心的重要征兆之一。
比如程序员孙涛，他在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写了10年代码。他的工作标准，更多是让自己不出错，「如果想创新一点代码，结果跑不起来，那就是你的责任。」于是他和同事如今彼此心照不宣，就在原来的代码里「随便加一点什么，只要能跑起来就可以了」。
这种「不敢改、只能补」的回避，很快从代码蔓延到了其他工作。公司推行 OKR量化考核，定目标时，他说「千万不能走心」，用「2+1 套路」：先定两条绝对能完成的工作，第三条定挑战性的，一定要写虚一点，「这样到时候你就说完成了60%，也能混过去」。
在一些充斥着压力的团队里，坏情绪总是自上而下地蔓延。领导的焦虑会转化为对下属的攻击。遇到项目排期紧张，领导会直接冲过来质问：「为什么还没搞定？你解决不了是吗？解决不了为什么不早说？还要拖到我来问你？」
面对这种劈头盖脸的斥责，算法工程师徐若虹本能的反应是沉默不语。后来发现，这只会让上级觉得局面不可控，情绪更加失控。
为了在这种充满摩擦和攻击的环境中存活下来，徐若虹开始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面具。她把自己的心，训练成了一个能够快速过滤情绪、极度理性的漏斗。
但这种「麻木」是有代价的，张平竞和苏雪是被系统强行抽干了力气，而徐若虹，是为了不在系统里受重伤，亲手把要做出点什么的念想，一层一层地冻结了起来。
意义幻灭
如果说事情上的拉扯只是增加了怨气，那真正致命的，是人生信条与价值感的幻灭。
最先崩塌的，是权威感与对组织的敬畏。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平竞都处于频繁的架构变动中，一年里换了四个直属领导。每个新老板上任，就会树立一个刚好相反的战略方向。
「第一任老板跟你聊得很好，过了半年他被干掉了。第二个老板上了，提出刚好相反的方向。刚准备朝这个方向走，又来了第三任老板。」看着这走马灯般的更迭，张平竞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为这些曾经仰望的战略方向鼓掌了，那种权威感、敬畏感一点都没有了。他意识到，没有绝对正确的老板，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方向，很多上位者只是运气好、站对了队而已，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一块儿表演。
这种对组织信任的丧失，在一次与HR的交锋中被彻底摆上了台面。
那是团队变动极其剧烈的一年，张平竞连业务规划都没法做，这周还在跟老板汇报，过两天老板走人了。有一天，一位HR突然找他谈话，问他：「你对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满不满意？」这个问题带有危险信号，团队之前已经有人被裁了。
「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HR问。
张平竞直接怼了回去：「作为HR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吗？我的老板换几个你不知道吗……」 在这家公司待了这么多年，他也豁出去了。「谈好赔偿大礼包，你们可以裁掉我，但你没资格评判我，不要为了满足你的存在感，对我指指点点。」
一场原本旨在施压的谈话，就这样被他生硬地终结。更荒诞的是，一周后，那个找他谈话的HR离职了。
伴随着组织滤镜碎裂的，还有财富泡沫的破灭。
这几年，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一切都在缩水——涨薪停滞了；同样的绩效，年终激励和前几年比打了5折；曾被大BOSS鼓吹能翻倍的股价，如今也变成了「膝盖斩」；许多把股票捂在手里舍不得卖的员工，突然发现账户里的原始积累蒸发了大半；那些按照股价高点贷下的房贷，成了一个巨大的洞。
当相信的组织没有了价值感，当还清房贷还是遥遥无期，张平竞的内心也爆发了「意义危机」。
张平竞突然发现：「我已经尽力了，非常努力了，我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了。」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虚无，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活。
除了精神上的极度内耗和无意义感，躯体上也有了反应。
由于长期高压，他的身体不行了。有一次连加了三天班，两天没合眼，他的左手不受控制地一直发抖；失眠也成了常态。黑咖啡对他来说不再是「法力无边」，喝完甚至马上就能睡着，「咖啡成了我的催眠药」。
回到家，焦虑的情绪也像一颗炸弹。心思全在手机那些叮叮当当@的工作群里，对家人的需求没有反应甚至极其不耐烦。夫妻间口角不断，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到后来，年幼的孩子甚至开始害怕他，不愿意跟他单独相处。
有时候，为了寻找一丝「我还活着」的存在感，他开始酗酒。因为不想把这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传染给家人，他有时会一个人沿着大马路，漫无目的地走上两个小时；有时喝完酒后会住进酒店，「像植物一样在床上一躺，除了上厕所，连门都不出。」
在那几年里，张平竞切断了与父母的联系，瞒着所有的同事，独自在绝望的泥沼里下沉。那个曾经在工位上为了改变世界而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不见了，留下的，是一个连孩子都躲着他的空心人。
捱过「失心」的痛苦，张平竞靠酒精麻痹，而苏雪则依靠吃东西。
在被频繁要求重做、连轴加班的第一年，苏雪还能忍受，哪怕下班再晚，她依然会想去做饭、看演出，周末还能逛逛公园。但到了第二年，这些对冲的努力都失效了。
她发现自己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每天的生活变成了毫无波澜的机械式重复——闹钟响、起床、骑着电动车去公司、在工位上做无用功、下班回家躺着。
以前能治愈她的脱口秀和演唱会，现在很难奔赴了。她发现去看演出是需要花费「能量」的。苏雪每天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盼头，就是下班后找家饭店，一个人大吃一顿。
吃，是唯一不需要消耗精神能量就能获得反馈的方式——只要走进去、坐下、把食物塞进嘴里就好。「才能有一点做回自己、找到自己的感觉，活着的感觉。」
入职第二年，她的体重增加了20斤。某种程度上，那也是被系统强塞进来、却又无法排出的情绪垃圾的具象化。
还有一些人曾相信「熬上去就有意义」，但当行业收缩、上升通道变窄时，意义感和心思也一并失去了。
互联网公司大多层级分明，每年都有一定提升职级的比例。但程序员孙涛发现，近几年，再往上升很难。
「上面一级都挤满了人。」孙涛说。早些年大量扩招，如今都卡在中层。而且他发现，过去团队里讲的是「下一个十年的业务」，现在讲的是末位淘汰。有段时间，孙涛所在部门换了个总监，在一次月度述职会上，总监给每个人都布置了难以完成的任务，后来他发现，这个总监就是过来裁人的。
这也加剧了他的「空心」。「我再怎么拼也升不上去了」，孙涛说。某种程度上，他失去的不仅是晋升机会，更是「努力有意义」的信念和心气。
而当「空心」与AI时代叠加，这种对意义剥夺的进程被极大加快了。
徐若虹曾以为，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自己能获得更多的主导权，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的实践。但干了近五年后，她发现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不管职级怎么升，哪怕带了团队，依然只是一颗为KPI和临时需求服务的高级螺丝钉。
AI刚刚涌现时，徐若虹和许多技术人员一样感到兴奋。但很快，她就对这些新工具产生了厌倦。她清醒地看到，AI并没有带来质的变化，它只是将原本需要三天做完的工作，压缩到了一天。而绝望的是，AI并没有让打工人的工作量变少。在系统里，省下来的时间只会被塞进更多的工作。
因为算法最终还是要由人来负责，原本那些需要人去缓慢、正确地推敲打磨的代码，现在被AI迅速生成，而徐若虹发现，自己从一个创造者，沦为了流水线末端一个「验收员」。
在一个连写代码的乐趣都被极致效率剥夺的环境里，她彻底迷失了。
抗争和寻觅
也有研究关注到职场的「意义危机」。
作为中国管理学领域的重要期刊，《管理学报》在今年第3期中，刊发了一篇名为《工作意义感与无意义感的前因及关系研究》的报告。文中提到，如今，在「996」和内卷化背景下，「人们对工作意义感的持续且强烈的发问与找寻，除了反映出工作意义感对于人类来说不可或缺，也进一步反映出当下工作意义感的普遍缺失与工作无意义感的快速蔓延。正如有学者提到的，工作似乎是为了解决物质的贫困，但是它本身却日益呈现出『意义的贫困』」。
这份研究发现，工作意义感前三位是「贡献、自我实现、认可」，而工作无意义感前三位则是「环境、领导行为、工作内容」。但在现实中，意义感的前三位原因，往往被系统性压制，而无意义感的前三位原因，则被系统性放大——某种程度上，这加剧了「职场版空心病」的蔓延。
被磨损太久的人，往往也丧失了感受普通生活的能力。张平竞开始回忆，家人是因为什么生气的？
「你以为你陪在他们身边就行了，但你用没用心，你的心在哪，老婆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张平竞说。有一次，他试着陪四岁的孩子扔球玩。球扔出去，孩子捡回来，张平竞觉得这个重复的过程极其无聊——他满脑子想的是：这纯粹在浪费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推进些有「价值」的事。
有「价值」的事，是年终时卡里突然多出一大笔钱，是搞定了一个牵动几千万资金的项目，是领导公开的表扬，这些才会让大脑分泌出多巴胺——那种巨大的刺激，把人的快乐阈值拉得太高了。如今突然「断了供」，日子变成了粗茶淡饭，他只觉得暴躁和空虚。
他开始自救。试着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去观察周围。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起初不得其法，看什么都觉得没有耐心。后来，他慢慢注意到了家附近的一棵杏树。看着那棵树抽芽，看着它开出杏花，又结出小小的青色果子。每天路过，他都会在心里默记：这几颗青杏今天长多大了，明天又长多大了。
这棵杏树治愈了他一部分。他发现，心里那种随时会被抽空的恐慌感，竟然平息了一些。
随后是一个「更大胆的决定」：每晚孩子临睡前的那一个小时，他会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在默认必须随时响应的互联网公司，失联一小时几乎是大忌。「我这一天都瞪着眼睛在看手机，但这一个小时，我谁也不理了，只属于我和家人。」
这一个小时里，张平竞又陪孩子玩起了那个曾让他觉得无聊的扔球游戏。这一次，当他故意没接住球时，他看到了孩子脸上那种充满成就感的笑容，听到了清脆的笑声。那一瞬间，他感受到了一种活力。
长久的麻木后，他发现自己又能感知到细微的快乐了。他终于明白，生活的价值感，并不需要上千万的预算来证明，它就藏在这些微小却具体的日常里。
苏雪则在足够的物理距离和对人的观察中，找回了用心的感觉。
她去新疆旅游，在一个打馕房里停住了脚步。看着打馕的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最具体的动作上：用力揉面、在馕饼上扎出一圈圈细密的孔、放进炉子里烘烤。「一通繁琐的手工忙活下来，一张馕居然只卖三块钱。」
同样是在小县城里，一个卖炸串的小吃摊前排了很长的队。做炸串的阿姨手里忙个不停，但她热情地招呼着，与客人拉着家常。脸上没有焦躁的「班味儿」。
两块钱一串的炸串赚不了什么大钱，还要起早贪黑，但在苏雪眼里，这位阿姨散发着巨大的能量。「她简直是在把做炸串作为她的事业。」那是一个充满「人味儿」、有着强烈「活人感」的丰盈的人。
系统无时无刻不在规训她，要在单位时间里创造更多价值，用ROI（投入产出比）视角去衡量一切。但这两位街头小贩，明明做着在「大厂逻辑」里毫无性价比的体力活，却干得很带劲，很认真。
顺着这些，苏雪被剥夺的感官也一点点复苏了。在小镇上，她捕捉到了人们的表情，看到了菜市场里应季的蔬菜和食材。当她不再被几千条死板的物料和无理的修改意见塞满大脑时，那个原本被压得扁平的世界，终于在她眼前重新变得立体了。
面对心理压力最大的「领导怒喷」，算法工程师徐若虹发明了一套「情绪搁置大法」。如果对方情绪失控地质问，她先告诉自己「不要有情绪」，然后打断对方的话：「我感觉到你现在有点焦虑，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情绪平复下来我们再聊？是不是我再重新拉个会，从头再来看一遍这个问题？」
在这个高度强调「解决问题」的大厂规则下，这一招极其好用。这种搁置也是一种对内心的隔离。言语上的暗讽，或者原本该共享的信息故意不分享。察觉到这些敌意时，她会暗示自己：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别人的情绪与我无关。
在高压的缝隙里，徐若虹经历过「复活」的一天。
那天早上，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关于算法的新想法。不是工作任务，也无关业务指标。纯粹是个人的好奇与求知欲。她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迫切，去验证这个想法生不生效。
那天，她没有使用任何AI工具去加速。把自己沉浸在了代码的推演和实现里。「其实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反而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想法并去实现它的过程。」这种创造性的实践，让她在漫长枯燥的工具化岁月里，感受到了真实的快乐。
向后一步
心的重建，不是一张逃避现实的车票。对于背负着高额房贷和家庭责任的中年人来说，彻底躺平是不现实的。
张平竞依然要每天走进公司，坐到那个让他感到疲惫的工位上。只是，他换了一种方式与系统共存。
在这家公司待了7年，他早已摸透了内部运转的规则，也积攒了足够多的人脉和资源。如果上面压下来什么任务，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干得甚至比很多拼命的年轻人还要漂亮。
区别只在于，他收回了那颗「心」。他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不用和同事在饭桌前畅谈工作，不再投入任何多余的感情，不再相信老板画的饼，不再参与抢夺资源的斗争，不再去想晋升与绩效。看着那些为了抢业务线斗来斗去的新人，张平竞觉得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他退到了一个安全的心理距离之外，默默做完分内的事，其他的事都懒得解释。
这种「在场却不投入」的游离感，是在大厂空心的人们为了自救，不得不去进化出的一层坚硬外壳。 因为他们发现，在庞大的机器里，很多人都伤痕累累。
而随着心一点点变得温热，张平竞不仅治愈了自己，也能看见别人的痛苦了。
有一次在接孩子放学时，他和一位陌生家长聊了起来。对方是顶尖大学毕业，也在一家大厂的研发部门做程序员。但这位中年男人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孩子学习不理想，夫妻关系不和，他又频繁换老板，每天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这些遭遇，大部分自己都经历过。他觉得对方积压了太多。他说：「咱们也别害羞，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真觉得难受，真觉得委屈没法释放，你就抱一个枕头。把这个枕头当成你自己，拍着他睡。」
话音刚落，那位一直绷着的中年人，突然当着张平竞的面嚎啕大哭。
在那哭声里，张平竞也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大家其实都是没有被好好对待过的孩子。」
人到中年，去思考「这一生究竟该怎么过」，似乎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痛楚阶段。大厂只是用它极度的不安全感和组织的动荡，将这种中年危机成倍地放大了。在过去那些乘风而起的增长岁月里，金钱和肾上腺素掩盖了这些生命命题；但当风停歇，个人的迷茫和快速更迭的时代便迎头相撞。
如今，外界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裁员潮，「去肥增瘦」的方案（裁高薪老员工，留低薪年轻人），张平竞不在乎了，他不需要再靠宏大叙事来支撑自己，「那些被优化掉的前同事们，其实也都找到了新的事做，天塌不下来」。
「我们经常把很多能够给自己的礼物，交到别人手里面，让别人再给我们。」张平竞打了个比方，「就好像一朵玫瑰花，我们自己完全买得起，却非要去讨好一个老板，非要在意同事的评价，付出远比一朵玫瑰花高得多的成本，就为了等他们把这朵花奖赏给我们。」
有人选择留下，有人选择离开。
裸辞回到老家的第一周，苏雪就跑去理发店，把一头黑发染成了极其亮眼的薄荷绿。在上班的时候，她就一直很想染这个象征着生机与生命力的颜色，却始终没敢付诸行动。不是因为舍不得那一千块钱的开销，而是觉得太浪费了。
「我一天到晚都坐在工位，不能化妆，不能打扮，还要随时加班，黑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她觉得，那一头鲜活的绿色，不该出现在死气沉沉的系统里。「我更希望它是暴露在阳光或者是室外流动的空间里，不希望它一直在写字楼里。」
染完头发的那个下午，她带着电脑去了一家户外的咖啡店。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推进着自己的创作。那个午后，再也没有人对她居高临下且抽象地审判，也无需提心吊胆地等待工作群里的修改通知。那个下午，她就完成了三个作品。直到那一刻她才确信，原来一个人并不是非要在那种紧绷、高压和不断被否定的环境里，才能做出好的成果。
相比于张平竞和苏雪各自找到的出路，依然留在系统内的徐若虹，则呈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第三种生存状态——她将自己目前的处境，概括为「薛定谔的空心」。
她没有辞职，也没有像张平竞那样「游离」，依然每天走进大厂，做着一份在外界看来前沿且高薪的工作。 她毫不否认，自己正活在一种社会定义的成功模板里，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就，在早期确实满足过她的虚荣心。但随着时间推移，那层光环褪去，她需要一种新的活法。
现在，徐若虹仿佛随时都带着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在工位上熟练地戴上面具，像极其冷静的机器一样屏蔽情绪、高效执行；而另一个自我，则像个悬浮在半空中的旁观者，清醒地审视着自己，不断在心里反问：「如果换一个地方，我该去怎么生活？」
她一度迷茫，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已经被系统同化，成了一个空心人。但后来，她突然想明白了最核心的一点：一个真正的空心人，是根本不会去思考「我是不是空心人」这个问题的。那些被系统彻底吞噬的人，只会顺着规则狂奔，永远不会停下来质疑规则的合理性。
徐若虹说，「只要我还在为了找不到创造的意义而痛苦，还在寻找，那这种痛苦本身，就是我存在的最大证明。」
在这个狂奔的年代，年轻人们正集体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意义雪崩」。他们曾是最驯服的「优选零件」——沿着名校、大厂、高薪、买房的社会既定轨道精准前行，把「心」交给外头那套关于增长与财富的宏大叙事。而当成了「空心人」，他们也并非就此躺倒，而是从痛苦中试图去重建意义。正如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曾在《「内卷化」与意义世界的重建》中写的——
「内卷问题在青年人群中的热议，或许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在表达人生受挫的沮丧，而可能意味着某些社会心理的转折点，年轻人试图重新理解生理性的『生存』与精神性的『生命』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寻找到『劳动』中可能存在的更为丰富的意义来源与生命目标。」
「人往前走一步，退路其实就多一步。」张平竞说。他后来发现，自己每往前拼搏一步，人生版图其实就扩大了一圈。哪怕现在大环境变了，系统不再需要他了，他也绝不是一无所有。「大不了退回原来的地方，无非就是退一步，我能接受向前，我也能接受后退。」
如果现在的他，能穿越回两三年前那个至暗时刻，他不想去谈什么理想与未来，他只想对那个心里被掏空的年轻人说一句简单的话：
「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一定会过去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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