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我和陈露认识那年,她二十二,我三十八。
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饭局上。朋友老周组的局,说是要介绍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认识。我那天到得晚,推门进去的时候,满桌的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老周看见我,扯着嗓子喊:“老郑,就等你了,来,给你留的位置在这儿。”
我走过去坐下,才发现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姑娘。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针织衫,头发扎成低马尾,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怎么说话。老周介绍了一圈,最后指着她说:“这是陈露,小陈,做设计的。”
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饭局上大家推杯换盏,聊的无非是生意上的事。她偶尔帮旁边的人倒茶,偶尔低头看手机,很安静。我注意到她吃东西很慢,小口小口的,像只谨慎的猫。
吃完饭,老周提议去唱歌。我本想走,老周拉着我说:“老郑,难得出来,别扫兴。”我推不过,就去了。包厢里灯光昏暗,有人扯着嗓子吼,有人搂着陪唱的小姐说笑。陈露坐在角落里,手里握着一杯温热的柠檬水,眼睛盯着屏幕,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坐过去,随口问了一句:“不喜欢唱歌?”
她转头看我,笑了一下,说:“不太会。”
那笑容很浅,但眼睛弯弯的,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我当时心里动了一下,但也只是一下。
后来老周告诉我,陈露是他表妹的同学,刚毕业没多久,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老周挤眉弄眼地说:“怎么样,老郑,是不是挺有味道的?”我笑着骂了他一句:“别扯淡,人家小姑娘,你别乱点鸳鸯谱。”
但老周这个人,最擅长的事就是搅和。没过几天,他又组了个局,这次人少,就我们仨。吃的是粤菜,清淡,我挺喜欢。陈露那天穿了一件白衬衫,外面套了件卡其色的薄风衣,看起来比上次精神些。席间老周接了个电话出去,包间里就剩我们两个。
我正低头喝汤,她忽然说:“郑哥,老周说你离婚了。”
我抬头看她,她看着我,眼睛很亮,但表情很认真。我“嗯”了一声,没多说。她也没再问,只是给我续了茶。
后来怎么开始的,现在想起来有点模糊。好像是有一天她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公司附近,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我当时正好有空,就去了。吃完饭又去喝了杯咖啡,聊了聊她工作上的事。她做室内设计,有时候会遇到难缠的客户,她说这些的时候会皱眉,但语气里没有太多抱怨,更像是在讲一件需要解决的事。
我给她出过一两个主意,她听得很认真,眼神专注地看着我,像是真的把我的话当回事。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对一个四十八岁的中年男人来说,挺受用的。
再后来,她搬进了我在城西的一套公寓。那房子本来打算卖的,一直空着。她说她租的房子快到期了,问我能不能先借她住。我没多想,就给了她钥匙。后来某天晚上我喝了酒,鬼使神差地去了那里。她开门的时候穿着一套烟灰色的家居服,头发散着,身上有股淡淡的沐浴露香。
事情就那么发生了。没有谁强迫谁,也没有谁承诺过什么。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在厨房做早餐,煎蛋的香味飘进卧室。我靠在门框上看她,她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起来啦?粥快好了。”
那笑容自然得像是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很多年。
从那天起,我偶尔会去她那儿过夜。她从来不问我什么时候来,也不问我什么时候走。我不去的时候,她也不会发消息催。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上班、看展、学做菜。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都快把我忘了。”她笑着说:“怎么会,你不是忙嘛。”
她从来不跟我提钱。但每个月我会往她卡里转一笔钱,不多不少,够她租房子买衣服日常开销。她收下了,但从不提这件事,也没表现得太在意。有一次她跟我说:“郑哥,你不用给我那么多,我工资够用。”我说:“拿着吧,买点喜欢的东西。”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后来想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我给她安稳,她给我陪伴,谁也没有说破,但谁心里都清楚。
在一起四年的时候,她问过我一次:“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上喝茶,天气很好,月亮很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裙,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我躺在躺椅上,她坐在我旁边的小凳子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
她问完那句话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摸了摸她的头发,说:“别想那么多,现在这样不挺好?”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过了很久,她轻轻地说:“我知道了。”
那之后,她再没问过类似的问题。
在一起的第六年,她二十八岁。她家里人开始催她结婚。有次她回去过年,回来后情绪明显不太好。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后来她姐来城里看病,住在她那儿。那段时间我不方便过去,就每天给她打电话。她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总是压得很低,说:“我姐在呢,等会儿再跟你说。”
等她姐走了,我去看她。她瘦了一圈,黑眼圈很重。她跟我说:“郑哥,我妈给我安排相亲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说话。她站在窗边,背对着我,声音很平静:“对方是个老师,条件还不错,我妈让我去见见。”
“你去吧。”我说。
她转过身看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她问:“你让我去吗?”
我说:“你总得有自己的生活。”
她笑了,笑得很轻,说:“好。”
第二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说相完了,对方请她看电影,她没去。我“哦”了一声,她也没再说。晚上我还是去了她那儿,我们都没提这件事,该吃饭吃饭,该看电视看电视。那晚她靠在我怀里,说:“郑哥,我不想去相亲了。”
“嗯,那就不去。”
“可我妈……”
“慢慢来,别硬来。”我拍了拍她的背。
后来她真的没再去。她妈在电话里骂她,她躲在阳台上接电话,我听见她小声说:“妈,我有我的打算,你别逼我了。”
挂了电话,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没回头,只说:“郑哥,我有点累。”
“进去睡吧。”我说。
在一起第八年的那个春天,她提出要搬走。那天她给我打电话,说:“郑哥,我找到新房子了,想搬出去住。”
我愣了一下,问她:“怎么了?”
“没怎么,就是觉得该搬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
我说:“搬去哪儿?”
她说了一个小区名字,离她公司很近。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房子你搬进去之前我找人去看看,水电什么的。”
“不用了,我都看好了。”她说,“就是跟你说一声。”
那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闹情绪,过段时间就会回来。我甚至没问她为什么要搬。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确实是太笃定了,笃定她不会离开,笃定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她搬走那天,我没去。她给我发了条消息:“郑哥,钥匙我放在门口的鞋柜里了。”
我回了句:“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没有再联系我,我也没有再找她。我们都太熟了,熟到知道对方不会回头。也许在某个瞬间,我们都给了彼此机会,但谁也没有把那个机会握紧。
她走之后,我偶尔会想起她。想起她做饭的样子,想起她窝在沙发上看书的样子,想起她半夜咳嗽我给她倒水,她迷迷糊糊地喝一口,说“谢谢郑哥”。那些记忆像旧照片一样,压在抽屉底层,不常翻,但知道它们在那儿。
有时候开车路过那套公寓,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后来我把房子卖了,买家是对小夫妻,很高兴地跟我握手,说“谢谢郑哥”。我笑着说“祝你们幸福”,转身的时候,心想,有些东西,卖掉了就真的没了。
再见到陈露,是两年后的事了。
那天我出差回来,在机场。刚过安检,准备去登机口,忽然听见有人叫我:“郑哥。”
我停下脚步,转头。
她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个米色的登机箱,穿着一件酒红色的针织开衫,头发剪短了,到肩膀那里。她比从前瘦了些,但气色不错,化了淡妆,眼睛还是那么亮。
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微微笑了一下,走过来,说:“真巧,你也这班飞机吗?”
“嗯,去杭州。”我说。
“我也是。”她说,“出差。”
我们并肩往登机口走。她走在我左边,步子还是和从前一样,慢慢的,稳稳的。我们聊了几句近况,她说她换了一家公司,现在做设计总监了。我说“挺好”,她说“还行吧,比以前忙”。
找地方坐下的时候,我看了看她。她正低头看手机,头发别在耳后,露出小半张侧脸。我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坐在我身边,安安静静的,像一只猫。
“这两年,你还好吗?”我问。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下,说:“挺好的。你呢?”
“还是老样子。”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说:“郑哥,我结婚领证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是吗?那……恭喜你。”
“谢谢。”她说,“他是我以前的同事,对我很好。”
我点点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我清了清嗓子,说:“那挺好的,你妈也放心了。”
“嗯。”她笑了,“她乐坏了,逢人就说她女婿是工程师。”
我也笑了,说:“那好,那好。”
登机的时候,我们的座位不在一起。她在前,我在后。上飞机后我找到座位坐下,打开遮光板,看着窗外的跑道。手机震了一下,是助理发来的行程安排。我回了个“收到”,然后闭上眼睛。
飞机起飞后,我睁开眼,看见前方几排的位置,陈露靠在座椅上,似乎睡着了。她的头微微侧向窗户,头发散在肩上。我盯着那个背影看了很久,直到空姐推着饮料车经过,问我喝什么。我要了杯白水,喝了一口,有点涩。
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又在廊桥里遇见了。她走在我前面,接了个电话,声音很轻:“到了,嗯,等会儿打车去酒店。你先忙,我晚点打给你。”
她在跟她丈夫说话。我放慢脚步,等她讲完电话,走上前说:“陈露。”
她回头,看见我,笑着问:“你去哪儿?有人接吗?”
“我打车。”我说。
“那一起吧,拼个车。”她说。
我看了她一眼,说:“行。”
我们出了航站楼,打了辆出租车。她先到了她订的酒店,车停下的时候,她转头看我,说:“郑哥。”
“嗯。”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嘴角带着一点笑,说:“我怀孕了。”
我愣住了。
她笑了笑,眼睛弯弯的,像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她那样。然后她打开车门,从后备箱拿出登机箱,站在路边冲我挥了挥手:“那,郑哥,再联系。”
出租车重新开动。我坐在后座,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刚才说的那句话。
司机问我:“师傅,去哪儿?”
我报了酒店名字,然后转头看向窗外。路边的树很绿,阳光很好。我忽然想起她搬走之前那个晚上,我在阳台上抽烟,她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把脸贴在我后背上。
她说:“郑哥,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会不会难过?”
我弹了弹烟灰,说:“别说傻话。”
她没再说话,就那么抱着我,抱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她才松开手,轻轻地说:
“你送我回去吧,明天我还要上班。”
那天晚上我没有送她,她自己打车走的。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走出单元门,在路灯下等车。她穿着那件卡其色风衣,影子拉得很长。
车来了,她上车,门关上,车开走了。
自始至终,她没有回头。
现在想想,如果那时候我叫住她,说一句“别走了”,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也许不会。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给过她任何可以留下来的理由。
出租车停在酒店门口,我付了钱,下车。杭州的天很蓝,风吹过来,带着点桂花的味道。我站在路边,点了根烟,抽了一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露发来的消息:
“郑哥,刚才没来得及说——谢谢你那八年。”
我没回。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不客气”太轻浮,说“对不起”太矫情,说“我也谢谢你”……又太假了。
我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拎着行李箱往酒店大堂走。
前台帮我办入住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个细节。很多年前,有一天晚上她感冒发烧,我陪她去医院打点滴。她靠在我肩上,浑身发烫,迷迷糊糊地问我:“郑哥,你会不会一直管我?”
我搂着她,说:“会。”
她笑了,说:“那我就放心了。”
护士拔针的时候,她疼得皱了下眉。我按住她的手背,说:“别动,按一会儿。”
她点点头,靠在我怀里,像个孩子一样睡着了。
那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会一直管她。
可后来,我们走散了。
前台小姐把房卡递给我,说:“郑先生,您的房间在十七楼,电梯在左边。”
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往电梯走。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五十岁了。鬓角有了白头发,眼角纹路很深,嘴角微微向下,像是一直在为什么事情发愁。
原来,八年就写在了这张脸上。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再睁开眼的时候,电梯门开了。
外面阳光很亮,亮得有点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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