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她起来把灯关掉时，我正靠在床头，心里还想着今天这场婚礼。婚是结完了，亲戚朋友们也散了，屋里恢复了安静。我想跟她说两句话，可看她站在墙边，手指按在开关上停了半天，才把那盏灯按灭。
房间里一下子暗下来，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线路灯的光，落在她脚边。
“你困吗？”她问。
“不困。”
“我也不困。”她说。她摸黑走回来，在床沿坐了一会儿，才把腿收上去，躺了下来。
屋里安静了好一阵。我听得到她的呼吸声。平时她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今天却翻了两回身，被子窸窸窣窣响。我想问她是不是换了地方睡不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睡了吗？”她忽然开口。
“没呢。”
“我想跟你说件事。”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吵醒什么东西，“你听完要是生气，我也能理解。”
“你还没说，我生什么气。”我侧过身，想看她，但屋里太暗，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
她沉默了很久。那段时间长到我以为她改主意了。窗外的风把这层楼走廊里的一扇门吹得“咣”了一声，她才终于出声。
“我跟你说的离婚，是假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躺着没动，过了好几秒才问她：“你说什么？”
“我没有离婚。”她说这五个字的时候，声音反而稳了下来，像终于把一块压了很久的石头搬开了一点，“我那一页户口，是找人销的。结婚证上那个人，到现在都没跟我办过手续。”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
“你等等。”我说，“你说你前夫——”
“他没有死，也没有跟我离婚。他活着呢，就在城北。”她停了一下，“去年放出来了。”
我脑袋里嗡嗡响了一阵。我按开床头灯，灯光猛一下亮起来，她拿手背挡着眼睛，过一会儿才放下来。我看见她眼睛发红，却没掉眼泪，嘴唇抿得没有血色。
“你从头说。”我说。
她缓缓开口，像在叙述一件想了很久的事。她叫苏拾宁，四年前从乡镇小学调到县城，又调到市里。她结婚那会儿二十五岁，丈夫叫傅春生，在镇上开汽修厂。傅春生个子高，肩膀宽，眉角有一道疤，是早年跟人打架留下的。在镇上，他说一不二。她教书的学校，离他家院子才两条街。
她嫁过去三个月，傅春生喝了酒，因为一顿晚饭菜咸了点，把桌子掀了。她愣在饭桌前，看着瓷碗碎了一地，傅春生走过去，反手就扇了她一记。她跌坐在地上，半边脸麻了，嘴里一股铁锈味。第二天她顶着乌青的颧骨去上课，学生问她，苏老师你是不是摔了，她笑着说，是啊，不小心摔的。
后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傅春生高兴的时候，能给她买金项链，陪她去镇上赶集，见了谁都笑呵呵地说我媳妇是老师。一沾酒，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他打过她许多次，有回抄起烟灰缸砸过来，她偏了偏头，那烟灰缸擦着她的耳根砸在身后的墙上，陶瓷碴子崩了一地。她耳朵后边落下一道疤，后来一直用头发遮着。
她提出过离婚。那回她被打狠了，脑子一热就跑去了镇上的法庭，工作人员问她为什么，她撩起袖子让人家看胳膊上的淤青。人家记了材料，说让她回去等。可还没等来消息，傅春生先知道了。那天晚上她在学校宿舍里，傅春生一脚踹开门，把她拖回去，关了三天。她在屋里，听见他在外面跟人说，要离婚，除非他死。
后来傅春生确实出了事。他喝酒开车，在镇郊那条公路上撞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他没停，又往前开了一段，车翻进了沟里，人倒没事，只断了根肋骨。被他撞的那个人，送到医院没救过来。傅春生判了三年，进去了。
她以为终于熬出头了。傅春生入狱第二个月，她递了离婚的材料。可傅春生让人带话出来，说她要是敢离，等出来以后让她全家不得安生。她爸走得早，她妈晚年一个人过，在邻镇养老院。她怕傅春生真出来以后拿她妈出气，只好把材料撤回来，又忍了两年多。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我这才发现自己一直攥着被子角，攥得手心发麻。
“那他出来了，你怎么办？”
“我跑。”她说，“他判刑那年，我在城里跟一个朋友借了钱，找中介做了假的户籍和离职手续。我调了三次学校，换了手机卡，搬了两次家。这么躲了快一年。今年年头，听说他在打听我，只好又换了个地方，托人把我调到了实验小学。”
“你跟我认识，”我说，“也是躲他的时候？”
“嗯。”她犹豫了一下，“我本来没打算这么快跟谁过日子。是张姐一个劲撮合，说你人实在，过日子的好手。我见了你两次，就有点，舍不得走。”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小，近乎喃喃。我听得出这里面有几分真心，可心里还是堵得慌。
“你就没想过，你跟他没离婚，咱俩这证领了，算怎么回事？”我说。
她没说话。
我看着她，看着她长睫毛垂下来，在灯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她眼下的皮肤有点发青，像是很久没睡过一个整觉。我张了张嘴，把一句“你怎么骗了这么久”咽回肚子里。她在沙发边坐了一会儿，弯下腰把鞋脱了，又坐回床沿。她把枕头的方向摆正，眼睛却看着我这边，像在等我说话。
“你那个丈夫，”我开口，“他要是知道你在这，会怎么样？”
她垂下眼睛：“他去年出来以后，到处跟人说，苏拾宁还是他媳妇。谁娶了她，就是抢他老婆。”
我沉默了一会儿，重新躺下去。
“明天我请个假，陪你去问问明白人，咱这婚怎么补救。”我说，“你欠我的，往后慢慢还。”
她愣住，半晌没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声音闷着，像把什么情绪硬压回去了。
“陆景行，”她说，“你不生气吗？”
“生气。”我说，“可光生气，解决不了事儿。咱俩既然领了证，你就是我媳妇。你的事，我不能撂下。”
她没再说话。我感觉到被子动了一下，是她轻轻往上拉了一截，遮住了半张脸。灯还亮着，我伸手把灯关了，屋里重新暗下来。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忽然听见她低声说：“谢谢你。”
我没回答。我睁眼躺了一阵，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心里七上八下。我在想“傅春生”这三个字，想她说的那些话，想明天怎么去问别人，想那本结婚证上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印在一起，倒是千真万确的。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梦里有条陌生的公路，我站在路边，看见一个高高的男人站在一辆黑色桑塔纳前抽烟，眉角有疤。他朝我笑了一下，说，你抢我老婆。我正要开口，梦就断了。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苏拾宁不在床上。厨房里有响动。我套上衣服走出去，看见她正在灶台前煎鸡蛋，锅里的油响着，蛋边卷起一圈焦黄。她听到脚步声，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穿着平时那件浅灰色的棉布上衣，头发用发圈扎了起来，露出耳朵后面。我下意识往那看了一眼，那处皮肤光洁，什么也看不出。
“粥在锅里，盛一碗吃吧。”她说，语气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端着碗坐下来，她端了煎蛋和咸菜过来，在对面坐好。她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说：“景行，我自己去问律师就行，你上班别耽误。”
“我陪你去。”我说。
她摇摇头：“你一去，单位肯定要问。这事刚开头，先别让人知道。”
我想了想，没再坚持。她又低头吃了几口，忽然说了句：“我跟他，也请过律师。”
“什么时候？”
“我要离婚那次。傅春生进去了，我请过一个律师，说家暴证据有，婚应该能离。可傅春生在里面托人给他外头捎话，说谁接我这个案子，就是跟他过不去。律师后来退了钱。”
我端着粥碗，碗沿烫着手心。我问：“那他出来以后，你见过他？”
“没有。”她说，“可他让人给我递过一张纸条。”
“写的什么？”
“就是一句话。”她垂下眼睛，一字一字念出来，“苏拾宁，你跑不了。等我出来，你还是我媳妇。”
我沉默了一阵。粥的味道我尝不出来，只记得那一口饭在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你换过几个地方了？”
“三个。”她说，“每回搬完，心里能安生一阵子。可过不了多久就又怕起来。他总能打听到我在哪儿。”
“他打听到你学校了？”
“打听到了。”她顿了一会儿，“上回他托人送话，一直到我同事手上。同事拿给我，我当天就递了调岗申请。”
我放下碗，看着她。
“那你为什么不走得远一点？”
“我妈在邻镇养老院养身体，我不能走太远。”她说，“傅春生知道我妈在哪儿，也去过一次，送了两箱牛奶。他做得体面，谁也说不出什么。可我妈后来打电话给我，哭得说不出话，就叫我别担心她，说自己能顾好自己。”
她说完，低下头扒了两口粥。她吃得很慢，像是胃口不好，却硬逼着自己吃。我看着她的手指，细瘦的手指握着筷子，指节发白。
那天上午她去见了律师，下午给我打电话，说事情比想象中复杂。我下了班，提前去学校门口接她，她抱着一只蓝色文件袋，从校门走出来，见我站在台阶下，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想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说。
她走过来，跟我并肩走了一段路。路灯依次亮起来。她忽然说：“律师说，就算我能拿到傅春生承认家暴的证明，离婚也得法院判，最快也要好几个月。”
“那就几个月。”我说，“咱等得起。”
她没说话，走了几步，手忽然伸过来，碰了碰我的手背。我握住她的手，她手指冰凉，过了一会儿她才用指头轻轻回握住我。
那之后的日子，是结婚以来最平静的几天。白天她上班，我上班。晚上她做饭，我收拾桌子。我们谁也没再提傅春生。她偶尔在阳台站着看楼下，我把她往屋里叫，她就进来，说外面风凉了。
第四天，我下班经过学校门口，看见保卫室的老吴正探头朝门外张望。我停下来，问他看什么。他说：“刚才有个男的开辆黑色旧桑塔纳，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问苏老师几点下班。”
我脚底停了一下，问他：“那男的什么样？”
老吴说：“一米八几的个子，肩挺宽，右眉角有一道疤。他说他是苏老师老家表哥，来城里办事的。”
老吴又问：“苏老师家还有表哥吗？以前没听她提过。”
我说，大概是远房的。我转身走到路口，那辆黑色的车已经不见了。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心里一阵一阵发沉。晚上回到家，苏拾宁在阳台上收衣服。我换了鞋，走到客厅里，她抱着床单转过身，看见我的脸色，停住了。
“怎么了？”
“你今天在学校门口，见过什么人吗？”
她安静了一下，把床单放到沙发上。
“没有。”她说，“我四点半就出来去菜市场了。”
我看着她。她低头去叠床单，指头动作倒是稳的。
“保卫室老吴说，有人问过你几点下班。”我说，“说是你表哥，开一辆黑色桑塔纳。”
她叠床单的手忽然顿住了。她没抬头，却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接话。她把手中那件床单反复叠了一下，才轻声说：“他来了。”
这三个字落地，像一下子抽走了屋里一半的暖气。
“你怎么想？”我问。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没哭，表情甚至称得上镇定，只是眼睛深处有一层很薄的光在颤。她说：“陆景行，他来了，我就得走。”
“走哪儿去？”
“再换个地方。”她说，“来得及。”
我走到她面前，从她手里把那床单抽出来，扔到沙发上。她被我这个动作吓了一跳，抬起头。
“你不用走。”我说，“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你是我媳妇。他来了，那是他的事。”
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过了几秒，她轻声说：“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我说，“你跟我说过。”
“那你还——”
“他要是真敢来，咱就当面把话说清楚。”我说，“你跟他早就不是一家人了，凭什么他一句‘我媳妇’，你就得跑。”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层薄光终于聚成一颗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她别过脸去，用手背擦了一下，却像没擦干净。
我假装没看见，转身去厨房倒水。我把水壶拿起来的时候，手上全是汗。我知道自己那几句话说得硬气，可心里其实也没底。傅春生开那辆黑色桑塔纳在学校门口停过，我没见到他的人，光听老吴描述，就觉得心里凉飕飕的。可我不能在她面前露怯。她逃了一年了，总得有人站到她前头。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了厂里，找我们车间主任老刘，说想请两天事假。老刘问我怎么了，我说家里有点事。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批了。
我跑到派出所，咨询一个值班民警。民警问我什么事，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他说，她丈夫没离婚，你们这结婚证，严格说是有问题。但她的情况又是她自己躲出来的，那就复杂了。他建议我先带她去法院窗口问，最好找个专业的律师。
我走出派出所，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太阳很大，风却凉。我掏出手机，给苏拾宁打电话。她没接。我心里忽然升起一阵不好的预感，打第二遍，还是没接。我骑上车，直奔实验小学。
到校门口，我一眼就看见那辆黑色桑塔纳停在路边的树荫下。车旁站着一个人，高个子，宽肩膀，穿着件黑色夹克，正靠着车门抽烟。他低着头，烟头一明一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那个身形，和梦里那个影子重叠在了一起。
我放慢速度，从他身边骑过去，一直骑到学校门口才停下。进了门，我快步往教学楼走。走廊里，她班上的数学老师何婷迎出来，看见我说：“她今天请假了，你不知道？”
“她没说。”
“她说身体不舒服，一早递了假条，”何婷探头看了看外面，“你们闹别扭了？”
我没回答。我站在原地，脑子里转得飞快。她请了假，是因为看见那辆车来了，还是那辆车的缘故？我走出教学楼，在走廊尽头拐了个弯，绕到操场边，隔着围墙的铁栅栏往外看了看。那辆桑塔纳还在，傅春生换了个姿势，靠在车尾，手里那根烟快抽完了。他抬起头，往学校方向望了一眼。隔着几十米，我看见那道从右眉角蜿蜒到太阳穴的疤。
我转过身，靠在墙上，吐出一口气。
我拿出手机又拨了一遍她的号，还是没接。我改发了一条短信：“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过了几分钟，消息回了。只有一句话：“我没事，你别来。晚上我自己回家。”
晚上七点，我坐在客厅里，等她回来。门锁响了一声，她推门进来，手里拎着菜。她穿一件我没见过的新外套，头发放了下来，遮住半边脸，神色如常。她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笑了笑：“怎么不开灯？”
“省电。”我说。
她换了鞋，把菜放进厨房，出来时，站在客厅门口看着我。
“你今天去学校了？”她问。
“派出所的民警让我找你问清楚情况。”我说，“你上午请假了。”
“例假，肚子疼。”她说得轻描淡写，“躺了一会儿就好了。”
我看着她的脸，她避开我的目光，转身去拿水杯。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把手机放在她面前。
“你手机下午关机了。”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手机，说：“没电了。”
我们都没再说话。她端着水杯进了卧室，关上门。我听见里面传来轻轻拉上窗帘的声音。我站在客厅里，电视没开，饭也没做，屋里安安静静的。我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楼下看了一眼。路灯下，那辆黑色桑塔纳已经不在了。
我放下窗帘，在沙发上坐下来。过了很久，卧室的门又开了。她走出来，换了一身家里的睡衣，头发重新扎了起来。她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是他来了。”她说，“我看见他了。”
我转过头：“那你躲什么？”
“我不想让你见他。”她说，“你不要见他。”
“为什么？”
她没回答。她低下头，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过了一小会儿，她轻声说：“见了面，你就没法只说几句硬话了。你还得跟他动手。你是读书人，厂里上班的，你真要动手，打不过他。”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她又接着说了一句：“他就是为了引你动手，才来门口晃的。”
“你怎么知道？”
“他跟我一个镇上的老姐妹说，说你们要是两口子过得太好，他就不高兴。”她抬起头，笑了笑，那笑却很轻，像是一层薄薄的纸，“景行，你不用替我出头。你把我留在屋里就行，外头的事，我自己扛得住。”
我看着她，想说什么，可那些话在嗓子眼里绕了一圈，什么也没说得出来。她站起来，说去把饭煮上。我听见她在厨房里淘米、切菜，锅碗碰撞发出细细的声响。窗外的路灯又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条橙黄色的针线。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安静。她给我夹了两回菜，我说好吃。吃完饭我洗碗，她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新闻里放着本地交通消息，声音不大，像一层背景的薄雾。我洗完碗，把厨房台面擦干。经过她身后时，我停了一步。她没回头，像是专心看着电视。我弯腰，在她发顶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肩膀猛地绷紧了一瞬，才慢慢松弛下来。
“景行。”她开口，声音依旧带着那层薄薄的笑意，“你先去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我应了一声，走进卧室。屋里灯灭着，窗帘拉严了，一片漆黑。我躺下来，睁着眼睛。隔着门，客厅的电视还在响，我听了一会儿，隐约听见她的手机低低震了一声。然后，她关了电视，门外的脚步声往卧室这边走来。
卧室门被推开，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景行，你睡了吗？”
“没。”
“那件事，”她说，“我说过的，都算数。你早点睡，别多想。”
她走进来，床垫轻轻压下去。没过多久，她的呼吸声渐渐平稳下来。我睁着眼睛在黑暗里躺了很久。窗外的路灯忽然熄了，整个屋子彻底沉了下去。我翻了个身，看见她背对着我，肩膀蜷着，像一只戒备的动物，很久很久，都没有真正睡熟。
我醒来时，她不在床上。屋里光线还暗，瓦灰色的天从窗帘缝里透进来。我坐起来，看见她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没有穿鞋，背对着我，手里攥着手机。她听见动静，转过头来看我。眼圈发红，但没哭。
“你什么时候醒的？”我问。
“没一会儿。”她说，把手机放到一边，“你起来吃点东西吧。”
我没接话，走过去。她侧了侧身，像是想挡着手机，我已经看见了屏幕上那条短信。陌生号码，就一行字：“拾宁，你妈身体还好吗？我昨天去看她了，她精神不错。”
我伸手把她手里的手机拿过来，看那号码。她没拦，只坐在那儿，手指绞着睡裤的裤缝。
“他去看你妈了？”
她没回答，隔了几秒才说：“我妈昨晚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男人去养老院，给她带了两箱酸奶。我妈收了，等那男人走了才觉出不对劲，打电话问我，那是不是傅春生。”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是，是同事托人捎的。我跟她说认错人了。”她低下头，声音里带着一点哑，“她心脏不好，我不能跟她说实话。”
我攥着那只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把手机还给她，走到窗边，掀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楼下空荡荡的，路灯刚灭，一辆送奶的三轮车停在早点铺门口。
“你今天去上班吗？”她问。
“请半天假。”
“做什么？”
“找律师。”我说，“不能再等了。”
她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我洗漱完，换了衣服出门。走到楼下，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我们那扇窗。窗帘紧闭，看不见她。
这一带我不是不认识。张姐给我介绍苏拾宁之前，我在这座城市东边生活了十几年，哪条街什么店在哪儿，心里大致有数。我骑车穿过两条老街，拐进司法局后面那条巷子，在一栋旧办公楼前停下来。二楼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明诚律师事务所”。我爬上楼，敲了两间门，第三间房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问我找谁。
我说想咨询离婚的事。她让我进来坐下，递给我一张名片，姓陈，叫陈立。她问我情况，我尽量不绕弯子，把我媳妇的情况说了一遍。陈立听完，扶着眼镜沉默了一阵。
“你这个情况，有几个问题。”她拿笔在纸上画了几条线，“第一，你妻子和傅春生，婚姻关系在民政系统里依然是存续的。你跟她办的那个手续，严格来说，属于程序瑕疵。傅春生如果拿着结婚证去民政部门投诉，那个登记是可以被撤销的。”
“撤销了，我们的结婚证就不算数了？”
“不算数。”
她停了一下，又写了几行字：“第二，你妻子当年为了工作调动，做过一套假的户籍和离异证明。这个如果被查出来，学校那边会有麻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傅春生目前的状态，如果他去法院起诉，说自己的配偶跟别人登记结婚了，在法院看来，你妻子有过错。”
“她被他打了两年才跑的。”我说。
“我理解。但家暴的证据，你手上有哪些？验伤报告？报警记录？证人证言？”陈立抬起头看着我，“都有吗？”
我沉默了。
“她当年没有报过警。”我说，“她被打过很多回，没有验过伤。有一次她跑去法院，法院说先做调解，后来傅春生知道了，把她关在家里三天。”
陈立合上笔记本，靠在椅子上看着我。她说：“我不是说她没理。我是说，在法律上，她目前能拿出来的证据不够。傅春生如果咬住不放，你妻子很容易被反咬一口。”
“那怎么办？”
“两条路，”陈立说，“一条是快路，你让她主动申请撤销你们这个错误登记，把户口恢复原状，这样可以避免重婚的嫌疑。然后再跟傅春生打离婚官司。这条路的代价是，你跟她，在程序上暂时不算合法夫妻。”
“另一条呢？”
“另一条慢一些，但更稳。”陈立说，“让你们那个街道派出所介入，以家暴立案。你妻子以前受过的伤，想办法找证人回忆证词。她当年跑法院的记录，看能不能调出来。这些证据攒齐了，再走法院程序。时间会长一些，但傅春生那边蹦跶不了太久。”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楼下巷子里有个人推着自行车走过，车筐里装着一袋菜。我问他：“律师，按你说的快路，我和她这婚，难道得先离一次？”
陈立看着我：“你们不先辟出一条干净路，后面每一步都是累赘。”
我出了律师事务所，在巷子口蹲了一阵。手机震了一下，是她发来的消息：“律师怎么说？”我盯着屏幕，半天才打了几行字：得攒证据，不能急。过一条街，我又加了一句：你放心，有办法的。那头过了十来分钟，才回了一个字：嗯。
下午我回厂里上班。车间里的机器轰轰响着，我站在流水线边上，看着一块件壳转过去，转了很久才想起来该换工装。工友老周过来递了根烟，我没接。他问：“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家里的事没弄好？”我说没什么，就是没睡好。
晚上下班回到家，推开门，闻到一股饭菜香。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见我来，回头笑了一下：“回来了？洗手，马上吃饭。”我洗了手，在饭桌前坐下，她端了盘豆腐炖鱼出来，又盛了两碗饭。她自己也坐下来，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到我碗里。
我们吃了一会儿，她忽然说：“陈立的电话，我自己打过了。”
我抬起头。
“她说的意思我懂。”她说，“我明天请两天假，回老家一趟，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老邻居，问问谁愿意帮我做个证。”
“你妈呢？”
她筷子顿了顿：“我不去看她。我在镇上绕开她走。”
我看着她的侧脸。她低头扒饭，发丝垂下来，遮住半边脸。她吃得很快，像在赶什么。我放下筷子。
“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不行。”她说得很快，“你去了，她该担心了。”
“那你自己一个女人回去……”
“我熟。”她说，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在那个镇上活了二十六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条路能走、哪扇门能敲。”
我没再说话。她放下碗，去厨房添了碗汤，端回来时经过我身边，伸手在我肩上轻轻按了一下，说：“别想那么多，我又不是去跟谁拼命。”
第二天她走了，坐早班的大巴。我送她到客运站，她背一个旧的双肩包，穿一件灰扑扑的羽绒外套，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像个要出远门的学生。我看着她的背影走进检票口，直到她转了个弯，消失不见。
白天上班，她只发了一条短信过来：“到了，晚上给你打电话。”我说好。下午我干活的时候，手机没电了，充上电开机，看见她打过两个未接电话。我打回去，她没接。过几分钟，她回了条短信：“在邻居家，不方便说。”我只好等着。
晚上八点多，她才打过来。电话那头的背景声很静，她压着声音说：“刘婶还住在老地方，五楼的张哥也还在。刘婶答应帮我写个书面材料，但她不愿意签字。”
“为什么？”
“她怕傅春生找她麻烦。”她停顿了一下，“张哥太太倒是愿意，说可以到法院作证，她当年亲眼看见我颧骨上的淤青。”
“那就好。”我说。
她那边沉默了几秒，又说：“景行，我妈今天来看我了。”
“你说她不来看你？”
“她知道我回镇上了，跑来找我的。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腿脚也不太方便，从养老院坐三轮车过来，车费花了四十。”她的声音有点变样，“她问我，春生是不是找到你了？我说没有。她抓着我的手，半天没说话。”
我在电话这头听着，心里一阵一阵发紧。我听见她吸了下鼻子，过一会儿，她低声说：“她跟我说，要是哪天她走了，让我别回镇上。她说她不怕傅春生，她怕的是我放心不下她，走不脱。”
“你别这样说，”我说，“事情没那么糟。”
她嗯了一声，又说了两句，说晚上住在镇上老支书家的空屋里，明天坐早班车回来。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下午，她回来了。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子，里面装了几只橘子和两个馒头。她把袋子放在桌上，坐下，像是跑了很远的路。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材料拿到了两份，有一份签了字。
“刘婶给你签了吗？”
她摇摇头。“不过我找到一样东西。”她从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一张旧照片，递给我。照片有些发黄，上面是两个人，一个年轻的苏拾宁，穿着蓝布裙子，站得离镜头远远的。旁边站着一个高个男人，眉角有一道浅浅的痕，正是傅春生。傅春生穿着一件白衬衫，笑得很开，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她整个人绷得僵硬，像一尊木头人。
“这是我们结婚那天拍的。”她说，“你说，这算不算证据？我连笑都笑不出来。”
我接过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潦草：“傅春生与苏拾宁，1998年4月18日。”一个日期。我抬头看她，她正等我说话。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尽量让声音平稳。
“说明我从那天起就没想过要跟他过下去。”她说得有些急，声音发颤，“我本来想，等日子好过一点就离婚。后来发生了那些事，就再也没有好过过。”
她说完，走进卧室，拉上窗帘。我听见里面有轻轻啜泣的声音，隔着门板，像一只被捂住嘴巴的动物。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那张照片，翻过来覆过去地看。照片上她穿的那条蓝布裙子，袖口有一道深色的痕迹，像是水渍，又像是别的什么。
晚饭我没叫她，她也没出来。我在饭桌上坐了一阵，把凉了的菜倒进锅里热了一下，盛了一碗饭端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说：“你吃点东西吧。”过了很久，门开了一条缝，她接过去，小声道了句谢，又把门关上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她裹着被子背对我，一动不动。我又翻了个身，正想闭眼，忽然听见她说：“景行，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平躺着，看着天花板，说：“没有。”
“那你怎么不说话？”
“想事情。”
她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转过身来，枕边露出一双眼睛，在黑暗里看着我。她说：“我也怕你后悔。你越是不怪我，我就越怕。”
我侧过头：“为什么？”
“因为你要是一直不怪，我就一直欠你的。往后不管出了什么事，我都开不了口说走。”她说，“可我可能真的得先走。”
“去哪儿？”
“不知道。”她说，“但我不想连累你。”
我撑起身子，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睫毛湿漉漉的。我看了她好一阵，把手伸过去，替她把被子掖好。
“你不用走。”我说，“他真来了，我见了他。”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腕：“你去见他了？”
“见了。”我说，“昨天下午，在修理铺门口。”
屋里一下子静下来。她的手指扣在我手腕上，指甲掐进肉里，好一会儿才松开，声音也压低了：“他跟你说了什么？”
我闭上眼，想起昨天下午那一幕。
修理铺在城北一条旧巷子里，门面不大，两间屋子，卷帘门卷了一半。我站在巷口，看见他蹲在门口，手里拿块油布在擦零件。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傅春生？”
他抬起头。那道疤从右眉角往太阳穴延伸，像一道粉红的线。他脸上没有表情，打量了我几秒，慢慢站起来，比我高了小半个头。
“你是陆景行？”他说，“我知道你。”
“我也知道你。”我说。
他笑了一声，把手里的油布搭在膝盖上，上下看了我一遍：“你来找我，有什么指教？”
“你以后别再找苏拾宁，也别去养老院看她妈。”我说，“你跟她的事，从法律上来说早就该了结了。你该找她去办手续，而不是四处堵她。”
傅春生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笑又不是笑。他说：“跟我办手续？她人呢？我找不到她本人的话，手续跟谁办？”他顿了顿，“你替我传个话，叫她明天下午三点到街道办来，带上结婚证。我们当面把手续办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他语气很平，甚至带着一种温和，可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喉咙里。
“她不会去见你。”我说。
“她不来也可以。”傅春生弯下腰，把油布叠好，随手扔进塑料桶里，“那她就成了遗弃配偶。法院那边，她得自己跑一趟。你转告她，这不是我不肯离，是她不敢来。”
他抬起头，那道疤在灯光下显得淡了一些，眼神却沉沉的：“你回去跟你媳妇说，我不是非要出这口恶气。可她躲了我这么多年，连个照面都不打，像个什么话？是她的问题，不是我的。”
我什么都没再说，转身走了。身后传来他点烟的声音。
我没有把那些话全告诉她。我抽出胳膊，指了指自己的手腕，上面有一圈红痕。她看见了，愣了一下，低下头，没说话。
“他不跟你见面不肯办手续，”我说，“我本来想逼他说几句难听的话，好让咱们去法院有说法。可他会装样子，说话滴水不漏。”
她低下头，过了好一阵才说：“我说过的，他不会让外人摸着他的把柄。”
那一夜我们没怎么睡。天快亮的时候，我迷糊了一阵，醒来时她已经起床了，坐在窗边的小桌子前，对着那张旧照片出神。窗外天光泛白，她的侧脸映在玻璃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我起来，走到她身边，看见桌上多了一张纸。我拿起来看，是她写的一份材料，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她的名字、出生年月、结婚日期，又从第一行往下列了几件事：某年某月，傅春生酒后打她，她头上缝了三针；某年某月，傅春生因车祸致死他人入狱；某年某月，她向法院申请离婚，被人阻拦。最后一行只写了一句话：“我从未自愿离开他，也从未自愿留在他身边。”
“这个是给律师看的？”我问。
“给法院的。”她说，“我明天拿去交。”
“你确定？”
她抬起头。那双眼睛里有红血丝，但没水光。她说：“景行，我已经躲了一年了。你要是不娶我，我可能还在躲。你娶了我，我不能躲了。不管这婚能不能留得住，我得先把自己从地底下挖出来。”
她说这话时，屋里很静。窗外传来楼下晨起开门的声音，铁门咣当一响。我站在她身边，看见她把那张纸折好，装进信封里。她把信封塞进随身那只旧包里，站起来，朝我扯了一下嘴角，像是笑了一下。
“那我今天也不请假了。”我说，“下班去接你，咱们去交材料。”
她点点头。她转身去衣柜前翻衣服，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想起那张照片上的蓝布裙子。她如今穿的那件旧外套，肩线磨得发白，可脊背是直的。
下午四点，我在厂房门口按掉车闸，车间主任老刘追出来喊：“景行，你那批件壳还没验收完呢，这就走了？”我头也没回，说家里有事。出了厂区大门，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骑到实验小学门口，校门半掩着，门卫张大爷探出头来，说苏老师早走了，四点到点的。
“她一个人走的？”
“嗯，走路，不带车。”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她昨天才说今天一起去交材料，怎么提前走了。我掏出手机打她电话，响了几声，接了。她声音在风里，有点听不清。
“我在明城路那个巷口。”她说，“你先回吧，我交完就回来。”
明城路是司法局那条街，往里走是陈立律所。我心里松了一点，又有点不舒服。她明明说好等我一起，偏偏自己先去了。
“你到哪儿了？”我停下车，脚撑着地，“我现在过去。”
“你别来。”她语气平静，“我跟陈律师聊两句就回，你先回家做饭行不行？”
她那句“行不行”尾音带了一点点的软，像商量，又像哄我。我攥着手机，迟疑了几秒，说行。蹬上脚踏，调头往家走。经过路口时，一辆黑色桑塔纳从我旁边驶过去，车窗关得严实，贴着深色膜，看不太清里面。我盯着那辆车的尾灯看了好一阵，直到它拐过路口不见了。
晚上六点多，天黑了，她回来了。手里拎着一袋菜，进门换鞋，头低着，把菜放厨房台面上，洗了手才出来。我坐在沙发上，抬头看她，她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说：“陈律师说材料没问题，她明天早上递上去。之后就是等通知的事了。”
“你一个人去交的。”
“嗯。想起你白天要上班，就没喊你。”她说着，转过身去拿菜刀，开始切一把芹菜。刀在砧板上笃笃地响，声音不紧不慢，像笃定我不会再追问似的。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说：“你头发上沾了东西。”
我伸手，从她头顶捏下来一小片东西——一张灰白色的纸角，边缘带了透明的封口胶。一看就是某种快递面单上的残片。她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又做饭，不可能去拿快递。我捏着那张纸角，看了她一眼。她切菜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切。
“我今天路过菜鸟驿站，拿了个退货快递。”她低头说，“那件外套买错了尺码，退回去的。”
“外套。”我说，“前几天下班桌上那件？”
“嗯。”
我没再问，把纸角丢进垃圾桶，洗了手，进厨房帮她端菜。晚饭吃了，碗我洗的。她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看当地新闻。我擦干手出来，发现她没在看电视，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眉头微皱着。她感觉到我走近，立刻把屏幕按黑，搁到茶几上。
“谁的消息？”我问。
“群消息。”她说，“同事问明天调课的事。”
“你调课了？”
“嗯，明天下午有家长会，得请假。”她说着，拿起遥控器换了台，声音调大了一格。
那天夜里，我又做了一场梦。梦里有扇褪色的铁门，门半开着，门里站着一个人，穿着黑夹克，背光，看不清脸。他说：“你不来见她，我就把那些照片发给她。”我正要走进那扇门，闹钟响了。我坐起来，摸了把脸，转头看，她不在床上。窗外天刚蒙蒙亮，厨房里锅铲碰锅沿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
我穿好衣服出来，她正在煎包子。她见我起床，说：“我不上班了。上午有课，下午请假。”我咬了一口包子，肉馅还是热乎的，烫得舌头一缩。她递过来一杯凉开水，我灌了一口，问：“下午请假干什么？”
“陈律师说法院那边可能要调解，让我去提前交一个补充的材料。”她说得很自然。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你昨天不是交过材料了吗？”
她低头搅粥：“还差一份。”
我正要追问，手机忽然响了。我接起来，是厂里老周：“景行，今天早上门口停了辆黑桑塔纳，就停咱们厂正对面，停了快一个小时了。车窗开着，我看到那个人靠在驾驶位上抽烟，盯着厂门口看。你认识那人不？”
我握着手机，手心一下子热起来。我压着声音：“什么车牌号？”
“没仔细看，好像是外地牌照，数字模糊了。”老周说，“你真认识？”
“没事，可能走错路的。”我挂了电话，转过头，看见她端着粥碗，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那碗粥冒着热气，她脸上没有表情，只问：“是他？”
我没回答。
“他跑你厂门口去了。”她放下粥碗，声音低下来，“他这是要跟你亮招了。”
我坐下来，把手机放在桌上。她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手放在桌上，十指绞在一起。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门外传来楼道里邻居出门上班的脚步声，铁门咣当一响，一切都像往常。
“今天那材料，你别去交了。”她说，“陈律师那边的手续我自己跟。你接下来别去单位，也不要单独一个人在外面晃。”
“你让我躲着？”
“不是躲。”她声音很轻，“是让他找不到你。”
“那我一天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说。
“让这件事翻过去。”她看着我，“他在你单位门口晃过一趟，说明他查过你的底。他知道你在哪上班，知道你家住址，也知道你每天几点出门。他不是来跟你谈的，他是来镇你的。”
我看着她。她说话的时候声音仍轻，但每个字都像一块石头压下来。屋里安静了很久。我忽然觉得嗓子有点干，站起来去倒水，走到厨房时，窗台上一张窄窄的纸条吸引了我。风吹着它的一角，快要飘下去。我拿起来，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不像她的笔迹：
“周四下午三点，街道办三楼调解室。带齐证件。到时候见。”
没有署名。
我捏着那张纸条，回头看她。她坐在餐桌边，背对着我，腰微微弯着，像肩上压了很重的东西。过了几秒，她开口，声音平得像水面：“那张纸，是他托人递进来的。上周五早上，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想先跟陈律师商量了再说。”她转过来，看着我，“他说得对，要是我不去，他就在街道办那等。我不去，他就天天来。他就是要让我知道，跑没有用。”
我攥着那张纸条，纸条薄薄的，边角都被捏皱了。窗外起风了，楼道里传来自行车链条卡哒卡哒的清脆声响。我嗓子发紧，像吞了什么硬的东西：“周四下午，今天是周二。”
“嗯。”
“你打算去？”
她低头，过了好一阵，说：“我要是去，就把离婚手续的窗口开了。我要是再去，他就不只是在我厂门口晃了。他会弄到你单位领导那儿去。”
我看着她，看着她说这话时脸上那道平静的纹路。我知道她把什么都想了一遍。可我嗓子眼那口气始终堵着，堵得我咽不下，吐不出。我走到她面前，把那张纸条按在桌上：“我不让你一个人去。”
她抬起头，望着我。那双眼睛没有泪，像一口沉静了很久的井，又深又凉，里面映着灯光的碎影。她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
“景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她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像怕外面有人听见似的，“你这几天，有没有觉得睡不好？”
“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睡到半夜，听见楼下有人走动。在咱们楼道里。”她说，“我起来看了猫眼，没人。可早上出门，发现楼道门缝里夹着一张纸角，跟我捡起来的这张一样。”
她抬手指了指我手里的纸条：“不是只有这一张。他往咱们楼道塞过两次纸了。第二次塞的时候，可能没塞好，露出半截角，被风刮烂了，我捡到了。那张纸上写的是——”她停了一下，像在斟酌那几个字的分量，“‘她得自己想清楚，是出来办手续，还是让我把东西寄出去。’”
“什么东西？”
她继续看着我，过了很久，才说：“他手上有我以前的照片。不是他拍的。”她别开眼睛，“是我第一次请律师那阵子，他找人跟踪我，拍了我跟律师在马路边的照片。几张照片上，我跟那个男律师挨得挺近。他说，那些照片洗印出来了，要寄到我们学校里，人手一份。”
“就这几张照片，能说明什么？”我说。
“说明不了什么，”她说，“可传到学校去，他们会怎么看？”
我沉默了一阵，把纸条攥成团，又慢慢展开，抚平。她站起来，走进卧室，很快又出来，手里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信封很薄，没有封口，我抽出来，是一叠洗印出来的照片。照片不太讲究，构图像偷拍的，背景是马路边一家小饭馆的门口，苏拾宁跟一个穿夹克的男人面对面站着说话，脸都挺清楚。旁边还有两张，是她傍晚拎着包过马路，那个男人跟在她身后两步远的位置。
照片上没有日期，但看得出是秋天，树叶落了。
“这是他让人寄过来的。上周三放到门卫那儿，说转交给我。”她把信封从我手里拿回去，重新放回卧室的柜子底下，“我没拆开看过。我知道是什么。他就是为了吓我，让我去跟他见面。”
她说完，走回桌边，把那碗已经凉了的粥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碗，伸手拢了拢头发。
“周四下午，我去。”她说，“这件事拖不了。我昨天已经把材料交给陈律师，她跟我说，只要傅春生在调解记录上签了字，我们的离婚申请就能正式立案了。”她顿了顿，“他约我，就是为了签这个字。只要他肯签，我就自由了。”
我看着她，她脸上很平静，可我看见她放在桌上的那只手指节微微泛白，指甲掐着桌沿。
“你知道他不会轻易签的。”我说。
“我知道。”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可我得去。”
那天下午，我没去厂里，请了一下午事假。我骑车去了城北那条巷子，找到那家修理铺。卷帘门拉下一半，门虚掩着，里面有一股机油味。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傅春生。”
没人应。我推门走进去，屋里很暗，靠墙摆着几辆拆了一半的电动车，地上摊着零件。桌上放着一只玻璃茶杯，杯沿积了层茶垢，烟灰缸里躺着几根烟头。桌上摊着一张A4纸，墨水笔写着一行字：“周四下午三点。”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名字。是我。
我站在桌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掏出手机对着那张纸拍了一张照。正要走，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傅春生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穿着黑夹克，拉链拉到胸口，他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把矿泉水放在门边，走了进来。
“你怎么进来的？”他问。
“门没锁。”
他看着我，走到桌边，把那张纸拿起来，折了两折，收进兜里。他抬眼看我：“来替她谈判？”
“来跟你说句话。”我说，“周四下午，我会跟一起去。”
傅春生看着我，没说话，过了几秒，他笑了一声。那笑从鼻腔里挤出来，带着一股嘲意：“你跟着去干什么？怕我把她拐跑？”
“我怕你动手。”
他手里那瓶矿泉水放在桌上，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说：“陆景行，我是想跟她把手续办完，从此各走各的。你要是觉得我会动手，那你就不了解她——她跑了我一年多，我要真想动手，早就动了。”
我看着他。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平，脸上那道疤在暗光里显得格外淡。他没有威胁我，也没有发火，但我忽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
“你要真是来办手续，就该单独跟她办好。”我说，“我尊重你们办手续的场合。可要是你约她到地方，还有别的安排——”
“别的安排？”他打断我，“你想多了。我跟她的事，本来就是一场手续的问题。她怕我，躲了我一年多，你现在把她护到这种程度，倒让我觉得有意思。”他放下矿泉水瓶，“你走吧。周四下午，街道办三楼，我准时到。她愿意来就来，不来，那些照片我放网上。”
我走出修理铺，门在我身后关上。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后背发凉。我骑车回厂的路上，脑子里反复回响他那句话——“那你就不了解她”。他到底想说什么？他手里除了那些偷拍的照片，还有别的东西？
晚上回到家，客厅灯亮着，她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堆材料。她听见门响，抬起头：“你回来了。”
我换了鞋，走过去，看见她面前摆着一摞纸，最上面是一张申请离婚的表格，表格里大部分都填写好了，只有签名栏空着。她旁边放着一支笔，笔帽没有合上。
“明天下午你就拿这张去签？”我问。
“嗯。陈律师让我把表格先填好，拿到地方让他签字，签完就能递。”
我看着她手边的表格，上面有一格填的是“婚姻存续期间是否遭受家庭暴力”，她在那栏里写了一个字：“是”。旁边有一行小字备注，我凑近了看，上面写着：“多次，见附页受伤记录。”附页一栏剪了一截医院病历纸，贴在上面，字迹工整，是她自己写的，记录着几次受伤时间的回忆。
我坐下来，把表格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最后那一栏是“本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她已经在上面签了名，日期是今天。我看着那个日期，又抬头看她。她整个人坐在灯下，眉眼安静，嘴唇抿着，等我说话。
我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开口，手机忽然响了。我看了一眼屏幕——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带着点乡音：“喂，是苏老师家吗？我是她妈。”
我看了一眼她。她注意到我的目光，偏过头来。我按了免提，声音放温和：“阿姨，我是陆景行。”
电话那头的老人声音有些发抖：“景行，我今天下午收到个信封，里面是几张照片。我看了半天没看懂，也没敢跟拾宁说。”她顿了一下，“那照片上，拾宁跟一个男人站在马路边上，旁边还有一张，她跟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医生站在医院门口。照片背面写着字，写的是‘你女儿还没离成婚呢’。”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她坐在沙发上，脸上那点血色慢慢褪下去，嘴唇微张，却发不出声。
“阿姨，你别担心——”我开口，话没说完，电话那头的人抢过话头，声音抖得更厉害了：“景行，这信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寄件人写的是傅春生，他寄到你名下，是要干什么？”
窗外风忽然大了，吹得窗帘鼓起来，罩住了一角灯光。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她终于动了，站起来，从我手里拿过手机，声音有些哑：“妈，是我。那个信封你先放着，别拆，回头我回去取。”
“拾宁……”
“妈，没事的。”她的声音稳着，像压着什么，“你听我的话，把信封放好，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桌上，像放一件重物。屋里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响声。她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窗外的风把窗帘又吹了一下，她抬起头，眼神里那口井像是裂开了一道缝。
“他知道我妈的地址。”她说。
“我知道。”我说。
“他把照片寄到你的名下，”她声音更低了，“他早就知道你我之间的关系了。他不是周四才要跟我谈。他现在就是在逼我——要么周四去签字，要么他把这些东西寄到学校、寄到厂里。”
我走过去，伸手按住她的手臂。她手臂绷得僵直，像一根被拉紧的弦。我攥着她的小臂，感觉到她微微发颤。她低着头，过了好一阵，才终于开口，声音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周四下午，我一个人去。你去了，他只会更疯。”
我看着她的眼睛，沉默了许久。
“我不去可以。”我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把那部手机给我。”
她抬起头，不解。我指了指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他既然知道我们住址，也知道我妈那边的情况。他一定会发消息给你，跟你说什么‘你不到场就寄出东西’之类的话。你让我替你接那通电话。”
她张了张嘴，像要拒绝，我截住她的话头：“我不是要替他做事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拿什么东西在掐你喉咙。”
屋里很静。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她低头把手机解了锁，递到我手里。我接过来，看见屏幕上恰好有一条新消息推送。发件人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消息只有一行字：
“周四下午，你来了。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你不来，你那个新丈夫的事，我就不能保证不会传到你们厂里。”
我握着那部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她站在我面前，离我很近，呼吸声清晰可闻。我看见她眼睛里那口井的水面微微一晃，随即重新平下去。
周四，下午两点四十分。
我们站在街道办楼下，风很大。她穿一件藏青色的薄呢外套，头发扎起来，手里攥着一只文件袋。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站在她旁边，把她的手机交还到她手里。屏幕暗着，上面我的手指印还没退干净。
“我上楼了。”她说。
“嗯。”我应了一声，又补了一句，“我就在楼下等你。”
她低头看了看时间，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景行，要是半小时后我没下来，你就走。别管我，走远点。”
我看着她，没有接话。她转身上了楼，背影在楼道里一点点变窄。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风吹得外套衣摆猎猎作响。我走到对面一家小卖部，买了一瓶水，拧开盖子没喝，站在原地，往三楼那扇窗户看。
两点五十五分，三楼那扇窗的窗帘微动了一下。她到了。
我站在马路边上，攥着那瓶水，手心开始出汗。过了十来分钟，三楼的窗帘又动了一下，像是被风吹的，又像有人从里侧碰了一下。我抬头望着那扇窗户，心里像有一根细绳在慢慢收紧，勒得胸口发闷。
过了二十分钟，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见她发来一条微信，只有六个字：
“他带了律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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