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专家认为，朝鲜平壤市牡丹峰的那座箕子陵，可能只是一个衣冠冢。箕子有生之年或是一次、或是两次朝周，很可能于朝周期间病逝，死后可能葬在“梁国蒙县”。
中国有句“归正首丘”的成语，说狐狸即将死在外边时，要把头朝向所住洞穴的方向，表示归葬于故居。西周时实行归葬制度，分封在外的人死后要“叶落归根”，如周公旦的长子分封到东方的鲁国，死后也要归埋在家族墓地。
仔细思量，箕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受礼仪思想影响极深，他割舍不下对故国故土的眷恋，死后归葬应在情理之中。《春秋释例》五《土地名》记载：梁国蒙县，西北有亳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
《水经·派水注》之杜预曰：“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太平寰宇记》之《河南·宋州·宋城县》载：箕子冢在县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内。粱国蒙县即今山东省曹县，此处如今确是尚存大墓，相传有千余年历史，从未开掘，专家分析其为箕子归葬墓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说人们不忍心用熙熙攘攘的脚步打搅箕子身后在今山东曹县的安谧，那箕子这个历史明星表演过的舞台，即殷商王朝的首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县城），就不得不让人们去苦苦追寻了。殷亡后，朝歌人在殷王宫遗址上修建了三仁祠，纪念比干、微子、箕子，并在城南专门修建了一座箕子庙（有说此庙建于汉代或唐代）。
人们把箕子庙当作这位海外先贤灵魂的寓所，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骚客、百姓布衣等如过江之鲫到这里祭祀、凭吊和寻根。随着风云变幻、岁月推移，清代后期，箕子庙逐渐毁弃，后来，朝歌镇南关路东的那条“庙胡同”还在，可箕子庙已倾为废墟。
海外先贤，魂兮归来！箕子九泉之下的英灵在建功立业之地暂时没有栖息之所，那就回到热土来吧。今天的箕子庙是许多海内外人士万里迢迢追寻之所在。现在韩国的韩氏、奇氏等许多姓氏都奉箕子为始祖，常来拜祭。
1996 年秋天，韩国宗教界知名人士佛心道文到郑州办事，专程赶赴淇县箕子庙认祖归宗，表达了对先人箕子的尊崇。千百年来，历代鸿儒巨学更是把朝歌箕子庙作为撰文赋诗、泼墨疾书之所，如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撰写了《箕子庙碑记》，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宋代著名文人王十朋，以及元代李仆，明代孙徵兰、刘希鲁、李尚实，清代柴望等都留下了赞颂箕子的诗篇。
唐朝柳宗元的《箕子庙碑记》，赞扬了他一生的功德，其文如下：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聩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
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殓，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平？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室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屈时伸，卒为世谟。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
古阙颂辞，继在后儒。柳宗元写的这个碑文，是对箕子的盖棺定论。他把箕子的功劳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正蒙难”，指箕子忠心进谏反被囚禁，言不用而身受辱；二是“法授圣”，指箕子向周王讲述天地大法，彝伦序而大典立；三是“化及民”指箕子在朝鲜推行教化，化夷为华。今天淇县的文人把柳宗元这篇碑记解读如下。
柳宗元在这个碑记中开篇即说：“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为什么说箕子是“正蒙难”呢？柳宗元分析说：“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丝毫不起作用。
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是一种“仁”德，但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但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人去做了。
箕子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承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之明夷。”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
为什么说箕子是“法授圣“呢？柳宗元接着说：“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
为什么箕子是“化及民”呢？柳宗元解释说：“待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导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他获得了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柳宗元感慨地说：“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纣王作恶而自毙，武庚发动暴乱力图保存社稷也失败了，殷商要是没有箕子这样的人，谁来传承啊？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柳宗元在结尾中说明：“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在这四言一句的“颂”中，柳宗元又对箕子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深情地讴歌。柳宗元对箕子德行之概括——“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自此以后成为对箕子评价的权威之论，以后凡是涉及到对箕子评价的书籍和文章，总是超不过这些范畴。碑文，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的应用范围很广，有封禅和纪功的碑文，有寺观、桥梁等建筑物的碑文，还有墓碑。它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多用散文以记事，称为“碑”；后一部分用韵文以赞颂，称为“铭”或“颂”。
《箕子碑》一文的“颂”，是对箕子高风亮节进一步的张扬。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滴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古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是有类似之处的。
因此，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对自身遭遇的无限感慨。除柳宗元外，历朝的文人骚客对箕子也不吝赞美之辞。
明朝李仆在《过三仁祠》中写道：三仁遗碑在荒榛，世代虽非名尚存。生死各求争白旦，肝肠不泯向黄昏。太行山岳孤坟在，牧野秋风故业沦。日暮黄泉咽蔓草，能教壮士不销魂？明朝刘魁庐写了一首《三仁祠》：三仁生死异，一念鬼神临。虽享千秋祀，难消万古心。我生胡乃尔，遗恨到而今。此语凭谁会，春风碧草深。
明朝孙奇逢有《殷三仁祠》：漫云八百兴周武，殷有三仁殷未亡。欲读残碑聊解辔，携将山蕨代蒸尝。清朝高遐昌写了《谒殷三仁祠》：宗臣遗像在，瞻拜泪潸然。谏主非徒烈，为奴岂自全？悲风来殿角，劲柏吼阶前。九鼎能移去，三仁亘古传。
清朝张尚久有《三仁祠》道：生死有同情，去留无异志。成仁非所求，宗祀是其事。
清朝高鉴儆之《殷三仁祠》曰：千秋何处吊忠魂？凛凛精英遗像存。殷有三仁传不朽，当年难化独夫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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