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胡蝶口述自传》、《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著）、凤群《胡蝶事迹考》、《戴笠为讨胡蝶欢心》、《四行之后的八百壮士和杨惠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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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24日，胡蝶和丈夫潘有声终于踏上了重庆的土地。
这一天距他们仓皇离港已过去了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这对夫妻跟着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先抵广东惠阳，再辗转韶关、桂林，换乘柴油车、拖拉机、木船，走了不知多少条崎岖山路，才一路颠到这座山城。
胡蝶下车时，旗袍下摆压着几道死褶，头发也乱了。
她是整个民国最耀眼的电影皇后，此刻却不过是一个被乱世推着走的普通女人。
就在抵达重庆前后，一个消息在上流圈子里悄悄传开：胡蝶那三十大箱家当，在广东境内被劫，一件不剩。
消息传到了那个男人耳朵里。
那个男人叫戴笠。
多年后，戴笠身边一位上了年纪的随从被人问起那段往事，老人只说了一句话："老板那双眼，看人看事，从来不差分毫。"
从那一刻开始，他看上的，远不止是一个女人——
而胡蝶此后几年的命运，也从那一刻起，悄悄拐向了一个她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向，再也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事了。
【一】从胡瑞华到电影皇后：一个女人走过的那条路
1908年3月23日，胡蝶出生于上海，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省鹤山县坡山乡水寨村。
出生时，她父亲在京奉铁路上任职，全家随父亲在外地生活。
9岁那年回到广东，家住广州市，进了广州培道学校读书，在广州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这个成长轨迹，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见过世面的了。
她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粤语、普通话、上海话都说得利落，性子里有一股天然的适应力，换了旁人未必能练出来。
1924年，胡瑞华随家人迁回上海，同年考入中华电影学校，成为首届训练班学员。
报名的时候，她临时给自己取了个艺名。
原名胡瑞华，改成"胡琴"不合适，总觉得是让人拉来拉去的玩意儿。
想了一圈，脑子里冒出"蝴蝶"两个字——"蝴"与"胡"谐音，蝴蝶可以飞来飞去，自在得很。
就这样，胡蝶这个名字从此跟她绑在了一起，一绑就是一辈子。
入校第一年，她就参演了无声片《战功》，算是正式踏进了电影这个行当。
随后几年，她在友联、天一、明星等几家公司辗转，一部接一部地拍，从配角到主角，从小戏到大戏，一路往上走。
1931年，胡蝶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后轰动全国，甚至吸引众多海外侨胞的目光。
这部戏之前，她已经是圈内叫得上名字的人物，这部戏之后，她的名字彻底破圈，成了寻常百姓茶余饭后都知道的那个"胡蝶"。
更大的高光在1933年元旦。
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
在选举过程中，三位著名电影女明星——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的票数非常接近，竞争相当激烈。
结果胡蝶得21334票，陈玉梅得10020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巨大的优势胜出，获得了"电影皇后"的称号。
消息传出，上海滩沸腾了整整好几天。
那一年，她二十五岁。
往后几年，胡蝶在银幕上的势头只增不减。
1933年主演的《姊妹花》，是她表演生涯的最高峰之一，她一人饰演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双胞胎姐妹大宝、二宝，把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刻画得非常成功。
这部影片在三十年代打破中国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后来到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演出，也大获好评。
1935年初，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胡蝶成为代表团中唯一的演员代表。
那一年，她带着《姊妹花》、《空谷兰》等几部电影远赴欧洲，走访了苏联、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成了代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第一张脸。
私下里，这一年也是她自己的大事之年。
她和上海实业家潘有声走进了婚姻。
1935年，胡蝶与上海实业家潘有声结婚。
潘有声做洋行生意，为人踏实，脾气好。
两人感情甚笃，日子过得四平八稳，圈子里都说这一对是真正的相得益彰。
只是时代不给人安稳日子过。
1937年，卢沟桥一声枪响，随后淞沪战役爆发，上海变了天。
胡蝶携家带口南下香港，把那座与她相伴多年的上海公寓关上了门。
香港这边，她一边陪丈夫做生意，一边偶尔接戏，日子虽然颠簸，总算勉强撑着。
她先后在香港拍了《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等几部作品。
平静在1941年12月8日结束。
那一天，日军从九龙登陆，香港正式沦陷。这座城市从此不一样了，胡蝶的处境也从此不一样了。
【二】乱世逃亡：三十箱家当，一场说消失就消失的噩梦
香港沦陷之后，日本当局盯上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后。
日军报道部艺能班长和久田幸助直接要求胡蝶前往东京拍《胡蝶游东京》，宣传"大东亚共荣"。
意思很明白：用她的脸，给侵略者的宣传机器贴金。
胡蝶拒绝了，一个字都不松口，称自己身体有恙、怀孕在身需要静养，把日本人一次次挡在门外。
但她很清楚，这种推脱撑不了多久。
1942年8月27日，胡蝶假装怀孕迷惑日寇，与丈夫潘有声一起逃离了香港。
逃跑之前，她面临一个难题：这些年在上海和香港积累下来的身家——金银首饰、古董字画、名贵衣物、多年来各国名流的题字照片——塞满了整整三十几只大箱子。
逃难需要轻装简从，但胡蝶舍不下这些，最终同意将那几十只皮箱交给杨惠敏设法托运，自己一家人只带着少量随身行李在东江纵队的掩护下撤离。
杨惠敏是谁，得说几句。
杨惠敏，原名杨惠敏，1915年3月6日生，籍贯江苏镇江，女童军、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女英雄。
1937年10月，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杨惠敏冒险将一面国旗送进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手中，这一举动经由路透社、BBC等国际媒体报道，传遍了大半个世界。
她在纽约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时，甚至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夫人的接见，成为那个时代的抗日形象代言人之一。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杨惠敏负责联系梅兰芳、胡蝶等知名人士，从香港撤退到中国大陆。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胡蝶才把那三十多箱家当托付给了她。
托付出去，便是信任。
但乱世里，信任这两个字有时候是最脆弱的东西。
孰料当胡蝶一家人一路颠簸回到抗战后方，却得知那几十只皮箱在运输过程中遭遇抢匪，"电影皇后"辛苦积攒的全部身家荡然无存。
胡蝶夫妇走的是东江纵队打通的秘密路线，一路从惠阳到韶关，再辗转到桂林。
箱子走的是另一条路，结果在广东境内全部被劫，连一只都没留下。
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题字，她在香港演《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服，以及许多名贵首饰、纪念品等，均是无价之宝。
获悉遭劫消息后，胡蝶心急如焚，急忙向当局报案。
因一时未能破案，胡蝶苦思成疾，在桂林大病一场。
这是1942年秋天的事。
病好了，人从桂林出发，继续往重庆赶。
胡蝶说，从1942年深秋全家离开香港，一路逃亡，经曲江，到桂林，过贵州，边逃边停，停停逃逃，到达重庆已是1944年四五月。
这段漫长的辗转，整整走了将近两年。
两年里，胡蝶出席过桂林的劳军晚会，到过湖南长沙、衡阳义演，始终没有从公众视野里消失。
1942年12月，中央社就已经报道她加入中央电影摄影场，准备拍摄《自由魂》。
后来又参与《建国之路》的外景拍摄，途中遇上日军空袭，仓皇撤回重庆。
而就在这段辗转的途中，另一件事也在悄悄发酵：行李被劫的消息越传越广，胡蝶在上海时的好友杨虎、杜月笙等得悉后，立即致电戴笠，请他帮忙破案。
戴笠闻此消息，不禁喜出望外，连呼"真乃天赐良机！"立即电邀胡蝶夫妇赴重庆。
戴笠这个名字，正式进入了这个故事。
【三】戴笠其人：这个男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
戴笠，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相传原名春风，字雨农，后改雨浓。
他出身寒微。
戴笠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这一次相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此后，他报考黄埔军校，以落榜之身再度报考，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编入骑兵科。
北伐战争开始后，就被派遣离校赴南京收集情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戴笠"这个名字，是他报考黄埔时改的。
名字出自《车笠交》："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提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指言交不以贵贱而也。
一个寒门出身的人，改这样一个名字，既是表示不忘本，也是向上爬的一种姿态。
往后十几年，他一路从情报员做到了整个国民政府情报系统的实际掌控者。
他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军统局名义上的局长是别人，但所有知情者都明白，这个组织里真正说话算数的是戴笠。
抗战期间，他手下的军统干过不少大事：1933年5月刺杀北洋军阀大汉奸张敬尧；
1940年8月枪杀青帮头目张啸林；1940年10月刀劈伪上海市长傅筱庵；
1941年提前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阴谋，美国情报机关称戴笠为"世界第一间谍"；
1942年与美国合组中美特种技术所。
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
这个评价，放在当时的语境里，既是赞誉，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警示。
戴笠管着数万特工，手里攥着无数人的把柄和性命，却也有出了名的几个习惯：他对蒋介石无条件忠诚，对部下赏罚分明，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从不轻易放手。
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这条规矩，他自己未必样样都守。
他的个人生活，向来比他的公开履历复杂得多。
所以，当杨虎、杜月笙这边的电报发过来，告知胡蝶的行李被劫，请他帮忙追查，戴笠的第一反应不是破案，而是意识到：机会来了。
胡蝶这个名字，他不是第一次听说。
整个民国都知道她，他当然也知道。
戴笠是军统特务头子，也是胡蝶的铁杆粉丝。
当他听说自己仰慕的"影后"来到自己的地盘时，他主动提出来帮她办案。
于是，两条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生轨迹，在1942年的重庆，开始产生交集。
军统桂林站的特务奉命为胡蝶夫妇买好机票，并将机票送到胡蝶夫妇手中。
于是，胡蝶夫妇凭其提供的机票，于1942年11月24日正式抵重庆，应杨虎邀请，住进了范庄杨虎的公馆中。
抵达之初，胡蝶住在杨虎的范庄公馆，一切看起来都还算正常：她是来追讨被劫行李、寻求帮助的客人，戴笠是帮忙办事的人。
两个人之间，起初不过是名人与权贵之间那种半公开的社交往来。
但事情很快开始往别的方向走......
【四】公馆里有帮佣、有厨娘、有丫鬟，随时伺候，院子里的路修得平平整整
胡蝶刚到重庆的头一段时间，戴笠安排得很周到。
先是帮忙追查行李下落。
派出得力人手，调动各地军统站，顺着那批箱子最后出现的广东境内一路往下查。
查了一圈，什么实质性的线索都没找到。
最后他也没把胡蝶丢失的财物追回来，索性自己出资买了一批财物给胡蝶送了过去。
这是他的风格——拿不回来的东西，就换一批新的补上。
手笔大，姿态足。
与此同时，他把杨惠敏这条线拉了出来。
胡蝶的三十箱家当，是从杨惠敏这里托运出去的。
货没了，第一个被怀疑的自然是经手人。
财物丢失后，胡蝶怀疑杨惠敏夫妇私吞了自己的财物，于是通过多层关系找到了当时的军统头子戴笠帮忙。
重庆的报纸也跟着起哄，纷纷刊文谴责杨惠敏趁人之危、拐骗不义之财。
杨惠敏当然不认这个账。
她说这批货在广东境内遭了抢，不是她藏起来的，她有什么动机吞一个电影明星的行李。
而且杨惠敏也只是安排行李运送的人，当时她在香港忙着救出更多知名人士，压根没有亲自押送行李。
直到戴笠想要抓她入狱的时候，她还在香港忙着救人，对胡蝶丢失行李一事毫不知情，更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所有罪名已经被戴笠扣在了她的头上。
之后，杨惠敏和一位军统的密友赵乐天一同被诱骗到株洲，落入了戴笠之手。
被诱骗到株洲之后，杨惠敏和赵乐天被立即押解重庆。
在戴笠主导下，谁也不敢营救杨惠敏。她被送到军统著名的、有去无回的监狱——渣滓洞。
杨惠敏被逮捕后，面对每天的逼供刑求，所问的问题就是：胡蝶的行李为什么被抢，到哪里去了。
杨惠敏一口咬定自己清白，无论怎么审，口供就是对不上。
对于戴笠所诬陷的罪名，杨惠敏宁死不屈，在看守所关押期间，虽然遭受了戴笠的折磨，却始终不肯认下被栽赃的罪名。
事情闹得有些难收场。
重庆有小报记者从小道消息嗅到了风声，以"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涉嫌被捕"为题发了报道。
消息一出，第二天就有带枪的人登门问罪，要报社交出撰稿人。
报社找理由糊弄过去了，其他报社从此再也不敢发声。
如果杨惠敏只是普通的军统成员，戴笠自可以"家法处置"。
但"献旗少女"名声在外，是国民政府树立的抗日模范，又得到过宋美龄和罗斯福夫人的接见，戴笠也不能随便就将人抓起来刑讯囚禁数年。
最终给杨惠敏安上了一个"通敌"的罪名，声称杨惠敏涉嫌将"飞虎队"的情报泄露给日本人。
就这样，曾经为八百壮士送去国旗的那个女人，在重庆的一处牢房里，一关就是将近四年。
与此同时，胡蝶夫妇在重庆的生活，正在一步一步走进戴笠精心搭好的那个框架里。
戴笠的这局棋，从蝴蝶住进公馆之后就已经开始运转，那道旗袍褶皱背后，是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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