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临终微笑留“笑脸照”，两天后记者亲历刑场，现场残酷细节令人动容！
1948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外白渡桥的路灯忽闪几下便全城陷入黑暗，黄浦江上的汽笛此起彼伏，码头搬运工人摸黑点燃蜡纸。没人知道，这是杨浦发电厂里一撮铁屑落进了转轮的结果；更少人知道，那个悄悄掀开检修孔的青年叫王孝和，年仅24岁。
他成长于虹口的棚户区。父亲在轮船锅炉间里烧煤，肺部常年积灰，一次争取加薪失败，被洋行扫地出门。母亲卖米糕贴补家用，却因长年烟火熏耳失了听觉。贫病、失学、被拐走的弟弟都在逼着这孩子去思考“活着”的意义。13岁那年，上海石库门里挤满了逃荒来沪的江南小贩，人人都说机器和资本把他们的饭碗夺走，他听得心惊，也记在了心里。
1936年，他考进励志英文专科学校，上课读简奥斯汀，下课却跑到弄堂口同工友摆龙门阵。当地地下党支部发现这位少年嗓音清亮，念起传单不打磕绊，便让他在夜班交接时向工友宣讲“八小时工作制”的来龙去脉。上海的霓虹灯下，工人宿舍的闷罐头炉旁，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下“自己解放自己”五个字，第一次尝到把书本与现实衔接的快感。
转折发生在1948年2月。国民党当局调高电费，工人却连米价都付不起。发电厂里酝酿停工，王孝和被推到前台。有人悄声劝他：“别闹，忍忍吧，日子总得过。”他只回了三个字：“忍到死？”那几天，上海两百多家企业因断电停摆，报纸只字未提，特务机关却把他列进“头号布尔什维克”名单。
逮捕来得很突然。深夜里，王孝和被五六个探员按在湿冷的水泥地上，铁链锁腕拖行。第一次审讯，电极夹住耳垂，电流一涌，他昏厥过去；醒来后咬紧牙关，只回一句：“不知道。”特务以为能用钱收买，塞来一封伪造的悔过书，他提笔写下“此纸当薪”便撕得粉碎。
9月27日，提篮桥特别法庭摆出一副“公开审理”架势。王孝和踉跄入场，脸颊青紫，囚衣被利刃划开的伤口尚在渗血。他忽地扯掉裹胸布，把背上焦黑的电刑印对向旁听席。“这是你们的法治？”一句反问让审判长的木槌僵在半空，庭审被匆匆中止。当天夜里，他被转押北四川路军法处，文件上涂着“速决”二字。
行刑定于9月30日黎明。押赴途中，法警递来米酒，想让他“省点痛”。他笑道：“脑子得清醒，别叫我犯糊涂。”一辆破卡车颠簸到江湾路荒地，三声枪响后他仍未倒下，子弹擦破肩胛，鲜血喷溅。执行人恼羞成怒，用枪托猛砸胸口。目击的《新闻报》记者马庚事后回忆：“他始终盯着东方，没有一声哀号。”这段口述隔日被删稿，所幸手稿流传下来，成为后来审判特务的重要旁证。
上海解放后，王孝和的名字被写进烈士名录。1949年11月5日，十几万工友自发来到唐山路的追悼会。有人抬来那张“笑脸遗照”，照片里年轻人微微抬头，嘴角带着倔强弧度，背后是被刽子手撕烂的囚衣。有人问他女儿：“记得父亲吗？”小女孩怔怔望着照片，说不出话，却把黄菊轻轻放在相框前。
1994年，行刑旧址立起一尊青铜塑像：青年工人昂首挺胸，单手拄锤，另一只手握着电线，像要把夜空再次点亮。往来行人常驻足端详，却鲜有人知道，他生前领的日薪只有两块半。当年的停电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他用一条命，让后来者明白，黑暗可以被拔掉闸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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