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共同走过长征的革命伉俪》《3份名单的生死抉择》《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红军长征时只有30名女眷随军》《红军长征中的一百个故事》《守望》等史料记载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4年10月的江西于都河畔，秋风一起，河面上便飘起了薄薄的雾气。
天还没亮透，岸边的浮桥上已经走满了人。
脚步声、低语声、偶尔响起的号令声，混在一起，顺着河面向远处漫开去。
八万多名红军将士，裹挟着满身疲惫，悄无声息地踏上浮桥，向着黑暗深处走去。
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要去哪里，要走多远。
更没有人知道，这条渡过去的路，会不会还有回头的那一天。
在这支浩荡的队伍里，夹杂着一批特殊的身影。
她们是随军的三十名女红军。
她们当中，有人的丈夫就在同一支队伍里，有人的丈夫留守苏区，有人的丈夫远在另一支部队。
从踏上浮桥那一刻起，无论哪一种情形，那个熟悉的身影都开始变得模糊。
这三十名女性，被一份名单框定了命运，而那些未能出现在名单上的人，则被另一种更漫长的命运框定了余生。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中执行着严格的规定：夫妻周末才能见面。
而实际上，因为长征期间始终在持续行军作战，整个长征期间也只有几次部队休整时，这些夫妻们才能够团圆。
几次，仅仅几次。
横跨一年有余、绵延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夫妻得以相聚的时光，加在一起屈指可数。
这不是感情出了问题，不是任何人的过错，是行军的号令，不讲任何情面。
它不问你结婚多少天，不问你爱人是否正在生死未卜的地方，不问你是否还没有来得及道别。
它只有一个字：走。
多年以后，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在回忆录里一再提到这件事。
那些聚散、那些等待、那些一别成永诀，构成了长征历史里被反复遮蔽、却从未消失的另一面。
那些名字或许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但那些人，实实在在地活过、爱过、等过，把一生押在了一个没有期限的承诺上。
他们的故事，从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开始，就没有轻松过。
【一】三份名单，框住了无数人的去留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
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
这道命令看似简单，落在李坚真手里却重如千斤。
她哪里想得到，这份名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女干部的生与死。
关于随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当时中央有3份名单：第一份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直接拟定的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妻子以及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干部，这份名单上的女干部不需要进行体检，是要无条件参加长征的人员。
第二份由总政治部拟定，主要是那些在红军中工作的女干部。
李坚真则是拟定第三份名单。
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单上的女干部，必须符合中央高层规定的3个条件，必须通过体检。
到底哪些女干部能够随军行动呢？中央高层有一个内部规定。
这一规定是，参加长征的女干部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三个条件，每一条都不轻松。
彼时苏区形势已经极度紧张，大批女战士报名参加体检，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几乎一辈子都没有见过X光机，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伴随着忐忑的心情，她们验了血，还测了血压血脂。
经过严格筛选，3份名单上的女干部共有33人：第一份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直接拟定的名单上共有10人，第二份由总政治部拟定的名单上有6人，李坚真亲自拟定的第三份人员名单上有17人。
然而这33人的名单，在长征开始前后又出现了变动。
已列长征名单中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没能参加长征，她自己也留在了中央苏区。
毛泽覃牺牲后，贺怡在深山中的一处寺庙当了3年尼姑。
1937年8月抗战开始后才下山。
名单里的每一次增减，都意味着一段感情的聚合或离散，意味着一个人命运轨道的彻底改变。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李坚真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写道，当大会结束后，她对坐在旁边的刘群先和金维映说："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
刘群先拉拉她的衣襟，偷偷说："我们可能回不来了。"
能走的，是幸运，也是另一种煎熬。
留下的，则是更漫长的等待与未知。
对于留守苏区的女干部和家属而言，等待她们的无疑是磨难、抗争、等待乃至牺牲。
她们中，有的为了一句承诺，守望终生；有的未来得及留下姓名便战死沙场；有的不幸被捕，在狱中忍受严刑拷打乃至枪决；有的乞讨度日但坚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寻找部队。
三十个名额，在整支队伍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具体的感情，一个具体的去留，一场漫长的、没有结局的等待。
名单定了，队伍出发了。
那些被留下的人，开始了另一种长征。
【二】夫妻之间，只有"几次"相聚
1934年9月，面对敌人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域步步逼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撤离，实行战略转移。
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
就连邓颖超，也是到最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正患肺结核病，由于缺少药品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日益严重，经常发低烧，甚至大口咳血。
她自然也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曾向周恩来提出，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边休养边工作，省得给组织添麻烦。
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
就这样，邓颖超被编在干部休养连，随中革军委卫生部行动。
队伍出发之后，夫妻之间的距离，就不再由感情决定，而是由各自的编制和任务决定。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处理军事要务，邓颖超在干部休养连随行，两人虽在同一支队伍里，却几乎没有机会相处。
在整个长征路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只有两三次短暂相聚。
第一次是在红军攻克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加重，大口吐血。
周恩来将她接到自己的住处照顾。
但因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惨败，形势危急，周恩来忙于组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本无暇照顾妻子，只是反复叮嘱她要保重。
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病还没有好的邓颖超，又遇上了更难过的关口。
部队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不能进食，肝区肿大。
经诊断是阿米巴肝脓肿，需要立即排脓。
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无法消毒，更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发展，引导向下排脓。
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祈盼奇迹的出现。
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退烧苏醒。
两个人，一个刚从鬼门关拉回来，一个带着没好透的肺病，互相撑着继续踏上征途。
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
一天竟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才把她拉上来，死里逃生。
时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全都湿透了，第二天就拉肚子，发起高烧。
整整七天七夜，邓颖超终于走出了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茫茫草地。
长征结束后，邓颖超回忆道："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
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
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治而愈了。"
在同一支队伍里，尚且如此艰难。
而另一些夫妻，从一开始就分属不同的编制，行军路上甚至连彼此的消息都难以得到。
1934年，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这是整段长征里，夫妻团聚次数最多的时候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让人感到稍有温度的片段。
但这样的通知，是战役间隙的例外，不是常态。
更多的时候，是连见一面都没有机会的常态。
长征中，组织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
这些规定不是冷漠，是战争条件下的现实选择。
但对于那些已经是夫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即便人在同一支队伍里，夫妻之间的距离，也远不止是行军路上的那几十里山路。
它是编制、是任务、是时刻悬在头顶的战斗命令。
一支草鞋，有时候就是全部。
【三】一双草鞋，一面镜子，一生的等待
于都河边的那个夜晚，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陈列着一双不寻常的草鞋。
和其他红军穿戴用过的实物不同，这双草鞋几乎还是全新的，编制鞋子的材料也不是一般的草鞋用料，而是柔软舒适的黄麻，每只鞋的鞋面上还顶着一只漂亮的绣球。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军民依依惜别。
岭背镇燕溪村姑娘黄春秀，把一双连夜编织的草鞋塞进红军战士谢志坚背包里。
这双作为定情物的草鞋又密又厚，鞋尖上还缀着两颗红绣球，寓意两心相依，期盼未婚夫早日得胜归来。
谢志坚把这双草鞋挂在腰上，整段长征，他只穿过两次。
一次是抢渡金沙江时，谢志坚想起家乡泪别的一幕，情不自禁地穿了一回。
一次是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他想到即便牺牲也不能跟春秀送的草鞋分开，便又一次穿上这双草鞋。
他舍不得穿，是因为舍不得磨损那份记忆。
是因为穿着它的时候，脚下的路好像还连着于都河边的那个夜晚，还连着那个连夜编鞋的姑娘。
1951年，谢志坚带着征战硝烟回到故乡，可他日夜惦记的春秀，早已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他把那双草鞋捐给了纪念馆。
没有留下什么话，那双近乎全新的草鞋，已经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比谢志坚的等待更长的，是池煜华。
1920年，9岁的池煜华嫁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
李才莲随后进了村小读书，在老师的带领下，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
1929年春节前夕，年仅15岁但已是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在祖母操持下，与池煜华圆房。
圆房后池煜华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的"大官"，但第三天即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便要告别蜜月中的妻子。
池煜华心中虽有千个不愿，但为了丈夫的理想，只好含泪挥手。
新婚第三天，人就走了。
1933年，池煜华得知丈夫就在百里外的宁都县，再也无法抑制思念的情绪了，她日夜兼行来到宁都县的一个小山村里，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丈夫。
可她没想到的是，下操归来的李才莲却对旁人说："这是我的一个老乡！"
李才莲的一句话，池煜华就分到了集体宿舍。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组织上狠狠批评了李才莲，才让小夫妻俩短暂团聚。
黑暗中，池煜华捶打着李才莲的胸脯说："你，你好狠的心呐！"
李才莲深情地抚摸着妻子，满含歉疚地说："煜华，现在前方战争正紧，多少红军战士抛妻别子，我作为党的干部，却带着家眷。
别人会怎么看？又会怎么想？"
池煜华听懂了。
这一次，两个人又不得不分开，再次各回各处。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启动，李才莲奉命留守苏区，未能随军转移。
临别之前，李才莲送给妻子一面镜子作为信物，并告诉妻子："战争时期，消息不很确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记住，等着我。"
然而这一别却成了永别。
1935年5月，李才莲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但始终不相信丈夫死讯的池煜华，一直在等待丈夫的归来。
每天，池煜华都会在门口张望一下，还会对着李才莲送给自己的小镜子梳洗打扮，这一等就是70多年。
她相信他还活着，因为他说过，等着我。
她每天对着那面镜子梳头，每天在门口张望，张望了七十多年。
2005年4月24日8时30分，在江西省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里，真诚守望丈夫七十余载的红军遗孀池煜华，带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走完了95岁的人生历程。
她走的时候，那面镜子还在。
【四】遵义城里，一夜婚姻与一枚手枪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短暂休整。
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喘息时机，城里热闹起来，街头有了炊烟，院子里有了说话声，疲惫的队伍终于可以放松片刻。
就在这段时间里，一场婚礼在遵义悄然举行。
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又同住一个大院子里，王泉媛和王首道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慢慢地，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愫。
虽然，他们各自都在掩饰着，可还是被敏感的大姐们看出了端倪。
在红军进遵义后的第七天，女人们忙完一天的群众工作，傍晚，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叫到一边，仔细地询问了她对王首道的印象。
当他们从王泉媛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便不由分说，三个女人直接把王泉媛送进了王首道的房间，然后悄悄地关上房门走开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婚礼。
没有聘礼，没有宴席，没有亲友围观，没有任何仪式感。
三个女人帮着撮合，一扇门悄悄关上，就算是婚事定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支他在战场上缴获来的小手枪和八颗子弹。
这是什么样的信物啊！
但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支手枪和子弹无疑算得上最富含义的物件了，他要她用这支枪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护好自己。
王泉媛心里记着家乡的习俗：新嫁娘成婚要给丈夫做一双千层底布鞋。
可长征路上，哪有时间和材料？她只好欠着，说等以后有机会再补上。
有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王泉媛和王首道新婚在一起就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各奔战场，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
撤出遵义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王泉媛一直没有机会与王首道相聚。
一夜，就一夜。
号角一响，人就各自走了。
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
先期到达的王首道得知消息后，派通讯员送信给她，王泉媛才得以再次和丈夫王首道在木楼一聚。
但这短短的一夜情话，到了黎明便被出发的号角吹散了。
两次相聚，两次被号角吹散，这段婚姻的全部时光，就这样用完了。
1935年8月，当王泉媛被编入左路军随张国焘出发时，她一定不会想到今后的路会是如此坎坷，本该和姐妹们在延安的窑洞开展工作的时候，她却落入了敌人的魔窟而受尽凌辱。
还有她更想不到的是，刚刚开始的新婚生活，却因这一调动，苦守四十多年却物是人非……
就在王泉媛被编入另一支队伍出发之后不久，延安那边开始流传着一封信的消息——据说，是王泉媛留下的，信里说她要离开党，要和王首道断绝一切关系，永远不回延安了。
当王首道在延安听到这个消息，他愣了很久，然后一个人等了三年，等到组织又为他介绍了新的伴侣……
而此时的王泉媛，正身陷囹圄，生死未卜，根本不知道延安那边正在流传的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