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广州又开始过乞巧节了。

8月14日,2026广州乞巧·七夕节活动启动。天河珠村的明德堂、北帝庙、七社等地继续“摆七娘”,各种乞巧手作、祭祀陈设重新摆出来;之后还有民俗巡游、粤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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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七夕节有“摆七娘”的民俗

今天说起乞巧,我们很自然会把它和“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起来。但如果回到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广州,情况却完全不同:今天受到保护的乞巧习俗,当年一度被当成应该革除的“陋俗”和“迷信”。

1929年,广州成立了一个“风俗改革委员会”。当时中国正经历激烈的社会变革,“科学”“文明”“现代化”成为知识界和政治界经常强调的观念,拜神、烧衣、占卜等传统民间信仰,则往往被归入“迷信”和“不良风俗”,七夕很快成为改革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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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广州市公安局大门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潘淑华研究1929年至1930年的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时发现,当年七夕之前,委员会曾在广州张贴标语,公开要求禁止妇女拜仙和烧衣,其中甚至写着:“禁止七夕拜仙烧衣是改革风俗的起点。”委员会还要求商店不得出售相关祭祀用品,并提出将违禁者交公安机关处理。

这其实就是当时广州人熟悉的“拜七姐”。

广州过去把七夕称为“七姐诞”“七娘诞”。姑娘们会把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摆出来,配上鲜花、时果、胭脂等物,这叫“摆七娘”;到了七夕再进行祭拜,希望七姐赐予自己一双巧手,因此叫“乞巧”。珠村后来保存下来的传统,大体也延续了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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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珠村明德堂“摆七娘”

所以1929年的禁令,并不是针对今天所谓商业化的“情人节”,而是直接针对广州传统七夕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而且当时确实有人因此被带走。潘淑华根据当时报刊资料记载,有三名妇女在门前摆香案焚香,被风俗改革委员会人员发现,随后被押往分区警署。

不过,这场“禁七夕”最后并没有真正成功,原因也很有意思:

风俗改革委员会希望严厉禁止拜仙烧衣,但真正负责城市治安的公安局态度没有那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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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七娘”礼仪中需要用到很多纸料、香烛

当时广州有不少纸料行、香烛铺依靠这些传统习俗做生意,相关商人向政府请求不要突然禁止。更现实的是,当时政府本身还从香烛、纸宝等行业取得税收。公安局最后要求警员以劝导为主,不准随意查拿商户。

于是出现了一种很矛盾的局面:一边宣传“破除迷信”,另一边又要考虑商户生计、财政收入和社会秩序。结果到了七夕,广州人照样拜七姐。

潘淑华引用当时报章的话形容这种情况:“禁者自禁,迎者自迎。”研究显示,当年的迎仙活动并没有因为禁令而明显减少。

所以广州乞巧并不是被一道行政命令突然消灭,又在几十年后突然复活,它经历的是一个更漫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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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村还保留着传统的乞巧活动

20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生活方式改变,过去由年轻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进行的乞巧活动逐渐式微。但珠村等地方仍然有人继续保存摆七娘、拜七娘以及制作乞巧工艺品的传统。

到了21世纪,社会对这些习俗的看法又发生了明显变化。

2005年,广州开始举办乞巧文化节;2011年,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节”项目增加了“天河乞巧习俗”,申报地区正是广州市天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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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天河乞巧习俗”申遗成功15周年

也就是说,几十年前有人希望从城市生活里革除的东西,后来又变成了需要专门记录、保存和传承的国家级非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929年的广州人“错了”,而今天的人就一定“对了”。

如果放回那个年代看,当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都相信,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清除他们眼中的旧习俗和迷信。寺庙、神诞、占卜、旧式婚礼甚至传统祭祀,都曾经成为改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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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不同时候被赋予了不一样的使命

而今天我们看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已经发生改变。

一项民俗里面,可以同时存在信仰、手工艺、社区关系、女性生活和地方历史。即使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织女真的会在七夕赐下一双巧手,也不妨碍我们把“摆七娘”的工艺保存下来,把广州人过去怎样过七夕的生活记录下来。

现在去珠村看到的“摆七娘”,也已经和一百年前有所不同。

旧时姑娘在家门前或者厅堂摆八仙桌,展示自己的手艺;今天更多是在祠堂、文化场馆集中展示。传统作品之外,还会出现广州塔等现代广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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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七娘”的手工艺品主题与时俱进

这其实也是民俗能够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它从来不是一件密封在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在不同年代不断改变。

1929年的广州,有人把拜七姐当作“迷信”;2011年的广州,天河乞巧习俗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到了2026年,珠村的“摆七娘”仍然继续。

差不多一百年过去,同一种广州民俗所得到的评价,已经完全不同。

而当我们今天再说“保护传统文化”时,也许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值得想想:

现在有哪些我们觉得普通、老土,甚至正在迅速消失的广州生活习惯,几十年以后,反而可能成为下一代想重新找回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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