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笔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澎湃新闻《"乔家大院"隐藏的山西兴衰秘密》、《山西票号最近之调查》（卫聚贤，载《中央银行月报》民国二十六年）、《祁县志》、百度百科·乔致庸词条、乔家大院史志陈列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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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农历闰八月初八，山西祁县，秋风卷着尘土从官道上扫过来。
大德通票号总号的大门前，一排灯笼挂得整整齐齐，红绸顺着门柱一路垂到地面，黄土铺过的路面连一粒砂砾都不见。
掌柜高钰从天不亮就守在门口，衣衫整了又整，脸上的神情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惶恐。
消息是半个月前来的。跟随銮驾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托人带来一封亲笔信，落到了高钰手里。
信上寥寥数语，白纸黑字，意思再清楚不过——銮驾将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望高掌柜提前做好准备。
高钰把信读了三遍，才把信纸慢慢叠好，收进袖中。
他心里明白，这不是普通的贵客上门，这是大清帝国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要从这扇门里走进来。
那一年，整个北京城刚刚从炮火硝烟里缓过一口气，八国联军的旗帜插在紫禁城外面，慈禧带着光绪和一大帮人，一路向西狂奔，从直隶跑进了山西境内。
高钰把信的内容汇报给了乔家的当家人，这位老人已是82岁的高龄，须发皆白，耳背得厉害，但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清醒，深沉，打算盘的速度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他听完，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改变了乔家接下来半个世纪的命运……
【一】乔家是怎么来的：从一颗黄豆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要说清楚1900年发生的这件事，得先把乔家这块招牌究竟值多少钱说明白。
乔家的发迹，要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说起。
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一个叫乔贵发的年轻人从山西祁县乔家堡出发，走上了那条北上的土路。
那一年，他一无所有，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但他有一肚子的不服气。出门前，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衣锦还乡。
这就是晋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的起点——"走西口"。
乔贵发到了内蒙古的萨拉齐厅，先给人家拉骆驼，后来开始卖豆腐、发豆芽，从一把豆子做起。
几年下来，他摸清了塞外的生意路数，攒了点本钱，在包头开起一家叫"广盛公"的小铺子。
卖黄豆，卖粮食，卖草料，后来又涉足绸缎布匹。
包头那地方，当时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碰头的节点，什么东西都缺，只要你肯做，生意就有得做。
乔贵发脑子活，肯吃苦，又讲信用，广盛公越做越大，后来改了个名字叫"复盛公"。
随着乔家买卖一年年兴旺，包头这座小城也跟着一天天热闹起来。
久而久之，当地人说了一句话，流传至今："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这不是玩笑，是真实记载。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包头修建城垣竣工，而乔家的复盛公商号，早在城墙建起之前就已经是这片土地上最响的招牌了。
乔贵发年近五旬衣锦还乡，在乔家堡十字路口东北角建起了宅院，这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雏形。
走的时候是穷小子，回来的时候是财主，乔贵发用一辈子的力气，给后代打下了这个根基。
临死前，他留了一句话给子孙："我本是穷人，受尽别人的歧视；后人切不可为富不仁，欺压穷人。"
这句话，被乔家人刻在骨子里，从此代代相传。
到了乔致庸这一代，乔家进入了真正的鼎盛期。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1818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生于祁县乔家堡，小名叫"亮儿"，乡里人叫他"亮财主"。
他是乔贵发的孙子，打小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
他本来不想经商。
这个乔家的小少爷，打小就爱读书，四书五经滚瓜烂熟，立志走科举，考功名，光耀门楣。
好不容易考了个秀才，心里正盘算着下一步，兄长乔致广却突然病逝了。
偌大的乔家，账本一摊，掌柜一散，没人能撑起这个摊子。
乔致庸放下了那本还没读完的书，走进了账房。
他不是天生的商人，他是被逼出来的商人。但正因为读过书，他把儒家的那套东西带进了生意场：一信、二义、三利。信誉第一，道义第二，利润第三。不哄人，不骗人，不缺斤少两，不卖假货。
有一回，他发现旗下复字号的油坊伙计在胡麻油里掺了假，气得当场拍桌子，把涉事的掌柜和伙计全部辞退，连夜贴告示通告全城，凡在通顺店买到假油的，一律全额退款。
这一番操作赔了不少银子，却保住了乔家在百姓心里的那块招牌。
生意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在他的手里，乔家的产业版图越铺越大：复字号在包头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北京、天津、汉口、广州、上海……哪儿有生意哪儿就有乔家的牌匾。
到清末，乔氏家族在全国各地的票号、钱庄、当铺、粮店超过两百处，资产保守估计数千万两白银。
他还订下了乔家著名的"六不准"家规：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吸毒、不准嫖妓。
六条规矩，在那个三妻四妾都是常态的年代，显得格外另类。
但正是这六条，把乔家子弟的根给扎稳了，几代人下来没有出大的败家子。
乔家能撑这么久，这六条功不可没。
到1900年，乔致庸已经把生意大权交给了孙辈打理，自己退居幕后，在家里看书、写字、打理庭院，偶尔召集子孙训话。
他的身体还算硬朗，脑子依然清醒，看人看事，比年轻时候更沉稳、更深远。
这一年，他82岁。
【二】八月的北京：紫禁城里一夜崩塌
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的夜晚没有安宁。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各处炮声隆隆，城墙上的守军节节败退。
慈禧在御前大臣们的禀报里，听到了一个比一个糟糕的消息。
第二天，8月15日，天还没亮，慈禧就起身了。
没有时间梳妆，没有时间换上朝服。
她套上一件蓝布大褂，头发简单挽了个髻，吩咐光绪也换掉朝珠缨帽，套上普通的青洋绉大褂。
带走的人，是身边最亲近的几个：光绪、隆裕皇后、瑾妃、大阿哥溥儁，还有太监总管李莲英、崔玉贵，以及几个贴身宫女。
行李？来不及收拾。
细软？来不及带。
前一天备好的换洗衣物、路上要用的物件，一件都没装上。连饭，都没吃一口。
就这么走出了西直门。
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历1900年8月15日，清晨，这位统治了大清帝国四十年的女人，穿着粗布衣裳，悄悄逃出了那座她住了大半辈子的紫禁城。
那一路走得极狼狈。
八月天，北方的官道上风沙扑面。随行人马加上护卫足有千余人，可带出来的干粮没走多久就告了急。
一路上县城里的官员逃的逃、躲的躲，根本没人出来接驾。
路上的水井里有浮尸，慈禧和光绪口渴难耐，只能靠嚼秸秆里的汁水解渴。
两日之内，"天颜憔悴"。这是跟随西行的吴永后来写下来的话。
就在这片狼狈里，出现了第一个出来迎驾的官员——直隶怀来县知县吴永。
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得知消息后，匆匆赶到怀来县境内的榆林堡迎驾。
他为慈禧一行准备了三锅绿豆小米粥，可路上被溃散的乱兵抢走了两锅，只剩一锅。
慈禧饿极了，听说有粥，赶紧说"甚好甚好，可速进"，也顾不上什么体面了。
喝完粥，慈禧又想吃鸡蛋。吴永跑遍了整个榆林堡，才翻出五个鸡蛋。
据《庚子西狩丛谈》记载，慈禧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两个，赏给了光绪。
这个画面，写进了吴永后来的回忆录里，让无数后人读来唏嘘不已。
一位平日里用膳要摆一百道菜的太后，落难的时候，靠五个鸡蛋撑着，把另外两个赏给了皇帝。
8月17日，慈禧在怀来县城稍作休整，吴永因接驾有功，被慈禧当场点为"前路粮台"，随行西去，负责沿途粮草事宜。
离开怀来，一路向西，穿过宣化，进入山西地界。
8月27日，一行人进入山西境内的天镇县，当地官员已经因为乱局自尽，城里"无主，地方大乱"。
好在岑春煊率兵及时护驾，局面才稳住。
进了山西，日子好过了一些，沿途官府陆续安排迎接，粮食供应也充足了许多。9月10日，慈禧一行抵达太原。
在太原，稍稍过了几天舒坦日子。可问题随之而来——太原当时正遭蝗灾，地方供给原本就紧张，再加上前线未定、财政拮据，账上的银子越来越见底。
庞大的逃亡队伍，每天人吃马喂，开销惊人。
慈禧习惯了用度阔绰，即便在逃难的路上，也不肯太过将就。这么折腾下来，银子哗哗往外流。
太原的地方官员被找来谈话，让他们想办法筹钱。
官员们面面相觑，山西刚刚经历旱灾蝗灾，府库里哪里还有余钱。几个来回，凑出来的数目远远不够。
随行官员的目光，慢慢转向了祁县。
那里有乔家。
【三】一封信，让整个乔家开始动起来
高钰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是1900年农历闰八月初六。
写信的人是内阁学士桂春。桂春跟随慈禧西行，是随行官员里的重要人物，高钰与他早有往来，两人私交不浅。
信很短，措辞也客气，说的是銮驾将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望高掌柜提前知悉，届时前来拜见。
字里行间，意思透着热乎：太后要来，你们得准备好。
高钰拿着这封信，第一时间去见了乔致庸。
老爷子听完，把茶杯放在桌上，两眼望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
大德通总号那处院子，本就是祁县最宽敞气派的商业建筑之一，高钰接了吩咐，带人立刻动手：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挂上红绸和灯笼，房间里的陈设全部换成最好的，铺上最厚实的毡毯，备上最精细的器皿。
乔家在祁县的其他商号也被腾出来，用来安置慈禧随行的大批人员。
这番动静，乔家的伙计和家丁忙了整整两天。
1900年10月2日，农历闰八月初八，慈禧和光绪一行抵达祁县。
这一路，銮驾从太原南下，一路黄土铺道，旌旗前导，规矩摆得比刚出北京的时候像样得多了。
乔家早早在路口候着，大德通总号门前张灯结彩，名厨备下了满汉两套宴席的规格，山西本地的特色珍馐一样不少，"雪莲酥"月饼也早早备下——那是祁县老字号"是盛楼"特供乔家的糕点，鲜美精致，慈禧后来到了西安还专门派人回来取。
慈禧住进大德通总号，在这里总算是卸下了一路的疲惫，睡了几夜好觉，吃了几顿像样的饭。
乔致庸在接待的过程里，始终不动声色。
他年逾八旬，腿脚不如从前，但每逢重要的时刻，他都亲自出面，态度恭敬得无懈可击。对于大清帝国的当家人，他没有表现出高高在上的轻慢，也没有卑躬屈膝到没有体面。
那是一种很难拿捏的分寸，却被这个82岁的老人拿捏得恰到好处。
慈禧对乔家的接待很满意，据后来的记录，临行前，她大方地表示，乔家在这次西行途中的慷慨相助，她记在心里，回京之后必定重赏。
就在慈禧即将离开祁县、继续南下奔赴西安之前，一个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大德通总号的大堂里，慈禧端坐其中，随行官员分列两侧，乔致庸被请了进来。
慈禧开口，提出要向乔家筹措银两，以解西行途中财用拮据之急，初定数目是十万两。
乔致庸的膝盖慢慢弯下去，须发皆白的老人，跪倒在地。
大堂里的空气沉了一瞬。
他开口说出了那句话——"别说十万两，就是三十万两，草民也心甘情愿奉上。"
所有人都以为话说到这里就完了。可紧接着，乔致庸深吸一口气，继续说："只是，草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斗胆恳请太后恩准。"
慈禧的表情，变了一变。
一个商人，拿着三十万两白银来谈条件，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银子可以买官，可以买田，可以买走进权贵圈子的门票。
当时大清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凡捐资助饷的商户，按惯例可得官衔赏赐。这种机会放到别人面前，早就高高兴兴接下来了。
乔致庸却不要这些。
他俯身，说出了一件东西的名字。
那件东西，不值几两银子，却让乔家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挡住了一次又一次本可致命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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