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稗类钞》（徐珂著）、《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楹联中国行·厚德载物处，百年晋商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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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山西祁县官道上，一支说不上气派的队伍在尘土中缓缓行进。
打头的是一顶落满灰尘的大轿，轿帘压得极低，四周跟着衣衫褴褛的随从，护卫兵丁三三两两，东倒西歪，毫无章法。
这支队伍拖拖拉拉绵延出去老长，却静得反常——没有旗号，没有仪仗鼓乐，有的只是踩着碎石官道发出的沉闷脚步声。
这支队伍的主人，是大清朝掌权近五十年的慈禧太后。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紫禁城宫墙再高也没能挡住炮火。
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对外的说法是"西狩"，实际上就是逃命。
出京时太匆忙，随行银两带得有限，加上一路吃住用度，进了山西地界，内库差不多见了底。
山西太原，当地官员把各路商号的掌柜召集起来，说是请大家"体谅朝廷苦衷"，筹措资金。
话说得很客气，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满堂沉默，谁都不愿先开口。
就在这一片死寂当中，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不是什么财东，只是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业务员，名叫贾继英。
他当场表态，愿意借给朝廷银十万两。
这个数字落地，在场的人才算是松了口气，随后陆续有人跟进。
而贾继英先斩后奏，事后去跟大掌柜阎维藩汇报，阎维藩问他为什么敢答应，他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
这句话传到82岁的乔致庸耳朵里，乔致庸点了头，随后将这笔银子从10万直接拍到了30万两。
而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是，银子出门之后，乔致庸开口向慈禧要回来的那件东西，在日后数十年间，一次又一次地在乔家最危难的时刻发挥了作用——
直到1951年大德通票号正式歇业，这件东西守着乔家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
【一】弃文从商，这个秀才接下了一个烂摊子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山西祁县乔家堡村人。
他是乔贵发的孙子、乔全美的次子，乔家第四代当家人，乡里人叫他"亮财主"。
这个称呼听着土气，背后是数千万两白银撑着的底气。
只不过，乔致庸从来就没打算做生意。
打小起，他喜欢的是读书。
四书五经往死里啃，刚考上秀才，就盘算着接着往举人、进士的路上走。
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排位里，商人居末，乔家虽然祖上经商，但乔致庸本人志不在此，一心只想走仕途那条路。
乔家发迹，源头在他祖父乔贵发。
乔贵发幼时父母双亡，家境一穷二白。
相传年轻时曾在本家宴席帮忙，因为来迟了被管事当众嘲讽，一气之下跟着"走西口"的队伍出了关，跑到长城以北的包头地界谋生。
从草料、粮油的小买卖做起，几十年下来把生意越做越大，一手创立了"复盛公"字号，在包头站稳了脚跟，留下"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到乔致庸父亲乔全美这一代，乔家家底已经相当殷实。
乔致庸本来可以安心读他的书，但命运没给他这个机会。
他的兄长乔致广在主持家业时，正赶上兵荒马乱，捻军、太平天国军四处搅局，南北之间商路断断续续，货物积压，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股东和往来商号一看苗头不对，纷纷上门讨要股本和货款，乔家一下子陷进了四面漏风的困局。
就在这当口，乔致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这副烂摊子结结实实地压到了乔致庸肩上。
从课本里抬起头来，一脚踏进账房——
这个转变发生在乔致庸考取秀才之后不久，彼时他年岁尚轻，手里没有什么从商经验，只能从头摸索，一笔一笔地把债理清楚，一块一块地把信誉重新立起来。
他很快发现自己有一种天生的商业嗅觉。
别的商号在兵荒马乱里缩手缩脚、等风头过去，他却看到了另一条路——现银在路上风险太大，动辄遭劫，那为什么不能用票据来取代银两的流通？
当时全国的票号屈指可数，最大的日升昌也不过七个分号，且只和大商号打交道，中小商人还得自己背着银子跑路。
乔致庸盯上了这个空白。
光绪七年（1881年），他开设"大德恒"票号，资本金六万两；
光绪十年（1884年），他把原来的大德兴茶庄改制，开了"大德通"票号，资本同样是六万两。
随后在全国各大商埠和水陆码头布局分号，南北贯通，汇兑放款，数年之间，两家票号每年红利超过二十万两白银。
到乔致庸主持乔家生意的晚期，乔氏家族在全国各地的票号、钱庄、当铺、粮店加起来超过两百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清稗类钞》里记载，仅可查账的流动资产就有四五百万两，这还不算土地、宅院、店铺这些不动产。
清朝一个县令年俸才几十两，加上养廉银也就几百两，而乔家一个大掌柜一年就有一千两白银的收入。
这是一个从读书人弃文从商，硬生生把一个快撑不住的家业做成晋商首富的故事。
但真正让乔致庸彪炳商史的，不只是这些数字——是他在后来那段岁月里下的几步棋，其中最关键的那一步，发生在1900年的秋天。
【二】太原冷场，一个跑街的业务员站了出来
1900年，庚子年。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把大清朝的脸面彻底撕破了。
义和团在北方各地攻打教堂、杀洋人，八国联军随即以此为由，联合进兵，炮轰大沽口，攻入天津，直逼北京。
7月末，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连夜出逃。
出门那天，走得太仓皇，连像样的衣食都没来得及备齐。
头几天，吃的是沿途村民给的糠饼和豇豆，光绪喝的是庄稼汉舀来的生水，堂堂皇室，落到这般田地。
等到进了山西地界，沿途官员奔走接驾，情形才稍稍好转，饮食起居逐渐恢复了几分规矩，但接下来的路还长，内库空了，钱的问题必须解决。
山西巡抚接到消息，立刻着手安排一切。
接驾是头等大事，筹银也是头等大事，两件事得同时推进。
于是在太原，山西官员把各路有头有脸的商号掌柜召集到一处，把朝廷的难处摆在桌面上，请大家"慷慨解囊，共赴时艰"。
这话说得漂亮，但在场的人都知道，朝廷的"借"从来没有真正还过。
账面上是借，实际上是送，而且这一送，少则几万，多则不知道多少。商人重利，没有人愿意把自家的银子往这个无底洞里填。
满堂冷场，半天没有人出声。
就在这个时候，乔家大德丰票号的跑街贾继英开口了。
贾继英早先是祁县大德丰票号的学徒，被乔致庸发现他为人机敏、交际能力极强，逐步提拔起来，派去太原负责业务。
这次太原会议，他代表乔家出席，当场表态：愿意借给朝廷银十万两。
话音刚落，沉默了许久的会场算是活络了一些，陆续有人跟进。
散会之后，贾继英先斩后奏，去找大掌柜阎维藩汇报。
阎维藩听完，问他凭什么擅自做主。
贾继英的回答很直接：国家要是灭亡了，乔家也跑不掉；国家还在，这笔钱早晚能回来。
阎维藩听完，没有再多说，转而去见乔致庸。
82岁的乔致庸听完来龙去脉，沉默片刻，开了口。
他说，10万两不够，报30万两。
这个数字，比最初贾继英承诺的翻了整整三倍，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太原会议上其他所有商号的合计出资。
乔家以一家之力，包揽了这笔银子的大头，让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消息传回太原，山西官员随即将这份捐输上报。慈禧一行得知，对乔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而另一边，大德通掌柜高钰早在数日前就接到了内阁学士桂春的密信，信中写明了銮舆的行程路线，提示慈禧一行将经过祁县。
高钰得了乔致庸的授意，立刻把大德通票号里里外外整修一新，红绸高挂，灯笼铺排，红毡从正门一路铺进内堂，专门辟出厅堂留作慈禧下榻之所。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也就是1900年10月2日，慈禧的銮驾抵达祁县。
乔致庸携家眷和得力掌柜在大德通门口迎候，亲自接驾。
仓皇西逃了一个多月、好久没吃过像样饭食的慈禧，看到眼前这番布置，脸色缓和了许多。
接下来发生的事，决定了乔家此后半个世纪的命运走向......
【三】30万两银子出了门，乔致庸只要了一件东西
慈禧在祁县大德通停驻期间，乔家的接待做到了滴水不漏。
饮食按照宫廷规格备办，住处张灯结彩，护卫人手安排妥当，随行人员的食宿也全由乔家旗下其他商号承担，没有出过任何差池。
一路颠沛流离、饥一顿饱一顿的慈禧，在这里终于过了几天安稳日子。
乔家先前在太原捐输的三十万两，加上祁县这边的招待开销，前后加起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
就算对当时资产数千万两的乔家来说，这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拍出去的钱。
慈禧对乔家的慷慨心里有数。临离开前，她让人传话，问乔家有什么想要的赏赐，只要她能办到，回宫之后必定兑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也是一道需要精准拿捏的题。
要得多了，树大招风；要个官职，日后反而束手束脚；要金银财宝，不过是左手进右手出，毫无意义。
乔致庸在商海里走了大半辈子，这点分寸自然拿捏得清楚。
他向慈禧请了一件东西，表面上看，这笔买卖的账算下来是乔家大亏——三十万两白银换了四个字，连还款的期限都没有约定，所谓"借"，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辞罢了。
但82岁的乔致庸算的从来不是这笔账。
而就在慈禧回銮北京的同一年，乔致庸还做了另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起来不过是举手之劳，却在三十七年后，成了整座乔家大院的救命符——
而当那个关键时刻真正到来，挂在大德通门口的那块意想不到的东西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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