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对话结束以后，留下了什么？打开手机，你或许会看到相册中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备忘录里散落的句子。我们都想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刻录自己或他人生命经验中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正是非虚构写作的起点，它关乎记录，把曾经被忽略的人和经验重新带入视野，也能够给一些事情带来正向的改变。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书写？
在中信出版集团携手Burberry与《伊周Fantastic Man》共同举办的“Fan Club ，《女人与海》（Young Woman and the Sea）的作者格伦·斯托特（Glenn Stout）与作家、文学翻译俞冰夏，非虚构作家李梓新和导演仇晟围绕着特鲁迪·埃德尔（Trudy Ederle）的故事，从历史事件谈及非虚构文本，再到影像表达，以一场对谈讨论一个真实人物如何被重新发现，一个故事如何穿越时间，并在不同媒介中获得新的生命。
一个世纪前，特鲁迪以身体对抗风浪，成为横跨英吉利海峡的首位女性。风雨、海洋、户外和对未知的探索，共同构成了这个故事的冒险底色。一个世纪后，Burberry将这种跨越边界的户外探索精神延续至当代，把这个关于横渡的故事带到现场，让一场非虚构文学对谈成为一次向未知靠近的行动。
我们借用非虚构写作中关于材料与故事的方法和关键词，回看这场文学密会中的主题演讲和对谈如何展开，探索一个故事如何穿越时间，并在不同媒介中获得新的生命。
我们从一个旧报纸的标题开始，经过一组研究材料、一种具身经验、一段人物关系，回到充满力量的日常。由此，非虚构写作自身同时成为观看现场的方式。
在Fan Club ，我们从一条新闻标题启程。
“特鲁德·埃德尔成为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
格伦·斯托特第一次遇到特鲁迪的故事，正是通过一卷黑白缩微胶片上这样一条简单的报纸标题。这句话当然是真实的，但它只告诉我们结果。
新闻报道通常提供“谁、什么、在哪里”，有时也会暗示“如何”与“为什么”。但现实是杂乱的。它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有时汇合，有时分岔，也并不总是以我们期待的清晰方式收束。故事就在那里，却必须从嘈杂的资料中一点点梳理出来，直到一个值得关心的故事开始浮现。
斯托特花费数年，阅读了更多有关她的成就、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位置的资料。慢慢地，更大故事的框架和主题开始显现。
如何让一个八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以及一个不易天然形成叙事的成就，重新具有生命？如何让特鲁迪在水中度过的十四个半小时令人信服、令人着迷？
为了做到这一点，《女人与海》这本书采取了双线叙述结构：奇数章节大体讲特鲁迪的成长历史；偶数章节则讲人类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历史，以及人与海峡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缓慢地靠近、交汇。当特鲁迪接近英吉利海峡时，读者已经拥有理解她所求之事并陪伴她完成旅程所需的全部信息。
斯托特说，起初他尝试把所有材料写进一条单一的叙事线，但很快意识到那并不合适。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学习很多关于游泳史、英吉利海峡和横渡海峡的知识。因此，他也需要在适当的地方让读者获得这些背景，才能理解特鲁迪所完成之事究竟有多么重大，又多么艰难。
后来，他读到埃里克·拉森的Thunderstruck。这本书交替讲述无线电的发明和一桩犯罪，最后两条故事线汇合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决定借鉴这种方式，用双线结构展开叙事。
而这种结构本身，也很像英吉利海峡本身的运动——在两岸之间不断来回。对这个故事而言，这种往复感非常自然。
“每一个事实都是一块砖。你必须有足够多的砖，才能构成完整的结构。你找到的每一条信息都极为重要。”在斯托特的演说中，观众们随同着他一起重访了这段研究特鲁迪的旅程。
为了让这段旅程重新具有生命，斯托特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关于特鲁迪的一切：报纸、照片、日志、老电影、其他游泳者的故事，也向英国气象局国家气象档案馆索取正式天气报告。他让自己沉浸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尚、音乐和俚语之中。他还依据随行新闻船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实况公告，来标定横渡过程的时间与进度。
斯托特说：“新闻标题是二维的，旅程却是三维的。”历史常常告诉我们结果，却不太擅长揭示通往结果的旅程。而非虚构写作者要做的，正是进入这段旅程。
对谈中，俞冰夏指出，特鲁迪并不是通常想象中“完美的女性”。她有自己的性格，也有脾气。她和教练发生冲突，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在媒体面前也不总是呈现甜美、微笑、完美的形象。
导演仇晟也补充了几个书中描述特鲁迪回到生活中的细节：她的父亲答应买一辆红色跑车；她会和父亲开玩笑；她作为十几岁的女孩喜欢跳舞、看电影，也关注同龄女孩的衣着；她没有让游泳排除生活中的一切。一个完整的人可以同时拥有成就、脾气、玩笑、兴趣、关系和矛盾。
李梓新则着重提及了自己印象最深的片段：在特鲁迪快要上岸时，因为听力的问题，她已听不清周围许多声音，进入一种近乎禅定的状态。她虽然最终成功了，但生命也因此留下了一些永久性的损伤。这使故事回到了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人们看到破纪录的荣耀，也应当看到荣耀背后必须承受的部分。
斯托特其实并不擅长游泳。为了正确传达在水中的经验，他特意在约15摄氏度的水中待了一段时间——这正是特鲁迪横渡时海水的温度。在微风礼堂，他也与现场的观众分享了自己在各种天气里于尚普兰湖上划数小时皮艇的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理解，在三到四英尺高的浪、时速三十多公里的大风和雨中五六个小时的航行，究竟是什么感受。皮划艇当然不是游泳，但它让斯托特清楚地意识到，在那样的时刻里，你的头脑已经没有余地容纳其他想法，只有自己能够对回到岸边负责。坚持下去的战斗会变得更多是心理上的，而非身体上的——这是所有横渡海峡者都很熟悉的经验。
这种具身经验的体会，同样也是导演仇晟的拍摄方法。在拍摄与拳击有关的故事《比如父子》时，他自己也去学习了拳击。为了让电影真正获得拍摄拳击的感觉，他要求摄影师也在台上，尽可能跟随演员和运动的步伐去捕捉。他认为，当摄影师的呼吸和步伐能与演员基本一致时，拍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最好的。
斯托特相信，一位作者应尽可能重建这种体验，在准确的前提下让它鲜活而有趣。不能虚构，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对话，也不能把没有事实依据的想法放进任何人的脑中。真相永远能造就最好的故事。
《女人与海》的出版时间恰好赶上2008年经济衰退，因此是斯托特卖得最差的书之一。2015年，一位编剧在旧书店发现了它，原本是想为自己的青春期女儿找一本书。后来，这本书被翻拍成电影《泳者之心》，从斯托特最大的失望，变成一系列美好事情的起点。它后来把作者带到不同文化、不同地方，也带到微风礼堂的这个下午。
斯托特向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件事：
在她横渡的关键时刻，船上有人喊她离开水面，但因为没有两篇报道的措辞完全相同，他只能构成一个合成版本：“出来吧，姑娘，离开水里吧。”资料也不能明确喊话者是谁。尽管他有自己的判断，最终还是只写成“有人”，或是“一个声音”。在当时，这个声音代表了世界如何看待一个正在挑战可能性的年轻女性。
而且，特鲁迪当时的听力很可能已经不足以让她辨认出究竟是谁在喊。可是她知道该如何回应。“为什么？”她问。这就是本书的核心。
然而，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景，并没有进入电影的改编。虽然以事实为框架，电影却在更具感官冲击力的层面工作。书可以通过解释提供背景，电影则需要通过场景和对话传达。印刷文字可以进入非视觉的感受，这是文字的优势，也是电影较难抵达的地方。
斯托特说，《泳者之心》中所有与书不同之处，都有明确的创作目的。一本需要十二到十四小时阅读的书，要变成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必然需要作出取舍。印刷文字里要用五页解释的内容，在电影中或许只能用几秒钟的场景完成。
这种情感真实，也许不总是在事实层面完全准确，但能抵达真实经历所带来的结果。仇晟说，电影常被看作更感性的媒介，但文字有时反而更能抵达我们的感官。阅读《女人与海》时，他感到自己更靠近特鲁迪的呼吸和疲惫，也更清楚地感到那片并不浪漫的海。
但也正如斯托特所言，“书和电影最好的状态，是彼此喂养，叠加出一种任何单一媒介都无法独自给予的体验。”
在对谈中，俞冰夏以书和电影的片名差异为切口发出疑问：电影为什么不直接叫《女人与海》，而叫《泳者之心》？故事中“勇气”显然是很重要的部分，也与冒险精神有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冒险——这件看上去像是在拿生命作赌注的事——的边界？
仇晟说，冒险中的人可能只是在做自己认为必要的事。在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自己能做，也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于是就去做了。他想到艾米莉·狄金森的传记片《宁静的热情》，觉得特鲁迪身上也有一种类似的东西。她对自己要做什么非常笃定，这是一种激情，但不是外放的，而是非常内在的激情。
李梓新则把冒险和好奇心联系在一起。好奇心也许是人身上非常鲜活的一部分，人类面对大海时，总会产生一种想要理解，甚至征服未知的冲动。书中一个很小的细节也进入了他的谈论：特鲁迪会吃桃子，又因为吃桃子反胃。宏大的海洋、冒险、纪录和女性历史，忽然被一个非常具体而微小的身体细节拉回现实。
在书本被改编为电影《泳者之心》时，斯托特提出，必须保留的元素，是她与姐姐、与家人的关系。他认为，正是透过这些关系，我们看见特鲁迪如何从一个年轻、脆弱的女孩，成长为强大、坚定而自信的年轻女性。
斯托特告诉观众，他确实认为电影人把这种关系放在了影片的中心。这种关系，给了特鲁迪迎接挑战的动力——这个挑战不仅成就了她自己，也鼓舞着所有女性，给予人方向。她向年轻女性展示了通往真实自我的道路。
“能够帮助把这部电影和这本书带给世界的女儿们，是一种很深的快乐。这件事在今天与一百年前同样重要。”当演讲接近尾声时，斯托特告诉大家。
观众问斯托特，下一步最希望看到哪一个人物被搬上银幕。他说，很希望看到 Tiger Girl and the Candy Kid 被搬上银幕，已经有十多位电影人表达过兴趣，但还没有人真正把项目启动起来。
他说：“就那本书而言，‘扣动扳机’倒也是个恰当的隐喻。”
这场文学密会从一个世纪前的横渡开始，但并不止步于讲述一次已经完成的体育壮举，而是期望重新打开一个人，寻找一种更普遍的生命的经验。
值得叙述本身，并不等于必须成为传奇。非虚构写作者李梓新谈到自己创立的“三明治”非虚构写作平台上的女性写作者。这些人中约八成是女性，大多过着普通生活，但她们的故事同样非常动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包含着他们的具体经验、关系和感受，同样可以成为值得写的故事。
李梓新最近出版了新的非虚构作品《出潮入海》，书写自己在潮汕地区的成长经验，也写到潮汕抽纱及相关女性的故事。潮汕抽纱行业大约在三十年前开始衰落，但今天仍然能够在博物馆、工作室和库存中找到许多实物。
他说，在潮州，他看到一家仍在经营的抽纱工坊，最近生意变好了。传统手工艺本来就处于全球融合之中，一些来自欧洲的纹样与本土纺织技术结合，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英吉利海峡的波浪与潮汕的海岸，在同一个舞台上遥相呼应。一个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身体，一个是沿海地区代代相传的手艺；一个进入了世界体育史，一个曾经被忽略、如今重新进入公共视野。
李梓新告诉现场的观众：“不一定只有宏大的成就值得被看见，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也可以很有力量。”从特鲁迪到潮汕抽纱女工，再到那些通过“三明治”非虚构写作平台写下自己生活史的女性，我们不断把视线从宏大叙事移回具体的人，在平凡的日常中，看见巨大的力量。
从一条报纸标题，到一段十四个半小时的旅程；从一本书，到一部电影；从格伦·斯托特的研究，到俞冰夏、李梓新和仇晟各自的阅读与创作经验，再到观众在现场提出的问题——特鲁迪·埃德尔的故事从格伦·斯托特的笔下游过，越过书页与银幕，落进微风礼堂，在“Fan Club ，也继续游向更远的地方。
对非虚构文学有所好奇的多领域创作者们来到现场，在翻开的不同页码间，寻找自身与故事的联结。有人从中读到勇气，有人读到反叛，也有人从一个父亲、一辆红色跑车、一句“为什么”里，重新看见一个真实的人。
这正是非虚构写作的要义：不是替一个故事写下唯一的结论，而是让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人和经验重新进入视野。冒险与探索精神，在非虚构写作的语境下，拥有了新的语义。它并不仅限于向着远方出发，在写作中向着未知探索，它同样也是一场冒险。
每一次出发，都不是为了立刻抵达一个确定的终点，而是愿意向未知再走一步。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伊周Fantastic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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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8.17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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