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西藏网）
转自：中国西藏网
编者按：在西藏和平解放和发展历程中，十八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该文系十八军后代讲述父辈当年进藏往事，让我们走进那段热血沸腾的红色征程，缅怀十八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受那些激荡在高天厚土的家国情怀。
作者父亲高继孟青年时期。
乔装与买马
1951年，部队进了西藏，要在高原上建骑兵。
那时的高原，汽车开不进去，步兵走得太慢，只有骑兵最管用——机动灵活，跑得快，追得上，打完仗还能迅速转移。反动头人也知道这个理，他们把手里的好马死死攥着，不给解放军。上级把爸爸找去，说：“你去，把马买回来。”
爸爸那年二十岁，长得精神，穿上便装像个走南闯北的商人。团里给他配了两个搭档——一个藏族参谋当翻译，一个叫郭秀章的战友当随从。三个人的马背上，一边一个羊皮口袋，里头全是银元。
“不论价钱多贵，只要马好，就买。”首长只交代了一句，他们就这么出发了。
深入牧区，找那些手里有好马的土司、头人。爸爸扮老板，说话办事拿捏着分寸；藏族参谋在中间传话周旋；郭秀章话少，只管闷头做事。一匹、两匹、三匹……好马就这样一匹匹地从头人手里到了解放军手里。
反动头人后来反应过来——坏了，好马都让解放军买走了！可那时候，爸爸他们已经牵着马群，到了十八军的联络站。
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这段，轻描淡写的，像说一件平常事。可我总想着那个画面：三个年轻人，驮着几袋子银元，在高原上走了很远的路。草原上的风那么大，路那么险，万一遇上土匪呢？万一头人反悔了呢？
“不怕的，”爸爸说，“我们是去完成任务的。”
饥饿与战场
爸爸很少讲打仗的事，但有次说起中印边界那段日子，他笑了。
那时候边境上对峙，部队断粮了。飞机来空投，可高原上哪有那么容易？地面上拿白布摆了个十字，飞机在天上转了两圈，没看见，飞走了。又摆，又飞走了。有个副连长急了，端起机关枪朝天上“发信号”——当然是打不着的，后来还挨了处分。
可肚子饿是真的饿。
部队开始想办法抓草地上的老鼠。高原的老鼠和别地的老鼠不一样，个大，跑得飞快。战士们抓回来，扒了皮，白水煮。没有盐，就那么干煮。
“那味道，”爸爸说，“我现在都记得。”
怎么个味道？他没细说，只说吃了几顿以后，牙都倒了，软得咬不动东西。好多战士宁可饿着，也不肯再吃。
后来自卫反击战打响了。爸爸说，那时候大家都抢着上前线——宁可战死，不能饿死。
这话听着心酸，可爸爸说起来是笑着的。他说印军都是些大胡子兵，拖家带口的，怕死得很。咱们这边一冲，他们有的连枪都没来得及端，就被俘虏了。
“咱们的兵不一样，”爸爸自豪地说，“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不怕苦，不怕死。”
打完仗，缴获了印军的物资，打开一看，罐头、压缩饼干，全是美国货。有个小战士饿狠了，打开就吃。后来也没人忍心处分他——那孩子，是真饿坏了。
三连连长高传尧（左二）与作者父亲高继孟（右二）等人的珍贵合影。
连长与兽医
爸爸在骑兵团待了二十多年。最早在昌都，后来到甘孜，再后来换防到红原——部队走到哪，他就跟到哪。高传尧连长跟爸爸从十八军时期就是战友，到了骑兵团还是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团里搭档了多少年，谁也记不清了。
三连每次出任务，高连长都要找团长点名：“把老高给我。”
老高就是我爸爸。他的本职是看马、治马，可真要端起枪来，他也一点不含糊。部队里的各种枪支，他都能熟练拆装使用——这是老兵的底子。可每次出征，他最先顾的不是枪，是马。出发前，爸爸把全连的马从头到尾摸一遍——摸鼻子凉不凉，看蹄子有没有伤，检查马背有没有磨破。高连长在旁边等着，从来不催。
有一年冬天在石渠草原剿匪， 三连夜晚奔袭了一百多里，半路上突然起了暴风雪。十几匹马冻倒在雪地里，起不来了。高连长急得团团转——马没了，骑兵还怎么打仗？
爸爸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裹在一匹伤马身上，蹲在雪地里给它打针、搓腿。零下二十几度，他就那么蹲着，一蹲就是三个小时。一匹马救过来了，又一匹马救过来了。十几匹马，一匹都没死。
事后高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有你在，我带兵打仗就有底气。”
爸爸后来跟我说起高连长，总是说：“那是个好连长，打仗猛，对人真。”高连长调走的时候，拉着爸爸的手说：“三连的马和兵，还得靠你。”
两个人就这么分开了。爸爸说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可我知道爸爸想他。
一壶茶与银元宝
进藏的路上，最难的其实不是爬山过河，是让藏族群众相信你。
那时候西藏还是封建农奴制，农奴是“会说话的工具”，头人说杀就杀了。解放军来了，要砸锁链、救人，可人家凭什么信你？
可十八军不一样，进藏前专门学了民族政策，上级反复交代：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准扰民，不准违反教规。爸爸他们是先头部队，要走在最前面，这些规矩要第一个做到。
路过一个村子，老百姓全跑上山了，只留下一个走不动的老阿妈。爸爸他们不愿进屋子，就露天睡在村口。夜里冷得很，几个人挤在一起，谁也没去动老乡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老阿妈颤巍巍地端了一壶茶出来。爸爸他们把银元放在地上，才接过茶碗。
后来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慢慢地，藏族群众知道了：这支军队不抢东西，还给钱。再后来，有头人主动来找他们，愿意卖粮食、卖马匹，支援解放军。爸爸说，有的头人其实也不坏，就是没人跟他们好好讲过道理。
印象最深的是爸爸讲过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帮一个藏族群众找回了走失的牦牛，那人从怀里掏出一个银元宝，非要塞给爸爸。爸爸不要，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东西。那人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追着塞了好远。
“后来收了没有？”我问。
“没有，”爸爸说，“但是那个银元宝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
作者父亲高继孟在十八军兽医诊疗点前留影。
师父与徒弟
爸爸有个徒弟叫高家勇，新兵，分到兽医所的时候啥也不会，给马打针手都哆嗦。
爸爸手把手教他。怎么摸马的鼻子判断体温，怎么掰开嘴看牙口，怎么给冻伤的马搓腿。高家勇年纪小，高原反应重，夜里睡不着觉，爸爸就把自己的热水给他喝，自己的干粮给他吃。
有一次夜里宿营，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高家勇的头发冻在地上，起不来了。爸爸拿自己的体温，一点一点帮他化开。
高家勇后来成了兽医骨干，技术比谁都好。他跟我说：“你爸是我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剿匪的时候，爸爸总把高家勇护在身后，自己冲在前面处理伤马。高家勇问他：“师父你就不怕？”爸爸说：“怕啥，马受伤了得赶紧治，耽误了就没命了。”
后来高家勇调走了，逢年过节还给爸爸写信。爸爸拆了信，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也不说啥，折好了放回信封里。
有一封信上写着：“师父，是你教会了我一切。”
雪灾与抢救
爸爸说，高原上最怕的不是打仗，是冬天。
骑兵团的马，冬天最难熬。零下二三十度，马容易得冻疮，蹄子开裂，肠胃病也多。爸爸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挨个马厩转。摸摸这个马的鼻子，看看那个马的蹄子，给病马打针、上药。
有一年红原特大雪灾，雪把路全堵死了，牧民的牛羊困在雪地里出不来，部队去救援。爸爸骑着马，驮着药箱，跟着三连往灾区赶。雪没到马膝盖，走一步都很费劲。
到了灾区，爸爸一边给冻伤的牧民包扎，一边抢救冻病的牲畜。有个藏族群众的牦牛倒在雪地里起不来了，爸爸蹲在那儿治了三个多小时，牛站起来了。藏族群众拉着爸爸的手，说了一大串藏语，爸爸听不懂，但知道他是在谢自己。
夜里没地方睡，就靠在马背上眯一会儿。饿了啃冻硬了的干粮，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爸爸说这些的时候，云淡风轻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我听着却想哭。
“爸，你不觉得苦吗？”
“那时候谁想这些？任务在那儿，马病了，你不治谁治？”
作者父亲高继孟晚年。
“叔叔”与爸爸
打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爸爸休假回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快三岁了，哥哥比我大一岁。爸爸离开家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成都，熬过了1960年、1961年、1962年。那三年怎么过的，妈妈后来很少说，只是有一回提起，说粮店门口排一夜队，才能买到几斤红薯。爸爸不在，什么事都得自己扛。
爸爸回来了，穿着军装，走进军区大院。
我和哥哥在院子里玩，看见穿军装的就喊“叔叔”。爸爸蹲下来，想抱我们，我们往后退。不认得了。
爸爸叫我们的名字，我们不理他。他又叫，我们还是不理。
“叫爸爸。”妈妈说。
我们不肯。叫了那么久的“叔叔”，怎么突然就变成爸爸了？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看见爸爸，还是叫“叔叔”。爸爸也不生气，就那么等着，等我们慢慢知道——这个穿军装的人，是我爸爸。
这件事后来成了家里的笑话。可我现在想起来，总觉得心酸。爸爸在高原上那么多年，冻着、饿着、打着仗、救着马，他心里是不是也惦记着成都大院里那两个叫自己“叔叔”的孩子呢？
作者父亲高继孟与小青马。
战友与亲人
爸爸转业以后，就不怎么骑马了。
可有时候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会忽然说一句：“那匹小青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小青马是他在骑兵团最常骑的一匹马，跟了他好几年。爸爸说那马通人性，打仗的时候不惊不乍，驮着药箱走山路稳当得很。
有一回遇险，爸爸骑着它从山坡上冲下来，小青马跑得飞快，子弹从耳边擦过去，它也不乱。
后来部队换防，小青马留给了下一任兽医。
爸爸晚年身体不好，是高原上落下的病根。可他从来不抱怨，只说：“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的。”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
我想他一定又回到了高原上，骑着那匹小青马，驮着药箱，走很远很远的路。
草原上的风很大，雪很冷，可他把每一匹马都当战友，把每一个藏族群众都当作亲人。
他不是什么英雄，他是我的爸爸。
他只是把一辈子，交给了那片最高的土地。（原文刊载于《中国西藏》汉文版第4期总第216期 文图/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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