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德顺，今年六十三岁，在上海生活了整整四十年。

四十年，说起来吓人。我从苏北一个小县城来上海，在黄浦江边一个老码头当装卸工。后来码头拆了，我卖过早点，修过自行车，最后在虹口一条弄堂里开了家小修鞋铺，一直干到五年前退休。我老伴儿赵玉珍，上海本地人，在里弄干了半辈子居委会。我们有个儿子，在上海一家外企上班，娶了个苏州姑娘，生了个孙子，叫周子墨，今年九岁。

按说日子过得不算差。退休金加上年轻时候攒下的一点钱，够我们老两口吃穿。身体也还硬朗。我每天早晨去鲁迅公园打两遍太极拳，然后买菜，回来给玉珍做早饭。吃完早饭，她收拾屋子，我就在阳台上伺弄那几盆花。有时候，我们会坐地铁去看孙子。有时候，就在家里待着，一个看电视，一个看手机，也不说话。日子像黄浦江的水，慢慢流，不声不响。

可人一旦过了六十，总觉得身上有根看不见的线，被谁轻轻拽着。你说不清那是什么，可它就在那儿。尤其在上海这座城，地铁太快，灯光太亮，年轻人走路都带着风。我们这些老头老太，站在街头，总像被忘在岸上的鱼。明明还能呼吸，却总觉得水已经远了。

今年春天，和我一起打太极的老陈，走了。老陈比我大五岁，身体一直不错。他打拳，一招一式，标准得很。他还能骑自行车，能拎着二十斤米上四楼。我们常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这帮人里最能活的。可那天早上，他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他儿子打来电话，说老陈半夜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脑溢血，没救过来。就这么走了。一夜间。

我去参加老陈的追悼会。在上海，追悼会也快。一拨一拨的人进去，鞠三个躬，出来。外面下着小雨。老陈的老伴儿坐在那里，背弯得厉害，头发全白了。她没哭，只是看着老陈的照片发呆。我走过去，说了句“节哀”。她抬头看我，挤出一个笑，说：“德顺，你说，这说没就没了。前几天他还说，等天暖和了，要去崇明看油菜花。”我站在那儿，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油菜花年年开。可老陈，等不到了。

从殡仪馆出来，我破天荒没有坐地铁。我一个人沿着马路，走了很久。雨不大，淋在身上，凉丝丝的。我路过一个公交站台，看见一个老太太，大概七十来岁，穿着件深蓝色的夹袄，拎着一袋子药。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试探。旁边的年轻人擦着她的肩膀过去，有的低头看手机，有的说说笑笑。没有人为她停一下。我忽然想起玉珍。她今年也六十一了。她吃药，也像这样，总是一小把一小把地往嘴里送。我问她：“你吃的什么药？”她总说：“就是些维生素。”可我知道，她有高血压，血糖也高。她不说，我也不敢深问。我们之间，很多事，都靠“不说”来维持。怕说了，就变成石头，压得两个人喘不上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玉珍已经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枕头上。我借着月光看她的脸。她老了。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她的睫毛稀了，嘴唇薄了。我忽然觉得，这个睡在我身边四十年的女人，我还没看够。可时间不多了。我说的是“不多”，不是“没有”。上海这地方，谁不忙呢？儿子忙，儿媳忙，连九岁的孙子都忙。周末要上围棋班、游泳班、英语班。我们给他打电话，常常说不到三句，他就说：“奶奶，我在写作业，晚上再打。”晚上打过去，他又说：“奶奶，我困了，明天要早起。”玉珍就笑，说：“好，好，你早点睡。”挂了电话，她坐在那里，对着电视，半天不说话。

我知道她想孙子。我也想。可我们不能说。一说，就显得我们这些老人，除了儿女，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代人，活得太自觉了。总怕给孩子添麻烦。老陈在的时候，常跟我抱怨：“德顺，你说我们年轻时候，给国家做贡献，给单位做贡献，给子女做贡献。现在老了，倒像成了闲人。”我笑着说：“闲人还不好？有吃有喝，啥也不干。”老陈叹口气：“你不懂。在上海，闲下来，人就废了。你看看那些年轻人，哪个不是跑着过的？我们呢，走都走不快了。不是腿不行，是心，没了那股子劲。”我当时觉得他矫情。现在他走了，我忽然明白他了。不是闲下来废了，是你突然发现，自己跟这座城市，已经说不上话了。上海这地方，永远年轻，永远热闹。可这份年轻和热闹，不属于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我们像被搁在岸边的旧船，看着潮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可船，再也开不走了。

前些天，我拉着玉珍去坐地铁。不是去看孙子，是去人民广场。她问我：“去人民广场干什么？”我说：“不去干什么。就是坐坐地铁，看看人。”她笑我神经。可她还是跟着我去了。地铁上，我们并排坐着。旁边全是年轻人。他们戴着耳机，低着头。车厢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轨道摩擦的声音。玉珍忽然小声说：“德顺，你发现没，现在地铁上，给我们让座的人少了。”我看看四周。其实不是少了，是我们这身打扮，混在人堆里，已经显不出来了。六十多岁了，身体还健康，穿着也不旧。年轻人看见我们，不觉得需要让座。我也没觉得需要他们让。可心里，总有点说不清的失落。不是怨，是承认。承认自己老了。承认来日不多了。

在上海，超过六十一岁的人，身体再硬朗，也算不得什么。你早晨去公园，能看见大把大把的老头老太。他们打太极、跳交谊舞、拉二胡。一个个精神抖擞。可你知道，这些人里，谁心里没藏着几件未了的事呢？我认识一个老太，六十八了，天天在鲁迅公园里领着一帮人跳扇子舞。她笑得最响，舞得最好。可后来我才知道，她女儿在德国，八年没回来了。她老伴儿前年瘫了，她白天伺候他，晚上一个人跑到河边哭。哭完了，第二天照样去跳舞。她说：“不跳，我就真老得不能动了。”还有一个老头，六十五岁，每天在弄堂口摆棋摊，逢人便笑。他孙子在美国读博士。他说：“孙子说了，等他毕业了，接我去美国住。”可大伙儿都知道，他孙子已经三年没给他打过电话了。他也不戳破，就那么天天摆。摆给谁看？摆给时间看。摆给自己看。让自己觉着，还有人等，还有事做，还有念想。

我今天六十三了。我不装年轻。我知道，我这样的年纪，在上海，就像秋天的桂花。看着还香，还黄。可风再吹几阵，就都散了。我能做的，就是把剩下这点香，留给身边的人。我每天早晨，还是去公园打拳。打完拳，路过那家老字号，买玉珍爱吃的条头糕。她吃一口，说太甜。我说甜才好吃。我们就着你一句我一句，能说上一上午。下午，我给她读报纸。她听烦了，就抢过去自己看。她看报的样子，跟年轻时一样认真。我就在旁边，给她泡一杯茶。茶是普通的龙井。水是自来水烧开的。可那茶香，飘满了我们那间不算大的屋子。有时候，我会想，这样算不算虚度？在上海，别人都在赶路。我们呢，像两只蜗牛，慢慢爬。可蜗牛也有蜗牛的福气。它不用赶地铁，不用追风。它背着自己的壳，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壳很重，可里面，装的是家。

昨天，我做了个梦。梦见老陈。他站在鲁迅公园的湖边，还是那身白绸子衣裳。他冲我招手，说：“德顺，来，打拳。”我走过去。他说：“崇明油菜花开了。你替我去看看。”我点头。醒过来，天刚蒙蒙亮。我穿好衣服，轻轻出门。我坐上了最早一班去崇明的轮渡。到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油菜花田，黄灿灿的，一直铺到天边。我站在田埂上，深吸了一口气。那空气，清甜清甜的。我掏出手机，想给老陈发个消息。可翻到名字，又停住了。我对着那片花海，轻轻说：“老陈，我替你看了。真好看。”风把花吹得摇摇晃晃，像在点头。

我在崇明待了整整一天。傍晚，我坐轮渡回来。船上人不多。我靠在栏杆上，看着黄浦江。江面很宽，水很浑。两岸的楼，高高低低，灯光一点点亮起来。我忽然觉得，这上海，还是美的。只是美得匆忙。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得学会自己慢下来，自己去江边走一走，自己去田里看看花。别总等着儿女来安排。因为他们也难。他们也累。他们有他们的未来。而我们，有我们的当下。这当下，不多了。可只要还在，就值得好好过。

到家时，玉珍已经做好了饭。她没问我去了哪儿。她给我盛了碗汤，说：“累了吧。多喝点。”我接过汤，喝了一大口。汤是冬瓜排骨汤，清清爽爽的。我抬头看她。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有光。那光，跟四十年前，我们在弄堂口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我鼻子一酸，低下头。我想起今天在花田里，有一只白色的蝴蝶，一直绕着我飞。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我那时想，这蝴蝶，该不会是老陈吧？现在我想，也许不是。也许它是时间。它绕着我们这些老人飞，提醒我们，别浪费了眼前这一分一秒。因为上海再大，也大不过一个“老”字。来日方长，是说给年轻人听的。我们，只有把今天，过成花一样灿烂，才算对得起，那已经不多的时间。

今晚，上海又下起了小雨。玉珍在里屋，轻轻地哼着一支老歌。我站在阳台上，看楼下。有个人，撑着伞，在雨里跑。那脚步声，啪嗒啪嗒，像极了年轻的我们。我笑了笑，把窗关上。屋里的灯，暖黄暖黄的。玉珍还在哼。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说：“你唱得还是那么难听。”她打了我一下，说：“那你唱。”我清清嗓子，唱了起来。唱的是那首《茉莉花》。我五音不全。可玉珍笑了。她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她的笑，心里满满的。我想，只要还能听见她的笑，这来日，就不算短。这方长，就在这方长的方，和长之间。在我们还牵着的手心里。在上海，这个永远年轻的城市。我们虽然老了，可我们还在一起。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