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提前梦见自己车祸身亡，闭门不出避祸，结果隔天还是出事了

男子提前梦见自己车祸身亡，闭门不出避祸，结果隔天还是出事了

张建国至今记得那个梦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每一个，细碎得像撒了一地的碎玻璃，扎在脑子里拔不出来，每回想一次就多疼一分。

那是二零零三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来的冷空气前脚刚到，后脚就被岭南残余的暑热给顶了回去，两股气团在天上打架，打得满城都是灰蒙蒙的云，空气闷得人喘不上气。他那天在单位里开了一下午的会，讨论年底的绩效考核方案，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领导抽红塔山，科长抽双喜，他抽五块钱一包的红梅，三根烟枪对着一个吊扇吹，转了半天也散不干净。

回到家已经快八点了。老婆陈小梅把饭菜热在锅里，儿子张童童趴在客厅茶几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划。他扒了两碗饭，跟小梅说了几句话，又去检查了童童的数学作业，错了两道应用题，他耐着性子讲了一遍，童童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等孩子洗了澡上了床，他在客厅看了半集电视剧，眼皮就开始打架了。

那晚他睡得很沉，一沾枕头就像被什么东西拽进了地底下一样，整个人往下坠。坠着坠着，眼前就亮了。

他看见了自己。

是第二天的自己。早上七点一刻，天刚亮透，雾气还没散尽。他那辆银灰色的捷达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驾驶座上的他正伸手去够副驾座位上的公文包，大概是想拿里面的烟。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摁了一声喇叭，他抬起头来，脚松了刹车准备往前溜。

就是从左边冲过来的。那辆蓝色的大货车像一头失控的野兽，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声撕破了清晨的空气。他猛地转头，瞳孔里映出货车驾驶室里司机那张惊恐到变形的脸。一切都在慢动作里展开，大货车的车头以摧枯拉朽之势撞上了捷达的驾驶室一侧，铁皮像纸一样皱缩进去，车窗玻璃碎成亿万颗晶体在空中炸开。他甚至听见了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那种闷闷的咔嚓声，像冬天踩碎冻硬了的泥块。

然后就是一阵天旋地转。车子被撞得横飞出去，翻了两圈，最后四轮朝天扣在路中央。他被安全带吊在座椅上，头朝下，血从额头上淌下来，一滴一滴地砸在车顶篷的内衬上，洇开暗红的一小片。他想动动手指头，可手指头不听使唤了。他想喊一声救命，喉咙里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像破了的风箱。

他看见货车司机踉踉跄跄地从车上跳下来，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了件灰扑扑的夹克，满脸是泪，嘴唇哆嗦着蹲在他面前，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对不起对不起。他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可眼前越来越黑了，最后只剩下货车司机那双通红的眼睛悬在黑暗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然后他醒了。

客厅的闹钟指针指着凌晨四点十七分。他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后背的汗衫湿透了，凉飕飕地贴在皮肤上。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砸，咚，咚，咚，每一下都砸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他张大嘴喘了好几分钟才喘匀了气，然后慢慢抬起手，在黑暗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干的。再摸摸肋骨，完好无损。他把手放下来，手心全是冷汗。

旁边的小梅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几点了，又睡过去了。他躺在黑暗里不敢合眼，一闭上眼皮就看见那辆蓝色的大货车朝自己碾过来，驾驶室里司机的脸像烙铁一样烫在视网膜上。

他下了床，趿拉着拖鞋走到客厅，倒了杯凉白开灌下去，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进胃里，激得他打了个哆嗦。窗外还是一团墨黑，街灯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在瓷砖地面上切出一道细细的亮线。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撑着膝盖，把那个梦翻来覆去地回想了一遍又一遍。

地点他记得清清楚楚。南华路和建设路交叉的那个十字路口，离他们单位不到三百米。他每天早上都从那儿过，送完童童上学之后拐上南华路，等一个红灯，左拐就是单位大门了。梦里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多，他伸手拿公文包里的烟。这些细节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因为那就是他每天的习惯动作。他每天早上都会在等红灯的时候摸一支烟叼上，到单位门口再点。

他越想越慌，天快亮的时候去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眼窝发青，嘴唇发白，看着活脱脱像一个刚从坟里爬出来的。他用凉水泼了好几把脸，还是压不住心里那股突突乱窜的寒气。

小梅六点半起来做早饭，看见他在客厅枯坐着，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起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没睡好，”他说，“做了个噩梦。”

小梅哦了一声，转身去厨房热粥了。童童七点被揪起来刷牙洗脸，一边套校服一边嘟囔不想上学。往常这时候张建国早就催上了，可今天他坐在餐桌旁，看着儿子那颗毛茸茸的脑袋在眼前晃来晃去，心里翻涌着的全是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他梦见自己今天要死了。

他怎么可能让儿子今天去上学？他怎么可能让小梅今天去上班？可他又怎么说得出口？说他梦见被车撞了所以全家人今天都别出门？小梅准以为他脑子出毛病了。

童童背着书包出门的时候，张建国猛地站起来喊了一声：“等一下！”把儿子吓得一激灵。他张了张嘴，最后憋出一句：“过马路看着点车。”

童童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说知道了爸爸，然后蹦蹦跳跳地下了楼。小梅一边换鞋一边说：“你今天不是有个会吗？赶紧吃了饭走，别迟到。”她匆匆出了门，防盗门啪地一声合上了，屋里一下子空落落的，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的嗡嗡声。

张建国站在客厅中央，两只手攥了攥又松开，松开了又攥上。他走到阳台上往下看，小梅骑着电动车出了小区大门，汇入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里，很快就看不见了。童童的小身影过了马路，校服上的反光条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拐了个弯也消失了。

他回到屋里，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玄关换鞋。手摸到皮鞋的那一刻，梦里那声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又在他耳朵里炸开了。他的手像被烫了一样缩回来，连退了好几步，后背撞在墙上，咚的一声闷响。

他不去了。

他给单位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今天请假。科长在电话那边嗯嗯了两声，说行你歇着吧年底了大家都累。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扔在茶几上，整个人瘫进沙发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不去了，只要不出门，那辆车就撞不到他。那辆蓝色的货车只会撞向南华路和建设路交叉口的那辆银灰色捷达，他不去那儿，它撞谁去？

这么一想，他稍微安了心，可手脚还是凉的。他在沙发上呆坐了半天，忽然想起一茬来，那辆捷达还停在楼下呢。万一那辆货车找不到他，会不会冲到小区里来？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冲到阳台上往下一看，那辆银灰色的捷达安安静静地停在楼下的车位上，车顶反射着早晨清冷的日光，平平整整的，一点刮擦都没有。

他趴着栏杆看了好一会儿，确认小区里一切如常，没有蓝色货车的影子，才退回来。可他还是不放心，又把每扇窗户都检查了一遍，把阳台门闩插上了，把防盗门的反锁拧了两圈。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耗子，撞到厨房又撞回客厅，最后打开电视坐下来，随便摁了个频道。电视里在播早间新闻，播音员面无表情地念着本地新闻，什么街道改造什么菜价波动，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阳光慢慢地从阳台爬进了客厅。他不敢拉窗帘，就那么让光直直地照进来，照在灰白色的瓷砖地面上，明晃晃的一片。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走，每过一刻钟他就看一眼墙上的石英钟，短针一格一格地挪。七点过了，八点过了，九点过了。如果今天照常出门，他七点多已经撞了。现在已经九点，他还活着，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穿着汗衫和大裤衩，脚上趿拉着拖鞋。他还活着。

他几乎要笑出来了。

心里那根绷到极限的弦松了一点点，可也就是一点点。梦里的感觉太真了，真到他此刻坐在安全至极的家里，肋骨都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幻痛，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着往外胀。他揉了揉胸口，站起来去厨房给自己煮了碗面，囫囵吞下去，连咸淡都没尝出来。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小梅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了。他说好多了，在家休息呢。小梅说那你好好躺着，别乱跑。他嗯嗯应着，挂了电话又坐回沙发上发呆。窗外的天灰蒙蒙的，那层云还没散，把太阳遮得只剩一团模糊的白影子。街上隐约传来车喇叭声和人声，隔了几层楼板传上来，闷闷的，像是蒙着被子说话。

他想给童童的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儿子怎么样，可又怕显得太唐突。他握着手机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下了。班主任不认识他，他打过去说什么呢？说我做了个梦觉得我儿子今天有危险？人家不把他当神经病才怪。

中午他没吃饭，不饿。肚子里像塞了一团棉花，胀胀的，什么都装不下。他把电视关了，把收音机开了，又关了，又把电视打开了。频道换来换去，最后定格在一部老掉牙的电视剧上，里面的人哭哭笑笑地演着，他看着看着眼神就散了，那些台词和画面从耳朵和眼睛旁边滑过去，一点儿都没进脑子。

下午两点多，他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着了。睡得很浅，每隔十来分钟就被自己惊一下，猛地睁开眼扫视一圈客厅，确认什么都没有才又闭上。有一回他睡过去了一会儿，梦里又看见那辆蓝色的大货车，可这回它换了条路，顺着他们小区门口的巷子轰轰烈烈地碾了进来，直接冲上了单元楼。他吓得大叫一声从沙发上弹起来，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得龇牙咧嘴，才确定自己这回是真醒了。

他爬起来去卫生间用凉水冲了把脸，手撑着洗脸台喘了好一会儿。镜子里的那张脸比早上更难看，眼窝青黑，嘴唇干裂，额头上浮了一层虚汗，顺着太阳穴往下淌。他抹了一把，手心里全是湿的。

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想，只要熬过今天，只要过了今天夜里十二点，那个梦就过期了。到时候明天太阳升起来，他该上班上班，该开车开车，南华路和建设路的十字路口照过不误，蓝色大货车再也不会来了。一天而已，二十四个小时，他现在已经熬过了大半。

他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捧着，缩回沙发里，拿遥控器把电视声音调大了些。电视剧里的声音热热闹闹地填满了客厅，把他的呼吸声盖住了，心跳声也盖住了，他整个人像沉进了一池温吞吞的水里，浮着，荡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

下午四点半，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是小梅打来的。他接起来，喂了一声。

小梅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种他从来没听过的颤抖：“建国，你快来，童童出事了。”

他手里那杯热水晃了一下，泼出来烫了大腿，可他没感觉到疼。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嘴巴里挤出来，干巴巴的：“怎么了？童童怎么了？”

“在学校摔了，”小梅的声音在发抖，好像拼命压着哭腔，“从楼梯上滚下来了，老师说磕到了后脑勺，现在在学校医务室，要送医院……你赶紧过来，我在往学校赶了……”

后面的字他听不清了，脑子里嗡嗡嗡地响成了一片。他把手机从耳朵上拿开，看见屏幕上还亮着小梅的名字，通话时长在一下一下地跳着。他攥着手机愣了三秒钟，然后猛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拖鞋蹬掉了，光脚踩在瓷砖地上冰得他一激灵。

他要出门。他必须出门。童童摔了脑袋，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后脑勺，医务室，送医院，这些词像一颗颗钉子从他耳朵眼儿里钉进去，钉得他整个颅骨都在疼。他蹿进卧室扯了件外套套上，又蹿到玄关蹬进皮鞋，鞋带都没来得及系就一把拉开了防盗门。

门口的光灌进来，把他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身后的地板上。他一只脚迈了出去，楼道里的穿堂风从下往上呼呼地灌，吹得他衣摆猎猎地响。他整个人顿了一下，脑子里那辆蓝色大货车的影子又浮上来了一瞬，可童童的脸紧跟着浮上来，比货车大，比货车近，比货车重重重地砸在了心口上。

他冲下了楼。

皮鞋踩在楼梯上咚咚咚地响，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层地亮起来又暗下去。他三步并作两步跨下最后一级台阶，冲到单元门口的时候差点跟一个上楼的邻居撞个满怀，他侧身闪过去，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对不起，脚下没停。

小区院子里有风在吹，吹得法国梧桐的叶子哗啦啦地落了一地。金黄的叶子在风里打着旋儿往天上飞，又打着旋儿往下掉。他跑过停车位的时候余光扫了一眼那辆银灰色的捷达，它好好停在那里，完好无损。他收回视线，朝着小区大门的方向狂奔，皮鞋底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地拍着。

他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坐进去，对司机说：“去建设路，南华路口。”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被他这副样子吓了一跳，没多问就踩了油门。车子汇入傍晚的车流，在城市灰蒙蒙的天光底下往前开。张建国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布料攥得指节发白，嘴里一遍一遍地催着师傅开快点。师傅说堵着呢我也没办法，他就不再催了，整个人往前倾着，像一只被拉满了弦的弓。

车子在一个红绿灯前停下了。张建国从车窗望出去，心脏猛地一缩。就是那个十字路口。南华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他梦里那个位置。路口的红绿灯正由黄转红，车流缓缓地停了下来。他出租车左边停着一辆银色的小轿车，右边的车道空着。

绿灯亮了。司机松开刹车，车子缓缓往前溜。

然后他看见的。

从左边那条路上冲出来的。一辆蓝色的中型货车，车身上印着某某物流公司的白字，车头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直直地碾了过来。那司机大概是想抢黄灯，车速快得轮胎都冒了白烟，刺耳的刹车声撕裂了傍晚的空气，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来回拉。

张建国的瞳孔猛地放大。梦里那声尖啸跟这一声重合了。那片炸开的碎玻璃跟眼前的现实重叠了。货车司机的脸，梦里那张惊恐到变形的脸，就在此刻，就在前方，隔着不到二十米的距离，清清楚楚地映在他眼睛里。

然后一切都慢了。

他看见货车车头碾进了左边那辆银色小轿车的驾驶室。铁皮皱缩，玻璃飞溅，那辆小车被巨大的冲击力推着横过来，车尾朝着出租车的方向横扫。他听见司机在前座发出一声变了调的咒骂。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安全带勒住了又被甩出去又被勒住。他看见车窗外的天光在一瞬间变得支离破碎，然后是轰的一声巨响，像山塌了，像天裂了，整个世界天旋地转地翻滚起来，里面的声音所有的颜色所有的知觉全搅在一块儿，搅成烂泥，搅成浆糊，搅成混沌初开前那种一团黑暗的黏稠的东西。

有东西砸在了他脑袋上。可能是玻璃，可能是铁皮，可能是这世间随便什么坚硬冰冷的东西。他感觉到温热的液体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世界变成了模糊的红。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像破了的风箱。

他看见一个人影踉踉跄跄地从碎玻璃和扭曲的铁皮中间挤过来，扑到他面前。是一张陌生的脸，满脸是泪，嘴唇哆嗦着，翻来覆去地念叨着什么，可他听不清了。耳鸣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一切都淹没了。

那张脸在黑暗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一双通红的眼睛悬在虚空之中，渐渐模糊了边界。

他想，还是来了。

然后他想，童童呢？

童童怎么样了？小梅有没有赶过去？儿子的后脑勺磕了，严不严重？他还没到医院，他还在半路上，他答应要去的，他答应了的。

手指头动不了了。他拼命想动一根手指头，哪怕是小拇指也好，他想叫人，想告诉面前这个哭着的陌生司机，他儿子在医院等着，他得赶过去。可他什么都动不了，舌头僵在嘴里，眼皮沉沉地往下坠，最后那一点光从眼缝里挤出去的时候，他脑子里剩下的最后一个画面，是童童早上背着书包出门时转过头来那一眼，校服上的反光条闪了一下，嘴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粥渍。

黑暗合上了。

走廊里的灯是惨白的，白得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冷。

陈小梅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塑料椅子上，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布料，攥得手背上青筋都凸起来了。她旁边坐着童童的班主任李老师，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眼圈红着，不停地跟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是她在楼梯口没看住。小梅摇了摇头，说不是你的错，可她的声音干得像砂纸擦过石头。

童童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被一个高年级的男生从后面撞了一下，那一跤摔得狠，后脑勺磕在台阶棱角上，当时就晕过去了。医务室的校医做了紧急处理，打了120，现在孩子正在里头缝针加检查，医生说没有颅内出血的迹象，算是万幸。可小梅还是怕，怕那些医生没查出来的东西，怕那一跤摔坏了什么看不见的地方。

她看了看手机。给她老公打了那个电话快一个小时了，他早就该到了。南华路到学校开车顶多二十分钟，就算堵车四十分钟也该够了。她拨了张建国的号码，响了七八声，没人接。她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手机里那串熟悉的嘟嘟声拖得老长，长得像要把人拽进一个没有底的洞里。

她隐隐觉得不对劲了。她老公那个人，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家里的事从来不含糊。童童出了事，他不会不接电话的。

走廊尽头走过来一个护士，推着一辆器械车轱辘轱辘地过去。小梅站起来，又坐下去，站起来，又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几趟。李老师看着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了：“陈姐，你要不先别急，张大哥可能堵在路上呢，这傍晚的车流……”

小梅没说话，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这一次她等到了自动挂断，手机里传出忙音的时候，她攥着手机的手忽然就凉了。那种凉从指尖一路往上窜，窜过手腕，窜过胳膊，窜到心口那儿盘住了，冰渣子一样地扎人。

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出来跟她说了些话，她听见了“观察”“留院”“没什么大问题”这些字眼，可那些字像隔了一层厚玻璃，模模糊糊的落不到实处。她点着头，谢了医生，跟着护士把还没醒过来的童童推进了病房。孩子躺在白被单底下，脸色苍白，脑袋上缠了一圈纱布，眼睛闭着，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面投出两道柔和的影子。

她坐在床边握着儿子的小手，那小手的温度是正常的，温热，软和。她攥得紧了些，像是怕一松手这孩子就会从床上飘走似的。

然后她的手机响了。她以为是张建国回电话了，看也没看就接了起来。那头是个陌生的男声，带着点犹豫和歉意，问她是不是张建国的家属。她说是。那人说我是交警支队的，您先生在南华路和建设路路口出了交通事故，现在人被送到市二院了，麻烦您尽快过来一趟。

后面的话她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手机还贴在耳朵上，可里面的人已经挂断了。嘟嘟嘟的忙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像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时那种尖细的、长久的回音。

她转头看着床上还在昏睡的儿子，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攥着童童手腕的那只手。她张了张嘴，想喊一声谁来帮帮忙，可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发不出声。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一滴一滴砸在白色的病床床单上，洇开暗灰色的小圆点，一个挨着一个连成了一片。

走廊外面有人推着车走过去，轱辘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什么声音都没了。病房里静得只剩监护仪上一明一灭的绿色光点，滴，滴，滴，一下一下地数着时间。

那辆银灰色捷达还停在他们家楼下的车位上，车顶反射着傍晚最后一缕天光，安安静静的，周身连一道划痕都没有。

可张建国躺在了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他伤得比童童重得多，货车撞击银色轿车后，轿车的车尾横扫过来撞进了出租车的前半截，而他坐在后座上，首当其冲。肋骨断了三根，其中一根刺破了肺叶，颅骨有裂缝，颅内轻微出血，左腿腓骨骨折。他的命被抢救回来了，费了整整六个小时的工夫，输血换了三袋，手术室里进进出出了四五个医生。

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监护仪上的绿点在他模糊的视野里跳动着，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吊着点滴，浑身上下哪儿都疼，疼得他连哼哼都不敢用力。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目光聚焦，看清楚头顶那片惨白的天花板，和旁边一张趴着睡着的脸。

是小梅。她趴在他病床的床沿上，头发散了一肩，脸埋在交叠的胳膊里，肩膀偶尔微微抽动一下，大概在梦里也没睡安稳。

他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可胳膊抬不起来，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他只能在枕头上慢慢转了一下脑袋，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含糊的气音。

小梅醒了。她抬起头来，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鼻头红红的，看见他睁开了眼，嘴唇哆嗦了两下，眼泪又下来了。她伸手捧着他的脸，拇指在他颧骨上轻轻摩挲着，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醒了就好醒了就好你吓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

他张了张嘴，第一句话是：“童童呢？”

小梅愣了一下，然后哭得更凶了，可嘴角在往上翘。她说童童没事，后脑勺缝了四针，观察了一晚上，医生说没有大碍，现在在隔壁病房睡着呢，她妈在那儿看着。

张建国闭上眼睛，氧气罩下面露出的半张脸上浮起一个微弱到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他想笑，可牵动了肋骨的伤，疼得他嘶了一声。小梅赶紧按呼叫铃喊医生来，他睁开眼，看着她慌慌张张的背影在白色的光线里晃来晃去，忽然就踏实了。

那辆蓝色大货车没有撞进他梦里那个位置。它撞了左边那辆银色轿车，而银色轿车又撞了出租车。可命运像一条迂回曲折的河，绕了一大圈，终究还是把他卷了进去。他躲避了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打电话叫外卖，不上阳台，连窗户都只开了一掌宽的缝。可他忽略了另外一件事，他儿子的学校建在建设路的中段，他去医院看儿子必须经过南华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

他改了路线吗？他没有。他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没跟司机说绕路。他甚至没想起来要避开那个路口，满脑子都是童童摔了脑袋。等车子开到那儿的时候，他才猛然记起来，可已经晚了。红绿灯照常变，车流照常走，货车照常冲了过来。一切跟梦里一模一样，只是目标从他那辆捷达换成了另一辆银色轿车，而他换了一辆车，换了一个位置，坐在另一辆车里被另一次撞击波及。

他活着。肋骨断了三根，颅骨裂了一道缝，左腿以后可能走路会有点跛。医生说恢复得好半年就能正常行走，恢复得不好可能得拄一阵子拐。小梅握着他的手说没事没事你活着就行，那语气又凶又软，凶的是气他不小心，软的是怕得要命。

他后来才知道，那辆蓝色货车的司机疲劳驾驶，已经连续开了十一个小时，在红绿灯前打了个盹，脚踩在油门上没松。货车在黄灯转红的那一瞬间冲过了停止线，先撞上了左边车道那辆银色小轿车，然后是出租车的左前侧。那个货车司机也受了伤，送去了另一家医院，肋骨断了两根，但命也保住了。

张建国住院那半个月，每天最盼的就是小梅带童童来看他。童童脑袋上还包着纱布，可精神头已经恢复了，一进病房就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说学校同学给他送了好多卡片，说数学老师说他请假的作业可以慢慢补，说妈妈给他熬了排骨汤他偷喝了两碗。小家伙趴在病床边上，歪着脑袋看爸爸身上的绷带和管子，忽然伸出手指头轻轻戳了戳他打着石膏的左腿：“爸爸你疼不疼啊？”

他说不疼。童童不信，说你不疼你干嘛老是皱眉毛。他就笑了，一笑肋骨那里就抽着疼，可他还是笑了。

有一天傍晚小梅出去打热水了，童童一个人趴在床边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划着。张建国歪着头看儿子的侧脸，阳光从病房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把那颗毛茸茸的脑袋镀了一圈金边。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童童，”他喊了一声。

儿子抬起头。

“那天爸爸本来是去学校接你的，”他慢慢地说，因为说话牵扯着胸口的伤，一句长话得分两口气，“爸爸在车上出了事，后来来不了了。你有没有怪爸爸？”

童童放下铅笔，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脑袋：“妈妈说爸爸是为了来看我才出门的。妈妈说爸爸最疼我了。”

张建国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他把脸转过去对着窗外的夕光，假装被太阳刺了眼睛。童童凑过来扒着他的病床栏杆晃了晃：“爸爸你哭啦？”

他说没有，太阳太亮了。

童童哦了一声，又回去写作业了。铅笔沙沙响着，监护仪滴答滴答响着，窗外的晚霞从橘红变成紫红，又慢慢沉下去变成了灰蓝。小梅推门进来，拎着热水瓶，看了一眼病房里父子俩各忙各的样子，嘴角弯了弯，把热水瓶放在床头柜上，又弯腰给张建国掖了掖被角。

他后来出院了，拄了两个月的拐。腿伤好得七七八八，走路确实稍微有一点跛，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单位给他办了工伤，医药费报了大部分。领导来家里看过他一次，握着他的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笑着点头，说谢谢领导。

他把那辆银灰色捷达卖了。不是不敢开了，而是觉得留着也没意思。小梅问他怎么不开了，他说换辆新的吧，那车年头太久了。后来他们买了一辆白色的国产轿车，不大，坐着倒是舒服。

每天早上他还走南华路和建设路那个十字路口。他还是会在等红灯的时候摸一支烟叼上，到了单位门口再点。绿灯亮了，他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滑过去，左边车道上车来车往，没有蓝色的大货车冲出来。那辆货车司机被判了刑，听说判了三年，物流公司赔了所有受害者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事情就这么了了。

可他还是经常梦见那个十字路口。梦里的版本有时候不一样，有时候撞过来的是一辆红色卡车，有时候是一辆灰色的面包车，有时候甚至是一辆摩托车。但结局都一样，铁皮皱缩，玻璃飞溅，他浑身是血地被卡在变形的车厢里，动弹不得。

每次从这样的梦里惊醒，他都一身冷汗。可醒过来之后，伸手摸摸枕边，小梅睡得正香，或者伸手摸摸床头柜上童童的照片，那小子咧着嘴笑得没心没肺。他就慢慢地呼出一口气，把那些碎玻璃一样的梦境从脑子里一点一点地清扫出去，再闭上眼睛，等着天亮。

有一回他跟小梅聊起那个梦，是在事故发生一年多以后的某个晚上。两个人靠在床头看电视，广告时间，他突然就说了。从那个梦的每一个细节说到他第二天请了假把自己关在家里，说到他如何提心吊胆地熬了一天，说到他接到电话冲出门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童童。

小梅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头靠在他肩膀上，闷闷地说了一句：“你要是那天没出门呢？”

他没接话。其实他想过的。如果那天他没出门，童童的伤不会那么快有人去，小梅一个人可能真的撑不过来。可他出了门，出了车祸，住了院，童童有小梅和她妈照看，小梅两头跑瘦了十几斤，可人好歹都在。那个梦里的结局是他当场死了，可现在他没死。他肋骨断了，颅骨裂了，腿跛了，可他没死。他还能在每天早上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叼着烟等绿灯，还能在下班回家的时候给儿子检查数学作业，还能在晚上靠在床头跟老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闲天。

命运那条河绕了一大圈，像一条想吞自己尾巴的蛇，张开了嘴咬下来，可咬偏了一点。就偏了那么一点儿。

他后来跟陈师傅喝酒的时候说起来，陈师傅是当年他在纺织厂的师父，退休好几年了，偶尔还约着喝两盅。他喝了二两白的，脸上泛着红，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陈师傅端着杯子听完，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忽然说了一句：“小明啊，你说的那个梦，到底是老天爷在提醒你，还是在耍你呢？”

张建国端着酒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把杯子里的酒仰脖子灌下去，辣得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可那热乎劲儿从胃里往外泛，泛得满身都暖了。

“管他呢，”他说，“反正我还在。”

窗外的街道上华灯初上，车流如水一般地淌过去，红绿灯一明一灭地变换着。南华路和建设路的十字路口照旧人来人往车来车往，谁也不记得一年前那个傍晚曾经有一辆蓝色货车冲过红灯，谁也不知道坐在白色轿车里等绿灯的那个微微跛脚的男人，曾经在梦里预见过这一切。

风从车窗外灌进来，吹得他叼在嘴上的烟卷明明灭灭地烧了一小截。绿灯亮了，他松开刹车，车子稳当当地滑过了路口，左拐，驶进了单位的停车场。

后视镜里那个十字路口越来越远了，最后缩成灰蒙蒙的一个小点，被楼群和树影吞没了。

他熄了火，推开车门，脚踩下去的那一瞬间跛了一下，然后他站稳了，关上车门，朝着单位的门口走去。晨光从东边的楼缝里斜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薄，像一个走在光里的大写的“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