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光棍借光15家网贷等死，催收电话打来他说：来火葬场堵我
“来火葬场堵我。”
说完这句，我挂了电话。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今天第16个未接来电，号码归属地有广东的、浙江的、四川的，我一个都不认识。风从火葬场大门里灌出来，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混着纸钱灰、柴油烟，还有秋天烂树叶子的潮气。
我攥了攥手里的死亡证明，刘叔的照片贴在右上角，黑白的，眼睛看哪儿都像在看我。
我叫陈建平，今年五十，光棍一条。不是我想光着，是日子把我过成了这样。二十八岁那年，我娘查出来脑血栓，瘫了。我爹走得早，家里就我一个儿子，哥哥陈建国在城里安了家，逢年过节回来一趟，拎两箱牛奶，坐半小时就走。
伺候我娘那八年，我没法出远门，就在附近工地打零工。后来工头看我实在，让我干了几年小工，一天一百二。钱不多，够吃饭，够买药。再后来娘没了，我四十二，欠了亲戚几万块，腰也落下病根。
老屋漏雨，墙根往下掉土。我想着翻修一下，手里没钱，亲戚那边也不好再张口。有工友跟我说，手机上能借钱，不用求人。我那时候不懂，就让他帮我弄。第一个平台借了两万，三个月还清，利息高得吓人。我想着先应个急，等工地结账就还上。结果工地结账拖了半年，利息滚起来，我只能从另一个平台借，拆东墙补西墙。
到今年，我数了数，手机里一共十五家，欠了二十三万出头。这数字我到现在都记着，不是想记，是催收电话里天天有人替我记。
刚开始，催收还客气，喊我陈哥，说理解我困难，让我先还一点。后来就变味了，骂我老赖，说要去我家门口拉横幅，要找我哥要钱。我通讯录里总共不到一百个人，愣是让他们打了个遍。我嫂子王秀芝打电话来，声音尖得能把屋顶掀了：“陈建平你还要不要脸？你哥在单位抬不起头，你侄子马上考大学，你让我们全家跟你丢人？”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挂了电话，蹲在灶房门口抽了半包烟。烟是五块钱一包的，呛嗓子。
那段时间，我不敢去村里小卖部，不敢接任何人电话。村里人看我眼神也不一样了。以前红白喜事我还去帮个忙，现在人家看见我，老远就拐弯。有回我去镇上买降压药，药店老板都多看我两眼，好像我下一秒就要抢他柜台似的。
我知道，这事儿不怪别人。是我自己把日子过成了窟窿。
十月十二号，刘叔没了。刘叔是我们村五保户，没儿没女，年轻时候在镇上的砖厂干过，后来厂子倒了，他就回村种地。我小时候，家里穷，刘叔没少给我塞过白面馒头。我娘瘫了以后，刘叔隔三差五过来帮我翻个身、挑担水。他总说：“建平，人这一辈子，账多不怕，怕的是赖账。”
刘叔自己就欠过账。听说他年轻时候给兄弟担保贷款，兄弟跑了，债落他头上，还了三十年。这事村里人都知道，有人笑他傻，他说：“傻不傻的，心里踏实就行。”
刘叔是在自己屋里走的，睡着了没醒。村里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两天。村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搭把手。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帮他洗了脸，换了衣裳，又跑前跑后办手续。火葬场在县城东边，我骑着那辆二手摩托车，后座绑着刘叔的遗物，一趟趟跑。
那天是最后一次，去取死亡证明，顺便把刘叔的骨灰盒暂存手续办了。我站在火葬场门口，刚把车停稳，手机就响了。
是个女的，声音挺年轻，但说话很冲：“陈建平吗？你XX平台的欠款什么时候处理？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不然我们安排外访上门，你家里有人吧？”
我盯着火葬场大门上的烟囱，烟是青灰色的，往天上飘，飘着飘着就散了。我脑子里空空的，突然就冒出一句：“来火葬场堵我。”
对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说，来火葬场堵我。”我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就在火葬场门口，你们不是要上门吗？来，这儿地儿大，停车方便。”
说完，我挂了。
手机又响，我没接。它就那么一直震，震得我手心发麻。
我蹲在路边，背后是火葬场的围墙，前面是条土路，再远一点是庄稼地。十月的天，说凉就凉了。我盯着地上的烟头，烟头还冒着烟，慢慢灭了。那一刻，我真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不是想怎么死，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迈。往前走是债，往后走是催收，往左往右都是闲话。
可我又想起刘叔。想起他活着的时候，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去镇上的信用社，还一笔老账。有一回我陪他去，柜台里的姑娘说：“刘大爷，这钱都还清了，您还来干嘛？”刘叔从怀里掏出个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条：“还有最后一笔，利息没算清，我给补上。”
那姑娘算了半天，说确实还欠三块七毛钱。刘叔掏了五块钱，找零一块三，他小心翼翼地叠好，揣回兜里。
回来的路上，我跟他说：“叔，三块七，人家都不在乎了，您还专门跑一趟。”
刘叔笑了笑，说：“账不分大小，人得认。”
我那时候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
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进了火葬场。骨灰盒暂存办完，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说是刘叔的遗物，让我看看。里头有个铁皮盒子，锈得厉害，一把小锁已经坏了。我打开，里面是几本旧账本，还有几张汇款单。
账本上是刘叔的字，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某年某月，借谁多少钱，还了多少，利息多少。最后一页写着：“二〇一五年三月，全部还清。这辈子不欠了。”
那几张汇款单，是寄给一个山区的孩子，一年一张，每张五百块。有一张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活着就有账算，别赖。”
我捏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
刘叔一个五保户，没儿没女，种了一辈子地，省吃俭用，还清了自己不该背的债，还帮了素不相识的孩子。他活着的时候，没人说他多伟大，可他把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走得也干干净净。
我呢？我欠了二十三万，就想当缩头乌龟，就想用死来躲。死了，账没烂，人先烂了。
那天从火葬场出来，天快黑了。我把刘叔的铁皮盒子绑在后座，骑车回村。路上风很大，吹得我眼睛发酸。我没哭，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在路边停下，把手机掏出来，给那些催收的号码一个个回过去。
第一个接通，我说：“我现在没钱，但我会还。别打家里人电话，给我点时间。”
对方愣了一下，说：“你早这么说啊，我们这边可以帮你申请延期。”
第二个、第三个，有些态度还是差，但我说了一样的话：“我不赖账，只要我活着，就还。”
那天晚上，我去了趟村长家，把刘叔的后事账目理了一遍。村长老李看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了，他说：“建平，你变了。”
我说：“没变，就是不想让刘叔白教我一场。”
第二天，我去找了镇上的司法所。有个年轻小伙子叫周明，听我说完情况，帮我整理了一份债务清单，又挨个给那些平台打电话，说明我的实际困难。周明说：“叔，你别怕，咱不躲，也不让他们乱来。”
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谈的，但后来有几家平台同意停息分期，还有两家减免了部分利息。剩下的，我一家一家还，一个月还几百是几百。我在原来的工地找到了活，老板老李知道我难，让我看材料，一个月两千八。钱不多，但每个月十五号发，一分不欠。
我嫂子王秀芝嘴上还是不饶人，但她让侄子陈浩给我送过两次东西。一次是米面油，一次是两千块钱。陈浩说：“爸让我告诉你，这钱不是白给，记账上，以后你缓过来了还。”
我点头：“记着，都记着。”
陈浩又问：“叔，你那天在火葬场门口，真让人家去堵你？”
我笑了笑：“话赶话，气急了。现在想想，人家也是上班的，跟我一样，都不容易。”
陈浩说：“我爸说，你比以前踏实了。”
我没说话，心里想，踏实不踏实，自己知道。
现在，我手机里还有几个催收电话，但没那么多了。有时候接到，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人家说：“这个月我发了工资，先还一部分，剩下的我慢慢来。”对方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我也不急。我知道，只要我在还，就还有路。
前几天，我路过刘叔的老屋，门锁着，门口那棵枣树还挂着几颗干枣。我摘了一颗，放进嘴里，甜里带点涩。我想起刘叔说的一句话，他说：“建平，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活得没个人样。”
我那时候没接话。现在我想说，叔，我记下了。
日子还是难，可我不再往火葬场跑了。我去的是工地，是司法所，是菜市场。我买了一把芹菜，半斤肉，晚上给自己下了碗面。手机响，是陈浩发来的：“叔，周末回家吃饭，我妈炖排骨。”
我回了三个字：“好，我来。”
放下手机，我看了眼墙上的日历。离过年还有两个多月。我想着，年前把最急的那笔还上，剩下的，明年接着还。刘叔用了三十年，我才刚开始，不晚。
人活着，账就有算清的一天。人要是没了，那才真是什么都烂了。
（本文为故事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人这一辈子，到底活的是面子，还是活个问心无愧？如果换作你，被生活逼到墙角，你会选择死扛，还是想法子躲？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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