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与AI变局》：洞悉美国AI时代全球霸权地位的起伏|埃隆_马斯克|时代|特朗普|硅谷|美国合规性

近日，《芯片、战争与AI变局：AI时代美国的演进与镜鉴》一书公开出版，书中围绕硅谷与五角大楼之间生成AI军工创新体这一美国最新变化，全面客观地分析了美国在AI时代来临之际维护全球霸权的机遇与挑战、动力与阻力。在中美关系对全球安危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变局中，我们洞悉美国AI时代全球霸权地位起伏，意义特别重大。此书的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经略中美关系。

《芯片、战争与AI变局：AI时代美国的演进与镜鉴》，窦国庆/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版

一、硅谷为美国注入军商一体的系统性变革动力

《芯片、战争与AI变局》一书对美国AI时代的变革活力与动力，进行了极为敏锐与准确的“捕捉”。书中谈到，硅谷影响美国政治透射出一种全方位思维工具，既从能力、效率、代价、风险等全方位维度，观测美国AI时代整体变革的精髓，以军商一体化为标志的系统化社会资源重组。

美国政治体制的本质是多元共存的妥协，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党派制衡是主要形式。无论何人为总统，他或她所在党派必须在另外一个政党或者其他政治党派监督下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民生，如物价、就业、医疗、教育、交通、社会治安、种族关系、宗教信仰等；二是国家安全，如国防、外交、能源等。

硅谷兴起AI科技与AI产业向民生与国家安全全方面渗透，决定着能否为军队强大提供坚实的技术装备与先进管理方式，以及能否为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公共事业缴纳足够税收，决定总统的政治地位与个人荣誉。硅谷事关富民强军，防范了与政治人物“私人恩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被降至最低，使政治行为成为其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任何总统及其所在党派都会忌惮一个潜在事实，绝对不能让硅谷支持对手。而更加具有传统的是，美国政党本质是商业政党。这决定了硅谷不受总统及其所在党派的阻碍反而受其助推是其得以壮大的最大外部条件。可见，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权力为资本服务，资本如何寻求权力代言，形成互相监督下的党派制衡。因为所有人无须事先经过政治事务培训，便可以在权力挑战者与权力交易者两种身份之间自由变换。

特朗普或者其他政治人物及其所在党派与硅谷之间的“爱恨情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借助硅谷的成功大权在握时，必定会在资本无穷逐利天性驱动下，助推硅谷企业走向全球市场，通过资本、科技、信息、权力多域结合，激励着硅谷驱动美国在全球谋求新的控制能力。

二、AI时代精英有着前所未有的鲜明的时代角色

《芯片、战争与AI变局》强调，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贝佐斯等来自硅谷的重量级人物在特朗普执政班底里格外耀眼。这表明，特朗普重视使用AI科技精英，引导、鼓励整个美国在AI领域的投入，源于一种商人天生的观念，引领AI科技能让美国继续在世界获得最优先的利益安排。这使我想到，2026年3月、4月，特朗普授意扎克伯格、埃里克森、黄仁勋、施密特等24名AI科技企业高管成立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

2025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特斯拉、SpaceX和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会。视觉中国图

AI科技精英既是特朗普的依靠，又是他的宠儿，主导了他的理念，契合了他的利益，给美国AI科技与AI产业全面贴上了硅谷标签，成为美国命运虽不是唯一却是越来越关键的决定者。

AI科技精英的根源是美国重视依托国民教育“土壤”，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以及与资本市场、科技力量、国家安全等领域的一体联动。

AI科技精英不仅包括从大学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富有创业精神和“奇谈怪论”的工程师，还有富有洞察力和敢于冒险的投资人。这一群体驱动着社会普罗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产业飞跃式变迁，对上层建筑中的行政、司法、立法产生重大影响。

AI科技精英不喜好陈腐的官僚政治、充斥着追逐梦想与道德的意志力与想象力，不仅代表着美国科技与商业创新能力，也成为美国当代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国策调整改变的“决定者”。

AI科技精英突破了传统工程师的社会角色，他们具有各自主观偏好、国籍与社会阶层立场、家庭与个人具体诉求，在为理想与现实利益的动机驱动之下，提供数据和开采数据、探索和建立算法、实施模型训练，以及维护上述劳动秩序，通过劳动成果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彰显自身价值。

书中更加深刻的分析是，只有精英才能尊重精英。AI科技企业之间尽管互为对手，但对于精英却是赋予了普遍性的同等尊重，使精英这一最宝贵的世界性资源得以充满创新活力。在AI科技企业之间短平快竞争刺激下，精英人才流动频繁，各自带着独特成果“游走”于市场上，成为AI科技企业最为倚重的资源。扎克伯格为招募一名优秀工程师，居然屈尊亲自下厨，以表真诚之心仅仅是抢人大战的疯狂戏码频繁上演的一个普遍场景。

三、硅谷赋予了美军真正强大的力量——感知力

《芯片、战争与AI变局》敏锐指出，硅谷不仅直接参加杀伤性AI武器系统研发与试验，也会有讲究效率的行事作风向五角大楼“传染”，美军相对容易吸收民用、商用数据，用于备战与转型。美军全面快速吸收商用、民用数据，能比对手和盟友更加全面与快速感知时代变化，更加明确地建立打仗的国家利益指向。可见，知变求新的效率是美军最难被发现、最难被模仿的独特优势，根源于受冒险文化熏陶的自由市场，以及自由市场总充满着会带来奇思妙想的竞争。

我认为，商业力量对于增强美军感受时代变化，贡献是巨大的。构建社交媒体商业化功能的企业最早发现，“AI科技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推送相关信息，或者从随机推送信息的响应频率中对用户进行价值排序，使美军高效掌控社会动态。”

美军基于AI科技感知力既来源于政府、商业、文化、社会等公开活动（如跨国学术交流与贸易等），也可能来源于隐匿的情报活动，如收买、欺骗、劫持等。美军无权干预和决定美国政府的认知行为，但与美国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深度交织起来，把企业的数据、算法及其缔造者也“请”进了战情室和武器库中。

AI科技一改泛泛而为的数据使用者，而是变成了社交媒体中数据精准传播者与制造者，为AI科技企业服务的同时，也为美军提供着优质服务，使未来美军感知时代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军方行为，而是官商民一体行为。

硅谷通过改造美国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国防工业，驱动着美军“必须”对时代变化保持足够强大的感知力，才能保持足够明显的创新动力，促使美军与AI科技企业由利益合体走向理念相合。著名AI科技企业安杜雷尔公司2024年估值305亿美元，2026年估值超过600亿美元。如此迅猛的资本扩张，就是一改传统军工企业为美军“服务”模式。

传统上由美军提出作战需求与武器研发项目合同，诸多军工企业竞标，使五角大楼成为优中选优的受益者。但这也带来巨大弊端，除去巨大利益诱使美军、军工企业之间的腐败勾连之外，还有中标的军工企业有足够合理的理由，以军事科技创新风险（比如，工会运动导致企业经营出现意料之外变故、由于地缘政治问题导致原材料涨价、美军作战任务需求变化等）之名，拉长研发周期、要求增加预算，五角大楼在已经投入巨大经费之后，又扩大投入，导致美军备战能力增长受到拖延，甚至倒退。

以安杜雷尔为典型代表的AI科技企业是先研究美军作战需求，“自掏腰包”研发新型AI武器系统，再向美军推销，使美军永远处于市场中手握重金、占据主动的买方，即使发现AI科技企业研发的新型AI武器系统并不如人意，也可以有比与传统军工企业合作出现变故后更好的止损“空间”。同时，类似于安杜雷尔公司做法也使AI科技企业能够量力而行地融资、生产、推进技术革新，以最大程度激发自主创造力。

四、美国承担着难以承担的国际道义责任

《芯片、战争与AI变局》也在警示美国，国际道义责任之下，如何管控自己的霸权欲望与防止科技反噬。2026年3月，著名AI科技企业Meta公司发生了一起由AI科技引发的几乎导致破产的严重事故。一名软件工程师利用“龙虾”AI工具帮忙改一个BUG，但“龙虾”AI工具不仅给出了一整套建议，还完全不理会人工审核机制，在公司内部论坛发布了针对所有可能BUG的修改指令。另外一名员工在没有授权情况下执行了这一指令，由此导致Meta公司多达数千份的内部敏感文件曝光于所有员工面前。这一严重事故是AI科技超强功能和人的疏忽，使由人控制的“安全护栏”变得形同虚设。一个企业可能因AI科技失控而陷入困顿和危险，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同样存在类似风险。

我认为，美国AI科技最为发达，也最容易失控。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科学家具有对人类高度责任感和道德伦理约束，今天和未来的美国是否还有如此境界？

AI科技精英开创性地认知到，既然迎来AI时代，与其阻止AI科技进步，不如开始先行探索。早在2015年，当时还笃定“绝对不制造杀人机器”的山姆·奥特曼主动向马斯克倡议，是否可以启动一个“AI曼哈顿计划”，以确保AI科技造福全人类。马斯克的回应是，“可能值得聊聊”。山姆·奥特曼的理想是，创建与人类同等或超越人类智力水平的AI科技，能够在复杂动态环境中自主地感知、认知和决策，在高效学习中完成各种行为，完全替代，甚至远远超越人类。不伤害人类、保证人类安全是这一AI科技的所有前提。

在这一理想自我激励下，山姆·奥特曼创办了Open AI公司，将它作为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开放、主动、透明地开源研究成果，鼓励全球研究者共同参与，并赢得了广泛尊重。此后，AI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及美国政府，尤其是五角大楼拿出巨额AI武器系统合同，对Open AI公司造成了巨大震荡，几经曲折起伏后走上商业化营利道路，2026年初取消了“禁止将公司AI用于军事、战争用途”的用户政策。这只是近十年来众多起初不愿意“沾血”的AI科技精英们逐步走进五角大楼的一个缩影。比如，谷歌解雇了数十名反对为美军研发“梅文”AI系统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