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来的宝

我37岁，在县城开了家不起眼的修车铺，经人介绍娶了28岁的离异女人林小满。

新婚夜，宾客散尽，她默默从旧皮箱底翻出一本泛黄的账本递给我。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的，竟是我这十年来每一笔匿名汇出的款项，收款人全是她弟弟。

我愣在原地，她却笑了：“从你第一次在县医院替我弟垫上救命钱开始，我就知道，这辈子跟定你了。”

天擦黑的时候，最后一批闹洞房的半大小子也散了。院子里那股子混杂着鞭炮硝烟和廉价糖果的喜庆气味，被夜风一吹，淡了许多，只剩下满地红纸屑和东倒西歪的塑料椅。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这满院狼藉，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三十七岁的人，终于娶上了媳妇，照理说该高兴得冒泡才对。可这高兴，像被一层看不见的膜包着，总有些不真切的闷。

新媳妇林小满在屋里头窸窸窣窣地收拾。我没进去，点了根烟，靠在门框上，看着天边那弯模模糊糊的月亮。县城的夜空不比乡下老家，总是灰蒙蒙的，连星星都懒得出勤。我叫陈默，人如其名，话不多，朋友也少。在城东头守着个巴掌大的修车铺，扳手、螺丝、机油味儿，构成我生活的全部。十多年了，日子像老旧的发动机，轰隆隆地转着，没出过大毛病，也谈不上什么盼头。

这门亲事是邻居王婶硬撺掇的。说林小满这姑娘，哦不，这媳妇，命苦。男人跑了，留她一个，还拖累着个多病的弟弟。年纪虽然二十八了，可模样周正，性子沉稳，能持家。王婶拍着胸脯说：“默子，你信我，这女子是个实诚人，跟你这闷葫芦正配！”

相亲那天，就在我家那小得转不开身的客厅。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胡乱在脑后扎成个马尾，脸上带着点不安的怯，眼神却直直地看向我，没躲。我们都没怎么说话，都是王婶在中间打着圆场。我递过去一杯水，她接的时候，指尖冰凉。后来我出去上厕所，看见她正蹲在院子里，帮我归置那些乱七八糟堆在墙角的旧轮胎。那背影，单薄，却透着一股子韧劲儿。

婚事办得简单，就请了街坊邻居和几个常来修车的老主顾，在院里支了四张桌子。林小满没什么娘家人，就一个读高三的弟弟，林康，瘦高个儿，脸色有些苍白，一直低着头，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后。席间敬酒，有人起哄让新娘子说两句，她涨红了脸，半天憋出一句：“我……我会跟他好好过。”声音细细的，像蚊子哼，却让我的心实实在在跳快了几拍。

客人走了，喧嚣散尽，屋子里陡然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我掐灭烟头，转身进去。大红喜字的挂饰在日光灯下显得有些刺眼。她已经把屋里简单拾掇了一遍，正踮着脚，试图把床头上方一个歪了的“喜”字重新粘牢。

“那个……我来吧。”我走过去，她慌忙缩回手，像只受惊的兔子。我个子高，一抬手就够到了。她没走开，就站在我身后，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肥皂和阳光的气息，若有若无地飘过来。

“累了一天了，你去洗洗吧。”我说。

她“嗯”了一声，转身去拿墙角那个半旧的红塑料盆。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走到衣柜前，准备把外套脱了。刚拉开拉链，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陈……陈默。”

我回过头。她站在那儿，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灰扑扑的旧皮箱，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那皮箱我认得，是她嫁妆里唯一一件像样的东西，听王婶说，是林小满她娘留给她的遗物。

她咬着嘴唇，没看我，把皮箱轻轻搁在床沿，然后，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似的，“啪嗒”一声，拨开了搭扣，掀开箱盖。一股陈旧的樟木味儿弥漫开来。箱子里东西不多，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一方半新的手帕，还有几本旧书。她把手伸到最底层，摸索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用红布层层包裹着的东西。

她捧着那红布包，走到我面前，眼神复杂得我看不懂。半晌，她慢慢把红布掀开，露出里面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纸张已经泛黄卷边，看得出来有些年头了。

“这是……”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没有回答，只把本子往我手里一塞。那本子轻飘飘的，却又像有千斤重。

我翻开封面，借着灯光，看清了里面的内容。第一页，页眉上工工整整写着日期：2008年4月15日。下面一行小字：“县医院 内科 林康 住院押金 500元”。字迹潦草，但我认得，那是我写的。是我当年随手记下的汇款记录。

我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什么重物击中了。

我慌忙往后翻。一页又一页，同样的格式，不同的日期，不同的金额。收款人，无一例外，都是林康。从2008年春天开始，每隔几个月，最多一年，就有一笔钱汇出。金额从最初的几百，到后来的几千。字迹也从最初的潦草匆忙，变得越来越沉稳，甚至有几处还细心标注了林康的年级、病情。

这些钱，每一笔，都是我这十来年，用一个化名，一个假地址，从县邮局那个绿色的柜台前，亲手填单、亲手汇出的。

这些年，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每当路过邮局，或者听见救护车拉响警报，心里总会有个念头冒出来：那孩子，现在还好吗？这些钱够不够用？然后就会拐进去，填一张汇款单。我不留真名，也不留地址，就像完成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仪式。之后，心里便踏实一阵子，又继续埋头到那油腻腻的扳手和轮胎里。

我从未想过，这些汇款单，会以这样的方式，集合在一起，出现在我的新婚之夜，出现在我妻子的手里。

我抬头，撞上林小满的目光。那目光里有泪光，有羞怯，有感激，还有一种让我心颤的、灼热的执着。

她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轻声说：“陈默……这是你，对不对？”

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肯定。我看着她，喉咙像被什么哽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些年深埋心底的秘密，那些不为人知的牵挂，此刻被她这样赤裸裸地摊开在眼前，我竟像个被看穿秘密的孩子，手足无措，甚至有些窘迫。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嗓子眼却干得厉害。

她不待我回答，眼泪却先滚了下来。她抬起手背，胡乱擦了一把，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泪，却灿烂得像雨后初晴的阳光。

“从你第一次在县医院替我弟垫上救命钱开始，我就知道……这辈子，跟定你了。”

她说着，从箱底又拿出一个更小的、用红绳系着的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单据，折痕累累，几乎要裂开了。我接过来，展开，是2008年4月15日，县医院内科，林康，住院押金单，金额是五百块。纸张的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那上面的字迹，是我的。

我震惊地看向她。

“那天……你在？”我声音干涩地问。这太离奇了。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我以为那个偷偷垫钱又离开的背影，不会有人记得。

林小满点点头，眼泪又涌了出来。“那天我爹刚走，娘也病倒了，弟弟又……家里实在拿不出一分钱。护士说，有人把我弟的住院费交了。我追出去，就看见你，躲在大门口，一个劲地扒拉着车筐里的饭盒……你后来骑车走了，车后座上还绑着个修车铺的旧招牌，写着‘陈记修车’……”

记忆像闸门一样被撞开。2008年的春天，我刚从乡下来县城盘下那间小铺子，身上背着爹治病欠下的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天去医院，是给一个出车祸的大哥送修好的车轮，在医院门口，看见一个瘦小的姑娘，抱着一个更瘦小的男孩，在收费窗口前哭得撕心裂肺。那男孩脸色青紫，呼吸急促，情况看着很不好。小姑娘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零钱，连个零头都不够。

鬼使神差地，我走上去，问了句：“孩子怎么了？”那姑娘只顾着哭，断断续续说着弟弟哮喘发作，要住院，没钱。我当时身上刚好带着准备去交房租的三千块钱。看着那孩子痛苦的样子，我没多想，就把钱掏出来，数出五百，塞到她手里，说：“先去办住院，孩子要紧。”然后，我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转身走了。出了大门，心里还记挂着，她弟弟要是再有什么情况，没钱可怎么办。于是，从那以后，隔三差五，我就会匿名汇点钱过去。钱不多，但断断续续，从未停止。

我从没想过，那个瘦小的、哭得无助的姑娘，今天会成为我的妻子。

“所以……你早就认出我了？”我哑着嗓子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开始只觉得面熟，后来……后来我常去你的修车铺附近，远远看着你，听王婶他们说起你。你手上那道疤，还有你低头修车时，右边额角有个小旋……我就知道了。”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

“等你愿意再见到我。我也……我也不确定。你这么好的人，我……”她绞着手指，新娘子那身红衣映着她羞涩的脸，美得让我挪不开眼。

“你真是个……”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傻女子。”

那些年，我修车，挣钱，还债，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去邮局。只当是力所能及地帮一个可怜的孩子，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也从没料想过，这一笔笔匿名的善意，会在漫长的时光里，种下这样一段深刻的缘分。

这感觉太奇妙了。像你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久，突然发现，原来一直有人在灯火阑珊处，默默地注视着你，等着你。那些你以为无人知晓的孤独和善举，其实早就被一颗温柔的心珍藏了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将那本账本和那张发黄的押金单，轻轻地放在枕边。

“这……”她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别想那么多了。”我打断她，“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飞起两朵红云，羞涩地低下了头。

我拉起她的手，让她在床边坐下。外面的月光不知什么时候透进来了，清凌凌的，将满屋的红色映得柔和了许多。

“小满，”我轻声叫她的名字，第一次觉得这名字如此动听，“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用力点了点头。

“那……这本本子……”她指了指枕边的账本。

“收起来吧。”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我光明正大地给咱们家挣钱，给小康交学费，给他治病。”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说过多的话。她就安静地靠在我肩膀上，很久很久。后来，我才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嘴角却带着浅浅的笑。我轻轻把她放好，给她盖上被子。

月光下，我看着她安静的睡颜，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我陈默，一个修车的糙汉子，在这三十七年的孤寂岁月里，竟然真的娶到了这样一个知冷知热、情深义重的女人。

我想起白天拜堂时，她站在我身边，身体微微颤抖。那时我不懂她的紧张和激动，现在全懂了。

我轻轻吁出一口气，将那份震撼和惊喜慢慢压回心底。这笔“宝藏”，我得用后半辈子，好好守着。

可是，没过多久，生活就给了我第一记响亮的耳光。

婚后的日子，起初是甜得像蜜。小满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连我那油腻腻的修车铺，她都一天去擦三回玻璃。她做得一手好菜，普通的萝卜白菜，经她手一炒，也能香得让人多扒两碗饭。我每天收工回来，热饭热菜热水，都备得妥妥当当。街坊邻居都羡慕，说陈默这光棍汉，可算是苦尽甘来，捡到宝了。

我也觉得是。不仅家里有了生气，连带着我修车的生意都好了起来。小满虽然话不多，但待人接物有分寸，有来修车的，她总是笑眯眯地递上一杯茶，问问车况，跟人聊几句。有时候，我忙得顾不上吃饭，她就把饭送到铺子里来，看着我吃完，再默默把碗收走。

可这甜蜜里，总隐隐约约藏着点不安。小满似乎太没有安全感了。她把那个旧皮箱和账本看得比什么都重，每次收拾完屋子，都要搬把椅子，站上去，把皮箱放到柜子最顶上，还要用一块旧布蒙上。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杯水洒在了箱子上，她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连声说：“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好。”然后抱着箱子，小心翼翼地擦了半天。

我理解她。那些年的苦日子，让她养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谨慎和对来之不易的幸福的珍视。我告诉自己，要对她更好，更好一点。

然而，真正的问题，出在她弟弟林康身上。

林康这孩子，从小被病痛折磨，性格极其敏感内向。他对我这个姐夫，始终带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和疏远。每次来家里，都是低着头，躲在林小满身后，我跟他说话，他也只是用“嗯”、“是”这样的单音节回答。我能感觉到，他并不欢迎我这个突然闯入他姐姐生活的男人。

婚后第三个月，林康高考失利。成绩出来那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夜没出来。林小满急得团团转，在门外又是哭又是求，里面才终于传来一声压抑的、野兽般的嘶吼。

我去敲他的门，他不开。我在门外说：“小康，出来吃点东西。考不上，咱复读一年，哥供你。”

屋里静了片刻，然后是林康歇斯底里的喊声：“你懂什么？你什么都有！你有我姐，你有钱，你当然说得轻松！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个拖累！”

那一嗓子，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也扎在林小满心上。

她脸色煞白，身子晃了晃，靠在墙上，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看着那道紧闭的门，第一次意识到，我娶的，不仅仅是林小满，还有她身后整个破碎而沉重的过往。

第二天，林康还是出来了，脸色更加苍白，眼神里却多了一种决绝。他对我，对林小满，都更加冷淡了。他拒绝复读，说要去南方打工。

林小满当然不同意。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林康吼她：“你就知道守着你的男人！我不用你管！你过你的好日子去吧！”

林小满被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林康！你有没有良心！这么多年，是谁供你吃供你穿？你的命，是姐求来的！”

“是！我的命是贱！我不该活着拖累你！”林康摔门而去。

那天晚上，林小满哭了大半夜。我搂着她，却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知道，那个“拖累”的结，在她心里系了太多年，已经成了死结，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开的。

接下来的日子，林康真的去了南方打工。刚开始，偶尔还会打个电话回来，问问姐姐的情况。后来，电话越来越少，言语也越来越冷淡。林小满给他寄钱，他都原封不动退回来，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用你们的钱”。

林小满拿着退回来的汇款单，眼泪啪嗒啪嗒掉。我看着她，心里一阵阵发紧。我知道，她总觉得亏欠了弟弟，觉得是自己没用，才让弟弟走了这条路。

我暗地里托在南方打工的老乡打听林康的消息。老乡说，林康在一家电子厂干流水线，活累钱少，还经常被组长欺负。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要帮忙，却不知从何帮起。林康那倔强的性子，根本不会接受我的好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我修车铺也出了问题。

我的铺子临街，属于老城区的路边门面。这几年，县城搞开发，这条街被划入了拆迁范围。房东通知我，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要我两个月内搬走。

我在这铺子里经营了十多年，客源稳定，感情深厚。这一搬，等于要我的命。我想找房东通融通融，房东只是摇头，说这是政策，他也没办法。我找了几个其他地方，要么地段太偏，要么租金太高，根本负担不起。

那段日子，我心力交瘁。白天跑地方，看铺子；晚上回来，还要强打精神，面对唉声叹气的小满。我不想让她担心，可又瞒不住。

林小满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她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把我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得更勤了，做的饭菜也更清淡可口。她甚至偷偷去问王婶，县城哪里还有空的门面出租。

有一天，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见小满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个计算器，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走过去一看，上面是她列的几处门面的位置、面积、租金，以及粗略计算的转让费和装修成本。

她抬头看我，眼神坚定：“默哥，别愁。我把这些地方都跑了一遍，有几个还不错。咱们手里还有这些年的积蓄，应该能撑过去。”

我看着她那认真的模样，鼻子一酸。这傻女人，她哪里懂什么做生意，可她却在用她最大的努力，帮我分担。

“小满，”我握住她的手，声音有些哽咽，“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

她摇摇头，轻轻靠在我肩上：“说什么傻话。我们是夫妻。天塌下来，我们一起扛。”

这话像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是啊，我不是一个人了。我有小满。

最终，我在城西租下了一个稍微偏一点的门面，价格合适，地方也够大。新铺子开张那天，小满忙前忙后，招呼来捧场的街坊邻居。我看着焕然一新的招牌，和那个穿着红色围裙、脸上带着笑意的身影，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日子过得更好。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新铺子虽然客源少点，但小满勤快，手艺也好，慢慢也有了回头客。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倒也不觉得累。

只是，关于林康，始终是我们心头的一根刺。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慢慢好起来的时候，一个电话，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

那天傍晚，我刚修好一辆摩托车，满手油污。小满急匆匆地从家里跑过来，脸色煞白，手机都拿不稳。

“默哥……小康……小康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中的扳手差点掉在地上。

“出什么事了？”我尽量稳住声音。

“他……他厂里来电话，说……说他是为了帮同事出头，被……被机器……碾断了三根手指……”小满话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我的脑子像被重锤砸了一下。手指，对于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林小满的身子软软地往下倒，我一把扶住她，让她靠在我怀里。

“别怕，有我呢。”我拍着她的背，声音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冷静，“我们马上去买票，去南方。”

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惊惶和无助。

我抱着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家，不能塌。

我看着怀里的她，又想起了那个泛黄的账本，想起了她红着眼眶说“跟定你了”的那个夜晚。那些过往的善意，仿佛就是为了此刻，为了能让我有力量，去扛起这个家所有突如其来的风雨。

夜色渐浓，我搂紧了她，目光越过她的肩头，投向南方漆黑的夜空。一场新的、更严峻的考验，正等着我们。

火车是第二天凌晨的，硬座，二十多个小时。小满一路上没怎么合眼，就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黑影，偶尔低头看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划拉，想从那个厂里管事的人嘴里多问出点什么，可对方只丢下一句“赶紧来医院”就再没回音。

我买了两个茶叶蛋和两瓶水，她一口也吃不下。我把蛋剥好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眼泪又掉下来。我也不逼她，只把蛋放回塑料袋里，攥着她冰凉的手，陪着她在火车的哐当声里熬。

到了那边，天正下着毛毛雨。南方城市的冬雨绵密阴冷，直往人骨头缝里钻。我们打了个车直奔医院，一路上小满的嘴唇都在抖，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她指尖像冰坨子。

病房在七楼，手足外科。推门进去，一股消毒水和血腥气混在一起的味道扑面而来。林康躺在靠窗的床上，左手被纱布裹成个白球，吊在支架上。他瘦了，两颊凹陷，下巴上冒出一层青黑的胡茬，眼睛闭着，眉头却紧紧锁着，像是睡着了还在疼。

小满一个箭步冲到床边，想摸他的手又不敢碰，只伏在床沿上，压抑着哭出了声。林康眼睫毛动了动，慢慢睁开眼。看见小满，他愣了一瞬，随即别过脸去，干裂的嘴唇紧紧抿着，喉咙里滚出一句话：“你……你来干什么。”

声音又哑又涩，像砂纸刮在铁皮上。

“我不来，我不来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小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康，我是你姐！你出了事，你不找我，你想找谁？”

林康没接话，只是把脸更用力地别向墙那边，肩膀微微抖着。我注意到他右手攥着床单，指节发白，手背上贴着输液贴，针眼里还渗着点血珠。

我把小满扶起来，让她在床边的塑料椅上坐下，自己走到床头，看着林康。这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男孩。他长得像小满，眉眼细长，鼻梁挺直，只是比小满多了份少年的棱角，也多了份被生活磨出来的冷硬。

“小康，”我开口，声音尽量放平，“伤情医生怎么说？”

林康没理我，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手指接不上了，截了三根。”

小满浑身一颤，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我赶紧扶住她，心里头也沉得像灌了铅。三根手指，对于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打击太大了。更别说，这多半还牵扯到工伤赔偿的事。

“厂里的人呢？”我继续问。

“走了。”林康冷笑一声，“给了两万块钱，让我签了张条子。”

“什么条子？”我心里一紧。

“还能什么条子，就是一次性了断的协议。”林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愤恨，“我当时疼得脑子都不清楚了，他们拿张纸让我按手印，我就按了。”

小满猛地抬起头：“你傻啊！那种东西怎么能随便签！”

“我不签怎么办？”林康猛地转过头来，眼眶通红，“我孤零零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他们说能治，先给钱治，我就……”他说不下去了，胸口剧烈起伏着，眼泪终于没忍住，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

看着这姐弟俩，我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恼林康莽撞，又心疼他一个半大孩子在外面无依无靠。更恨那个厂子的黑心，欺负一个出事的年轻人没经验没背景，用两万块钱就想把人打发了。

“条子呢？还在你身上吗？”我问。

林康用右手在枕头底下摸了摸，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我接过来展开，上面打印着几行字，大意是林康在工作期间因个人操作不当受伤，厂方出于人道主义给予两万元补助，双方就此了结，不再有任何纠纷。落款处有厂子的公章和林康的血手印。

我盯着那张纸，眉头越拧越紧。这份所谓协议漏洞百出，甚至连具体伤残情况都没写清楚。但麻烦的是，林康已经按了手印，要推翻没那么容易。

“这是工伤，得走工伤认定。”我把纸叠好，装进兜里，“不能这么算了。”

林康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意外，也有怀疑，最后又变成那种惯常的冷淡：“你别管了。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斗不过他们。”

“我没说要去打架。”我拉了把椅子坐下，看着他的眼睛，“咱得按法律程序来。先把你伤治好了，然后申请工伤鉴定，再谈赔偿的事。一步一步来。”

林康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把头又转了回去。小满伸手去握他的右手，他轻轻挣了一下，没挣脱，就由着她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照顾小满的情绪，一边跑前跑后处理林康的事。医院这边，医生安排了二次清创手术，费用不低。那两万块钱早就花得七七八八了。我没跟小满提钱的事，把家里存折上剩下的几万块取了出来，又跟修车铺隔壁的老张借了一万，先把医药费垫上了。

然后是找那个厂子。我按照林康给的地址找过去，在郊区一片灰扑扑的工业区里，密密麻麻挤着十几家小工厂。那家电子厂在巷子最深处，门口的铁门锈迹斑斑，楼上装着防盗网，看着就像个笼子。

我走进去，说找负责人谈林康的事。前台那个小姑娘一脸警惕地看了我半天，打了个电话，过了好一会儿，出来个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夹着个皮包，梳着油亮的背头，一开口就是满嘴的烟味。

他上下打量我，眼神在我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上停留了一下，语气轻蔑：“你就是那小孩的家属？不是已经谈好了吗？钱也拿了，条子也签了，怎么还来？”

我说：“那份协议不合理。工伤赔偿有标准，不是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啤酒肚嗤笑一声，从皮包里抽出包中华，点上一根，喷出一口烟：“差不多得了啊兄弟。他自己操作不当，厂子没追究他损坏机器就不错了。两万块钱，你们乡下人一年能挣多少？别贪得无厌。”

我拳头攥紧了又松开，忍着没发火：“他的伤情还没鉴定完，后续治疗费你们得负责。这是法律规定的。”

“法律？”啤酒肚像听了什么笑话，扭头跟旁边的人挤眉弄眼，“行啊，你去告啊。看是法律厉害，还是我的律师厉害。不过我可提醒你，那小孩签了东西的，白纸黑字，上哪儿都赖不掉。”

他摆摆手，示意前台送客。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出了厂门，外面下着雨，我站在一棵榕树下，点了根烟，抽了两口，觉得嗓子发苦。

我知道这事没那么容易。我没什么文化，法律那些条文更是一窍不通。可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林康还躺在医院里，少的那三根手指头长不回来了，但属于他的公道，我得替他去讨。

回到医院，小满正端着碗粥喂林康。林康这次没拒绝，一口一口喝着，看见我进来，眼神闪了一下，别开了。小满放下碗，迎上来，用眼神问我怎么样了。

我摇摇头：“厂子那边不认，说签了协议了。”

小满咬了咬嘴唇，眼眶又红了。

“你们别管我了。”林康靠在枕头上，声音木木的，“两万就两万吧。我认了。等我出了院，我就回老家，再也不出来了。”

“你说什么丧气话！”小满急了，“你的手……”

“手废了，我这个人也废了。”林康打断她，语气里满是自暴自弃，“姐，我本来就是个拖累。现在更是个废人了。你跟我姐夫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别再管我了。”

小满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我看着这僵持的场面，知道光靠劝没用，得拿出点实实在在的办法来。

“协议的事，我去想办法。”我把小满拉到身边，看着林康，“但你不能先垮了。你垮了，你姐怎么办？她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林康没说话，只是把脸埋进被子里。他的肩膀在动，我知道，他在哭。

那天晚上，我让我战友帮我联系了县里法律援助中心。这个战友叫赵铁柱，在县司法局上班，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当年在部队时一个锅里舀饭的交情还在。我把情况跟他一说，他沉吟半晌，说这事有门。

“虽然签了协议，但明显显失公平，而且是在伤者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况下签的，可以申请撤销。关键是你们得赶紧做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把证据固定下来。”

赵铁柱的话给了我希望。我连夜整理材料，又去医院的档案室复印了林康的病历和手术记录。忙了三天，总算把工伤认定的申请材料递到了当地劳动部门。

那段时间，我白天跑劳动局、跑法律援助中心、跑厂子，晚上就睡在医院走廊的折叠床上。小满心疼我，非让我去附近租个便宜的小旅馆住。我说不用，我皮糙肉厚，躺哪儿都行。她拗不过我，只好每天从医院食堂打两份饭，跟我并排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吃。

有一天晚上，走廊的灯坏了一半，昏昏黄黄的。小满靠在我肩上，小声说：“默哥，我是不是特别没用？什么忙都帮不上。”

我搂了搂她：“你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忙了。”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肩头湿了一片。

林康的情况慢慢稳定下来。他看我的眼神，也一天天在变。从最初的冷漠抗拒，到后来的平静接受，再到有一天，我给他削苹果时，他忽然说了一句：“姐夫，你以前给我汇的那些钱……我姐都跟我说了。”

我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他。他别着脸，声音很低：“谢谢你。”

那三个字，轻得几乎听不见，却让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我“嗯”了一声，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他接过去，用右手拿着，小口小口地啃着，病房里只剩下苹果被咬碎的细微声响。

就在事情刚有点眉目的时候，那个啤酒肚经理突然主动联系了我。他说想私下谈谈，语气跟上次判若两人，客气得有些过分。我去了他约的那家茶楼，他不但没带人，还亲自给我倒了茶。

“陈先生，上次是我不对，说话冲了点，您别往心里去。”他搓着手，满脸堆笑，“林康这个事呢，厂里商量了一下，愿意再拿出五万块钱来，一共七万，怎么样？大家各让一步，好聚好散。”

我端着茶杯，没喝：“七万？他丢了三根手指，七万块钱买不来他的手。”

啤酒肚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赶紧堆起来：“那您说个数，咱商量着来。”

“先等工伤鉴定结果出来。”我放下茶杯，“到时候按标准来，该怎么赔怎么赔。”

啤酒肚脸色终于变了，眼神阴了下去，压着嗓子说：“陈先生，我劝你见好就收。七万块不少了，真打官司，你们不一定赢。到时候耗个一年半载，律师费、路费，够你们喝一壶的。他一个刚成年的外地打工仔，拿什么跟我们耗？”

我看着他那张油光满面的脸，忽然笑了：“那你等着看吧。”

起身往外走的时候，背后传来啤酒肚不甘心的声音：“你一个修车的，逞什么能！”

我脚步没停，推开茶楼的门，外面的阳光晃得我眯了眯眼。是啊，我一个修车的，没什么大本事。但我知道，有些事，不能低头。低头一次，以后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回到医院，小满正扶着林康在走廊里慢慢走。他的左手还吊着，步子有些虚浮，但精神比之前好了不少。看见我，小满露出一个疲惫却安心的笑。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能再扛几天几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