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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孙彭军 复旦金融评论）
■作者：孙彭军祖泉研究院院长、复旦科创董事长
■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
编者按：
近日，《人民日报》头版走进祖泉研究院类脑智能未来创新中心，聚焦复旦大学邹卓教授团队的类脑芯片成果——该研究已孵化硬科技企业“脑智算芯”，并于2026年5月获复旦科创联合领投天使轮。一枚芯片走出实验室，背后是科研、产业与资本的一场接力：跨越“死亡之谷”，高校既要成为创新源头，也要成为科学家的长期合伙人。
孙彭军
祖泉研究院院长
复旦科创董事长
中国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过去，我们习惯用论文数量、专利数量衡量一所大学的科研能力。但现在，变化已经发生，我们不再简单地说我们有多少项科技成果，而是说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在颠覆性、创造性、原创性方面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但与已经成型的产业不同，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尚未收敛、商业模式尚未清晰，唯一确定的是它的源头——基础科学。很大程度上，基础科学的策源地在以顶尖高校为代表的研究型机构。然而，从一篇论文到一家企业，从一项发现到一个产业，这条路并不好走。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复旦大学把高质量成果转化作为服务国家、服务时代的重大任务，从学科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逻辑”。复旦科创与上海祖泉创新转化研究院两大平台的成立，宣告了复旦大学从源头创新走向产业、构建完整创新生态的决心。诸多前沿技术，曾经只存在于学术论文中的名词，正在从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走出来，准备走向市场。
但复旦大学想要的，不仅仅是“投资”，更重要的是，找到社会的力量，找重要的合伙人一起来干创业这件事。从“做科学家的投资人”，到“做科学家的合伙人”——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复旦大学正在构建的一整套高能级科创生态体系。
顶尖高校：未来产业的科创策源地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掌握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必须加大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了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六大方向：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尚未成熟，需要持续的科学探索。前沿研究往往伴随技术挑战大、周期长、依赖多学科交叉等因素。顶尖高校在学科广度、人才密度与长期投入上具备条件和优势，能够持续孵化孕育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是未来产业最核心的科创策源地。
这一方面，复旦大学的历史提供了很多先例。1958年，谢希德教授出版《半导体物理学》并开设相关课程，培育了国内第一批半导体骨干人才；1961年，谈家桢教授牵头组建国内首个遗传学研究所，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筑牢学科根基；1960年代，蔡祖泉教授扎根复旦大学自主研发新型电光源，一举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推动中国电光源技术从传统白炽灯向新型气体放电光源跨越。
三位教授的工作横跨半个世纪，覆盖半导体、生物医药、电光源三大产业。其共通之处在于：重大科研突破不仅深刻定义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点，其所积攒的技术突破、培养的塑造人才、以及建设的学科队伍，更深远影响了行业发展，成为推动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核心动力。这一逻辑，在当今前沿科技领域依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跨越死亡之谷：前沿科技转化的挑战
把顶尖科研成果从论文变为产品、变为企业，这个过程极其复杂。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学的科研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传统的成果转化模式也很简单，项目成熟了，市场化资本进来投资。但问题是，早期项目风险高，市场化资本不敢投。
技术成熟度指数（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TRL）描绘了转化链条的基本结构。该框架最初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开发，后被欧盟、OECD及各国科技政策体系广泛采用，国内科技部等部委自“十三五”起将其引入科技项目评审体系，并形成国家标准（GB/T 22900）。框架将技术从原理验证到产业部署划分为九个等级：TRL 1-3对应基础研究与概念验证，技术原理得到确认，但实验室规模的演示尚未完成；TRL 4-6对应技术开发与集成，实验室验证逐步向真实或仿真环境推进；TRL 7-9对应系统验证与产业部署，技术在实际运行环境中完成演示，进入商业应用。
高校科研成果的产出大多落在TRL 1-3级（基础研究与概念验证），其价值在于证明科学原理的可行性。然而，市场化资本的介入门槛普遍设在TRL 4-5级以上。由于主流的风投期限为5-7年，需要在退出前看到清晰的回报路径，因此天然倾向于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商业化路径可见的项目。对于尚处实验室阶段、技术不确定性高的早期项目，资本难以匹配。在科研产出的TRL 1-3级与资本介入的TRL 4-5级之间，存在一个TRL 3-5级的真空带。这个区间的项目特征矛盾：科学层面，原理已经验证；产业层面，工程化、场景适配、商业模型尚未成熟。它已经不再是基础研究，但还无法被传统的财务尺度评估。这一区间的每个项目都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问题，需要主动的资金、组织与资源整合介入才能继续前行——而恰恰这种主动介入，是分散、被动的市场配置无法提供的。这一区间被称为前沿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
在前沿科技领域，“死亡之谷”的跨越面临着叠加的特殊挑战：
首先是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与超长周期。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方向，从实验室原理验证到工程化部署的研发周期普遍以十年计。这种极长的时间跨度，超出了常规风险投资5至7年的持有周期，导致项目在完成概念验证后普遍面临资金断层。同时，很多领域会面临多种技术路线同步推进的情况，要求介入机构在路线尚未分化出明确优势前，就具备极强的前瞻判断力。
其次高度依赖隐性知识。前沿科技转化往往依赖于科学家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直觉和经验。这些无法完全写进图纸的“隐性知识”，要求创业企业在工程化过程中必须与科研团队保持极高密度的协作。
此外，商业场景与监管路径亦构成特殊挑战。在技术早期，不同应用场景对技术规格要求迥异，且相关前沿领域的监管体系往往尚未建立。当前以商业可行性为核心的常规评估标准，在此阶段难以有效运转。
把上述挑战归拢来看，它们指向同一个症结：前沿科技转化不是一个线性传递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力量同时到位的协调问题。穿越死亡之谷，至少需要三类要素同时存在：一是主导型的转化体系，能在技术尚未收敛时识别项目、组织资源、协调路径；二是真正的耐心资本，能容忍长周期、容忍不确定性，与项目共担早期风险；三是具象化的产业需求牵引，能让早期技术不脱离应用场景、不脱离市场反馈。三类要素在现有生态中各自存在——高校以及部分企业承担科研主体，市场提供资本和需求。问题在于，它们各管一段，缺乏在具体项目层面的深度整合。穿越死亡之谷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哪一方的投入，而在于由一个专业化的中间机构，将三类要素动员到具体的科研项目周围，让它们在合适的时间共同落位。但要让它们在合适的时间共同落位于精准的项目上，需要深度整合。要解决前沿科技转化难的问题，需要一个懂科学也懂产业、能将科学家直觉与产业需求深度绑定、在项目层面持续发挥统筹协同功能的专业机构。
一体两翼：构建科创生态的探索和实践
面向未来产业，复旦大学正建设高质量转化的“一体两翼”的枢纽生态，通过祖泉研究院与复旦科创，有组织的对接复旦科研成果，打通成果转化校内链条，集聚可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的各方资源。聚焦未来产业，打破学科、校际、产研的壁垒，建设好需求驱动的“接口”和成果转化的“出口”，更好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场景。
祖泉研究院是复旦大学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重在所为”的理念，以新机制建设的重大科技成果高质量、高效率转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平台、关键窗口与试验田。祖泉研究院依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按非营利原则运作，服务于复旦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目标。
研究院的命名取自复旦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蔡先生从基础研究出发，研制出国内第一盏高压汞灯及十余种新型光源，填补了国内电光源学科与产业的双重空白。其工作的特点在于推动技术真正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祖泉研究院承接这一精神脉络，研究院的核心任务，是主导型培育一批具有鲜明复旦特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顶尖科创种子及科创人才，成为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重大平台，以及代表复旦大学参与全球顶尖科创竞争、对接全球顶尖科创资源的关键战略支点。
这一使命在当下获得了更明确的政策指引。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被着重强调。6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文，进一步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基础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走向成果转化和未来产业，也成为高校需要回答的现实课题。这一重要论述，既明确了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方向，也强调了一种产业与科技之间的连接逻辑。祖泉以未来创新中心和卓越创新中心的双中心机制，构建面向未来的枢纽生态。
未来创新中心是祖泉研究院自主建设，面向科研端，首批布局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类脑智能、科学智能五大方向。这些中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发中心，而是以顶尖科学家为核心，整合投资人、创业者、企业家的垂直科创社区。以可控核聚变创新中心为例，已经汇聚了国内该领域几乎所有顶尖科学家，同时吸引头部投资机构加入，构建了“科学家+投资人+创业者+企业家”的完整创新生态。
卓越创新中心面向产业端。采取与龙头企业及地方政府共建的模式，首批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绿色科技四大方向。由真实产业需求牵引，祖泉作为平台整合跨院系资源给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并在市场端完成验证。
祖泉研究院正围绕“创新源头—概念验证—培育赋能—产业集聚”，打造有组织、高效率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由复旦大学与杨浦区共建的未来谷C8创新源，是这一生态的核心承载地和实践样板。祖泉研究院依托未来谷C8创新源进一步联动科学家、科创企业、地方政府、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推动优质项目、创新人才和产业资源持续集聚。
复旦科创由复旦大学发起设立，是复旦大学顶尖科创项目的支持者，也是复旦资本生态圈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复旦科创目前已形成由母基金、直投基金、美元基金组成的基金矩阵，以市场化机制、专业化运营，持续助力硬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
复旦科创母基金，承担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硬科技领域的功能，撬动市场化资本共同关注复旦项目；直投基金，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重点支持“顶尖科学家+产业合伙人”的组合模式；海外基金，专注链接全球科创资源与国际资本市场。
基金矩阵提供了资本基础，但资本的作用不止于投入。复旦科创既是坚定的投资人，更是长期赋能的合伙人。从基金支持出发，复旦科创进一步在被投企业的产品验证、人才吸引、运营团队组建、产业链对接等方面提供陪伴式服务，让资本不再仅仅是金融工具，更成为连接科研成果与产业能力的关键纽带。
从“投资人”到“合伙人”
站在复旦科创成果转化的新起点上，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资本的本质，早已从“逐利的投资人”转变为“成长的合伙人”。投资人追求的是低风险高回报，而合伙人追求的是与科学家一道，把原创成果变成产业，把实验室里的想法变成改变世界的产品。复旦大学愿意做这个“第一合伙人”，愿意陪着科学家和创业者一起成长，共同把复旦的原创成果推向市场，服务国家、造福社会。
不筹量子由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李晓鹏教授创立，核心技术团队源自复旦大学。公司采用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技术路线，利用激光冷却和光镊技术将单个中性原子囚禁成可控阵列，构筑稳定、可扩展的量子信息处理体系。量子计算是技术路线高度并行、极具挑战的赛道。
在公司早期，祖泉研究院深度参与公司战略架构与技术路线设计，推动前沿科研成果完成系统性转化。目前，不筹量子顺利完成千比特规模样机研发，并与复旦大学共建量子计算联合实验室。不筹量子已实现碱金属原子千比特制备、单双比特门操控，并在中性原子阵列研究中发现双超固量子相，自研数字化量子模拟算法，是国内中性原子量子计算路线为数不多的代表性团队之一。
脑机接口面临极高的临床门槛与监管壁垒，其成功孵化需要极高密度的资源协同。神复健行由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加福民副研究员团队创立，聚焦全球首创的侵入式微创“脑脊接口”技术。
该项目从最早期便由祖泉研究院发掘、遴选并全程深度孵化，深度参与公司的战略布局。依托复旦在脑科学方向的底层积累，在这种深度的产学研一体化赋能下，神复健行首创了“三合一”脑脊接口产品，并于2025年底获得美国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公司未来有望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
上述两个案例共同说明：“合伙人”的核心特质在于早介入、深陪伴——在项目尚未成形时就参与战略架构，在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持续统筹资源，陪伴科学家探索商业化路径，共担风险。这正是“合伙人”区别于“投资人”的关键。
要真正做好科创，就要把朋友圈做大，这也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开放开源的生态。我们的理念是开放、协同、赋能，真正把科创生态做起来。这一逻辑体现在诸多方面：复旦科创母基金以开放姿态接纳所有愿意参与复旦成果转化的资本方；祖泉的总部位于湾谷科技园的C8大楼，作为重要的活动空间，向所有科创参与者开放，跨校、跨机构的科创从业者均可使用。
未来产业不会自然涌现，必须依靠有组织的培育。通过专业化机制填补空白，重塑科学家、资本与市场的合伙关系。让科学创新的奇思，真正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底气。我们相信，通过开放生态、协同创新、全链条赋能，能够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科创企业，这是复旦的探索，也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原始创新和产业升级贡献源源不断的复旦力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的建议。
□编辑 | 潘 琦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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