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停了。
工人堵着门，工资拖了三天，我兜里只剩一张抵押合同。
手机震了一下，陌生号码发来消息：“你还有一碗饭。”落款是卢银生。
我师父，十二年前下葬的。
拨回去，关机。
对门茶楼，冯永财隔着玻璃朝我举杯。
三天后，一个背帆布包的年轻人走进厂房，翻开一本油渍斑斑的笔记本，问：“这页是你画的，还是我爷爷画的？”我喉咙发干。
那排数字是我画的，旁边有一行日期。
2026年6月18日。
01
开厂房门锁的时候，我听见对面响了声嗽叭。冯永财那辆黑色SUV停在老位置，人没下车，窗户摇下来半截，露出一截烟头。
我没理他，拧钥匙进了车间。
设备停了三天，地上还散着上次赶货时留下的铜屑。角落里几台冲床蒙了灰，空气里那股机油混着铁锈的味，熟悉得像家常饭。
工人走了大半，剩下七八个坐在值班室里打牌。见我进来，都不打了，拿眼睛瞅我。
我伸进口袋，摸到那张抵押合同，又被汗湿了一角。
“老黄。”有人喊了一声。
我抬头，是干了六年的老师傅陈敬安。
他嘴里叼着没点的烟，站在门口看了我一阵，才开口说话。
“大伙托我问一句，工资啥时候发？”
我说，给我三天。
陈敬安点头，没再多问。他心里有数。
我走出值班室，在车间里转了转。有点舍不得。这台机器是八年前淘来的，那台是去年添的。每台都是亲手挑的、验的，跟养孩子一样。
手机在裤兜里死命震。我掏出来，屏幕划开，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就两行字：“你还有一碗饭。”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一下没转过来。正要细看，电话又震了，是银行来的催款通知。车间租金逾期，再不上账要收房。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往外走。路过车间大门口，听见陈敬安在后面喊：“老黄，你上回说那话还算数不？”
我停下脚步：“哪句话？”
“你说，厂子要是倒了，你先拿自己碗里的钱，把大伙的账结清。”
我转过头看他：“吃进肚子的账，吐也要吐出来。一口都不会欠。”
陈敬安没接话，拿打火机把烟点了，一口抽了半截。
晚上到家，丁婷已经把饭做好了。三菜一汤，一盘炒青菜，一盘红烧肉，一碗豆腐汤。
她说：“你今天怎么回来得早？”
我说：“厂里没事了，就回来了。”
丁婷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下来，像是憋了很久：“冯永财今天又来找我了。”
我夹菜的手停住了。
“他说愿意出六十万，钱到就能解燃眉之急。”
六十万。我那厂连设备带房租少说值一百五十万。冯永财真是做得出。
“你回了他什么？”
“我说”丁婷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我脸上，“这事得你拍板，我做不了主。”
我低头扒饭，没接她的话。丁婷知道我的脾气，没再往下说。
她收拾碗筷的时候，我从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个帆布包。
包口系了根麻绳，解开，里面是本油渍斑斑的笔记本。
封面磨损得几乎看不清字，内页卷着，边角翻毛了。
卢银生的字迹。我翻了几页，那些数字、标注、参数，一笔一画都是他当年的手艺。翻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
有一行字。白铅笔写的，笔痕很浅。我拿指腹抹了一下，蹭不掉的。
“6月18日，有人会来。”
我算了下日期，后天。我把笔记本合上，也没睡好，半宿翻来覆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把房子抵押的材料递了。办手续的大姐抬头看了我一眼：“大哥，想好了？这房产要是押了，还不上可就没了。”
我说，想好了。
下午我没回厂。
走到建材市场的旧货区逛了一圈，蹲在一个卖二手工具的摊子前，盯着一台报废的仪表车床发呆。
摊主是我老熟人，姓张，见我蹲着不动，递来一根烟：“黄老板，听说你那厂子出事了？”
我说，不算了。
张老板吧嗒了一口烟：“要我讲，你们这行的手艺人有口饭吃就行，何必撑那么大的摊子？”
我笑了一下。他是明白人，说的也是实话。可我黄广德走到今天，吃的每一碗饭，都是自己端起来的，也是师傅一口一口喂的。
谁想把人饭碗端走，我不答应。
手机又响了。
又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按了接听键，对面没说话。
我喂了两声，还是没声音。
正要挂断，电话那头传来极其轻微的、像翻纸页的响动，然后挂断了。
我站在原地，手指按着手机边缘，心口突地跳了一下。卢银生收我当徒弟那天，也是这么翻了一页纸。
我往回走，走到厂门口时，天黑透了。门卫室里灯亮着，老保安王大爷探头出来：“黄老板！有个年轻人找你，等了两钟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推门进厂区，见灯柱底下蹲着一个人，穿着深灰色夹克，背着帆布包，二十七八岁的模样。
听到脚步声，他站起来，打量了我几眼，开口就问：“黄广德？”
我说是我。
他拉开帆布包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本笔记本，封面比我那本新些，但也有年头了，翻开到某一页，递到我眼前。
“这页的偏心轴参数，是你画的，还是我爷爷画的？”
灯下看，那排数字端端正正，笔迹年轻利落，确实是我画的。旁边还标了一行小字：“2016年3月，蒋文超订单。”
我抬头看这个年轻人：“你爷爷是谁？”
“卢银生。”
他合上笔记本，声音不高不低：“我叫卢高谊，他孙子。他说过，要是哪天我走投无路，去找你。他的手艺能救我一命。”
我盯着他，半天没说出话来。我那本笔记本上那行字，说的“有人会来”，指的就是他。
02
卢高谊站在灯柱底下，背包带子还攥在手里，等着我接话。
我说：“先进屋喝口茶。”
他跟我进了办公室，东瞅西看了一圈。
我给他倒了杯水，他坐下，把笔记本放桌上。
我拿起那本书，翻了翻。
上面有些页是卢银生的笔迹，我认得出来。
几页用铅笔画的草图。那台偏心轴研磨机的结构图，角角落落标注着修配参数，跟用过的老零件磨损尺寸都记着呢。
“这本子你哪儿来的？”
“爷爷去世那年，我爸收拾遗物，从床板底下翻出来的。压在枕头发黄的那一层，肯定放了很久。”卢高谊指了指其中一页，“这页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你的名字。我看了好久，你2004年在东莞电子厂跟他学过五年。”
我点头，没说话。心里那把二十年没怎么动过的锁，像被人拨了一下，嗡嗡地响。
“后来我干过几年五金加工，去年进了新能源行业，跑供应链。今年年初，公司接了华中那边的订单，要找个能做高精度偏心轴零件的代工厂。我查了几家，都不满意。3月份，我亲自开车过来看过你厂子一次。”卢高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面上，“匿名下单，五百件试单，你接了，做得不错。我验收的货，工艺跟图纸上的公差差了不到两丝。”
我盯着那张名片，想起来今年三月份确实接过一个陌生电话，说网上看到我们厂的信息，要下一个小单。
五百件，数量不大，利润也薄得可怜，但当时空机器闲着也是闲着，就接了。
根本没多想。
“第二趟，”卢高谊竖起两根手指，“四月中，我又来了一趟，蹲在对面那个茶楼一下午。看你怎么跟工人交代加班费，看你怎么验材料，看你怎么打发推销的。”
我没吭声。那天下着小雨，我记得门口来了个推销润滑油的年轻人，被我用话顶了回去。
“第三趟，”卢高谊的指头竖到三根，“就是你出事之后。我本来想再看看。结果看到你给工人打欠条，按手印，没让冯永财碰那张合同。”
我点了一根烟：“你跟踪我？”
“不算跟踪，碰巧。”卢高谊自己倒了杯水，“我爷爷那本笔记本上，有几页写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他说手艺人的第一饭碗，是本事。第二饭碗，是攒下来的本钱。第三饭碗，是端给别人的手艺。”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看着我。
“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已经吃了两碗饭？”
我没说话。烟烧到指尖，我才反应过来，摁灭了。
办公室安静了好一阵。外面的风从窗缝挤进来，把桌上的几页纸吹起来又落下。
“公司给的试产要求，三天做出符合标准的样品，通过厂验，才有正式合同。”卢高谊从背包里掏出一张图纸，展开铺在桌面上。
图的右下角，有一枚新能源项目章。
“你自己决定，接不接。”
我扫了一眼图纸上的参数表，脑仁嗡地响了一下。
那组偏心轴的公差、材料、表面粗糙度，几乎和卢银生笔记本里画的经典参数如出一辙。
但那几行新加的精度指标，比老工艺高了不止一个量级。
“用我那台旧机床做？”
“对。”卢高谊把图纸推到我面前，“就你那台，三天出样品。过了，我给你签首期合同，预付百分之三十。”
“过不了呢？”
卢高谊收好笔记本，起身，把椅子推进去：“过不了，我们就当没遇见过。你继续卖你的房，我回公司另找别人。”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望了我一眼：“爷爷笔记本上写，你这个人做事，从不给自己留后路。三天后，我来看你要的到底是命，还是那碗饭。”
门带上了。
车间里的沉闷像是被风撕开了一个口子，滋滋往里灌冷气。
我低头看着那张图纸，手指沿着那排数字来回摩挲。
像摸了二十年机器的手感，有些东西一上手就回来了。
丁婷的电话打进来：“晚上回来吃饭吗？”
我说，这几晚不回去了。你替我拿两件换洗衣服送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厂里不是停工了吗？”
我说，要开工了。
我挂了电话，把图纸铺在操作台上。老陈推门进来，手里端着半碗没吃完的面条，问：“刚那人谁呀？”
“救命的。”我说。
老陈挑了一筷子面塞进嘴里，含糊问：“那咱能发上工资不？”
“三天后知道。”我把图纸展平，用磁铁压住四个角。
老陈咽下面条，没再追问，端着碗走了。大厅里静得只剩头顶那盏日光灯嗡嗡作响，和生锈的风扇叶片慢慢转着，发出规律的吱嘎声。
03
那台旧机床，是2015年我从一个倒闭的铁件厂拉回来的。八成新，主轴有点松，垫了两片铜皮。这些年用它干过不少活，精度一直没出过岔子。
这天下午，我把机台擦了第三遍。
手头没有现成材料，我翻遍仓库，找出一段之前剩的38CrMoAl调质钢，直径和图纸要求差了几个毫米，只能靠车削硬吃。
当晚，丁婷把换洗衣裳送来。她没进车间，站在门口递袋子给我，看到我满手油污，愣了一下：“你这就要动手了？”
我说：“东西不急，人急。”
丁婷没有接话，低头在包里掏了一会儿，塞给我一个保温杯：“别饿着。”
她走的时候，我没抬头。只听见高跟鞋声在水泥地上响了好久，才被铁门挡住。
车间里的灯亮了一整夜。
第一天，我车出粗坯。
旧机床吃刀深度不敢太大，怕主轴发热移位。
每走一刀，我就停下来量一次尺寸。
室温二十六度，料温偏高，我把空调关了，让厂房里的热气降下来，连着换了三次心态。
第二天下午，粗加工完。
我蹲在地上，拿千分尺校了一遍尺寸。
最大偏差三丝，比图纸要求的十丝好一些，但我知道还不够。
精加工必须磨，但我手里没有内圆磨床。
那台旧机床硬车精度只有五丝。
我盯着图纸，蹲在地上，手指捏着那支用了十年的圆珠笔，快要抠出坑来。
这个时候，陈敬安推门进来。他看出我的表情，没问话，掀开了机床旁边的工具箱，抄起一块油石。“这种硬度，老办法光靠车不行，手工研。”
“你会？”
“我年轻时候跟我师父干过汽配的活，后来没人用这手艺了。你让我试试。”
我哪里信得过陈敬安？
他天天嘴上手粗，我让他干了三年粗活，没动过精密件。
但这会儿，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把油石沾了些机油，蹲下身子，开始一点一点地在精加工面上往复推磨。
我站在旁边看，心里直打鼓。磨了半个钟头，他停下来，拿千分尺量了一遍，递给我看。我接过去，屏着气读数。
两丝以内了。
我看了一眼陈敬安，他拿手背揩了揩额头的汗，咧嘴笑：“老黄，你那套手艺是跟你师父学的，我这套手艺是跟我师父学的，都不是天上掉的。”
第三天上午。
天刚蒙蒙亮，我把做好的偏心轴样品拿棉纱包好，放在操作台正中。
轴身泛着暗淡蓝黑色的金属光泽，端面倒角圆润，像一件刚出窑的器皿。
我在车间里坐了一会儿，没想别的，就看着那根轴。陈敬安也坐在一旁的旧沙发上，手里攥着工具，半天没说话。
十点刚过，铁门响了一声。卢高谊走进来，穿着那天那件深灰色夹克，肩上斜挎帆布包，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我指了指操作台上的样品。
他没有先拿轴，而是站在操作台旁边，看了很久那台旧机床，又看了看我手上的油泥。
然后才伸手，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样品，对着窗口的光线转了一圈，又拿千分尺量了几个关键部位。
他量得很慢。有时候一个尺寸量两遍，才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车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千分尺的咔嗒声。
量完之后，他把样品放在操作台上，拉开帆布包，拿出一个白色锡封袋，撕开，是劳动合同和一份正式代工订单。
“样品过了。”他说。
我盯着那份合同，没接：“就这？”
“你还想怎样？”
“你爷爷那本笔记本呢？”我看着他，“你说你把它带来了，我想再看一眼最后一页。”
卢高谊动作愣了一下。
他从包里抽出那本笔记本，递给我。
我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写着两行字，是卢银生临终前写的，字迹有些散，少了些当年的力气。
“第一碗饭，我喂你吃的。第二碗饭，你自己挣的。第三碗饭，端给下一个人。”
我合上笔记本，还给他，没说话。喉头堵着一团东西，堵了十二年。倒不是难受，就是有点过不去。
“合同，我签字。”我说。
卢高谊没接话，把笔递过来。
我在合同上签下名字的时候，手稳得很。
窗外有阳光照进来，把那根样品的金属表面镀了一层光。
我忽然想起2004年，卢银生叫我站在机器旁边说的那句话：“你记住，手艺这个东西，不是靠教会的，是靠磨出来的。”
那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
丁婷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这回我接了：“厂子保住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才传来一声轻轻的气音，像是哭，又像是笑。
04
车间重新转起来那天，我在厂房门口站了差不多有十分钟。
前几天还堵门讨薪的工人都回来了，陈敬安站在冲床边上跟大伙说话，嗓门不小，说“这回订单有保障，预付款打了一半，薪资照老规矩按时发放”。
没人追问他订单哪来的。大家伙习惯了听陈敬安代我传话。
卢高谊正式驻厂，协调技术、进度、物料。
我看见他穿一件深蓝色工装，袖子撸到肘弯，蹲在机床旁边跟工人讨论装夹方式，蹲了个把小时。
他干活的方式跟卢银生很像，先不动手，反复观察，再挑最稳的路子走。
我心里有了底。丁婷也来过厂里两回，给工人带了些水果。她没进车间，远远地站在门口，看着我忙前忙后，脸上多了一点松快的神色。
第二批材料的质检单送了过来，我拿起铅笔，把那几个关键尺寸画上圈，递给检验员。
黄广德这双眼睛在车间里看了二十年，什么东西该用什么料，什么东西有问题，基本一眼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这批料毛刺偏多，让供应商重新处理过再送过来。”我说。
检验员是个年轻小伙子，愣头愣脑，问了一句：“黄老板，我看尺寸都合得上。”
“你拿手摸一下接缝那地方，呲手不？表面粗糙度不行，影响装配。”
他伸手一摸，缩了回来，没再吭声。收好料单，一路小跑走了。车间里的机床重新响起来，那轰隆声像一层厚实的棉被，把外头的风浪都挡住了。
到了周末，冯永财又在对面茶楼坐下来。这回他没坐窗边，而是坐在角落，面前摆了一壶铁观音，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
我在车间里忙着，没有去看他。倒是陈敬安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回来说了一句：“对面那位坐了一下午了，像是在等什么。”
我说：“他愿意坐就坐。这里不是他的厂。”
陈敬安没说别的。
关灯前，我在操作台旁边收拾工具。卢高谊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沓图纸，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
“这批货的工期有点紧，下周需要加个班。”他说，“你看怎么安排？”
“你说了算。”我把工具盒扣好，“你爷爷当年带徒弟，就说了，技术上的事，做主的那个人说了算。现在做主的是你。”
卢高谊没有接话。隔了一阵，他说：“爷爷也跟我提过这个规矩。”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对了，下周三下午，我那边的技术人员要过来做首件鉴定，你准备一下。”
我说行。
他走了，车间里只留一盏灯亮着。
我站在操作台前面，把那根样品轴从抽屉里拿出来，在灯下转了一圈。
细细的油光，在灯下泛出一层温柔的色泽。
像把一段时光磨成了实心的东西，拿在手里有分量。
我想起卢银生当年收我当徒弟那天，把那本笔记本塞进我手里时说过一句话：“手艺这东西，就是要有人接。你接了，别让它断。”
二十年过去，我没让它断。
05
下周三，晴天。
阳光明晃晃的，九点刚过，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厂门口。
车门拉开，下来三个人。
走在前面的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戴着眼睛，手里提着检测仪器箱，一头短发，干练利落。
后面跟了一个小伙子，扛着检测平台，还有一个记录员。
卢高谊迎上去，跟戴眼镜的女人握了手，喊了声“王工”。简短介绍过后，王工带着人直接进了车间，没有寒暄，直奔检测区。
我把样品轴从保险柜里取出来，用软布托着，放在大理石平台上。
王工蹲下来，拿放大镜仔细看了看轴身的光洁度和倒角，又用粗糙度仪点了几个位置，对记录员比了个数字。
记录员低头写了几笔。
王工又拿出千分尺，把尺寸数据量了一遍。量到第三遍的时候，她微微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单边公差你控制了0.8丝？”
“对。”
“这个精度，按你车间现在的设备条件，做出来费了不少功夫吧？”
我没回答。旁边的陈敬安扯了一下嘴角，半个月来头一回露出笑模样。
首件鉴定过了。王工签了字，把报告递给卢高谊，说：“按照这个水平批量生产没问题。最快什么时候能出第一批？”
卢高谊看向我，我说：“材料齐的话，十天。”
王工点点头：“那辛苦你们了。第一批要得急，争取两周内发出去。”
送走他们，我回到车间，看了一眼那台旧机床。床身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陈敬安在手工研磨时不小心留下的。他没敢说，我看见了，装没看见。
那道痕就在那摆着，跟别的磨损一起，记着这段日子。
当天傍晚，我正准备锁门，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面是王工的声音。
“黄师傅，我是王工。今天有些话当着外人不好说，你这个样品精度达到了军工级水准。你们这个加工能力，在中等规模的民营五金厂里很少见。”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
她继续说：“下个季度我这边还有个项目，还是偏心轴，但是合金材料，精度要求更高。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们打样。回头我把图纸发给你。”
挂了电话，我在车间门口站了许久。灯已经关了，夜色笼着厂房轮廓，远处路灯把厂门口那道铁门照得银白。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从工具箱最里面摸出卢银生的笔记本，翻到封面那一页，然后蹲在地上，拿圆珠笔的笔帽，在空白的右下角给自己写了一个数字。
这是一碗饭。第三碗饭，终于端到我手上了。而我没打算只自己吃一口。
晚上回家，丁婷已经把饭做好。她看见我进门，先在围裙上擦手，又擦了好几遍，才开口：“怎么样了？”
“过了。”我说。
丁婷愣了一瞬，才把手从围裙上拿开。她没说什么，转身进厨房，又端了一碗热好的汤出来。汤是冬瓜排骨汤，冒着白烟，放我面前：“吃吧。”
我拿起筷子，吃了几口。她坐在对面，也没动筷子，就看着我。看了好一阵，嘴唇动了动：“你瘦了。”
“没那么娇气。”我说。
她说：“我知道你心里有数，我不拖你后腿。我就是告诉你，家里那套房子的事，你不用再打包票去抵押了。”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单，放在桌上，“我上个月借了娘家八万，加上咱那点积蓄，够撑到下个月。”
我看着那张存单的边角，没有去接，喝了一口汤，烫得喉头一缩。我说：“钱的事，你别操心，我还能扛。”
她没回答，把存单推过来一点，放在我碗边上。
第二天早晨，我到车间时，在操作台上看见一个白色信封。
里头装着一沓现金，用皮筋扎着，没有附任何字条。
我数了一下，两万整。
陈敬安正蹲在机床边擦铁锈，头也没抬。
我没问他，他也没说，像是心照不宣。
06
第一批货出了。
四百二十件，装箱前我亲手全检了一遍。
尺寸、光洁度、硬度全部合格。
装车的那个下午，我站在货车旁边，看着工人一件一件搬上去，心里那根绷了半个月的弦，松了大半。
卢高谊站在车尾核对单子，侧脸轮廓在夕阳里有些模糊。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要不要自己跟一趟？客户那边第一单，出现了问题，也好当面沟通。”
我摇头：“你办事，我放心。”
他愣了一下，很快别过头去，像是怕我看出点什么表情来。
货车开走那天晚上，我请工人们在厂里吃了顿饭。
都是自己人，也没去外边，就在车间空地上支了两张桌子，买了些卤菜，炖了一大锅酸菜鱼。
陈敬安从家里提了两瓶酒，也没用什么好酒，就是老家酿的高粱酒。
吃到一半，陈敬安敬了我一杯：“老板，跟你干了六年，这杯该敬。”
我跟他碰了杯，一口闷了。他又倒了一杯，举起来，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多话。
饭后，我坐在操作台旁边，借着走廊的灯光翻看卢银生的笔记本。
最后一页那行字，看了这么多遍，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我把笔记本合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的空白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提笔写下了自己这些年的经验：“第一条，材料到厂，先验后收，摸过再落账。第二条，磨床的温度会影响精度，夏天和冬天用的刀不一样。第三条……”
写了十几条，手停住了。我盯着笔尖顿了顿，又加了一行：“手艺有人接，才能叫手艺。没人接，就叫活计。”
写完合上，放进抽屉最里边。那本旧笔记本，我拿出来放在操作台上，让它见见光。
第二天早上，卢高谊来找我，说总部下了个新决定：“上季度验收报告反馈很好，公司决定把这个系列的产品全部定点到你这个厂。”
他递过一份意向书：“三年框架，年产量不低于两万件。价格按季度协商调整，量大了，资费可能往下压一些。”
我接过文件，来来回回看了三遍，没有立刻签字。“我有个条件。”
“你说。”
“你们公司跟别的厂合作，有没有带技术培训这一条？”
卢高谊皱了皱眉：“什么意思？”
“我不要你们的图纸抄完就完事。我要派人去你们公司的实验室学习，了解你们的设计思路。学成之后回来，咱们自研设计能力也能提上去。”
卢高谊没有立刻回答，像是在盘算这个条件对公司意味着什么。
他说：“这事我得往上汇报。但根据我对爷爷理解的脾气，他要是在，肯定会说这一条提得好。”
我把文件收进抽屉：“你汇报，我等。”
那天快下班的时候，陈敬安到办公室来，跟我说：“冯永财在厂门口转了好几圈了，像是要找什么人。”
“让他转。”
陈敬安没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忍不住问：“我听说，你手里有冯永财的把柄？”
我看了他一眼：“谁说的？”
“外面都传开了。”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冯永财确实有把柄在我手里，但能不能用，怎么用，还没到时间。
夜里回到家，我刚推开门，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是蒋文超。
蒋老板，当年的三张订单救过我的老客户，头发比上次见面白了不少，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看见我进来，站起身，笑了笑。
“老黄，好久不见。”
我意外得不行：“蒋老板，你怎么过来了？”
他指了指茶几上的一个牛皮纸袋：“我听说你厂子前阵子的事，替你查了点东西。”我走过去，打开纸袋，里头是几页打印纸，上面列着冯永财名下几家空壳公司和他近两年虚开发票的流水记录。
蒋文超点了烟，吸了一口：“冯永财这个人，做生意不干净，我早年间跟他打过交道，吃了些闷亏。你要用就拿去，不用就当没拿过。”
我看着那些纸，半天没说话。他又说：“你让工人打欠条的事，我听了。有良心，也够胆。”
他把烟摁灭，没有留宿，连夜回了市里。
我送他出门，走到车前，他拉车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老黄，你手上有手艺，身上有信用，这就是你最大的本钱。冯永财再精，他也拿不走这两样。”
车灯消失在巷口。
我站在门口，夜风凉飕飕地往衣领里灌。
那本旧笔记本和那页纸，一起躺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像两把刀，一把钝的，一把利的，都等着一个该出鞘的时候。
07
一周后的周三，卢高谊约我在车间办公室里见面。
他进门，没有坐，窗边的阳光横着打在他脸上，把他眉骨照出一小片阴影。
他说：“公司同意了。技术培训每月两期，你这边可以派人参加。往返路费公司报销。”
他顿了一下，又说：“但我个人有个请求。”我等着。他低头看着桌面，像在斟酌措辞，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想正式拜你为师，学手艺。”
车间里的风扇呼啦啦转着，盖过了窗外树上的蝉鸣。我盯着他，没有立刻回答。
“你爷爷是我师父，你再拜我，算什么事？”
“爷爷教过你，你没见过他几面。我跟他生活的时间比你长，但他的技术我从没见识过。”卢高谊抬起头来，“你把这些年积累的工艺经验教给我，我以后用得上。”
办公旧桌面漆皮剥落，阳光把裂纹照得清清楚楚。
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说：“你爷爷当初收我当徒弟时，没有要我一分钱。我也不能要你的。但是得按老规矩来，你先跟着干满三个月，再谈拜师的事。”
卢高谊行了个立正礼：“行。”
正说着，铁门被人从外面拍得砰砰响。陈敬安探进头来，脸色不大对：“老黄，出事了。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说是税务的，要查账。”
我心跳狠狠地停顿了一下。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冯永财。他坐不住了，换了路数。
“让他们进来。”我站起来，拉平了衣角。
两个穿制服的走进办公室，年轻的那个手里夹着文件夹，例行公事地说：“黄老板，有人举报你虚开发票、偷逃税款，我们过来核一下账目，配合一下。”
我点了一下头，拉开抽屉，把账本、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全部码在桌面上。“都在这里，你们看。”
年轻税务员翻了翻，又跟旁边的同事小声交流几句，指着一页问：“这两笔预付货款，收款方跟实际发货方不一致，什么原因？”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今年3月的一笔单子，供应商A发货，但是通过供应商B结算，中间方是冯永财门下的一个中间人。
我那天就觉得这账目有蹊跷，但当时订单急，没有深究。
这一下，可算是被人踩到尾巴了。
“这两笔是代付结算，”我说，“中间商牵线搭桥，款先走过去，再发货。单据都在，没有虚开。”
年轻税务员没有表态，将几页材料拍照，又说：“那我们先拿回去核验对比一下，有需要的话，明天再来。”
他们走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手指捏着一支没有墨水的笔，来回转。陈敬安推门进来：“怎么样了？”
“暂时没查出事来，”我抬头看他，“但我怕后面还有事。”
“会不会是冯永财干的？”
我没有回答。
过了几秒，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找到一段录音文件。
那段录音藏了十年。
2016年冯永财介绍来的供应商出了问题，我跟他对质时，他亲口承认自己参与过中间倒手。
但是这段录音只能证明他曾经引荐过有问题的供应商，不足以定罪，更不能用来翻今天的盘。
蒋文超给我的那几页纸，倒是把冯永财的税务问题写得清清楚楚。我还没有决定怎么用。
卢高谊走进来：“要不要我帮忙？”
我看着他：“有什么想法？”
卢高谊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税务那边的人要查，就让他们查。我们底子干净，不怕查。倒是冯永财那边，可能露了马脚。他急着搞你，就等于急着暴露自己。”
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把那支笔丢进抽屉：“行，静观其变。”
他说完，又补了一句：“另外，你那张3月份的单子，我看了眼。收款方是冯永财的表弟开的公司。”
我心里咯噔一声，什么东西一下亮了。
原来那张单子不是代付，是冯永财故意设置的套。
他早就想好了要在这上面做文章。
我如果挡了他的路，他就举报这张单子有水分，让税务查我。
我如果不去挡他，他就利用这笔单子控制我的一部分现金流，铺他自己的局。
这一手，埋了十个月。这个人，确实厉害。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外面天色阴沉，远处厂房屋顶上的铁皮被风掀起一角，哗啦啦地响。
我伸手掏出手机，找到蒋文超的号码，按了一下拨号键。
铃声响了三下，那天晚上蒋文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老黄，是不是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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