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得像蒸笼，蝉声炸得人耳朵发麻。
我攥着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赤脚追在警车后面跑，跑掉了一只鞋也没追上。
我妈被塞进警车时，回头丢下一句话：“九月一号，去报到。”家门口围了一圈人，陈玉英死死拉住我胳膊：“你妈那种祸害，进去了倒是清净。”那天中午，我妈挨家挨户敲开门，把欠了五年的债一沓一沓还清了。
她哪来的钱？
她为什么要去敲诈梁老板？
直到三个月后，我掀开她床垫底下那封信，才明白，天底下哪有不疼孩子的娘。
01
我长到十八岁，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祸害”。那个词是安在我妈头上的。
她叫王玉梅，我们薛家沟的人提起她，没有一个不摇头的。
陈玉英说，你妈年轻时也是个利索人，怎么后来就变成那样了。
变成哪样？
早上天不亮出门，扛一块破木板往砖厂门口一戳，木板上面写着“还我丈夫命来”。
逢人就念叨，说梁老板的砖厂有问题，说砖垛不该倒，说这中间有人搞鬼。
村里人烦她，嫌她丢人现眼。
我上学路上，总有小孩朝我扔石子，一边扔一边喊：“祸害妮子，祸害妮子。”我不回嘴，低着头走。
回到家看见我妈蹲在灶台前烧火，额前的头发被汗水黏成一片，我就想哭。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爸活着的时候，她爱笑，爱在院子里种一把栀子花，夏天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的。
她还会做桂花糕，用干净的纱布包着，逢年过节分给左邻右舍。
爸没了以后，她整个人像被抽掉了什么东西，再也不种花了。
院子里的栀子花枯死了，她也不管，任由那些干枝子竖在土里，像一排没烧完的香。
我把书包放下，她头也没抬：“回来了？”我说嗯。
她又说：“锅里有饭。”我掀开锅盖，看见一碗白米饭，上面卧着一个煎蛋。
她自己碗里是红薯稀饭，连咸菜都没有。
我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吃，听见外头有人喊：“玉梅嫂子，玉梅嫂子。”我妈放下烧火棍，从里屋拿出一个手帕包，出去跟那人说话。
我探头看了一眼，是村里的孙二婶，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我妈打开手帕包，抽出几张钱，数了数递过去。
孙二婶接过钱，叹了口气：“玉梅嫂子，你这……你也是不容易。”我妈摆摆手：“该还的，一分不少。”
等人走了，我问我妈：“咱家还欠着钱？”我妈没答话，把火棍塞回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烟很大，呛得她咳嗽了两声，背过身去说：“欠人的，总要还。”
我没敢再问。
薛家沟的人都说我妈在梁全砖厂门口闹，是为了讹钱。
可我从没见过她讹来的钱花在自己身上。
她一年到头就那两身衣裳，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毛边。
吃的是自家地里种的菜，一个月买不了一回肉。
我交学费的钱，都是她从牙缝里一点一点省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从里屋窗户缝里看见我妈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手里攥着一块东西，凑着月光看。
她看了很久很久，最后把那东西贴在胸口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不出声。
我知道她哭了。
爸死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哭的，坐在院子里，咬着嘴唇，一声不出。
第二天我起床上学，发现灶台上搁着一只铁盒子，盒盖半开，里面有几张发黄的票据，一支旧钢笔，还有一块磨得发亮的工牌。
工牌上印着三个字：薛永昌。
我爸的名字。
我轻轻把盖子合上，放回原处。
我听见我妈在院子里扫地的声音，扫帚一下一下刮着水泥地，刮得我心里发慌。
那时候我还不懂那种慌从哪来。
我只觉得，我妈像一只绷到极限的弓弦，再用力拉一下，就要断了。
02
录取通知书是七月二十八号那天送来的。
那天我妈又去了砖厂。
我坐在屋檐底下择豆角，听见村口有人喊：“薛家孝琳，有你的信。”我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扔下豆角就往外跑。
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车后座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从里面抽出一个大信封递给我。
信封右上角印着红色校徽，上面几个烫金大字，省城师范学院。
我手抖得厉害，撕了半天才撕开。
里面有一张录取通知书，白纸黑字写着：薛孝琳同学，你已被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请于九月一日准时报到。
我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一下子蹲在路边，咬着通知书的一角，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
旁边几个婶子围过来：“啥事啥事？是不是考上了？”陈玉英挤在最前面，从我手里抢过通知书，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惊道：“哎哟，还真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孝琳，你考上大学了！”她这一嗓子，半条街的人都围了过来。
有人羡慕，有人嫉妒，也有人酸溜溜地说一句：“考上大学有什么用，她妈那个样子，拿什么交学费？”
陈玉英横了那人一眼：“你管人家交不交得起学费？人家闺女争气就是争气。”
我攥着通知书，穿过人堆往家跑。
院门虚掩着，我妈正好从外面回来，头发有些乱，衣角沾着一块黄泥。
我迎上去，把通知书递到她面前：“妈，我考上了。”
我妈愣了一下，伸手接过去，看了两遍，又看了两遍。
她的手粗糙，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翻来覆去地摩挲那张纸，像在摸什么稀罕物件。
半晌，她抬头，眼圈有点红：“好，好啊。”她说着，伸手在我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我闺女，好样的。”
那天中午我妈破天荒割了半斤五花肉，做了一碗红烧肉摆在桌上。
她自己没怎么动筷子，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吃。
我夹了一块肉放进她碗里：“妈，你也吃。”她把肉又夹回我碗里，说：“你吃，娘不饿。”她说着，忽然起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捧着一只新铁罐，跟床底下那只旧的差不多大，但油漆锃亮。
“这罐子你收着，等开学的时候，里头自然有钱。”
我放下筷子：“妈，你哪来的钱？”
她没接话，转身去灶台边刷碗。
水声哗哗的，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绷着。
我又问了一句：“妈，你该不会又去找梁全要钱了吧？”她刷碗的手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说：“大人的事，你别管。”我放下筷子，碗里的红烧肉忽然变得没滋没味。
那天下午，我妈从柜子底层翻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一百块的钞票。
她数也不数，把布包揣进怀里，跟我说：“走，跟娘还账去。”我愣愣地跟在她身后出门。
天热得厉害，太阳白花花的，晒得路面发烫。
我妈走在前面，步子迈得很稳，一双旧布鞋踩在土路上，扬起细细的灰尘。
她敲开第一家门，是孙二婶家。
孙二婶开门，看见我们站在门口，有点意外。
我妈从怀里掏出布包，抽出几张钞票，递过去：“二姐，去年借你那两千，连本带利，你数数。”
孙二婶接过钱，愣了好一会儿：“玉梅嫂子，你这是……”我妈笑了笑：“该还的总要还，这几年让你跟着操心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
我妈挨家挨户敲门，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五年的债，一笔一笔结清。
有人接过钱，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有人接过钱，眼圈红了：“玉梅嫂子，你这钱……”我妈只摆摆手：“撕了吧，账清了。”
走到陈玉英家门口，陈玉英抱着胳膊倚在门框上，表情复杂：“玉梅啊，你哪来这么多钱？”我妈站在院子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笑了笑：“该有的，自然就有了。”她没再多说一个字。
晚上回到家，我一直睡不着。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白天我妈挨家挨户还钱的画面。
她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
八万多块，不是小数目。
她一个在家种地的女人，哪来的八万块？
我爬起来，穿了鞋往外走，想去问个究竟，正好看见我妈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那只旧铁盒，盒盖打开着，她正低着头，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灯光昏黄，从背后看，她的背佝偻着，像一片晒蔫的叶子。
我退了回去，轻手轻脚地躺回床上。
心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堵得透不过气来。
03
我还清债务的第二天，梁全砖厂搞五周年庆典。
梁全是薛家沟的首富，砖厂开了二十年，方圆几十里盖房都买他的砖。
他剃个平头，戴着大金链子，笑起来满脸和善，见了谁都递烟。
村里人都说梁老板仁义，说玉梅男人是自己出事，跟梁老板没关系。
我妈不这么想。
她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你爸那天下夜班，是替梁全顶的班。砖垛倒下来，别人都说他自己不小心，可你爸干了十几年砖活，他什么时候出过差错？”
我半信半疑。那时候小，大人说什么我信什么。村里人说我妈疯了，我也觉得我妈有点魔怔。可现在回头看，她说的每句话都背着劲。
梁全砖厂五周年庆典那天，在砖厂门口摆了三十桌流水席，全村人都请。
锣鼓喧天，鞭炮噼里啪啦响，红纸碎屑撒了一地。
陈玉英跑来拉我：“走，去吃席去！梁老板请客，那鱼可肥了！”我说不去。
陈玉英不由分说：“不吃白不吃！”我被她拽着走了半截路，远远看见砖厂门口红彤彤一片，大喇叭里放着《好日子》，梁全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台上，举着酒杯，笑呵呵地说：“各位乡亲，今天是个好日子，感谢大家这些年对我梁全的支持……”
话音未落，人群后面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梁老板！我男人的命，什么时候还？”
所有人都回头了。
我妈站在人堆后面，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褂子，两条腿稳稳地扎在地上，像一棵长在土里的老树。
梁全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很快又堆起来：“玉梅嫂子，今天是好日子，有什么话咱们改天说。”我妈没动，声音又提了一条线：“改天？你说改天改了多少个五年了？梁全，我男人死在你的厂里，你赔了我五千块钱，这账算得过去吗？”
人群安静下来。
大喇叭里还在放《好日子》，欢快的旋律和这剑拔弩张的气氛格格不入。
梁全放下酒杯，脸上的笑终于退了：“王玉梅，你要闹回你家闹，别在这里碍事。”我站在人群里，脚底像生了根。
我想上去拉我妈走，可两条腿不听使唤。
我妈绕过人群，一步一步走到梁全面前。
她忽然膝盖一弯，跪了下去。
就跪在那红地毯上，跪在梁全面前。
我脑子嗡了一声，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我妈跪得直直的，抬着头，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梁老板，我跪你，求你一句实话。我男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梁全的脸色变了。
他后退半步，朝旁边使了个眼色。
两个穿工装的工人立刻冲上来，架住我妈的胳膊把她往外拖。
我妈被拖着走了几步，嘴上还在喊：“梁全！人在做，天在看！”有人嫌吵，有人看热闹，有人小声嘀咕：“又来了，这女的真是疯了。”梁全的工人把我妈扔到路边的沟里。
沟里有水，有烂泥，她摔了个趔趄，膝盖磕在沟沿上，我听见一声闷响。
她撑着沟沿挣扎了几下，爬了起来，裤腿膝盖处破了一个洞，渗出血来。
她拍拍身上的泥，又走回去，站在人群外头，朝着梁全的方向喊：“梁全，你欠我薛家一条命，你记住。”
梁全黑着脸，摇下车窗（他的车停在路边），丢下一句：“疯子。”然后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人群散开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我妈一瘸一拐往回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跪在地上被人拖走的人。
陈玉英走过来，拉拉我的袖子：“孝琳，你妈这是图什么？”我摇摇头，嗓子眼堵得说不出一句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打了一盆热水，端到我妈屋门口。
我掀开布帘子，看见她正坐在床边，卷起裤腿，膝盖上一大块青紫，皮破了，血丝往外渗。
我端着盆蹲下去，把毛巾拧湿，轻轻敷在她膝头上。
她疼得吸了一口气，却没躲，低声说：“没事，皮外伤。”我没说话，低着头给她擦伤口。
水很快变浑了，我换了一盆，又擦了一遍。
我妈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孝琳，你爸死的那天晚上，跟我吵了一架。”我停住手。
“他要回厂里加班，我不让。我说你白天干了十几个小时了，找个人替你，他说不行，梁老板点名让他去，说那趟货赶得急。”我妈顿了一下，喉头发紧，“我就站在院门口跟他说，你走了就别回来。”
整个院子静得只剩蝉鸣。
我攥着湿毛巾，手指发白。
我妈坐着，盯着自己膝盖上的伤口，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他走了，就再没回来。这句话，是娘心里的刀，剜了五年了。”我张了张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妈，那不是你的错。”我妈没有接话，她拉下裤腿，拍拍我的手：“不早了，睡吧。”
04
八月初二那天，沈有才来了。
沈有才今年六十出头，年轻的时候在梁全砖厂做过会计，后来被梁全辞了，说是手脚不干净。
他跑到镇上开了个小五金铺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村里也没什么话语权。
妈跟沈有才一直有来往。
那五年里，隔一两个月，沈有才会趁天黑来我家一趟，有时带半袋米，有时带两条肥皂。
我爸活着的时候跟沈有才交情最好，两个人在一块就能喝掉半斤白酒。
后来我爸没了，这份交情就落到了我妈头上。
那天我刚睡下，听见后门被人轻轻敲了两下，三长两短。
我爬起来，贴着门缝往外看。
月光底下，沈有才侧着身站在门口，我妈披着衣服走出来，把他让进了堂屋。
堂屋的灯亮了，我趴在门缝边，看见沈有才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妈。
我妈接过纸袋，没急着打开，问他：“都齐了？”沈有才点点头：“底账都齐了，就缺那个录音。”我妈转身从柜子底下的旧铁盒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只老式录音笔，黑色，巴掌大小，外壳磨得发亮。
她把它放进牛皮纸袋里，想了想，又抽出一支旧钢笔，一并放了进去。
沈有才接过牛皮纸袋塞回怀里，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玉梅，你想好了？”我妈没有犹豫：“想好了。”沈有才叹了口气：“这一步走出去，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妈笑了一声：“我五年前就没有回头路了。”沈有才不再说话，低着头推开门，闪身没入夜色里。
我缩回被窝里，心里怦怦直跳。
牛皮纸袋，账本，录音笔，沈有才，我妈盘算的到底是什么事？
第二天，梁全放出话来，说谁再跟王玉梅来往，以后就别想在他厂里找活干。
他一发话，村里人跟我妈讲话都躲着走。
我妈倒不在乎，照旧早出晚归。
可我心里越来越慌。
那天下午我去镇上给家里买盐，路过镇政府门口，看见我妈站在台阶底下，手里捧着一摞材料，正对着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说话。
中年男人我看到过照片，是镇上的干部，吕宏盛。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妈声音不大，但看她的姿态，是在求人。
吕宏盛听了几句，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忽然伸手把我妈递过去的那摞材料打掉在地，材料撒了一地，白花花的纸被风卷起一角。
我妈愣住了，弯腰去捡。
吕宏盛冷冷地说：“你再来，你闺女考上大学也念不成。”我站在街对面，手里的盐袋子掉到地上，砸在脚面上，生疼。
我妈捡起材料，拍了拍灰，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慢，一步步的，像腿上坠了千斤重的东西。
我赶紧躲到电线杆后面，直到她走远才敢出来。
吕宏盛站在镇政府门口，慢悠悠地整了整衬衫袖子，转身上了楼。
我蹲在电线杆底下，把掉在土里的盐袋子捡起来，拍干净，嘴里一阵阵发苦。
我妈的五年，就是被这样一群人踩在脚底下的。
晚上回到家，我妈正在灶台上烙饼。
她看见我回来，头也不抬：“买着盐了？”我说买了。
我把盐放在灶台角上，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
她弯腰翻着锅里的大饼，厨房里油烟大，呛得她时不时咳嗽一声。
她的后背有些驼了，五年前她还不是这个样子的。
五年前我爸还在，她站在同一个灶台前，腰板挺得笔直，边烙饼边哼小调。
“妈。”我叫她。
她应了一声，没回头。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她翻大饼的手停了一下，又动起来：“小孩子别想那么多。”我没再问。
我知道问也没用，她不会说。
吃过饭，她照旧去院子里坐着，手里攥着那块东西，低着头看。
借月光，我看清了她手里拿的，是我爸的工牌，上面薛永昌三个字，凹下去的笔划被磨得发光。
她把工牌贴在掌心，慢慢摩挲，像在摸一张活人的脸。
05
那天是八月十五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这辈子最后一天我把我妈当成那个“祸害”。
早上六点多，我妈就起来了。
她烧了一锅水，洗了头，换上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蓝底白碎花褂子。
她把院子扫了一遍，把灶台擦了两遍，把晾衣绳上没收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收进柜子。
她把一切收拾得妥妥帖帖，然后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门槛上，面朝外，等人。
我心里发毛，端了一碗粥过去：“妈，吃点东西。”她接过去喝了半碗，把剩下的半碗放在旁边：“饱了。”她今天的样子太反常了。
我蹲在她旁边，小声问：“妈，你在等谁？”我妈没回答，她抬手把我额前的一绺碎发拢到耳后，看着我的眼睛：“孝琳，今天往后，你抬头做人。”
话一说完，村口忽然响起了警笛声。
那声音由远到近，像一把锯子从脑门上拉过去，越拉越近，越来越响。
我妈把手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尘，转身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院子一眼。
她看得很慢，像要把这一院子的东西都收进眼里带走。
警车停在村口大柳树下，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从车上下来，一个是镇派出所的，另一个不认识。
没多久，又一辆车开进来，是县里的警车。
我脑子里嗡地炸开了。
梁全的工人方大头跑得满村响：“出事了出事了！梁老板被警察带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那几个穿制服的已经走到我家院门口。
领头的警察看了我妈一眼，说：“王玉梅，你涉嫌一起敲诈勒索案，跟我们走一趟。”我妈没有说话，点了点头，把双手背到身后。
另一个警察上前给她戴上手铐。
金属扣合的声音清脆又钝重，像砸在我心口上。
我疯了似的扑过去：“你们干什么！我妈犯什么法了！”陈玉英从人堆里挤出来，死死抱住我的腰：“孝琳，你别添乱！”我看着我妈被两个警察扶着往警车那边走，她的背影在太阳底下看起来又瘦又薄，像一张纸片。
她走到警车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来。
隔着几十步的距离，她对我喊了一声：“九月一号，去报到。”然后钻进了警车。
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挣开陈玉英的胳膊，撒开腿就追。
我跑掉了鞋，光着脚踩在滚烫的土路上，脚心了无感觉。
警车扬起的灰尘呛了我一嘴。
我追了半条街，追到村口的老槐树底下，警车拐了个弯，消失在尘土里。
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眼泪流了满脸。周围聚了一大圈人，嗡嗡的议论像苍蝇一样在耳边飞。“哎哟，真被带走了？”
“听说她敲诈梁老板二十万，梁老板给了十万，她还不够，又狮子大开口，梁老板这才报的警。”
“这女人心真黑，亏我们以前还觉得她可怜。”
“可怜什么可怜，当年挪用公款搞臭了名声，现在又讹钱，这种人活该进去！”
陈玉英蹲下来，拉我的手：“孝琳，走吧，你追不上了。”我甩开她，站起来，摇摇晃晃往家走。身后那些话像把把的针扎在背上。
那天中午，我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太阳毒辣，晒得地面发白。
门槛上留着半碗凉透的粥，我妈坐过的那把椅子还摆在那儿。
我抬眼看了看她今早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子，柜子上放着我爸的旧工牌，工牌旁边压着一张叠好的纸条。
我拿起来，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孝琳，柜子顶上铁罐子，是给你念书的钱。”我踩着凳子打开柜子顶，果然摸到一只铁罐，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万块钱。
旁边还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存折。
她拿十万块钱“敲诈”梁全，还清了村里的债，留下了三万块钱给我念书。
剩下的呢？
她把那些钱送去哪儿了？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脑子昏昏沉沉，像被人打了一闷棍。
06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沈有才的五金铺子。
沈有才正在门口卸货，看见我来了，手里的麻袋差点掉地上。
他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进来，进屋说。”我跟着他进了里屋，他转身关上门，拉上窗帘。
屋里光线暗，他开了壁灯，黄乎乎的光照着墙角一堆铁钉螺丝和电线。
他给我倒了杯水，坐在对面，半天没开口。
我没喝水，盯着他的脸：“沈大伯，账本是你交给警察的？”沈有才的喉结动了动，点了点头。
“那账本是我在梁全砖厂干了五年攒下来的？”我接着问，“你被梁全辞退，也是因为那个账本？”沈有才没有否认：“他做假账，偷税漏税，保险也不给工人交。我记了三年，他把账本发现后，就把我撵了。”他顿了顿，“你妈，是我找上她的。”那天他来找我妈，说手里有梁全的把柄，但苦于一个人扳不倒他。
我妈说，那就两个人扳。
从那天起，他们就成了搭档。
我妈在外面闹，逢人就说梁全有问题，逼梁全自己露出马脚。
沈有才在暗处，拿着账本，一点一点查实据。
“那你说的录音，她是什么时候录的？”沈有才叹了口气：“五年，断断续续，她每次去找梁全，兜里都揣着那个录音笔。有些话梁全说了就忘了，她一字一句都留着。”他伸手从抽屉里摸出几张照片，推到桌子对面，“上个月梁全给了她十万块钱定金，她拿到钱以后，先去还了一半债，剩下的交给了镇上派出所的赵队。赵队是县里下来的，不归吕宏盛管。”我看着那几张照片，照片里我妈一个人站在梁全砖厂门口，手里举着那块破木板，身后是灰扑扑的院墙，她穿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旧褂子，头发散着，活脱脱一个疯女人。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嗓音发颤。
沈有才沉默了很久，说：“因为只有梁全报警，这案子才能立起来。”我愣住了。
他接着往下说：“你想想，你妈拿着账本去告梁全，吕宏盛在中间压着，报上去没到县里就被打回来了。可要是梁全以敲诈勒索告她，那案子就是梁全自己报的，县里直接立案，绕过吕宏盛。”他说完这句话，我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轰然塌下来。
原来她不是疯了。
这五年她装的疯、撒的泼、丢的人，全是算好的。
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是为了讹梁全的钱，是为了让梁全自己把自己送进去。
“那梁全为什么给了钱还报警？他就不怕事情败露？”我追问。
沈有才冷冷地说：“他要是不报警，你妈就会继续敲，他一分钱都不想再给了。他以为把你妈送进去，账本这些证据就能稀里糊涂地消了。他没想到你妈早把证据寄给赵队了。”我的手攥得指节发白，声音哑得不像自己：“那我妈呢？她图什么？”
沈有才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她说，要让她闺女堂堂正正地活在薛家沟里。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世上最难治的，不是病，是名声。她自己的名声不要了，也要把你爸那条命讨回去。”我蹲在沈有才家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那些年，村里人说她是祸害的时候，她一声不辩解。
梁全骂她疯子的时候，她也不辩解。
吕宏盛把她材料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她也不辩解。
她忍了五年，忍到今天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忍到所有人的唾沫星子都吐到脸上，她还是没有辩解一句。
因为她等着一个机会，在所有人面前揭开梁全的真面目。
那天我从沈有才家出来，站在太阳底下，眼睛被晒得发酸。
我看了一眼镇政府的方向，又看了看我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
心里有什么东西，像冰在融，一格一格地裂开。
07
我回到家的那天下午，把自己关在我妈的屋里，开始翻她的东西。
她的床铺得很整齐，一床薄被叠成豆腐块，枕头边放着一本新华字典，封面翻得起了毛边，里面夹了几片晒干的栀子花叶。
我把床板掀起来，一块一块摸。
摸到中间那块，手指碰到了什么，硬的，像卡在床垫和床板之间的东西。
我伸手进了床垫的缝隙里，掏了半天，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牛皮信封，封口用米饭粒粘着，没有署名。
我拆开封口，手有些抖。
抽出来的信纸一共五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字迹是我妈的，很用力，有些地方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开头只有一行字：“孝琳，你看到这封信时，别恨娘。”
我坐在她的床上，手里攥着那沓信纸，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读。
“你爸出事那天，是替梁全顶的班。梁全那天跟人去县城喝酒，叫了你爸代班。你爸当时已经连着上了两天的白班，快撑不住了。他打电话跟我说，梁总要他再上一个夜班，我说你别去了，他说不去不行，梁总说了，不去就扣工钱。我说那我去跟他讲，他说算了，你一个女人，别掺和这些事。”信纸底下这一段话里，有几个字被洇开了，是干透的泪痕。
“娘当时站在院门口，说了一句混账话。那句话娘记了五年，写在这里让你知道。”她写的是，“你走了就别回来。”
我看到这一行字，喉咙一堵，眼泪止不住地掉。原来那天晚上吵架的事，她一直忘不掉。她把这句无心的话当成了一把刀，插在自己心里整整五年。
后面的文字断续，有的地方字迹潦草，像一边写一边忍不住仰起头紧紧闭了一下眼睛。
“孝琳，这五年，娘走的路不好走。白天去厂门口闹，夜里回来对着你爸的照片掉眼泪。不是装模作样，是真的撑不住。可是娘不敢撑不住，你还在念书，你要是也没有了，娘一天都过不下去。”
“梁全的底，娘查了五年，总算查齐了。他当年在厂里做假账，克扣工人的保险，还有你爸那天顶班的事，厂里的排班表我让沈会计找到了底稿。这些证据，娘已经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梁全应该已经进去了。”
“娘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跟梁全要钱。娘要的不是钱，是一条人命价的证据。这话娘说给你听，你也别说出去。钱娘留下了三万，够你念书的了。剩下的还了村里的账，还有五万块给沈会计了，让他帮娘托人打点，把那些证据递上去。娘没给自己留下一分钱。”
最后一段，她的字放大了，一笔一画，像钉子刻在木头上：“孝琳，娘这辈子对不住你的事很多。让你背着祸害妮子的名头长大，让你跟着娘受尽了白眼。娘不指望你原谅娘，娘只盼着，等你以后有了孩子，别跟孩子说，你外婆是个祸害。你告诉她，你外婆这辈子，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你爸的工牌和那张照片你带着，这是他留给你的。好好念书，别回这个村了。”
信纸的末尾，没有落款。
我坐在她床沿上，把信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眼泪把纸都打湿了。
她从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她一直沉默着，沉默着去还钱，沉默着去跪梁全，沉默着被铐上警车。
她不是不爱我，她是不敢爱我。
她怕自己多对我好一点，就再多欠我一点。
她把自己拆成了两半，一半当一个好母亲，一半当她苦苦撑了五年的复仇者。
到最后，这两半都没保住，她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又翻开那只铁罐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万块钱，还有我爸的工牌，工牌后面夹着一张旧照片。
照片是黑白还是彩色已经有些泛黄了，是我爸在世的时候一家三口拍的全家福。
我爸站在中间，我妈站在他旁边，笑得很开，眼睛弯弯的，露出一口白牙。
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被我妈抱在膝盖上，咧着嘴巴不知道在乐什么。
我抱着那只铁罐子，哭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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