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进门，我就看见苏文澜蹲在厨房门口择一把蔫了的韭菜。她抬起头来，脸上挂着一个很虚的笑，说：“你来得正好，晚上在这吃，我包饺子。”
我说不用了，我坐坐就走。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说：“那不行，你多久没来了，今天就在这吃。”
她把那把韭菜举起来给我看：“老家捎来的，自家种的，就是放了两天有点蔫，用水泡泡就好了。”
我看着她把韭菜泡进水池里，想了想，问了那句其实不该问的话。我说：“最近还好吧？”
她背对着我，水声哗哗的，她好像没听见。过了一小会儿她关了水龙头，把韭菜捞出来控水，才说：“挺好的啊，能有什么不好。”
她转身去拿案板，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她两个手背上起了好几个口子，有的还带着红。我说你手怎么了。她说：“秋天干的，起皮嘛，你没起过？”
我说我又不洗那么多碗。她笑了笑，没接话。
后来我帮她包饺子，她擀皮，我包，一个说快，一个说慢。就和我跟她从小一块儿在灶台边长大时一模一样。她家花椒粉受潮结块了，怎么都撒不出来，她拍了两下瓶底，没撒出来，她举着那瓶花椒粉愣了一下，然后放到一边，说：“没事，不放也一样。”
面盆空了，她说够吃了。我看着案板上排得整整齐齐的三十个饺子，问她够不够。她说够了，我就没再说话。因为我知道她说够了，是真的只能剩这么多。
顾明轩是六点四十到家的。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下，门开了一条缝，他先把一只脚伸进来，再整个人挤进来。人很瘦，走路有点弓着背，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半棵白菜。
苏文澜正在往锅里下饺子，听见动静头也没回：“洗手，马上好。”
顾明轩嗯了一声，把塑料袋搁在饭桌上，去卫生间洗手了。他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他毛衣的袖口脱了线，有一截白的线头挂在那里。他好像完全没注意到。
吃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张折叠桌。顾明轩吃饭很快，三口一个饺子，一盘饺子没有十分钟就吃完了，之后他在那里喝着饺子汤，偶尔说一句：“这汤有味儿。”
苏文澜说：“放了点紫菜，江晨带来的。”顾明轩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意思是谢谢，然后继续低头喝汤。
我坐在那里，总觉得这一顿饭吃得太安静了。以前我和苏文澜在一起，从来不会没有话说。我们小时候在村里，蹲在她家门槛上，看一只蜘蛛结网，能闲扯一下午。从谁家母猪生崽了，说到长大了我要嫁个什么人。她说她要嫁个砌墙的，那样家里有了旧砖头还能盖个小棚子。我说我要嫁个开拖拉机的，那样去镇上就不用走路了。
现在她真的嫁了人。顾明轩在县城一家啤酒厂看仓库，一个月两千一百八十块。苏文澜在超市做收银，一个月两千三百五十块。两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是他们在这个县城里全部的生活。
那天我在他们家门口站了很久。苏文澜送我到楼下，我说你回去吧，外面冷。她拢了拢外套的领子说：“我送你到巷口。”
到了巷口她站住了，想了想，对我说：“我跟你说的你别往外传啊，我家里头这些事儿，我妈那边还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她点点头：“你别嫌我这儿简陋。下回你来，我给你做那个你爱吃的焖面，老家带来的豆角还没吃完，面是我妈自己轧的。”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她也这样在村口跟我说：“走，我去燕子窝给你掏个蛋。”
我点了点头，说好。她转身往回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站在路灯下面冲我摆了摆手。她穿的那件黑色棉服，还是前年我们一起在步行街买的，拉链已经不太好了，她总是忘了拉上去。
那阵子我经常想，人穷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穷大概就是，你连说“我家一个月吃不上几顿肉”这句话的时候，都要笑着，用那种好像没多大事的口气说，好让听的人不替她担心。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她家。有几次是带着东西去的，有一次带了半只卤鸭，她迟疑了一下，收了，然后偷偷放进了冰箱最里面那一格。还有一次我带了水果，她用手摸了摸那串香蕉，说：“这孩子肯定高兴坏了。”
她家有个儿子，小名叫阳阳，六岁，刚上一年级。阳阳瘦，比同龄的孩子矮一头，脸上总带着两团被风皴出来的红。这孩子不挑嘴，给什么吃什么，但是他不爱吃菜，尤其不爱吃那些干巴巴的剩菜。苏文澜就每天早起十分钟，给他单独炒一个鸡蛋，不要别的，就是炒鸡蛋，放一点葱花。
顾明轩看见了会说：“你天天那么早起来，就是为了给他炒个鸡蛋？”苏文澜说：“孩子还在长身体。”顾明轩没再说什么，低着头吃自己碗里的白粥，就着一碟咸萝卜干。
那天下午我接孩子放学，正好碰见苏文澜上早班提前下班，她没回家，就站在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等。我走过去的时候，看见阳阳从校门里跑出来，书包在屁股后面颠着一跳一跳的，冲到苏文澜面前，从兜里掏出一块橡皮给她看。他说：“妈妈，我捡的。”
苏文澜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说：“是别人掉的，你明天交给老师，问问是谁丢的。”阳阳瘪了一下嘴，说：“我还没用过带香味的橡皮。”苏文澜把橡皮塞回他口袋里，又拍了拍他脑袋：“你要用，妈给你买。”
阳阳低着头说：“不买了，不买了。”然后就拽着苏文澜的手往家走，走几步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喊了声“江晨阿姨再见”。
我站在梧桐树下面，看着那母子俩一高一矮地走上坡去。苏文澜一只手牵着阳阳，一只手拎着他那个看起来轻飘飘的书包，走得很慢。坡那边的夕阳刚好从人家屋顶上照下来，把他们的影子拖得老长。
突然就有点明白，苏文澜自己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健健康康的就行了，别的我也不想。”
可我知道，话虽然这么说，日子不是这样就能过下去的。
入冬以后我忙了起来，有一阵没去找她。等我再见到她，已经是十一月底了，那天她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有空吗？来我家一趟，帮我看看我那台洗衣机，好像不转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她正蹲在洗衣机前面，手伸到后面去摸那根排水管。她抬起头来，额头上有一层细汗，说：“转是不转了，会排水，我试过了，可能是电机烧了。”
我说那你找人来修啊。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问过了，上门修要五十，换个电机得一两百，那还不如看看能不能自己弄好。”
我蹲下去看了一眼，那个电机上全是白垢，老化得不成样子。我说这个自己弄不好，得换。苏文澜站了一会儿，说：“那等过完年再说吧，反正冬天我也用手洗。”
我看着她转身进了卫生间，从墙角拎出一个红色的塑料盆，还有一块搓衣板。那搓衣板还是老式的，木头做的，上面已经被磨得发亮。她端着那盆衣服从卫生间出来，走到院子里，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把搓衣板靠在盆沿上。
冷风吹过来，她缩了一下脖子，然后开始使劲搓一件衬衫的领口。那衬衫是顾明轩的工服，肩上有一片淡淡的油渍。她搓了很久，正着搓一遍，反着搓一遍，搓完了拧干，把那件湿衣服抖开，搭在门口的晾衣绳上。
她站在那仰头看了一眼晾好的衣服，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叹了口气，很小的那种，不仔细听根本听不见。
那天晚上我没走，留下来和她一起做饭。她淘米，我削土豆，阳阳在屋里写作业，隔一会儿喊一声：“妈，这个题怎么做。”她就放下手里的东西进去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张练习册。
她指着一道题对我说：“你看，他说奶奶家买了两只鸡，还剩三只，请问原来有多少只。阳阳写的二减三，他理解不了为什么是二加三。”
我笑了笑，说我小时候也这样。她说是吗？你们这些大学生小时候也犯这种糊涂？我说可不是嘛，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还觉得五减六等于零，因为我妈说没钱了就是零。
她笑起来，笑着笑着叹了口气，说：“要是生活也能这么简单的算就好了。”
我低头削土豆皮，没接话。我怕我一接话就接不住。
吃饭的时候顾明轩回来了，这天他回来得比往常早，进门的时候手里多了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半袋猪头肉。他把那袋猪头肉往桌上一放，说：“车间老李回老家，给我们一人带了一点。”
苏文澜愣了一下，说：“你哪来的钱？”顾明轩说：“没花钱，他给的。”苏文澜把塑料袋打开，低头闻了闻，又包好，放进了冰箱。她说：“留着周六阳阳在家的时候吃。”
顾明轩嘴角动了动，终究是没说什么，去厨房盛饭了。我看着他背影，心里涌起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那天吃完饭，我和苏文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其实电视没开，屋里黑漆漆的。阳阳和顾明轩都在里屋睡了，那台电视机已经坏了有半个月了，他们说修要一百多，不划算，先不修了。
苏文澜靠在沙发扶手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好半天才开口说：“江晨，你不知道，我们俩工资加在一起，每个月还完房贷，剩下三千零七十走。水电物业费每月一百八，儿子幼儿园书杂费一百二，剩下的钱是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吃饭穿衣。”
她停了停，声音低了一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家里，一年到头很少吃肉。”
我没有说话。
她又说：“米、面、油都是从老家带来的，我妈和我婆婆自家地里种的。老家当季种啥，我们就吃啥。这个季节家里只有白菜萝卜土豆，我们也就吃白菜萝卜土豆。”
她扭头看着窗外，窗户的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她伸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里的雾被她擦掉了，露出黑黢黢的一片。
“我从来没去饭馆吃过饭。”她说，“长这么大，我没去饭馆吃过一顿饭。小时候是不敢去，怕爸妈花钱。长大后是不舍得去，怕自己手头紧。”
她说：“顾明轩也没去过。有一次他们同事过生日，在饭店订了一桌，他去了又出来了，回来跟我说，他不敢坐下。”
我鼻子一酸，喉咙堵得说不出话来。她反而笑了笑，说：“你别可怜我，我不苦的。我老公虽然没有本事，但他不打我不骂我，挣的钱都拿回家来。我虽然过得不宽裕，但我儿子身体好、也听话。这样挺好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很苦的时候都会说“挺好的”。
那天我走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外面下起了小雨，又细又冷，我戴好帽子，正准备走，苏文澜追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塞给我。她说：“这是今天那个猪头肉，你拿回去吃。”
我说不要，你留着给阳阳。她硬塞到我手里：“我跟你说过的，我有分寸。阳阳明天有货给超市，我能弄到特价的五花肉。”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很亮，里面有种东西让我没办法再拒绝。我只好收下了，低着头往外走。她喊住我：“江晨。”
我回头，她站在门口，灯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勾出一个朦朦胧胧的轮廓。她朝我挥了挥手，说：“有空常来。”
我嗯了一声，眼泪差一点掉下来，硬是让我憋回去了。
我走出那条巷子的时候，路过了一个灯光通明的烧烤摊。摊子上冒着腾腾的白烟，几个男人坐在塑料凳上喝酒，桌上摆着一堆串儿。我盯着那摊子看了一会儿，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把手里那袋猪头肉拎紧了，往公交站走去。
回家之后，我把那袋猪头肉放在厨房的台面上。我妈还没睡，从卧室里探出脑袋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去了苏文澜家一趟。我妈哦了一声，没再问。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那袋猪头肉，红色的塑料袋上还有一滴水珠，大概是雨淋的。我把它打开了，扯了一小块尝了一下。肉已经凉了，油脂凝在嘴边，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
我吐掉了，用自来水漱了漱口。
真的不是什么好吃的肉。我一个一周能吃两次烧烤、每次都点二十块钱以上串儿的人，都知道这种东西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可苏文澜，她把它当成一个宝贝，捂着过夜的，自己舍不得吃一口，连她儿子都舍不得给，非要塞给我。
我把那袋猪头肉放进冰箱里，第二天做了一锅白萝卜炖肉，焖上一锅米饭，装进饭盒里，给苏文澜送了过去。她打开饭盒的时候，愣了一下，鼻子抽了抽，说：“你怎么这么会做。”
我说这有什么会不会的，就是放了些八角桂皮，炖个把小时就行了。她端着饭盒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没说话。
然后她说：“江晨，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吃过用八角桂皮炖出来的肉。”我心里一酸，嘴上说：“下回你想吃跟我说，我给你炖。”
她笑了笑，说好。
后来这件事我就没再放在心上。过了几天，她又给我打电话，说想请我周末来家吃饭，说顾明轩发工资了，可以买点菜了。我听她语气难得的轻松，就答应了。
周六我去她家，她在厨房忙了一下午。她真的弄到了那个特价五花肉，还买了一把蒜薹，一把小白菜，一条鲫鱼，豆腐干，还有一小包熟食店称的卤鸭翅。她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整个人都带着一股久违的活气。
我进厨房帮她，她把我往外推，说：“今天你就坐着，我来，你等着吃就行。”
我就坐到客厅里，看着那台墙上的老空调，外壳已经泛黄了，鼓风机呼啦呼啦转着。茶几上摆着一包便宜的绿茶，还有一盘磕了的瓜子。阳阳趴在小桌上画画，画完了举起来给我看，画的是三个小人手拉手，他说：“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
画上他妈的脸是笑着的。
那顿饭吃到一半，顾明轩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没接。过了一会儿又响了，他又看了一眼，还是没接。苏文澜问他：“谁啊？”他说：“没谁，打错了。”苏文澜没再问，夹了一块鲫鱼，把鱼肚子上的肉剔下来，放到阳阳碗里。
可是我看到顾明轩匆匆扒完一碗饭就搁下了筷子，走到阳台上，压着嗓子打了很久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很明显带着一点不自然，他坐回桌边，夹了一块五花肉，嚼了一会儿，咽下去了，说：“挺好吃的。”
苏文澜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说：“你再吃一碗。”
他摇摇头：“我饱了。”他说完这句话，又起身去厨房盛了半碗汤，站在厨房里喝完了，然后把碗放进了水池。
那时候我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事让顾明轩连一顿饭都坐不安稳。很多天以后，当我再一次看到顾明轩站在巷子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说话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他那顿饭上的表情，和他后来站在巷口的表情，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场电影——那台电视突然又被苏文澜捣鼓好了，其实就是后面的视频线松了。阳阳坐在中间，看着看着就靠在他妈妈怀里睡着了。苏文澜低头看着他，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儿子平时多懂事，就这点不好，一吃饱就犯困。”
顾明轩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手里拿着一部屏幕碎了的手机，指尖在屏幕上慢慢划着，不知道在看什么。他很久才抬起头来，看了看苏文澜和阳阳，又把目光收回去，落在自己的手机上。
我坐在他们对面，突然觉得这个画面格外寂静。一屋子的安静里，只有电视里放着不知名的老电影，男女主角说了句什么话，然后音乐响起来了。
我走出他们家门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老高了。苏文澜送我到门口，看了看天上那轮月亮，说：“今天十六了。”我说嗯。她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应该是最圆的，你正好赶上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轮圆月确实又大又白，挂在灰蓝的天幕上，亮得都有点不真实。我看着看着，突然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我只是问她：“你之前说顾明轩工资涨了？涨了多少？”
她的声音隔着门，有点模糊：“没有，还是那个数，两千一百八。”
她说：“我下个月也涨，涨五十块，还是两千四百。够用了，一个月能多吃一顿肉了。”
我站在他们家门口，风灌进领子里，冷得我抖了一下。我说那你早点休息，我走了。她嗯了一声，把门关上了。
门里传出来的是阳阳模糊的喊声：“妈妈……我要喝水……”然后是苏文澜跑动的脚步声，拖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响。
我站在门外没有立刻走，听着那些声音一点一点安静下来。最后整扇门后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我才转身，走下台阶，走进那片月光里。
到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手机忽然响了。我摸过来一看，是苏文澜。她的声音在电流里有点发闷，像是躲在被子里打的电话：“江晨，你睡了吗？”
我说没睡。她说：“我问你个事……顾明轩厂里，是不是要裁员了？”
我坐起来，问她怎么说。她停了停：“他今天下班回来，说他们把一条线停了。有三个临时工辞了，剩下的让他们先排休。他不知道年后还能不能回去干。”
她说：“我想着，要是他真没了活儿，这个家就完了。”
电话挂断以后，我一直没睡着。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全是她最后那几个字的重量。在县城，找一份两千多块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何况顾明轩没有别的本事。他是那种一辈子都只会站在传送带前面、把啤酒箱一瓶一瓶抬下来的人，年轻时干这个，老了也只会干这个。
隔了两天，我去她家。苏文澜正坐在床上叠衣服，一摞是洗好的，一摞是顾明轩要带走的。她见我进来，头也没抬：“他厂里通知了，让先去隔壁市的分厂支援一个月。说是支援，其实就是去顶缺，那边缺人。”
我说那不是还有活干？她摇摇头：“他不想去。”我问为什么。她把一件毛衣叠了又叠，叠了三次，才说：“那边工资比这边低，一个月满打满算两千整。去了那边，吃住是厂里管，但我们爷俩一个月也见不上一面。”
她终于把那件毛衣放进袋子里：“我琢磨了一下，让他去。好歹还能保住这个班。”
顾明轩是两天后走的。走的那天早晨，苏文澜起得很早，给他煮了一锅白面条，卧了一个鸡蛋，又放了点儿昨天剩的菠菜。顾明轩坐在桌边，把面吃完了，筷子在空碗里转了两圈，问：“我走了，那辆电动车你骑得惯吗？”
她说骑得惯。他点了点头，拎起那个旧旅行袋，走到门口，又停下。他没回头，站在那儿站了几秒，说：“要是一个月不够，我还得再待一个月。”
她说好。他就走了。
门合上，客厅里忽然空了一大截。苏文澜站在桌边收拾碗筷，动作很慢。她把筷子放进水槽，在龙头底下冲着，冲了很久才关水。阳阳从里屋跑出来，揉着眼睛问：“爸爸呢？”她说：“爸爸去挣钱了。”
阳阳哦了一声，又跑回去睡了。苏文澜站了一会儿，手搭在水池沿上，指节泛白。然后她把那碗底的汤倒进池子里，拧开水冲干净，拿抹布擦了擦桌子，把抹布挂好，才走到我面前来。
她说：“江晨，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也出去找个活干？”
我看着她。我说：“你不是有超市的班吗？”她说：“超市那个班，一个月两千三百五，雷打不动。以前觉得也够，现在突然不够了。”她低着头，声音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以前是三个人分一碗米，现在我要一个人撑着一口锅。”
我说那你想干什么？她想了想：“我去超市跟店长说了，能不能给我加几个班，他们说排班都是系统自动的，加不了。我之前在门口看到火锅店招人，晚上七点到十一点，一个月多一千二。”
我说那你怎么去。她说：“阳阳放学，我去接回来，给他做好饭，放锅里保温，再出去。等他爸爸回来了，我不用天天晚上在家。”
她说完看着我，好像在等一个许可。我说：“你身体吃得消吗？”她说：“我又不是老太太，怎么吃不消。白天坐一天超市收银，晚上站着端端盘子擦擦桌子，算什么活儿。”
她说“算什么活儿”的时候，我注意到她语气里有一种以前没见过的坚硬。像是一个平时看起来温水一样的人，突然被什么东西逼出了属于她自己的棱角。
火锅店那活是她自己去找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马，说话嗓门大，性子也急。她看见苏文澜站在门口，上下打量了一眼，问：“你以前做过服务员吗？”苏文澜摇头。马老板说：“那你会什么？”苏文澜说：“我会算账，会洗碗，会拖地，我能吃苦。”
马老板想了想，说：“那行，你先试一个星期，一天六十，要是干得好再谈。”那天晚上九点，苏文澜给我发了条消息，说：“上了，明天开始。”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她的日子被劈成了两瓣。白天在超市收银，晚上去火锅店端盘子，擦桌子，倒垃圾，偶尔还被叫去后厨帮忙择菜。她每天下午五点半从超市下班，骑电动车去学校门口接阳阳，回家做饭，把饭菜罩在桌上，然后换上火锅店的围裙出门。十一点下班，回来的时候阳阳已经自己洗了脸、刷了牙睡了。她再坐下来，吃阳阳剩下的那些菜，把碗洗了，把地扫了，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再起来。
第一个星期，她瘦了四斤。我看着她的脸，在火锅店的灯光下面，她的颧骨比以前高了一点，眼睛下面总是挂着一点青。她端菜的时候手指关节有点发红，是洗碗洗得太久的缘故。
有一天晚上我路过那家火锅店，隔着玻璃窗看见她在里面。她正端着两盘毛肚往二楼走，一个客人不知怎么把她叫住了，她弯着腰听了半天，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进后厨。过一会儿她端着一个漏勺出来，里面烫好了什么东西，放在那桌客人面前。那桌客人拿起筷子夹了尝了一口，对她说了句什么，她笑了笑。
那笑容在暖黄的灯光里一闪而过，像一根火柴被划了一下，又灭了。
第二周快结束的时候，马老板把她叫到后厨，说：“你干得还行，但我不打算留你长期干。”苏文澜站在那里，围裙上沾着油渍，问为什么。马老板说：“你晚上来得晚，九点以后客人最多的时候你还在前厅，但你要给孩子做饭，来不了那么早。我想招一个全天能顶的人。”
苏文澜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下周二就不来了？”
马老板看了她一眼，说：“你愿意的话，周末来帮两天也行，不包晚饭，一天八十。”
她说好。
从火锅店出来那天，她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拐到我家楼下。我听见她喊我名字，从窗户里探出头去，她站在路灯下面，仰着头看我。风把她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她也不去整理，就那么仰着头说：“江晨，你有空吗？我想跟你说说话。”
我披了件外套就下楼了。她坐在电动车座上，两条腿支在地上，手里攥着车钥匙。我走过去，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给我看，是一张用工合同，揉得皱皱巴巴的。她说：“人家不要我了。”
我说你不是说了周末还能去吗？她说：“周末去两天能顶什么用？一个月六百四。我不是要六百四，我是要那多出来的一千二。”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语气平得很，但我听得出那里面有东西碎掉了。
我站在她面前，第一次觉得她这么瘦。她穿那件黑色棉服，肩膀这块塌下来一块，整个人像是被风一吹就能连人带车倒下去。我伸手想拍拍她肩膀，手举到一半又收回来了。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我想去城东劳务市场看看。”
我说你疯了，那地方都是搬砖扛水泥的。她说我知道，但我总得去试试。她说：“我妈以前跟我说，人要是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关久了，连门把手松了都不知道。不去看看外面还有什么，我连自己还能干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她真的去了。
那天是工作日，劳务市场的人不算多。我本来想陪她，她不让，说自己不丢人。我就没去。后来她回来告诉我，她在那站了一个多小时，看了一墙的招工广告。招的活有：工地小工，一天一百四，需要砸墙；快递分拣，夜班十二个小时，一小时十二块；家政保洁，兼职按户计钱；养老院护工，要能上夜班，月薪三千二，要求会换尿布擦身。
她说她一张张看完，挑了那个养老院的号去问。里面的大姐问她：“你能上夜班吗？”她说能。大姐又问：“你能给老人翻身擦身吗？”她说没做过，但能学。大姐看了看她，说：“你这细胳膊细腿的，翻得动吗？”苏文澜说：“我儿子六岁了，我每天都要把他从沙发上抱下来，抱了六年。”
大姐笑了一下，说：“你儿子能有多重。”苏文澜说：“四十八斤。”
大姐没再笑，低头在一张表上写了几笔，说：“那你周三来试试，先试三天。”
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声音里难得有一种雀跃。她说：“三千二呢，要是成了，我就能把火锅店那个班辞了，专心去养老院。”我说那你超市的班怎么办。她想了想，说：“超市那个班，是死钱。养老院这个，好歹是活路。”
但那天晚上，她回家的时候，阳阳发烧了。她进门看见阳阳蜷在小床上，脸烧得通红，额头烫得吓人。她把阳阳抱起来就往医院跑。急诊挂号、验血、开药，一共花了三百七。她站在缴费窗口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一张一张数了，又数了一遍，不够，差四十。她站在那数钱的时候，阳阳靠在她怀里，半睁着眼睛说：“妈妈，我不难受了，我们回家吧。”
她把阳阳往怀里搂紧了些，抽出手机打给顾明轩。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那边是机器的轰鸣声，她喂了好几声，顾明轩才说：“我在车间呢，怎么了？”她说：“阳阳发烧了，钱不够，你……”话没说完，那边信号一阵刺啦，顾明轩说：“你说什么？我这边听不清，晚上我给你回。”然后电话就断了。
她站在缴费窗口前，低头看着手机屏幕，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她拿着手机，半天没有动。最后是旁边一个排队的男人看不过去，递了一张五十块的现金出来，说：“给孩子先用吧，不用还了。”
她说她当时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但她硬是憋回去了，只说了声谢谢，然后转头把那张五十块递进窗口。那张纸币被窗口里收走，打印机吱吱响着吐出缴费单，她带着阳阳去取药，全程都没让我知道。我是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的，是阳阳在电话里说的。
阳阳说：“江晨阿姨，我昨天晚上打针了，一点也不疼。”她听到这一句，才从孩子嘴里知道前一晚发生了什么。我挂了电话就骑车去她家，她正在院子里给阳阳晾刚洗的床单。看见我来了，她也没停下手里的事，伸手把床单拉平，夹上夹子。
我说：“你昨天怎么没告诉我？”她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还能替我交钱不成？”我说我能。她停了一会儿，手里的夹子没有放下去，轻声说：“我知道你能，但我不能次次都靠你。”
她终于把那只夹子夹上去，转过身来看着我。风吹过来，她的头发贴在脸上，她用手背拨开，说：“养老院那个活，我不准备去了。”
我问为什么。她说：“阳阳这一病，我想明白了。我要夜班，不能离开。他爸爸又不在家，阳阳有个什么事，我连个搭手的人都没有。”
我说那你说的活路呢？她说：“活路不是一下就会有的，我得先把手里的这根绳子攥紧。”
她说完，又转回去，把床单的边角往里折了折。那床单洗了太多次，颜色已经旧成一种灰扑扑的白，在冬天的风里扑扑地响。
后来那几天她几乎没怎么跟我联系。我知道她白天在超市上班，晚上回来带阳阳，周末偶尔去火锅店帮那个马老板的忙。她没有再去劳务市场，也没有再提养老院的事。但她开始每天下班后在小区门口的菜店门口多站一会儿，看贴在玻璃上的招工广告。她没跟我说，可我知道。
有天傍晚我去菜店买葱，正好碰见她站在那里。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羽绒服，双手揣在口袋里，仰着头看玻璃上密密麻麻的纸片，每隔几秒就呼出一口白气。我走到她身边，她转过头来，愣了一瞬，又笑了，说：“你也来买菜？”
我说嗯，顺手往玻璃上看了一眼。那上面贴的招工广告有十来张，多半是餐馆洗碗工，一个月两千块到两千五，还有一些零碎的信息。中间有一张被风掀起了一个角，露出一半字，上面写着“水电工学徒，管住，月薪面议”。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说：“这个我去问过了，人家不要女的。”
我说那这些呢？她说：“都问过了。要么时间对不上，要么工资比超市还低，要么干不了。”
她说着，嘴角还是那个浅浅的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她拍了拍羽绒服口袋，说：“算了，回家做饭了。”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对我说：“江晨，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有点没本事？”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路灯还没亮。她就站在那根电线杆旁边，半张脸埋进羽绒服的领子里，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向前缩着。那个样子，像一个在风里站了很久的人，终于承认了，自己其实已经站不住了。
我说：“你不是没本事，是没得选。”
她没说话，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往电动车那边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骑上电动车，拧开钥匙，车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她拧了两下才把车点着，然后慢慢驶出小区门口，汇进路边昏暗的车流里。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苏文澜身上那个圆润的、热气腾腾的部分，正在一点一点被什么东西抽走。以前她是那种在菜市场会停下来跟摊主讨价还价、最后笑着多拿一根葱的人；现在她跟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声音里不再带笑，只是平平地压下去，像一条被反复走过的路。
晚上十点多，她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阳阳穿着她刚缝好的校服，袖子短了，她接了一截格子布上去，不齐整，但看得出来是用了心的。阳阳举着胳膊，笑得眉眼弯弯，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嘴。
照片下面她发了一句话：“下午去接他放学，他说同学的校服都是买的整件，就他的袖子是花的。我说那说明你有一个手工很厉害的妈妈，他就笑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阳阳脸上那个糊糊的笑，和她给他缝的那截歪歪扭扭的袖子，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心口上。然后我给她回了一条消息，说：“你缝得比我妈强。”
她秒回：“你妈把你养大，还不比我缝个袖子强？”
我看着这句话，想象她那头大概是窝在床上发出来的，像以前念书时发短信那样，一头扎进被子里，手指飞快地按着按键。那时候我们十六岁，什么也不愁，忧愁忧愁，就像冬天里冰冻手一样，搓一搓就过去了。
现在不是了，现在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
冬至那天，苏文澜给我打电话，说：“你过来吃饺子吧，我包了羊肉馅的。”我去了。她家厨房里热气腾腾，阳阳趴在桌边看她在案板上擀皮，嘴里衔着一小块生面团，腮帮子鼓鼓的。苏文澜一边擀皮，一边用胳膊肘把放着饺子馅的盆推远一点，怕阳阳够着，嘴上说着：“再吃生面，肚子里要长虫了。”阳阳咕哝了一句什么，把面团咽下去，又伸手去够。
我进门的时候，看见这一幕，恍惚了一下。那瞬间她家里好像又回到从前那种热气腾腾的样子了。但她转过身来，我看见她眼睛下面那两片青，还有嘴角边磨出来的一个小口子，是上火的痕迹。
她笑着说：“今天冬至，把饺子吃了，年就不远了。”
我们坐下吃饺子，韭菜羊肉馅的。她调的馅刚好，咸淡适中，没有放太多调料，吃得出羊肉的鲜，也吃得出韭菜的冲。阳阳吃了七八个，吃得满脸汤水。苏文澜拿纸巾给他擦了擦嘴，说：“慢点慢点，又没人跟你抢。”
顾明轩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来的。苏文澜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号码，把一块饺子皮塞进嘴里，接了。我坐在旁边，听不到那边说什么，只听到苏文澜嗯嗯了两声，然后忽然停下筷子，说了一句：“你说什么？”
那口气像是一根线忽然断了。她握着手机，整个人僵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你别急，把话说完。”
电话那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信号不好。我隐隐约约听到几个字——“厂里说……”，“可能要延期……”，“那边项目出了点问题……”
苏文澜一直没说话，只是握着手机，没有吃，也没有动。直到那边说完，她才说了一句：“那你先别急，回来我们再说。”然后把电话挂了。
她放下手机，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说：“他说，那边分厂的项目出了事，可能要停了。让他们这批支援的先回来，但回来以后，厂里没有位置给他们。”
她看着我，眼睛没有红，也没有泪水，只是那样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地说：“他说他可能下个月就回来了，但回来之后，是没活的。”
屋里剩下来的是热饺子的白气，在灯光里细细地飘，像是从一件衣服的破口处漏出来的棉花。阳阳还在吃，他什么也不懂，吃得鼻尖冒汗，抬起头来说了一句：“妈妈，爸爸要回来了吗？”
苏文澜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说：“嗯，要回来了。”
然后她又夹起一个饺子，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那天晚上我离开她家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江晨，你知道吗，我最怕的不是他回来没活干，我怕的是他回来了，我们俩眼对眼坐在这屋里，连一句“能怎么办呢”都说不出——因为能想的法子，已经都在心里翻来覆去想过一百遍了。”
她说完了，没有等我回答，就把门轻轻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听着里面传来水龙头的声音，苏文澜在洗碗，一个又一个，水声单调地响着，像这冬天的夜晚，漫长、湿冷，看不到头。
第二周，顾明轩回来了。
苏文澜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超市买盐。她的语气比我想象中平静，只是说：“他回来了，提前回来的，那边项目整个停了，第二批人原封不动拉回来了。”我说那厂里怎么安排？她停了停，说：“厂里说，让他先回家等着，有活了再通知。”
我捏着那袋盐站在货架前面，好一阵没有说话。她又说：“今天他回来，我给阳阳请了半天假，一家三口在家吃顿饭。”我说那你们吃，我不打扰。她说：“你来吧，他调了碱来的，包了酸菜馅的饺子。”
我去了。
顾明轩比走之前又瘦了一圈。他坐在那张折叠桌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阳阳坐在他腿上，手里攥着一块不知道从哪捡来的小石头，正往他手里塞：“爸爸，我给你块宝石，你放到口袋里。”顾明轩接过来，随手揣进棉袄口袋，说：“好，爸爸收着。”
苏文澜端饺子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看了顾明轩一眼，那目光很长，像在估量什么。她把盘子放到桌上，说：“趁热吃吧。”三个人坐下来，阳阳坐在中间，左边是妈，右边是爸。那顿饭吃得极其安静，只有阳阳偶尔说几句话，问他爸爸厂里有没有大机器，有没有人开叉车，顾明轩简短地答，有，有的，有的。
吃完饭，阳阳去里屋写作业了。苏文澜收拾碗筷，顾明轩坐在那里没有动，低着头，盯着自己面前那一碗已经凉了的饺子汤。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说：“苏文澜。”她停下手里的动作，站在水池前，没有回头。他说：“我可能得去外地找活了。”
她转过身来：“去哪？”他说：“我堂哥在苏州一个电子厂干活，说那边招人，一个月扣掉吃住，能剩个三千七八。”她说：“那你去了，阳阳怎么办？”他说：“我不是说现在就去，我想再等一阵，看看厂里还能不能叫我回去。”
苏文澜没有接话，又转回身去继续洗碗。水声哗哗的，遮住了那阵沉默。她洗完碗，把抹布挂好，擦干手，走到顾明轩面前，说：“你要是去苏州，一个月能回来一趟吗？”他说：“一个月回来一趟，路费得一百多，一个来回就是三百。我要是能省，就两个月回来一趟。”
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却说：“那再说吧。”
我在旁边坐着，觉得自己像一个不该出现在这房间里的人。我站起来说先走了。苏文澜说：“我送你。”她送我下楼，一路没有说话。到门口才说：“江晨，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他是那种，有什么都憋着的人。他说要去苏州，是已经想了很久了。”
我说那你呢？她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家里要过日子，总得有个人出去找钱。”
她说完这句话，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往楼上走了一步，又停住了，回头跟我说：“其实我不怕他走。我怕的是……”她说到这里顿住了，像把什么话硬生生咽了回去，然后说：“没事，你回去吧，路上慢点。”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哪里不对。顾明轩回来的那天，苏文澜说他厂里让“有活了再通知”。可之前她对我说的是，顾明轩厂里把他分到隔壁市去“支援”。一个停线的厂，怎么会往分厂派人？分厂的项目停了，连第一批支援的都原封不动拉回来了——那当初为什么要派？
我翻了个身，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县城里的厂子，本来就混乱，调休、借调、顶缺，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多了去了。
但我心里那个疙瘩，还是留下来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苏文澜在超市上晚班，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顾明轩带着阳阳来超市找她，阳阳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旧是旧了点，但洗得很干净，站在收银台外面仰着头喊妈妈。苏文澜隔着收银台，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颗棒棒糖，弯腰递给他：“回家再吃。”阳阳把棒棒糖塞进口袋里，拽着顾明轩的衣角傻笑。
顾明轩站在那，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他把保温桶放在收银台旁边，说：“我给你带了汤，排骨炖萝卜的。你下班回来热一下喝。”苏文澜低头看了一眼那个保温桶，没有多说什么，点了点头。
旁边排队结账的人等得不耐烦，催了一句。苏文澜赶紧抬头，刷条码、收钱、找零，动作一气呵成。顾明轩就带着阳阳走了，走到超市门口，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苏文澜正低头扫一袋火腿肠的条码，没有发现他在看她。
那天晚上十点半，苏文澜下班骑车回家。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她说：“江晨，我今天下班路过高新区那边，看见那家啤酒厂了。”我说你去看什么？她说：“我想去看看顾明轩厂里的灯亮不亮。”
她说：“那厂里一共有四栋车间楼，以前晚上七点多的时候，靠马路那两栋灯都是亮的，是加班的。今天我从那边路过，两栋楼的灯都黑了，只有门卫室亮着。”
她说：“我就停下来站在那看了一会儿。门卫室的老张头认识我，以前他儿子结婚，顾明轩还去帮过忙。他看见我站在那，走出来跟我说了句话。”
我问她老张头说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老张头说，顾明轩上个月还在厂里上着班呢，什么时候调去分厂的？我怎么不知道。”
电动车在风中嗡嗡响着，她的声音从那片噪声里挤出来，像是用牙齿咬着一根线头，轻轻一扯就会断。
“江晨，你说，顾明轩是怎么骗我的？他为什么要骗我？”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里，一时半刻真的说不出话来。她在电话那头没等我回答，又说：“我回家去问问他。”
我说你等一下，你现在先别回去，先到我这里来。她说：“我不去你那，我回家。”我说那你等我，我现在过去，你一个人别跟他吵。她说：“我没打算跟他吵。我就想弄明白，他一个月两千一百八的工资，是从哪来的。他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电话挂断了。我拿了外套就往外跑，一路冲到楼下，骑上电动车就往她家赶。
到她家的时候，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到苏文澜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部屏幕碎了的老手机。顾明轩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阳阳在里屋已经睡了，床头的台灯还亮着，透过门缝露出一条细黄的光。
苏文澜看见我来了，没有意外，只是说：“你来得正好。我问了他半天，他不说话。”
我站在门口，看看苏文澜，又看看顾明轩。灯光从头顶落下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打在不同的方向。过了很久，顾明轩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眼睛布满血丝，像是好多天没有睡好。他看着苏文澜，声音干涩地说：“我去分厂那段时间，不是厂里调我去的，是我自己找了劳务公司，去那边干了二十多天的日结工。一天一百五，管一顿午饭，我自己贴着路费去，赚了两千八百多块钱。”
苏文澜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那你这一个多月，一直在骗我，说你在厂里待命？”
顾明轩点了点头。
苏文澜的手垂下来，手机从她掌心滑落，砸在瓷砖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她没有去捡，只是问：“那你回来之后呢？厂里到底有没有活？”
顾明轩又低下了头，没有说话。他和客厅那盏旧日光灯一起，亮着，却没有温度。他坐在那里，像一座不动的水泥墩子，咬着牙，什么都不说了。
苏文澜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脸：“顾明轩，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就算告诉我，你厂里把你辞了，我也能接受。你不能这样，明明没活了，还要瞒着我，自己去打零工，回来还告诉我说厂里让你待命。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等我哪天自己发现了，再跟你说一句——哦，我知道了？”
顾明轩终于开了口，声音低低哑哑的：“我瞒你，是怕你担心。”苏文澜笑了一下，那笑容像冬天拧开水龙头，冷得让人骨头疼：“你怕我担心？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每天算着家里那几块钱过生活，你突然多出来两百块钱塞给我说你厂里发的过节费，我是什么感觉？我知道那不是厂里发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没有说。”
她说：“我以为你迟早会告诉我。我等了两个月，就等到今天这么一句——你怕我担心。”
那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屋子里安静到只听见阳阳在里屋翻身的声响，被子摩擦的簌簌声，像一片落叶擦过水泥地。
我站在门边，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影子。但我没有走。我看着顾明轩慢慢从沙发上起身，走到苏文澜面前，低着头，像一座被岁月压弯了的旧木梁。他嘴唇动了动，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我不是想骗你。我是不敢让你知道。怕你知道了，就更觉得这个家撑不下去了。”
苏文澜抬眼看他：“谁是这么想的？”
顾明轩没有回答。
苏文澜又问了一遍：“顾明轩，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妈跟你说了什么？”
顾明轩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变了，像一片被霜打过的叶子，忽然间白了一层。他没有说话，但他往后缩了一下的肩膀已经说明了一切。
苏文澜站在那里，看着他那副模样，慢慢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明天去你妈家，把话当面问清楚。”
顾明轩猛地抬起头：“你别去。”
“为什么不能去？”苏文澜盯着他。
“我妈年纪大了，你别去跟她掰扯这些。”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干涩，“她也没说错，我就是没本事。我就是一个月挣两千一百八的命。她觉得你嫁给我亏了，她心疼我，她说让我别再瞒着你瞒得那么苦了——她都知道了。”
“你妈什么时候知道的？”
客厅的灯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像是灯管里的镇流器出了问题。那一瞬间，我和苏文澜同时看到顾明轩手里的手机屏幕亮了——是一个微信语音消息提醒，备注名是“妈”。
屏幕上最后一行字，在灯光下闪着冷白色的光：“轩儿，你听妈的。她那工资也不高，你俩这么穷下去，迟早要出事的。你不如……”
语音到这里就断了，因为顾明轩把手机屏幕按灭了。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部暗了屏的手机，像握着一块烫手的铁。
苏文澜没有动，没有伸手去抢那部手机，也没有问他语音下面到底写了什么。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顾明轩把那部手机放回口袋里，开口问了一句：“你妈，是不是想让你跟我离婚？”
屋里彻底静了。灯光在头顶上方泛着灰白的光，照亮苏文澜那张没有太多表情的脸，以及顾明轩那只捏着口袋边缘、骨节发白的手。门缝里传出来阳阳的呼吸声，均匀而绵长，像一只小小的风箱，在这屋子里独自拉着。
顾明轩张了张嘴，说：“我……”
苏文澜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还要稳：“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没法说。”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碗。顾明轩站在客厅里，像一根桩子被钉在原地。水声不停，碗一个接一个，被水流冲刷，发出单调的撞击声。那声音响了很久，久到阳阳翻身起来上厕所在里屋喊了一声“妈妈”，苏文澜才关掉水龙头，擦了擦手，走了进去。
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看着她弯腰哄阳阳睡觉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苏文澜今天下午在那家啤酒厂门口，也许不止看见了那两栋黑了的车间楼。她一定还看见了什么。她只是没有告诉我。她是一块被磨了太久的石头，看起来像圆了，其实底下一直有一道裂痕，她没让任何人碰过。
第二天一早，苏文澜没有去上班。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今天请了假，去我婆婆家。”那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四十几分。我打过去电话，她没接。我发消息问她要不要我陪她去，过了十分钟，她回了一条：“不用，我自己去。”又过了五分钟，她又发来一条：“江晨，要是她跟我说了什么要紧话，我回来告诉你。”
我坐在家里，一直在等她回消息。等到中午，等到下午，天都快黑了，手机终于响了。是苏文澜打来的。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走到这一步。她说：“江晨，我婆婆跟我说了一件事。”
她停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她把电话挂了。然后她说：“她说，顾明轩那个厂，上个月其实就倒了。法人卷钱跑路了，厂里工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发工资了。他这一趟去分厂，是劳务公司临时招工，跟啤酒厂没关系。”
她说：“顾明轩一直跟我说他有活，其实他上个月就没在啤酒厂干了。那些工资，是他去工地搬了一个月水泥挣的。”
她说：“他说他不敢告诉我，怕我崩溃。”
电话那头，风声很大，像是她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我听到她在风里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整颗心都沉下去的话：
“我婆婆还说，她托人在外地给顾明轩找了一份活。他明天就要走了——去外地，一年。”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户边，脑子里嗡嗡作响。我张了张嘴，只挤出来一句：“你让他别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然后她的声音从电流里钻出来，像落进井里的一粒石子：
“他说，他不想走。但他说，‘苏文澜，我要是待在这，我们一家三口只能一起饿死。我走了，你带着阳阳，至少还能活。’”
我站在窗前，阳光正在落下去，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我听见苏文澜在电话那头轻轻吸了一下鼻子，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像一根钉，钉进我的耳朵里：
“江晨，你说，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乎这个家了？”
我没有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断了。我回拨过去，响了五六声，被按掉了。我坐在黑暗里，盯着那部手机，看着屏幕慢慢暗下去，又亮起来——一条来自苏文澜的微信消息弹出来：
“明天早上八点，县城客运站。我去送他。你要是能来，就来吧。”
我看着那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终一个字也没有敲回去。第二天早晨六点，我站在县城客运站的候车厅里。
冬天的早晨，候车厅里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地面上是一层被踩脏了的薄雪。苏文澜站在售票窗口旁边，穿着一件我没见过的灰色棉服，围着一条红围巾——那条围巾他妈织的，在她娘家放了好多年，今年她回去过年带回来的。
顾明轩站在她对面，手里拎着那个旧旅行袋，背上背着一个深蓝色的双肩包。阳阳被他爸抱在怀里，穿着一件鼓囊囊的羽绒服，小脸埋进顾明轩的肩窝里，像是还没睡醒。
苏文澜说：“到了给我发消息。”顾明轩点了点头。她又说：“那边降温，你多穿点。”他又点了点头。她再没有别的话了。
顾明轩把阳阳放下来，蹲在孩子面前，替他拉好羽绒服的拉链，说：“爸爸出去打工，你在家听妈妈话，别让她生气，听见了没有？”阳阳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然后突然扑进顾明轩怀里，把脸埋进他衣领里，闷闷地说：“爸爸，你早点回来。”
顾明轩没有回答，他抱着阳阳，抱了很久，久到广播里开始喊前往苏州方向的班车开始检票了。他松开阳阳，站了起来，看了苏文澜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出来。他拎起那只旅行袋，转身往检票口走了。
苏文澜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穿过那道闸口，走下台阶，走到那辆蓝白色的长途大巴旁边。司机帮他把旅行袋塞进行李舱，他弯腰上了车，贴近玻璃坐了下来，目光从窗内望出来。
苏文澜没有动。阳阳拽着她的衣角喊：“妈妈，爸爸在窗户里看着我们。”她低下头，说：“我知道。”然后她抬起手，对那扇玻璃窗挥了挥。
大巴发动了，慢慢驶出站台，拐上公路，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苏文澜站在空荡荡的候车厅门口，手还举在半空中。她的红围巾被风掀起一角，她低头用手压住围巾的边角，然后转过身来，向我走了一步。
她说：“江晨，你知道吗，他去苏州，一个月能挣到手三千七。他留二百块自己零花，剩三千五全打给我。”
她说：“他跟我说，让我拿这个钱，在家里熬一年。等阳阳上了小学二年级，他就攒够钱回来，找个活干，再也不走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那么平平静静地说着，像是把一件东西从胸口一个很深的地方取出来，摆到明亮处，让我替她看一眼。
然后她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亮屏幕，看了一眼日期。她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他走之前，给我留了一个东西。他说让我回来再打开看。”
我跟着她，上了那辆旧电动车，一路骑回她家。她进门以后，从客厅的茶几上拿起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薄，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她坐在床边，把信封口朝下，倒了倒。两张纸片从里面滑落出来，落在她膝头。
一张是一份保险单，两年前买的，受益人写着苏文澜。保额十万，年缴三千两百四。她把那张保单翻到背面，看到缴费记录上最后一个日期停在六个月前。
她把那张保单放到一边，拿起下面那张纸。那是一张信纸，折了两折，字迹端正，是顾明轩写的。她看了几行，忽然停住了，手指捏着信纸的边缘，指甲用力到发白。她没有念出声，只是那么看着，一动不动。过了很久，她把那张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又把保单也塞了回去。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得吓人。
她说：“江晨，那张保险单，六年前就到期了。”
她说：“他一直告诉我说，保险要交二十年才能拿回钱。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那张保单，六年前就到期了。”
她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像攥着一个终于被拆穿的谎言，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只剩下手指间那一点颤抖。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的那一眼，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上一次见到，还是我们在村口看荷花塘干涸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看我，问我：“江晨，你说水还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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