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腊月二十六，重庆南岸黄桷垭的雨下了一整天。
周启明把最后一张方桌搬进屋时，鞋底已经灌满了水。桌腿磕在门槛上，发出“咚”的一声，屋里来帮忙的人都回头看他。
“轻点，别把新桌面碰花了。”母亲周桂兰在旁边喊。
周启明把桌子放稳，拿袖口擦了擦额头。所谓新桌，其实是修理厂老板淘汰下来的旧货，他花了十五块钱买回来，又刨掉一层漆，重新刷了桐油。桌面上还有几道浅浅的刀痕，婚宴上的碗一摆，便不太看得出来了。
院子里支着一口借来的大锅，火苗被雨风吹得忽明忽暗。邻居们端着空碗进进出出，嘴里说着喜庆话，眼睛却总往堂屋里瞟。
陈秋禾坐在靠墙的长凳上，身边放着一根竹手杖。
她今天穿的是一件蓝布棉袄，胸前别着红布花。她双目失明，脸朝着人声最密的地方，却很少插话。有人从她身边经过，她就把脚往里收一点，给人让路。有人问她饿不饿，她会笑着说不饿，哪怕从中午到现在只喝了半碗米汤。
周启明看见了，给她端了一碗鸡汤。
“里面有一块鸡腿，我挑出来的，没骨头。”
陈秋禾接过碗，手指摸到碗沿：“你还记得我不吃带骨头的？”
“你上回说过。”
“我说过很多话。”
“我记得住的就这些。”
她低头喝了一口汤，嘴角轻轻弯了一下。
婚事办得很简单。周启明二十九岁，在南坪一家摩托车修理厂做钳工，父亲早逝，家里只有一间堂屋和一间偏房。周桂兰前些年摔伤了腰，不能长时间干活，家里还欠着亲戚八百多块钱。
陈秋禾二十五岁，住在巴南一个靠近江边的村子里。她六岁那年发高烧，眼睛留下病根，十七岁以后彻底看不见。她会做竹篮、箩筐和小簸箕，父亲腿脚不好，弟弟又在外面打零工，家里人不敢把她嫁得太远。
媒人把两家说到一起时，周桂兰私下问过儿子：“你真想好了？她看不见，往后家里总要有人照料。”
周启明当时正在给一辆旧三轮换链条，手指被油污染得发黑。
“她又不是不能过日子。”
“我是问你，愿不愿意。”
周启明拧紧螺丝，没有说话。
他第一次去陈家时，陈秋禾正在门口给竹篮收边。她听见脚步，头也没抬，只问：“你是不是走路时右脚会拖地？”
周启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修理厂里地上全是油，鞋底磨偏了。”
“你做修理？”
“嗯。”
“会不会修水管？”
“会。”
“屋顶漏雨呢？”
“也能补，先看漏的位置。”
她摸着竹条，安静了一会儿：“那可以。”
周启明没想到她答应得这样快，回去后反而睡不着。
他知道，自己不是因为多么勇敢才答应这门婚事。他也有现实的盘算：陈家不要彩礼，母亲的腰不好，家里需要一个能操持的人。可他见过陈秋禾摸黑把碎碗一片片捡起来，听见玻璃落地的声音后，她没有喊别人，只用手杖确认每一寸地面，最后把碎片包进旧报纸。
那一刻，他觉得这个姑娘不是等着别人替她活。
于是两边定了亲。
没有三转一响，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周启明买了一床棉被，找人打了一张木床，陈秋禾带来几件衣服、两只竹箱和一套竹编工具。
饭吃到晚上八点，客人陆续散了。
有人临走前拍着周启明的肩膀，说：“启明，你这回算捡着了。姑娘眼睛不好，肯定比那些眼睛好的省心。”
周启明脸上的笑慢慢没了。
他想反驳，又觉得当着陈秋禾的面说什么都不合适。陈秋禾坐在旁边，像是没听见，只把手里的红枣一颗颗摸到碗里。
等最后一位客人下坡，院子里只剩雨声。
周桂兰住在隔壁亲戚家，临走前叮嘱周启明：“别把煤油用光了，明早还得烧火。”
屋里刚接上的电线被风刮断，灯泡没有亮。周启明从柜子里找出两盏旧油灯，倒了些煤油，分别放在堂屋和新房门边。
灯光很小，只照得见桌面和半截床脚。
陈秋禾坐在床沿，双手按着红被面，慢慢熟悉屋里的位置。周启明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个人虽已办了婚事，真正单独待在一起还是头一回。
“你冷不冷？”他问。
“不冷。”
“被子够不够厚？”
“够。”
“要不要把火盆搬进来？”
“不要，烟味重。”
话说完，两个人又没了声音。
屋外雨水顺着瓦檐往下落，后坡不时传来泥土被冲动的闷响。周启明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窗框。下午他已经看过排水沟，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是这场雨比往年都大，坡上的水一直没有停。
他正准备把门闩好，陈秋禾忽然轻声开口：
“启明，快多点两盏油灯。”
声音很轻，却清楚地落在屋里。
周启明回头：“什么？”
“再点两盏。”
“这两盏不够亮吗？”
“多点两盏。”
周启明看了一眼桌上的煤油壶：“秋禾，家里没有多少煤油了。今晚先凑合着，明天电线接好就不用了。”
“我说，再点两盏。”
她仍旧轻声说话，语气却一点点硬下来。
周启明以为她是新婚头一晚不习惯黑暗，便把堂屋那盏提到床边：“这样近一些，你伸手也能摸到。”
“不是给我照的。”
“那给谁照？”
陈秋禾抬起脸，朝后墙的方向侧耳听了听：“把那两盏点上，放到后窗和门口。”
周启明没有动。
他从小过惯了紧日子，一滴煤油都要掰成两半用。今天为了婚事已经花了不少钱，柜子里那半壶油是留给母亲明早做饭的。再说，陈秋禾看不见，多点两盏灯对她没有实际用处。
“后窗漏风，灯放过去也会灭。”他说，“你要是怕黑，我坐在这儿陪你。”
陈秋禾的手指在被面上轻轻划了一下。
“你没听见吗？”
“听见了。”
“那就点。”
周启明看着她，第一次发现她也会在一件事上寸步不让。
“不能省吗？”
陈秋禾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指向后墙：“下午你出门接客人时，我在屋里听见墙后面有水。”
“下雨哪儿没有水？”
“那不是雨落在地上的声音，是从土里过来的。”
“你确定？”
“我住在江边。涨水前，地面会先有声音。”
周启明仍然半信半疑：“你是说，墙要塌？”
“我不知道。”陈秋禾把脸转向他，“可后面那道坡只有一条窄路。要是墙塌了，外面的人从路上经过，看不见屋里有人，谁知道我们在里面？”
这句话让周启明停了下来。
他想起下午清理院子时，后墙根确实有一片湿泥，比别处深。可他忙着招呼客人，只拿铁锹铲了两下，见没有明显裂缝便放下了。
“就算出事，点灯也不一定有人经过。”
“有人经过，就有可能看见。”
她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提前在心里掂量过。
周启明还想说煤油贵，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他从柜顶取下另外两盏油灯，重新挑灯芯，添油，点火。
陈秋禾听见火柴划亮的声音，问：“点了吗？”
“点了。”
“后窗那盏呢？”
“也点了。”
“放高一点，别让雨打灭。”
周启明把灯挪到窗台上，又用一只缺口碗挡住风口。堂屋门边那盏则挂在门框旁，四盏灯把狭窄的屋子照得亮了一些。墙上的喜字、床头的红布和屋角的竹箱，都显出模糊的轮廓。
他回头想问她是不是满意，屋后忽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
“轰——”
墙根的泥水猛地冲进来，后窗被撞得一晃。周启明下意识跑过去，手电筒照出去，只见坡上的竹林向下歪倒，黑色泥水顺着排水沟漫过来，已经淹到后墙的一半。
紧接着，墙体里面传出细碎的裂响。
陈秋禾抓起手杖，立刻站了起来：“走。”
“先拿东西。”
“人先走。”
周启明伸手去抓桌上的布包。里面有两人的户口本、结婚证和母亲的药。他刚把布包塞进怀里，后墙便向屋内鼓了一下。
陈秋禾摸着门框往外走，脚尖碰到一只木盆，身体一歪。周启明赶紧扶住她。
“别动，我抱你。”
“我能走。”
“地上全是水。”
他没等她同意，弯腰把她抱了起来。陈秋禾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护着头。周启明抱着她跨过门槛时，身后的墙体轰然塌下。
泥水裹着砖块冲进卧房，木床被推翻，红被面卷进泥里。窗台那盏油灯被风吹得只剩一点火星，门边的两盏还在晃。
周启明抱着陈秋禾跑到隔壁周婶家屋檐下。
周婶和她丈夫听见声音，披着雨衣赶出来。周启明喘得弯下腰，陈秋禾却先问：“启明，门边的灯还亮着吗？”
“亮着两盏。”
“后面那盏呢？”
“灭了。”
“那就够了。后面那道坡没人走，门口能看见。”
周婶不明白她为什么先问灯，周启明却明白了。
他原先以为她要求多点油灯，是怕新婚夜屋里寒酸，是想让邻居看见自己嫁得不算受苦。可真正塌墙后，他才看见，那四点灯火照亮的不是体面，是他们逃生的位置。
如果屋里全黑，他们从后门跑出去，外面的人未必知道房里还有人；如果周婶夫妻没有看见门口的灯，也不会这么快从家里出来帮忙。
陈秋禾的右脚被碎砖划破，血混着泥水往下滴。周启明把她放到竹椅上，转身就要回去。
“你去做什么？”她问。
“拿灯。”
“房子都塌了，拿灯做什么？”
“那是家里的东西。”
陈秋禾伸手拽住他的衣角：“别回去。”
周启明回头看她。她的手指沾着泥，抓得并不牢，可他没有再往前。
那一晚，他们借住在周婶家。周启明替她洗脚，动作粗，碰到伤口时，陈秋禾吸了口气。
“疼？”
“你说呢？”
“我轻点。”
“你刚才不是挺有力气。”
“墙塌的时候，不用力你就被埋了。”
“那现在呢？”
“现在怕碰疼你。”
陈秋禾没有接话，把脚往回收了一点。
过了片刻，周启明低头说：“对不起。”
“为哪件事？”
“油灯。”
“还有呢？”
他想了想：“我以为你什么都不懂。”
陈秋禾把湿裤脚拧了拧：“你也没有很懂。”
周启明被她说得没脾气，只好继续替她擦泥。
第二天，周启明请了三天假，把后墙拆掉重砌。排水沟堵在两户人家交界处，邻居周家不愿意出钱，他便自己买砖、买水泥。周桂兰听说房子塌了，赶过来时，第一句话不是问儿媳妇有没有受伤，而是问：“床和柜子还能不能用？”
周启明正在清理泥土，抬头看了她一眼。
“床坏了，柜子也坏了。”
“那以后住哪儿？”
“先住修理铺后面的空屋。”
周桂兰看向陈秋禾。陈秋禾坐在门槛上，正把湿透的棉被拧开晾晒。
“她能干什么？眼睛看不见，搬家还得你来。”
陈秋禾没有抬头。
周启明把铁锹插进泥里：“她昨晚听见墙里的水，叫我点灯，我们才跑出来。”
周桂兰撇了撇嘴：“瞎猫碰上死耗子。”
周启明脸上的神情沉下来。
“你说什么？”
“我说她也不是次次都能听对。”
“可这一次她听对了。”
周桂兰看了看塌掉的卧房，没再争，只嘟囔着说修墙要花钱。
周启明没有跟她吵。他把母亲送回亲戚家，自己和陈秋禾搬进修理铺后面那间废库房。库房没有窗，夏天闷，冬天漏风，里面堆着废轮胎和旧零件。周启明把轮胎搬走，钉了两块木板当床，又把四盏油灯从泥里挖出来。
只有两盏还能用。
陈秋禾摸到灯架上的凹痕：“另外两盏呢？”
“摔坏了。”
“修得好吗？”
“灯壳能修，玻璃罩碎了，得重新配。”
“那就修。”
“你还要四盏？”
陈秋禾把手杖靠在墙边：“以后停电，修理铺有人来找，四盏够亮。”
周启明看着她，终于没有再问煤油贵不贵。
两个人在库房里住了下来。
他们没有因为那晚的逃生就立刻变成什么恩爱夫妻。周启明还是有急躁的时候，找不到工具会发火；陈秋禾也不是事事忍让，有一次他把她的竹编工具挪到角落，没告诉她位置，她摸了半个晚上，第二天直接把他赶出了库房。
“你不说，我就不收拾。”
周启明站在门口：“我只是怕油沾到你的竹条。”
“你怕什么，至少该告诉我。”
“我记住了。”
“你每次都说记住了。”
“那你要我怎么办？”
“把东西放回原处。”
“我修车回来很累。”
“我也不是闲着。”
两人吵到最后，周启明摔门出去，在屋檐下坐了半夜。第二天回来时，他在每个工具箱上系了绳结。一个结是螺丝，两个结是扳手，三个结是垫片；陈秋禾则把家里的调料罐按位置固定，锅沿上绑一根麻绳，水桶旁放一块平整石头。
他们用这种不算漂亮的办法，把日子一点点拼回去。
周启明被修理厂裁掉后，在铺子门口接起了活。起初没有人信他，后来卖豆花的、拉煤的、送菜的三轮车接连坏在半路，都有人把车推来。
陈秋禾坐在柜台后记账。
她听车声辨发动机，听链条摩擦判断松紧。顾客第一次见她，总会多问一句：“你看不见，也能记钱？”
她把硬币按大小排好：“钱有声音，少一枚就不一样。”
周启明起初怕她算错，晚上总要偷偷再对一遍账。连续几个月没有差错后，他才把钱盒交给她。
那场塌墙留下的后果并没有消失。房子后半间不能住，修复花掉了周启明大半积蓄。他只能把婚后原本要买的缝纫机推迟，陈秋禾也没能回娘家参加弟弟的婚礼，因为来回车费和礼钱都拿不出来。
周桂兰仍然住在老房子里，逢人便说儿子娶了个瞎媳妇，日子过得紧巴。她不是完全恶毒，只是害怕儿子把钱和精力都放到另一个女人身上，自己老了没人管。她越害怕，越要抓住家里的每一样东西，连周启明修车挣来的钱也想替他保管。
周启明以前不敢顶嘴，怕母亲说他不孝。
后来陈秋禾问他：“你每月给你妈多少？”
“能给多少给多少。”
“她知道多少？”
“不知道。”
“那她当然觉得你不给。”
周启明沉默了。
他不愿意把账说清楚，既怕母亲知道家里没有余钱，也怕陈秋禾知道他偷偷拿钱给弟弟还赌债。那是他的弱点：凡事都想自己掩住，最后却让身边的人一起承担后果。
陈秋禾发现后，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把账本合起来。
“你弟弟借的钱，你自己还。以后不能从铺子里拿。”
“他是我弟弟。”
“那你就告诉他什么时候还得完。”
“他现在没工作。”
“我也没有工作吗？”
周启明被问得说不出话。
两人冷了半个月。修理铺的账由陈秋禾照记，但她不再替周启明把家用和人情混在一起。每笔钱，她都分开记在三本小账上，连周启明给母亲买药的钱，也要他自己签名。
周启明一开始觉得她太绝情，后来弟弟又来借钱，他第一次当面说：“没有。你要还，就按每月二十块还；不还，也别再来。”
弟弟骂他娶了媳妇就变了。
周启明听着很难受，却没有改口。
这件事没有让他们的日子变轻松。相反，周启明失去了弟弟的来往，母亲也有半年没踏进修理铺。可钱终于不再从一个口袋里漏出去，陈秋禾也重新把钥匙交还给他。
几年后，周启明把塌掉的后墙重新砌好，墙外那条排水沟也由两户人家合着修了。周家出了砖，周启明出了工。每到暴雨天，他仍会站在沟边听一会儿水声，确认水往下游走，才回屋。
2001年夏天，一场暴雨又下到半夜。
修理铺停了电，周启明摸黑去找油灯。他从木柜里取出四盏，发现其中两盏的玻璃罩已经换过，铁架上的凹痕还在。
陈秋禾坐在床边，听见他翻东西，问：“灯够不够？”
“够。”
“点几盏？”
周启明拿出火柴：“四盏。”
他先点亮门口的一盏，再点后窗的一盏，最后把另外两盏放到柜台和床边。屋里亮起来，雨声被挡在门外，桌上那本账册、竹箱上的绳结和墙角的扳手都显出了清楚的影子。
陈秋禾摸到床沿：“后墙有没有水？”
“我去听听。”
周启明刚走到后门，外面有人急促敲门。
是隔壁卖菜的林嫂。她的丈夫骑三轮车进城后还没回来，山路积水，电话又打不通。她站在雨里，先看见修理铺门口的灯，才摸过来求周启明去帮忙找人。
周启明拿起雨衣和手电，陈秋禾已经把布包递到他手里。
“里面有干毛巾，还有两节电池。”
“你别开门，等我回来。”
“我知道。”
他走出几步，又回头：“灯别灭。”
陈秋禾点了点头：“不灭。”
周启明沿着亮着的门口下坡。陈秋禾坐在屋里，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被雨声吞掉。四盏油灯在风里晃动，门槛、坡道和那条修好的排水沟，都被一一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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