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入夏，梅雨刚过，日头毒，水汽重，田里的早稻贪着这份湿热，抽穗灌浆，眨眼就熟透了。一年一回的“炼狱”也随之开场——“双抢”。
所谓双抢，一头抢割早稻，一头抢插晚稻。争的是时令：晚稻喜温，全靠七八九三个月的高温天气养大，早一日下田，多一分收成。
那时还没分田到户，队里按工分计酬。父亲当着会计，队委们常在自家屋里碰头，三言两语就把第二天的活路定了，再交给记工员分派。
双抢分三件事：割、整、插。队里先把一片田划成若干小块，编上号做成阄，抓到几号就干几号。我还小，插不上手，便跟在大人身后打下手。
在我的记忆里，再没有比双抢更熬人的活了。凌晨四五点，星星还没散，就被喊起来割稻。弯腰挥镰，起初还有股猛劲，割得也快；久了腰也酸、背也疼，割两把直一回身。
镰刀钝了更恼人，一刀下去打滑，一蔸稻要磨蹭好几刀，手上的血泡、刀口的伤痕都是常事。一块田还没割完，衣裳就湿透了。
拔秧要好些，人坐在秧马上，腰到底轻省点，可弓久了同样吃不消；遇上泥硬根深的田，一使劲就是一手血泡。
割完、拔完，太阳已爬上三竿，肚子饿得咕咕叫。家里有老人的，回去有口现成饭；没老人的，还得自己烧火煮食，灶台边还拖着一串嗷嗷待哺的孩子。
草草扒几口饭，又赶回田里——男劳力下田整地，女人家插秧，我们这群毛头孩子照例跟着自家大人。
插秧不靠蛮力，靠的是手上功夫和耐性。看那些女人家，那叫一个麻利：右手把秧送进泥里，左手已从掌心里分出下一棵，手脚一递一退，行距株距整整齐齐。
一垄秧栽完，头都不曾抬一下，转眼间，绿油油的秧行就铺满了水田，活脱脱是在织一张地毯。再看看我们这些孩子，简直像老妇人点钞票，一棵一棵数着插，粗细不均、行子不直，秧棵东倒西歪，栽了没一会儿就喊腰疼。
大人便笑：毛头小子哪来的腰，莫偷懒，快栽！无奈，只好把左手腕撑在膝盖上，栽几棵直一回身，扭头望望身后——一厢田怎么还有那么长。
好不容易捱到正午收工，有时已过一点。饭后歇上两个钟头，避开日头最凶的时段，下午三点多再下田，活计是捆上午割下的稻。大人捆，我抱。
抱稻看着轻巧，实则累人：得先把摊开的稻把收拢，再叠到另一抱上一起搬，图的是来回少跑几趟。赤着脚在泥水里来来回回，稻茬戳着脚踝，久了便破皮渗血；有人索性穿长裤挡，大热天闷着，那份罪可想而知。
男人那头，把稻把挑上岭顶的晒场。坡陡，路远，担子沉，爬坡时小腿直打颤，得用手撑住膝盖才上得去；肩上的担子不停换肩，肩膀磨破又结茧。最怕绳子半道散了，又热又累，还添一肚子火。
稻把上了场，一半堆着，一半铺开，用牛拉石磙碾，后来换了拖拉机。碾过一遍要翻面再碾，大人收工后还得回场收拾，常常忙到夜里十点。再后来插秧的担子重，稻把索性堆在场边、码在田埂上，先顾了栽插再说。
双抢撞上的，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太阳刚爬高就火辣辣地灼人，破斗笠挡不住汗珠糊眼，一颗颗砸进水田；晌午的空气热得发闷，田泥烫手，割稻插秧都是背晒腹蒸，活像蒸笼里的馍。
早上带的一罐水早就见底，渴狠了，便捧起田边水沟里的水解渴——小虫蚂蟥在水里游来游去，看得分明。歇过晌再下田，地气更凶，赤脚踩在土路上烫得跳脚。
田里的蚂蟥更是防不胜防。这物事不咬疼不咬痒，悄无声息就贴上了腿，等你发觉，它已吸得圆滚滚；撕下来扔远，腿上的伤口却血流不止，泡在发烫的泥水里，烂了又招蚂蟥，蚂蟥咬了又烂，一双脚折腾得不成样子。
挨到傍晚，蚊子又成群扑上来，专叮头颈，一身红包，逼得人三伏天也得穿长袖长裤。一场双抢下来，人人一身伤，脱一层皮。
觉也总是不够睡。天不亮被催着起身，喊三四遍才肯从床上挪起来，迷迷糊糊摸把镰刀就出门；中午累得饭都不想吃，倒下就睡。
夜里屋里闷热蚊多，索性把竹床扛到塘埂上，点一把艾蒿熏蚊子，草把子烧尽，人也被咬醒，第二天早起，脸上手上全是红点。
照理说，出大力该吃些好的，可那段日子反倒比平时更清苦。家里一年到头见不着肉，只有卖猪和过年分年肉两回开荤；记得有一回父亲卖完猪，只称回一副猪肺，奶奶拿来煨海带，全家人算喝了一回汤，汤里连油星都没有。
蔬菜也正逢淡季，除了南瓜、葫芦、丝瓜，地里晒死一片，奶奶便变着法子添菜：炒红薯藤、炒芝麻叶、腌菜鸡蛋汤、生绿豆芽。
将近一个月熬下来，村里人人都叹：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可就是那几年，有一次我去岭上供销社买东西，看见单位职工傍晚便吃过饭、洗过澡，搬把躺椅往门口树荫下一放，泡杯茶，摇着蒲扇，跷着腿乘凉。
那一刻，艳羡之外，心里也隐隐觉出些不平。如今想来，大约正是从那时起，“穿上皮鞋”的念头悄悄种下，成了我后来埋头苦读的最初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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