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顾嘉棠,上海滩旧人,江湖人称花园阿根。晚年流落香港,独居陋室,无事便闭目回想前半生。我这一生,没有读书做官,没有正经经商立业,半生光阴,完完全全绑在杜月笙身上。

世人晓得杜月笙上海滩的分量,晓得他仗义疏财、八面玲珑,名动整个民国。但外人看不见、史书记载有限的,是我们小八股党八兄弟,自民国七年起,二十七年日日夜夜贴身追随,替他办事镇场、化解风波、扛下祸事、铺就人脉的种种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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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八人:我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

我们不是普通门下徒众,是杜月笙于底层之中挑选出来,刀口下共过生死的核心嫡系,也是相伴最久的一批老弟兄。

外人大多只记得我们劫土、械斗。可漫长岁月里,我们要处置的远不止打打杀杀。杜月笙站在台前,结交名流、兴办善举、积攒声望;我们便隐在幕后,处置纷争、约束势力、摆平事端,维系整套局面运转。

我以暮年所见所感,顺着时间往下叙说,皆是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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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18‑1919 初聚一处,江边搏命,定下立身行事的分寸

民国初年的上海社会秩序混乱。黄浦江上外轮源源不断运来鸦片烟土,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利益来源。彼时大八股党把控吴淞口、外滩、十六铺各处上岸码头,勾结水警、缉私营以及英租界巡捕,把这条财路牢牢攥在手里。黄金荣的黄公馆虽有租界方面的势力,却分不到这块利益大头,心中颇为憋屈。

那时杜月笙三十岁出头,常是一袭长衫,说话语调温和,不轻易动怒逞凶,但是思虑周密。他看得清楚,大八股党人马众多,又有官面庇护,硬碰硬只会招致覆灭。想要分得烟土这块利益,就要组建一支人数不多、胆大心细、嘴巴严实、听从调度的精干队伍,于是便选中了我们八个人。

最初的差事,便是深夜到江边劫夺烟土。许多细节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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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行动之前,杜月笙绝非草率安排。他白天装作闲逛,到江边踏勘,摸清潮水涨落时刻、巡捕换班的时点、对方护土队伍的武器配置与行进路线、货船靠岸卸货的确切时间,同时标记好撤退的小巷、临时藏匿货物的地点。

回到落脚处,点起煤油灯,手绘简易路线,将我们分为四组。枪法出众的叶焯山占据高处放哨示警;芮庆荣体格强悍,负责近身压制护卫人员;我带领一部分人完成夺货、转运清点;余下四人分头警戒、断后接应。

行动之前他总要反复叮嘱三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第一,求财不求命,能不伤人就尽量不伤人;

第二,速战速决,不可恋战;

第三,一旦出事,你们先行撤离,由我来承担后果。”

深夜江风凛冽,芦苇丛露水浸透衣衫,常常要潜伏数个时辰。好几次和对方护土队伍正面遭遇,枪声四起,子弹从身旁掠过,弟兄肩头、手臂负伤是常有之事。回到藏身地点,杜月笙最先顾及的不是分取银钱,而是查看伤员,请民间大夫前来医治,医药费、抚恤安家费用足额发放,不会克扣分毫。

别的帮派头目,多是手下卖命,首领坐享其成。而杜月笙愿意善待拼命的弟兄,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八人都心甘情愿对他死心塌地。

1919年,三鑫公司正式成立。从这一刻起,我们告别了昼伏夜出的劫盗生涯,正式卷入上海滩的权力博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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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9‑1923 三鑫公司站稳脚跟,维护烟赌码头的市面秩序

三鑫公司取得烟土经营的垄断地位之后,杜月笙的身份彻底转变。上海各处烟馆、土行、赌台、游乐场、码头,都要遵从新定的规则,按时缴纳份例。

这几年事务繁杂琐碎,几乎每日都有事端需要出面处置。

赌台分布在福煦路、爱多亚路、大世界周边。部分赌场老板依仗巡捕关系、旧军阀残余势力或是本地地头势力,对杜月笙并不服气,拖欠份例、私设赌局逃避纳贡的情况时有发生。

杜月笙本人不会直接出面争执结怨,具体处置都交由我们落实。通常有一套行事逻辑。先是相约茶楼茶会,把规矩、份例讲明白,劝导对方安分经营。倘若对方敷衍拖延,我们便带领二三十名弟兄身着长衫进入赌场,不吵不闹也不砸场子,只是分散站在场内各处。赌客见到大批壮汉在场,心生忌惮便不敢下注,赌场生意直接冷落萧条。持续数日之后,对方承受不住损失,大多主动登门赔罪,补缴欠款,立下按月纳贡的字据。

如若遇到屡次挑衅、动手伤人的顽固对手,则由芮庆荣出手压制为首人员,驱散随从,收回地盘,但依旧点到为止,不愿赶尽杀绝。杜月笙反复告诫,严禁手下勒索普通赌客,禁止肆意打砸,一旦闹出人命,巡捕房便会查封赌场,所有人的生计都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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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到黄昏就要巡阅各处赌馆,排查赌徒闹事、出千作弊、地痞吃白食等各类状况。曾有一名小头目私下向赌客索取钱财,事情传到杜公馆,杜月笙不顾旁人说情,直接将此人驱逐出门,不再任用。对外部对手讲求变通,对自己手下的管束却十分严格。

烟土私运同样是一大麻烦。三鑫垄断之后,散匪、小帮会、码头苦力贪图厚利,偷运私土私下售卖,冲击既定格局。我们分不同时段巡查私仓、码头装卸环节,查获私货一般先做扣货罚款,给予警告;愿意归顺纳入体系的,便予以安置,给予谋生出路。杜月笙并不崇尚一味杀戮,更倾向于收编管束,把上海灰色行业梳理的相对有序。

杜公馆经常大摆宴席,军阀、洋行大班、银行家、富商、各界要人往来不绝。外人只看见夜夜笙歌,我们贴身跟随,清楚这些应酬更多是人情交换,为自己寻找各方靠山。宴席之上高鑫宝擅长周旋应酬,叶焯山暗中警戒防范意外,我带人负责门禁盘查,管控现场秩序。宾客散尽之后,杜月笙常会把我们叫到偏厅,复盘当日会面,分析各人虚实,安排后续如何对接安抚。繁华的宴饮,于他而言是凶险的交际战场,并非单纯享乐。

寻常百姓、商户遇到冤屈也常常前来杜公馆递帖求助:遭高利贷逼迫、被地痞骚扰、劳资纠纷官府置之不理,诸如此类。杜月笙不会亲自奔走,由我们核实情况,递送条子出面调解。不少底层民众确实因此脱困,但我们心里也明白,处理民间纠纷,既有恻隐,也同样是为自己积累民间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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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24‑1925 工潮迭起,多方斡旋调解市面风波

那几年上海罢工接连爆发,电车、纱厂、码头工人相继抗争,罢市风潮席卷城市。租界当局恐慌,华商蒙受巨大损失,原有治理体系很难稳住局面。杜月笙周旋于租界当局、工商资方、工人代表之间,成为协调局势的关键人物。大量传话、安抚、赈济的实务,都由我们奔走落实。

罢工发生之后,杜月笙先会见工人代表,倾听工人提出薪资过低、待遇恶劣等诉求,许诺会从中代为斡旋。之后再与资方商谈,陈明持续罢工对工厂经营的损害,劝说对方适度让步。之后派遣我们上街维持秩序,约束过激行为,避免打砸焚烧,防止事态彻底失控。

经报纸宣传,杜月笙体恤劳工的名声广为传播。数十万底层工人感念他出面调停。但身在局中我们看得明白,调停是多重目的交织:既安抚工人诉求,也要保全商业运转,同时为自己收获民心,进一步抬高自身社会分量。自此上海但凡发生大规模工潮,各方都会主动寻求杜月笙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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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25‑1926 广行慈善,我们执行各项赈济实务

这段时期杜月笙大量兴办慈善事业,力图摆脱帮会人物的标签,跻身上海绅商名流行列。赈灾施粥、救助难民、接济贫苦,纸面的倡议由他发出,现场落地执行、监督管理,都是我们负责。

每逢水灾、台风、疫病造成大量流民,杜月笙牵头商界募捐钱粮衣物,在闸北、南市设立多处粥厂与临时收容点。我们天还未亮就要到场,清点粮食柴薪,疏导难民排队,防范哄抢踩踏,监督煮粥不得掺杂物,严防管事人员克扣救济物资。寒冬发放棉衣被褥,疫病流行之时协助开展简单的防疫救助。杜月笙时常轻车简从,亲自到粥厂查看实况,叮嘱我们不能苛待灾民。确有无数穷苦百姓依靠救济渡过难关。

除此之外,资助贫寒学子、帮扶梨园从业者、接济失业人员,相关核实、发放接济款项,跑腿联络也多交由我们处理。一桩桩民间实务,让“杜先生”的称呼,在上海民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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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27 时局剧变,亲历那一段沉重往事

1927年是我们跟随杜月笙历程当中最为沉重的一年。年初杜公馆频繁闭门密谈,军政要人秘密往来,我们八人在外厅轮班值守,24小时待命听候调遣。

4月11日傍晚,杜月笙发出宴请帖子,邀约汪寿华赴杜公馆赴宴,以调解劳资冲突为由约其面谈。席间场面客套平和。宴会结束宾客散去之后,公馆内外由我们的人手封锁布防。杜月笙居于二楼并未直接露面,下达指令之后,芮庆荣动手将汪寿华控制,连夜转移处置;其余弟兄分头把守街巷路口,封锁消息。整个过程的布控警戒,我们全部亲身参与。

4月12日事变爆发,我们分头带队,共进会数千弟兄佩戴标识,奔赴闸北、沪西、虹口、南市各工人纠察队驻地,执行收缴武装、驱散集会的任务。当夜城内枪声不断,市面大乱。

这一事件,让杜月笙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社会地位进一步抬升,但也成为我们这些老弟兄晚年难以释怀的一桩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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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28‑1931 事业鼎盛,周旋于上海各业各方

这四年是杜月笙势力的顶峰。金融挤兑风波爆发时,他从中斡旋安抚商界,我们负责会场安保、人员传唤,维持商会现场秩序。帮派之间为码头、赌场利益爆发大规模冲突,只要杜月笙出面调停,我们到场镇场压阵,再深的矛盾也能坐下来谈判和解。

军政人员过境、要人避祸、各类人情疏通,大量台面之下的事务,我们贴身守卫,严守秘密,完成交办事项。民间各类纠纷求助依旧络绎不绝,持续跑腿调解。烟土、赌馆产业带来丰厚收益,支撑起庞大的人情打点、慈善开支与帮会人员生计,我们持续约束各方,尽量减少事端。

杜月笙对外始终谦和大度,私下对局势算计清晰。冲突往往先礼后兵,脏活、风险极高的事务,大多交由我们这些心腹执行。他很少亲自出面做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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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32‑1937 国难降临,投身救亡,弟兄就此四散

1932年一二八事变战火燃起,上海遭遇兵祸。杜月笙放下经营事务,动员商界捐款,筹措药品物资,组建救护队伍,安置流离百姓。我们昼夜奔忙,调动码头工人转运物资,救助伤员,看管难民收容点,维护战时地方秩序,防范汉奸捣乱。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战事更加惨烈,他持续调动资源支援抗战,拒绝同日方合作。上海即将沦陷前夕,他对众人做出安排:一部分人跟随南下香港,之后转赴重庆,继续联络后方;一部分弟兄留在上海潜伏,坚守民族立场,不与伪政权同流合污。自此一同共事多年的小八股党,被迫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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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937‑1945 八年抗战,乱世之下弟兄命运沉浮

八年山河动荡,昔日八个人天各一方,生死难料。

芮庆荣辗转香港、重庆,长期处在紧张高压的环境,精神受重创,最终客死异乡;

高鑫宝留在上海,坚守气节,后遭仇家枪杀于一品香旅社;

叶焯山滞留上海隐忍蛰伏;

其余几人,有的避祸隐世,有的在乱世之中艰难求生。

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小八股党,在时代洪流之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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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945‑1949 抗战胜利重返上海,看清盛极而衰

抗战结束,杜月笙回到上海,表面风光犹在,但局势已经完全改变。国民政府不再倚重帮会势力,官方对他多有疏离、限制。杜公馆访客渐渐稀疏,往日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杜月笙行事愈发低调退让。我们一众老部下,也逐步退居幕后,不再出头争利。1949年局势变化,杜月笙离开上海去往香港,属于他在上海的时代彻底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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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位弟兄最终归宿

顾嘉棠,一生追随杜月笙,晚年居香港,家产耗散,晚景落寞。

芮庆荣,性情刚烈,受战乱打击,客死他乡。

高鑫宝,熟悉洋场事务,遇刺身亡。

叶焯山,枪法精湛,常年护卫杜月笙,解放之后受旧案牵连离世。

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尽数晚景凄凉,或是隐姓埋名,消失于历史记载之中。

八个人一同自江湖底层起家,共建一番局面,却没有一人得以安稳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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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暮年回想,我眼中真实的杜月笙

追随杜月笙二十七载,我见过他权谋算计、行事狠绝的一面,也见过他体恤部下、赈灾救民,国难当头守住民族大义的选择。他生活极尽奢华,却也做了大量惠及底层的实事;依靠灰色产业积累财富,也被时代裹挟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

台前的名声由他承受,许多暗处的风险与骂名,是由我们这些部下去承担。十里洋场繁华如梦,回望这一生,既见识过鼎盛风光,也亲历过江湖风雨,满是感慨唏嘘。

备注:本文为仿顾嘉棠回忆录纪实文本,人物心理、部分对话为回忆录口吻复原;人物履历、重大事件、时间线、人物结局均依据上海文史资料、帮会当事人回忆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