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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但没关系，我这人承受得起。所有人都不信，但我相信事实。”童春容的这份定力，不是功成名就时的轻描淡写，而是贯穿了她四十多年从医生涯的鲜明底色。
从四川乐山的农村到斯坦福的实验室，从鲜少有血液病人的基层医院到全球完成CAR-T例数领先的医疗中心，童春容走过的路，像极了一部中国血液病免疫治疗从无到有、从寂寞到繁荣的微观史。不凑热闹，不赶时髦，她在免疫之路上始终葆有着自己的“免疫力”。任凭外界喧嚣，她自笃定前行。
作者/人物君
不随大流的选择
童春容对生命的观察和理解，开始得很早。高中毕业后，童春容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四川乐山的农村插了队，生产队分给她的任务是养猪。在绝大多数知青文学里，下乡是一段写满压抑和迷茫的记忆，可到了童春容这里，故事却全然是另外一副模样。队里给她分配的任务是养猪，这件别人视为苦差的事，非但没有让她消沉，反而一头扎进去，干得兴致勃勃。她跑去学营养学，自己调配饲料，因为她觉得“既然养猪，就要把它养好”。为了搞好母猪配种，她又抱着书本自学了遗传学，“两头猪必须血缘关系远，生出的后代才壮实”——这是她在生产实践中对于遗传学育种优势的最初理解。 “别的知青文学里全是凄凄惨惨的，可我觉得非常快乐。”她把母猪当宠物养，会因为自己亲手接生了十只小猪而兴奋许久，在田间地头完成了对生命规律最早的探索。那年，她刚十七岁。
下乡插队时的童春容
下乡的年岁，虽然和童春容之后从事的事业相隔甚远，但却是她第一次如此亲近生命，为她打开了生物学的第一扇窗。而之后让她真正走上医学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姐姐。姐姐是早产儿，从小体弱多病，是医院的常客。可每次看病回来，姐姐总是抱怨医生的态度不好。这让年幼的童春容心里很不舒服：“生病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医生态度再不好，病人就更伤心了。”从那时起，她就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有爱心、对患者好的医生。于是，1977年，童春容在自己的第一志愿栏上毅然填写了医学院校，她也如愿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医学生。
大学毕业后，童春容进入基层医院工作。彼时传染病盛行，病房里塞满了乙型脑炎的病人，有一个现象让她陷入久久的思索：同样是得了乙脑，有的病人几乎不治自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有的病人烧退了，人却傻了。这种人与人之间抵抗力的差距，激发了童春容的强烈兴趣。而后她目睹了，随着国家免疫规划的大规模推进，一个又一个疫苗被推广开来，结核病、流脑、乙脑、“白百破”，那些曾在她刚毕业时肆虐猖獗的传染病，一个接一个消失了。疫苗的成功带给童春容极大的触动，从那时起，一颗免疫学的种子已经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
好学的天性让童春容不满足于基层医院的安稳生活，于是她决定考研。选什么方向呢？那时候血液病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门科室，在四川，连华西这样的大医院，血液科当时也只有三十张床位，大多数医生都往心内科、呼吸科这些病患多的科室挤，可童春容偏偏对这个少人问津的领域动了心思。“我不喜欢从众。大家一窝蜂选的，我就不太想去选，何必跟他们挤那个独木桥呢？”
而真正把她拽进血液科的，是1986年前后几股交织在一起的力量。那一年，她读到一则应用单克隆抗体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报道，虽然那次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却像一道光，把她对血液学和免疫学所有零零散散的念头全部照亮了。她考取了新中国血液病学奠基人之一、也是国内最早的血液学专著之一《白血病》的作者王辨明教授的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在王辨明教授的推动下，同济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整个华中地区血液病学研究的一面旗帜。而童春容为自己选的课题，从一开始就锁定了免疫细胞方向，研究白血病前期患者的自然杀伤细胞。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大洋彼岸传来消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的罗森伯格博士首次报道了LAK细胞治疗的结果，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免疫治疗的一波新浪潮。这一切叠加在一起，让当时刚站在学术起点上的童春容感到，自己似乎撞进一个全新时代的门槛。血液学与免疫学，从此成为交织她一生的印记。
研究生毕业后，童春容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紧接着，她于1992年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骨髓移植实验室学习。当时课题组正在做一项血液肿瘤免疫实验研究，建立动物的肿瘤模型，然后用免疫细胞来治疗移植进去的肿瘤。结果让她非常惊讶：一组小鼠只注射了肿瘤细胞，六十天内全部死亡；另一组既注射了肿瘤细胞又注射了免疫细胞，很多长期存活了下来。童春容跟完了整个实验，那些存活下来的小鼠，成了她此后多年面对质疑时心里最有分量的底牌——“那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从斯坦福回国后，她心里那条路已经无比清晰：她要在中国把免疫治疗做下去，不管多难。
把路走出来
1994年，童春容从斯坦福回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她带回来的不只是前沿的知识和技术，更是一个当时在国内几乎无人看好的信念：用免疫细胞可以治疗肿瘤。
北京高博博仁医院科研院长、血液/肿瘤科主任 童春容
并且，那时候的免疫治疗正处于全球性的低谷期，在她着手推进这件事的时候，周围传来的基本都是质疑的声音：靠几个细胞就想把肿瘤治愈？这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但童春容的心里是踏实的，她在斯坦福亲眼看到了动物实验的结果，那些存活下来的小鼠就是最硬的证据。别人信不信，对她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知道这条路走得通。
要做成这件事，第一步就是要将免疫细胞的数量从实验室的小瓶子扩大到能用于人体的规模。在斯坦福做的动物实验细胞量很少，要想在人身上发挥作用，就必须实现大规模培养。童春容在细胞培养上是有底子的，研究生阶段做的就是这个，在斯坦福期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后她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反复改良，很快成功实现了免疫细胞的大规模培养。1995年，在陆道培院士的领导下，他们接诊了第一个相关病人。那是一位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体内仍有微小残留病变，又恰逢中风，常规治疗手段已经束手无策。结果出人意料，免疫细胞治疗不仅让他的白血病基因转阴，连体内潜伏的病毒也一并清除了。
这个病例给了团队巨大的信心。1996年，在陆道培院士和时任人民医院院长杜如昱的支持下，中国第一个细胞治疗中心在北大人民医院挂牌成立，童春容是主要的筹建者和负责人。紧接着，他们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了使用CIK细胞治疗急性白血病和慢性丙肝的临床试验，这是中国药监局历史上首次批准体细胞治疗的临床试验项目，也是全球正式批准的第一个免疫细胞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试验。免疫细胞治疗在中国临床医学的版图上，终于有了第一块属于自己的阵地。
但中心的牌子挂起来了，真正运行起来却比想象中艰难得多。最大的困境不是技术，而是没人相信。病人不相信，同行也不相信，于是连入组的病人都很难找到。就连一位跟她私交甚笃的同行好友也不认同免疫治疗，但童春容也不恼，她提了一个方案：化疗一年后体内仍有白血病基因的病人，按当时公认的规律，几乎百分之百会复发。与其等着复发，不如联合免疫细胞治疗，看看能不能把残留的白血病基因清除掉。对方同意了。结果大获成功，前三个病人在免疫治疗后白血病基因全部转阴。后来好友的学生做了两组对比分析，一组继续化疗，一组加入免疫细胞治疗。加入免疫细胞的那一组几乎全部转阴，大多数病人获得了长期治愈。曾经的质疑，被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击碎了。
那段时间里，童春容几乎是用一个又一个病例，硬生生地在坚冰上凿出了条裂缝来。
到了2010年前后，全球免疫治疗领域迎来了重要里程碑，CAR-T细胞治疗横空出世。2010年国际上报道了首例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治疗B细胞肿瘤的病例，童春容从此时就开始密切关注这项技术。到了2012年，一个名叫Emily的美国小女孩通过CAR-T治疗使体内肿瘤在一周内消失，消息传来时全球轰动。与童春容此前一直做的CIK、NK等传统细胞治疗不同，CAR-T可以直接对抗大量耐药肿瘤细胞，能把肿瘤负荷从百分之九十以上清除到零，即在检验层面查不出来。这意味着免疫治疗从此不再只是化疗后清除微小残留病变的辅助手段，而是一跃成为了可以直接攻坚克难的主力军。
但要把CAR-T做出来，需要一个她当时并不具备的能力——基因载体技术。从2010年开始，童春容在国内找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咖尝试合作，却都不太成功。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美国NIH一位做基因治疗的专家来上海做讲座，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她，点名要到北京来见她。那位专家带了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翻译，做基础研究的，基因载体技术功底很深。童春容虽然与美国专家意见有点出入，却与翻译意外投缘，对他说：“只发几篇文章有什么意思，咱们得做点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你来做CAR（相当于精准识别体内肿瘤细胞的定位导航装置）的设计，我来做中下游。”年轻人被打动了，真的花了几年时间把CAR做了出来，转给了童春容进行进一步测试。
2014年，童春容团队制备的第一批CAR-T细胞在体外测试成功，疗效明显优于此前多数的方法。次年，第一例患者接受治疗，结果非常好。从此，童春容在CAR-T治疗的路上以冲锋之势不断前进。2019年，她和团队关于儿童序贯CD19-CD22 CAR-T治疗难治复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研究，发表在国际血液学顶刊Blood上，成为全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儿童序贯 CAR-T治疗难治复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文章。此后，从2017年至今年4月，童春容领导的北京高博博仁医院累计完成超过5000例CAR-T治疗，放眼全球，无论是治疗的病例数还是涉及的靶点种类，都走在了最前面。当年那个在所有人怀疑中咬牙坚持的拓荒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踏得越来越宽。
向前无止境
CAR-T做出来了，疗效也验证了，但童春容的脚步并没有停。
在外界看来，CAR-T这项技术始终蒙着两层让人望而生畏的面纱：一是贵，动辄上百万元一针，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二是险，细胞因子风暴、神经毒性这些并发症听起来就让人心惊。可童春容心里清楚，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CAR-T早期应用的特殊背景。按照医学伦理，任何新疗法都必须先从最难治、最晚期的病人做起，而这些患者经过反复化疗的消耗，肿瘤负荷极高，身体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在这样的人身上用CAR-T，并发症自然又多又重，费用也就居高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CAR-T本身就该是这样。
“一旦病人达到完全缓解，后面都很安全。”童春容说得很有自信。在全球大多数医疗中心还在把CAR-T病人放在ICU里严密监护的时候，她的病区里已经可以同时收治满病房的CAR-T患者，有些病人做完治疗甚至连层流床都不需要。
这份从容的背后，是一套她从2015年就开始摸索的策略：在回输CAR-T细胞之前，先用小剂量化疗或者靶向药物把患者体内的肿瘤负荷降下来。事实证明，无论是细胞因子风暴还是神经毒性，严重程度都和回输前患者体内的肿瘤总量直接相关。把肿瘤先压下去，副作用自然就小，花在并发症处理上的钱也就少了。
童春容治疗过一个典型的病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一位六十七岁的初治弥漫大B淋巴瘤患者，腹腔里长着巨大的肿块。按传统的思路，老年淋巴瘤患者化疗治愈率本来就不高，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如果等到复发难治的阶段再用CAR-T治疗，缓解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三十，费用非常高，生活质量也差。但这次童春容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大胆的决定，她先用小剂量化疗和抗体把肿瘤负荷降下来后，在第一个疗程就把CAR-T推了上去。结果患者腹腔里的巨大肿块真的消失了，病情实现了完全缓解，整个治疗过程几乎没有出现预想中那些让人紧张不安的并发症。
不过童春容知道，完全缓解和治愈是两回事。肿瘤细胞不是铁板一块，每个细胞的抗原表达并不相同，单用一种靶点的CAR-T很难把肿瘤彻底根除。于是，她率先提出了多靶点序贯治疗的策略：先用靶向CD19的CAR-T把表达CD19的肿瘤细胞清除，再换用其他靶点的CAR-T对付那些不表达CD19的漏网之鱼。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那位老年患者已经持续完全缓解将近两年，主要住院只有三次，平时就在家里口服靶向药维持，生活质量与常人无异。
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她对肿瘤异质性的深刻理解。在她看来，无论CAR-T治疗多么先进，单一疗法都很难实现彻底的根治。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必须建立在对每个患者独一无二的情况的精准解读之上——先通过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整合诊断摸清敌情，再据此排兵布阵，将CAR-T、抗体、靶向药、化疗、骨髓移植等一切可用的武器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她管这叫“整合治疗”，而贯穿这条思路始终的，是一个医生最朴素的执念：“不光要治愈患者，还要让他有好的生活质量。只管杀死肿瘤，不管患者活得好不好，这是不人道的。”
而要降低费用，除了减少并发症，童春容还在细胞培养上走出新路。早在斯坦福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她就观察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有些在体外杀伤力很强的免疫细胞，如果用很小剂量的射线照一照，影响它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注射到体内之后就几乎没有抗癌效果了。这个现象让她认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细胞不在多，关键要有战斗力。她走了一条和当时主流截然不同的路子，不要庞大的细胞数量，不要漫长的体外培养周期，而是花力气培养“精兵强将”——能在体内持续增殖、存活、战斗的细胞。这样回输的细胞剂量极低，培养周期短，成本也就随之大幅下降，并且由于细胞量少，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等风险也降低了很多。2015年，他们将早期成果在美国血液学年会上进行报告后，连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反常的数据，专程发邮件来问：“你凭什么用这么低的细胞剂量？”
她说，凭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在细胞培养上下的功夫，凭的是亲眼所见的实验结果，童春容有这个底气。如今在她看来，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降低，CAR-T完全有希望做成“平民价”：“把高端的东西价格打下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从1984年踏进血液病领域算起，童春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多年。当年那个因为姐姐看病受委屈而立志从医的乐山女孩，大概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走到这么远的地方，会带给那么多人以希望。四十多年改变了很多，那个曾经给母猪接生的知青少女，已经成为免疫治疗领域的风云人物。但她又好像从未变过：对事实无条件的尊重，对未知永不熄灭的好奇，以及一旦认准了方向便绝不回头的执着。这些东西，岁月没能磨损分毫。
如今童春容依然没有停下来。她说想把CAR-T做成“白菜价”，想让更多患者用得起、活得好，想看到中国的免疫治疗真正走到世界最前面。而对那些此起彼伏的质疑，她用不断前行的背影，给出了最好的“免疫”答案。
责编|周韵
摄影|葳蕤
校对|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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