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96年夏天，我二十岁，通过了空军招飞的所有考核，站在了体检站的走廊里。
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空气里有淡淡的来苏水味道。墙上挂着一幅标语，红底白字：“为祖国蓝天事业选拔最优秀的飞行人才。”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激动。
我是从陕西一个叫柳树沟的村子考出来的。家里穷，父亲是石匠，母亲在村小代课，供我读完高中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招飞的消息是班主任告诉我的，他说：“建军，你身高一米七八，视力一点五，成绩年级前十，这是你的机会。去试试，万一呢。”
我去了。初检过了，复检过了，心理测试、平衡能力测试、模拟驾驶测试，我全都过了。同批的考生从三千人筛到三十人，又从三十人筛到六人。最后留下的六个人里，有三个是部队子弟，两个来自省会重点中学，只有我一个，是实打实的农村娃。
那天早上我特意穿了母亲给我新买的白衬衫，袖口还带着折痕。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心全是汗。旁边坐着一个叫孙浩的考生，他父亲是某师的副师长，穿着熨得笔挺的军便装，看了我一眼，把脸转向另一边。
我不在意。我只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可能就是这方圆百里第一个空军飞行学员了。
体检是最后一道关。前面几项——外科、内科、耳鼻喉科——我都顺利通过了。每一项检查结束，医生都会在我那张粉红色的体检表上盖一个蓝色的章：“合格”。
还剩最后一项：心电图和血压监测。
护士把我领进一间小诊室，让我躺在检查床上，撩起上衣，露出胸口。她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扎着马尾，白大褂下的身形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
她把电极片贴在我胸口、手腕和脚踝上，动作干净利落。检查进行到一半时，她忽然抬起头，脸腾地红了。
她说：“你老实点。”
那一刻，我愣住了。
她的目光落在我脖子上——那里挂着一根红绳，红绳底下坠着一枚小小的铜钥匙。那是我母亲在我离家前塞给我的，说是奶奶留下的老物件，能保平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让我“老实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脸红。但还没等我开口问，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医生走进来，看了一眼我胸口的电极片，又看了一眼女护士的表情，眉头皱了起来。
他问：“怎么回事？”
女护士低着头，声音像蚊子哼：“他……他刚才动了一下。”
男医生没再问，走到我面前，拿起我的体检表看了看，然后拿起桌上的红笔，在“心电图”那一栏划了一道，写了一个字。
“弃。”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那个字不是“不合格”，是“弃”。这意味着不是身体有问题，而是“主动放弃”或“不予考虑”。我还没来得及张嘴辩解，孙浩的父亲就从门口探进半个身子，朝男医生点了点头。
“王主任，麻烦了。”
男医生把体检表递过去，笑了笑：“不麻烦，张副师长亲自交代的事，我们肯定办好。”
我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那张写着“弃”字的体检表，被人塞进了碎纸机。电机转动的声音在安静的诊室里格外刺耳，一页粉色纸屑落进碎纸桶里，像雪。
那个夏天，我等于是个死过一次的人了。但谁也没想到，六年后，我会穿着飞行夹克，站在那个男医生的办公室里，把一张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大红印章的任命书，轻轻放在他桌上。
我叫赵建军。那年二十岁。
故事，得从那个“弃”字说起。
第一章 极致的委屈与不公
一
从体检站出来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车站的。
六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柏油路面，空气里浮着一层热浪，远处的楼房都像在水里晃。我坐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手边放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包里装着母亲给我烙的饼和一瓶凉白开。饼已经凉了，白开水也晒成了温水，但我一口都咽不下去。
脑子里反反复复回放着那个画面：男医生的红笔在体检表上划了一道，写了那个“弃”字；碎纸机轰隆隆地响；孙浩的父亲站在门口，嘴角噙着笑。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我躺在检查床上，连呼吸都是轻的，生怕影响读数。女护士忽然脸红，忽然说了那句“你老实点”，我甚至没来得及反应，一切就结束了。
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反复说：赵建军，你被人算计了。
另一个声音却说：你一个农村娃，拿什么跟人家争？
回村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看着路边的白杨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同车的人三三两两聊着天，有个抱孩子的妇女问我：“小伙子，去城里干啥了？”
我说：“体检。”
她问：“体检啥呀？”
我说：“考飞行员。”
她眼睛一亮：“哟，那可得祝贺你！飞行员多光荣啊！”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转过头，看着窗外，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我赶紧用袖子擦掉，假装被风吹迷了眼睛。
到了镇上，我下了车，要走五里山路才能到家。那条路我从小走到大，每一块石头、每一处弯道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那天下午，我觉得那条路特别长。长到好像走不完一样。
推开院门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喂鸡。她看见我回来了，手里的搪瓷盆“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玉米粒撒了一地。
“建军？”她朝我走过来，盯着我的脸看了一秒，什么都没问，张开胳膊把我搂住了。
我身高一米七八，我母亲才一米六不到。她把脸埋在我胸口，肩膀一抖一抖的。她没有哭出声，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洇湿了我的衬衫。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声音沙哑：“没事，建军。没事的。咱再想别的办法。”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晚饭的时候父亲从山上干活回来了。他没问我结果，只是多盛了一碗饭放在我面前，又给我夹了一块腊肉。我父亲是个寡言的人，一辈子在石头上讨生活，手上全是茧子和细碎的伤口。他闷头吃了几口饭，忽然说：“建军，你要是想复读，家里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摇摇头：“不读了。我去打工。”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别的。但我看见他端碗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那个晚上我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木板床上，盯着房梁上挂着的干辣椒和玉米棒子，一夜没合眼。窗外蛐蛐叫了一整夜，蛙鸣一阵接一阵。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我们村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李老师家的大儿子，毕业以后分到了县城的中学教书，每个月工资三百多块，村里人都羡慕得不得了。我想起镇上的邮递员老周，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回跑几十里路，风吹日晒，但好歹是个吃公家饭的。我又想起体检站里孙浩那张脸，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没吃过苦的样子。他父亲一个电话就能让我的体检表变成碎纸片。
这个世界公平吗？
不公平。
但我不能怨。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人活一辈子，怨天尤人是最没出息的事。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把我的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整整齐齐码在一个纸箱里，放在床底下。然后我去井边打水洗了把脸，揣上母亲给的二十块钱，去了镇上。
二
镇上有家汽车修理厂，老板姓刘，是我爸的一个远房表亲。我去找他，说想学修车。刘老板叼着烟看了我一眼，说：“建军，你不是考上飞行员了吗？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我说：“没考上。”
他没追问，吸了口烟：“学徒工，包吃住，没工钱，半年以后看本事给。干不干？”
“干。”
我就这样留在了镇上。
修车厂的活儿又脏又累，夏天车底下的温度能到四五十度，躺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拆螺丝、换机油，衣服永远是被汗浸透的。但我干活实在，不偷懒。别的学徒工中午躲在阴凉处打牌，我蹲在车旁边琢磨发动机的构造，把每一个零件拆下来又装上去，一遍一遍地练。
刘老板渐渐看出来我是块料子。三个月后他开始给我发工钱，不多，一个月八十块。我攒了两个月，给母亲买了件新褂子，给父亲买了两条好烟。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指甲缝里的机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镇上的人都管我叫“小赵师傅”，谁家车出了毛病，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表面上看起来，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一个农村娃，读了点书，学了门手艺，往后也就是个修车师傅了。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会悄悄去镇上的新华书店，在军事类的书架前站很久。
有一回，我在书店看见一本《中国空军发展史》，定价十八块八。我在那儿站了半个多小时，翻了又翻，最后还是放回去了。太贵了。十八块八够我吃半个月的饭。
书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陈，戴着老花镜。他大概看出来我喜欢那本书，说：“小赵，你要是真想要，我算你便宜点，十五块。”
我摇摇头：“陈叔，下回吧。”
走出书店的时候，我心里跟猫抓似的难受。我站在街边，看着远处天空上慢悠悠飘过一架飞机的白色尾迹，忽然鼻子一酸。
“下回”是什么时候呢？
我蹲在路边，用石子在地上画了一架飞机，机翼宽宽的，驾驶舱小小的。画完又用鞋底蹭掉了。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东西失去了，可能真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但我心里始终压着一股劲儿。不是恨，不是怨，是不甘心。
我想起体检那天，女护士红着脸说“你老实点”时的表情。那句话一直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她为什么那样说？她看到了什么？或者，她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只是被什么人授意了？
我试着不去想。可越是压着，那个画面越是清晰。
三
来年春天，刘老板的修车厂来了一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是县武装部的车。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兵，姓方，脸上有一道疤，话不多。他跟我聊了几句，看我修车的手艺利索，多看了我两眼。
“小赵师傅以前学过？”
“没学过，自己琢磨的。”
“脑子灵。”他扔给我一支烟，我没接，他自个儿点上，“我这儿有批车要保养，你要是有空，下礼拜来趟武装部，我给你匀点活儿。”
我去了。那天我在武装部的停车场修了一整天的车。中午吃饭的时候，方班长端着搪瓷缸子蹲在我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他问我：“你多大了？”
“二十一。”
“以前干啥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了实话：“考过飞行员，体检没过。”
方班长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没说话，继续喝他的茶。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小赵，你这双手，不该只在车底下躺着。”
他说完就走了。我蹲在原地愣了很长时间。
那天晚上回到修车厂的工棚，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方班长那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遍又一遍。“不该只在车底下躺着”——那我该在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隐约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开始松动。像冻了一冬的河面，底下有水流在动了。
又过了半个月，方班长又来找我，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人名。
“这是我认识的一个退伍老兵，姓顾，以前是空军地勤的机械师，现在在省城的职业技术学校教书。你要是有心，去找他。”
“找他干什么？”
方班长笑了：“学本事啊。你修车修得再好，也就是个修车的。你学了航空机械，那就不一样了。”
我攥着那张纸条，心跳得厉害。我问：“学费贵吗？”
“贵。”方班长坦诚地说，“但你脑子好使，可以先打工抵一部分。老顾那个人，爱才。”
我回到村里跟父母商量。母亲把压箱底的一百二十块钱拿了出来，那是她攒了三年准备买化肥的钱。父亲第二天一早去山上采了几天药材，卖了四十多块钱，回来的时候鞋都磨破了。他们把凑出来的钱塞到我手里，一共一百六十块。
父亲说：“建军，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去吧。咱家穷，但咱不认命。”
我揣着那一百六十块钱，背着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车开出镇子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炊烟从村子的屋顶上袅袅升起，母亲站在院门口，瘦小的身影越来越远。我使劲眨了眨眼睛，把涌上来的酸涩压了下去。
省城的天比镇上的天高，楼房比镇上的楼房密，人也比镇上的多。我站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看着车水马龙，一时有些发懵。
我找到纸条上那个地址。职业技术学校在城西一条窄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牌子，院子里停着几架报废的教练机，机身已经锈迹斑斑，翅膀上长满了青苔。
顾老师五十多岁，背微微有些驼，戴着一副老花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看了我一眼，目光从我的脸落到我的手上，又从我的手回到我的脸。
“方城介绍你来的？”
“嗯。”
“为什么想学航空机械？”
我想了想，说：“我不甘心。”
顾老师摘下老花镜，擦了一下镜片，又重新戴上：“不甘心什么？”
“我本来该是天上的，现在只能在地上。”
他没笑我，指了指院子里那架锈迹斑斑的教练机：“那架飞机，是我二十年前修的最后一架。你知道它为什么停在这儿吗？”
我摇头。
“因为它老了，飞不动了。”顾老师慢慢说，“但它的零件还在。你要是愿意，我教你怎么让它重新站起来。”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从那一天起，我白天在学校的汽修车间打工，晚上跟着顾老师学航空机械原理。那一年我二十一岁，白天拆汽车发动机，晚上拆飞机图纸，睡觉前还要看两个小时的《航空动力基础》。
顾老师对我很严。一个零件尺寸差了一毫米，他让我拆了重装；一根电线接错了位置，他让我焊了重来。有一回我连着熬了三个通宵，实在困得不行，趴在图纸上睡着了，醒来发现顾老师把一件旧军大衣披在我身上。
“赵建军，”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我说，“你知道你比那些科班生差在哪儿吗？”
“差在哪儿？”
“你不是差在脑子，你是差在怕。你怕自己不行。你一个农村娃，凭什么跟人家比？你总是这么想。你得把这个念头扔掉。你扔掉它，你就行了。”
我看着他微微驼着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那一年，我十九门专业课全部优秀，拿到了学校唯一一个推荐去空军某航修厂实习的名额。
拿到实习通知那天，我一个人走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对着西边快要落下去的太阳，哭了很长时间。
不是因为委屈。
是因为，我终于觉得自己离那片天空，又近了一步。
第二章 主角觉醒，开始反击
四
航修厂在城郊，围墙很高，门口有哨兵站岗，进出要查证件。我第一次站在那扇灰色的大铁门前时，心脏跳得像擂鼓。
实习期半年。同批的实习生有十二个人，六个是航空院校的本科生，四个是部队子弟，还有两个跟我一样是技校出身。我带去的只有那个军绿色帆布包，包里装着顾老师送我的两本航空机械手册，扉页上他写了一行字：“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带我们的师傅姓胡，四十来岁，脸上总是一副不耐烦的表情。他带我们熟悉车间的时候，指着一架拆了一半的歼-7说：“这些飞机，每一架都是有数的。你们谁要是弄坏了一个零件，这辈子都赔不起。所以——少说话，多干活，别问为什么。”
其他实习生都点头哈腰，只有我蹲下来，盯着那架歼-7的机翼连接处看了很久。
“师傅，”我抬头问，“这个翼肋的铆接方式是单排还是双排？”
胡师傅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一个技校出来的实习生能问出这种问题。他走过来看了看，脸上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点：“双排。不过你眼力可以啊，第一回见就能看出来。”
从那天开始，胡师傅虽然嘴上不客气，但交给我的活儿明显比给别人多。别人拆一颗螺丝拆半天，我十分钟搞定；别人看不懂的图纸，我拿过来扫一眼就能指出故障点位。有一次一架教练机的起落架液压系统出了问题，几个本科生翻了一上午手册都没找到原因，我蹲过去摸了两分钟，说：“密封圈老化了，换一个就行。”
胡师傅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赵建军，你行。”
那两个字从我耳朵进去，一直落到了心底最深处。
可就在我渐渐在航修厂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件我完全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实习第三个月的一天下午，胡师傅让我去行政楼送一份维修报告。我拿着文件夹穿过走廊，路过一间办公室的时候，里面传出一个声音：“赵建军？哪个赵建军？”
那声音有点耳熟。我脚步顿了一下，隔着没关严的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一个穿军官常服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正在跟旁边的人说话。那张脸我永远不会忘——就是六年前在体检站里，站在门口朝男医生点头的那个男人，孙浩的父亲。
我站在门外，脑子里像有根弦猛地绷紧了。
他翻了翻手里的名单：“技校推荐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赵建军？是不是柳树沟那个？”
旁边的人点头：“好像是，张副师长认识？”
张副师长笑了一声，那笑声我隔着门都听得清清楚楚：“认识。当年考飞的时候，我儿子跟他一批，他体能不错，可惜……心理素质不过关，淘汰了。”
他说“心理素质不过关”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攥着手里的文件夹，指节发白。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那栋楼的。脑子里嗡嗡响，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六年前碎纸机吞掉我体检表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回到车间，我蹲在那架歼-7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扳手，半天没动。
胡师傅走过来：“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摇摇头。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转身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建军，人在屋檐下，有时候得忍。”
我抬起头：“师傅，那要是忍不了呢？”
胡师傅回过头，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慢慢说：“忍不了就让自己变高。高到屋檐压不着你的时候，就不用忍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宿舍。我一个人坐在航修厂后面的停机坪边上，背靠着一架退役的强-5攻击机，看着头顶的夜空。
省城的夜空比柳树沟亮。灯火把天幕映成一种浑浊的橘灰色，看不见几颗星星。但我仰着头找了很久，还是找到了几颗。它们很暗，但一直在那儿。
我想起顾老师说的那句话：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我也想起那个“弃”字。六年来，我把它埋在心底最深处，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可今天听到张副师长那声笑，我才知道，有些伤口看着结了痂，底下从来没好过。
但我不能再像十八岁那样被人一推就倒。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连辩解都来不及的农村娃了。这六年，我在车底下躺过、在图纸前熬过、在别人的白眼底下走过来，我身上已经有东西了。
我要把那架飞机重新发动起来。
不，我要飞得比他们所有人都高。
五
实习结束的时候，厂里要进行一次综合考核。成绩最好的两个实习生可以直接留厂转正，这是多少人都盯着的机会。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不是单纯为了那个转正名额——我是要在张副师长的眼皮底下证明：他当年碾碎的那张体检表，碾不碎我这个人。
考核分理论和实操两部分。理论考试我提前一周把所有资料翻了三遍，把可能出的题全部押了一遍。实操考试是现场排除一架教练机的发动机故障，限时四十分钟。
我用了二十二分钟。第二名用了三十五分钟。
成绩公布那天，我排在榜首。胡师傅当着全车间的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赵建军，你争气。”
可就在我以为十拿九稳的时候，事情又出了变故。
转正名单出来那天，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两个人上了榜。排在第三的那个，我认识——孙浩。
他跟我同批实习。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进了这个航修厂，但他确实在这儿。这半年里我们几乎没有交集，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可在最终的名单上，他的名字在我前面。
我去找胡师傅。胡师傅抽着烟，沉默了很久，说：“建军，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上面批的。”
“为什么？”
胡师傅把烟掐灭：“有人打了招呼。说你的档案里……有一笔‘体检弃权’的记录，不适合从事航空相关工作。”
我笑了。是真的笑出来了。
六年了。那张碎纸片一样的“弃”字，又追到我面前来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床沿上，盯着墙上贴的那张歼-7的剖面图看了很久。孙浩就住在隔壁，我能听见他跟别人说笑的声音。
我攥紧了拳头。然后慢慢松开了。
我对自己说：赵建军，你不能跟当年一样，被人往地上一按就起不来。你是要上天的。
我爬起来，给顾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老师，我遇到个事儿。”
顾老师在电话那头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建军，你有没有想过，绕过航修厂，走另一条路？”
“什么路？”
“空军每年都有特招——社会人才直招。不限制年龄，不限制出身，只看本事。你有六年的机械底子，有航修厂的实习成绩，有我的推荐信，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特招？”
“对。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特招的考试比厂里的考核难十倍。考的不是修车，是修飞机。考的不是初中物理，是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航电系统。你敢不敢？”
我握着话筒，手心又出汗了。
“我敢。”
挂了电话，我去敲了胡师傅的门。他开门的时候看见是我，叹了口气：“建军，你别……”
“师傅，我不为难你。”我说，“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觉得我行不行？”
胡师傅看着我，半晌，点了点头。
“你是我带过最好的兵。不是最好的实习生，是最好的兵。”
我冲他笑了一下：“那您帮我开个证明，就说我在您这儿干了半年，业务能力‘优秀’。”
胡师傅二话没说，转身回屋，五分钟之后拿了一张盖了红章的证明信给我。
我接过那张纸的时候，手有点抖。
“师傅，”我说，“等我上了天，请您喝酒。”
胡师傅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少废话。先把事办成。”
六
特招考试在省军区的一个训练基地举行。我报了名，交了材料，然后就是等待。
那段日子我白天在顾老师的学校里继续打工，晚上在宿舍里复习到凌晨。顾老师把十几年前的教案翻出来给我，我在上面标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空气动力学的公式我背到闭上眼都能默写出来，飞机结构图纸我看了不下三百遍。
有一天半夜，我困得趴在桌上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脸上压着一张纸，纸上用圆珠笔画了一架飞机。机头朝着右上方，像是正在爬升。
底下有一行小字：“顾老师画的？不像啊。”
我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写着一行陌生的字：“加油。我也在努力。”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是谁留的。可能是同宿舍的人，可能是隔壁的学员。那一瞬间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暖意。这世上，还是有人在为你打气的。
特招考试那天来了三十多个人，有退伍兵，有技校生，有地方大学的毕业生。考试分三天，第一天理论，第二天实操，第三天面试和体能测试。
理论考了整整六个小时。考卷厚得像一本书，一百多道题，覆盖了从基础物理到航空法规的所有内容。我答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手腕酸得快要抽筋，但我没有停。
实操是在一架退役的运-5上进行的。考官给了一个故障清单，要求考生在不借助电子检测设备的情况下，用纯机械手段判断并排除至少三个故障。我上手摸了十分钟，找出了液压管路泄漏、化油器混合比失调和磁电机触点磨损三个问题，全部排除。
考官是个上校，看着我的操作过程点了点头，没说话，在评分表上写了个什么。
第三天的体能测试，我跑了三千米，做了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和平衡木。从小干农活打下的底子在这个时候显了出来，我在三十多个人里排前三。
面试的时候，对面坐了五个考官，中间那个是个大校，头发花白，眼神很锐利。他翻了翻我的材料，问：“赵建军，你档案里有一条‘航空体检弃权’的记录，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的心跳了一下。但我没有慌。
“报告首长，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参加了空军招飞，最后一轮体检的时候，因为某些非技术性原因，被判定为‘弃权’。”
大校看着我：“你觉得是冤枉的？”
我说：“报告首长，我觉得是不是冤枉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一天放弃过。我学了六年航空机械，修过三种机型的发动机，考过了特招理论的所有科目。如果六年前有人觉得我不行，我想用今天证明——我能行。”
大校没有马上说话。他低头看了看我的材料，翻到顾老师的推荐信那一页，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话。
“赵建军，你被录取了。下周一到空军某飞行学院报到。”
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愣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动，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旁边一个年轻的女考官笑了：“赵建军同学，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猛地站起来，立正，敬了一个从没正式学过的军礼。
“谢谢首长！”
那天晚上我回到顾老师的学校，在校门口看见他站在路灯底下等着。他没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把我领到食堂，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
我吃面的时候他坐在对面看着我。我吃完面抬起头，发现他正用手背擦眼睛。
“老师。”我叫了他一声。
他摆摆手：“吃你的。面凉了。”
我把碗里的汤也喝干净了。放下碗的时候，我说：“老师，我明天回趟家。”
顾老师点点头：“该回去。让你爸妈知道，他们的儿子，有出息。”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柳树沟的长途车。六个小时的山路，我一点都不觉得长。车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里翻着银白色的光，天蓝得像洗过一样。
我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晒豆角。她看见我，手里的簸箕“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豆角撒了一院子。
“建军？你咋回来了？”
我走到她面前，说：“妈，我考上了。”
她愣了一下：“考上啥了？”
“空军飞行学院。我去学开飞机。”
母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然后一下子红了。她伸手揪住我的袖子，像怕我跑了似的，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说出三个字：“好，好啊。”
父亲从屋里出来，站门口看着我。他没说话，但我看见他嘴角的肌肉动了动，转过身去假装咳了两声，再转回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
那天晚上我们家杀了那只养了三年的老母鸡。母亲炖了满满一锅，香味飘了半个村子。邻居家的大婶过来串门，问：“他赵婶儿，家里来客了？”
母亲笑得满脸褶子：“我儿子，考上学了。”
“啥学？”
“开飞机的学！”
大婶愣住了，然后拍着大腿说：“了不得！了不得啊！柳树沟出了个飞行员！”
那个晚上我躺在自己那张木板床上，房梁上挂着的干辣椒和玉米棒子还在老地方，蛐蛐还在叫，蛙鸣还在响。
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闭上眼，好像已经能看见天空了。蓝的、宽的、没有边界的。等我到了那儿，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把我拽下来。
第三章 反转：恶人得到惩罚，主角扬眉吐气
七
飞行学院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出操，八点开始理论课，下午是体能训练和模拟驾驶，晚上还有政治学习和内务整理。我所在的学员队一共四十八个人，个个都是各军区、各院校选拔上来的尖子。
唯独我，是特招进来的。年龄最大，基础最薄，英语最差。
第一次上航空英语课的时候，教官放了一段塔台指挥的录音，里面全是专业术语和数字代码，语速快得像机关枪。我坐在座位上，耳朵里嗡嗡响，一个字都听不懂。
旁边坐着一个叫陈默的学员，陕西老乡，比我小四岁，高考理科全省前五十名进来的。他看我盯着课本发呆，悄悄推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急，我刚开始也听不懂。回去我帮你补。”
我冲他笑了笑，把纸条叠好放进兜里。
那天晚上陈默真的来了，拿着一本《航空英语基础》，从字母发音开始教我。我底子薄，但学东西快。三个月后，我的航空英语听写成绩从全班倒数第一爬到了中游。
理论课我从不落下。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航空气象、飞机构造、发动机原理……每一门课我都做满笔记，课后把顾老师给我的手册翻出来对照着看。实操课更是我的强项——别人花十分钟才能完成的机务检查，我五分钟就能把全机一百多个检查点过一遍。
飞行教官姓周，是个有着三千小时飞行小时数的老飞行员，脸上的皱纹被高空的风吹得像刀刻的。第一次带我们上初教-6的时候，他在驾驶舱里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赵建军，你手稳。”
我那是六年修车修出来的手稳。拆了一万颗螺丝，装了一千个零件，手底下哪有一丝多余的晃动。
第一次单飞那天，是个秋高气爽的早晨，能见度极好。我坐在初教-6的驾驶舱里，戴着飞行头盔，心跳得比任何一次考试都厉害。
塔台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洞拐，准备起飞。”
我握紧操纵杆，油门推满，螺旋桨转起来的轰鸣震得整个机身都在抖。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抬轮、离地——在机轮离开地面的那个瞬间，我忽然想起六年前那个夏天，碎纸机吞掉我体检表的声音。
那个声音跟眼前这片蓝天比起来，太小了。小到像一颗尘埃。
我在一千米的高度做了一个标准的左转弯，机翼斜着切开云层，阳光从侧面打进来，把驾驶舱照得亮堂堂的。我看见地面的河流像一条银色的带子，看见田野像一块一块的绿格子，看见远处的山脉在晨雾里起伏。
我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塔台，洞拐汇报，空中一切正常。”
耳机里传来周教官的声音：“洞拐，干得漂亮。回来吧。”
我操纵飞机做了一个滚转，机腹朝天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整片天空。蓝得没有边际，深得没有尽头。那一刻我忽然很想笑。不是得意，是那种——终于到了、终于够着了、终于站在了本该站着的地方——那种笑。
落地以后，学员队的战友把我从驾驶舱里拽出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起来抛了两下。陈默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哥，你飞得真他妈好。”
我摘下头盔，脑门上的汗被风一吹，凉飕飕的。我抬头看了看那架初教-6，银灰色的机身在秋日阳光下闪闪发亮。
六年了。我从地上那个修车的，变成天上那个开飞机的了。
八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分到了东南沿海某航空兵师。那个师的驻地，就在张副师长当年所在的军分区辖区之内。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你以为绕过去了，结果转了一圈，又站在了同一个地方。
报到那天，师部的参谋带我参观营区。走到行政楼三楼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脚步。
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副师长办公室。
我盯着那排字看了几秒钟，然后问参谋：“张副师长……是哪个张副师长？”
参谋说：“张建国副师长，咱们师的老领导了。你认识？”
我笑了一下：“算是认识。”
那天下午师部开会，我第一次以飞行员的身份走进那间会议室。长条桌两边坐满了人，上校、大校、中校，军衔上的星星和杠杠看得人眼花。我穿着新发的飞行夹克，坐在靠后的位置。
张副师长坐在主位。他老了，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比六年前深了。他正低头看文件，没有注意到我。
会议的内容是春季飞行训练的部署。散会的时候，我站起来，端着笔记本往门口走。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张副师长。”
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脸上。他看了我几秒，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大概觉得我有点面熟，但一时没想起来是谁。
“你是？”
“我叫赵建军。”我说，“六年前，我考过飞行员。您还记得吗？”
他的表情变了。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先是从茫然变成回忆，从回忆变成惊讶，再从惊讶变成一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
“体检站。”我又说了一句，“王主任。碎纸机。您当时站在门口。”
会议室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张副师长的脸色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青白。他张了张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你是那个……赵建军？”
“是我。”我说，“不过我今天不是来跟您算旧账的。我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现在飞初教-6，飞了二百三十个小时，下个月转歼-7。当年您觉得我‘心理素质不过关’，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些年我的心理素质，好像过关了。”
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意外。我原本以为我会愤怒，会激动，会控制不住地拍桌子。可我没有。我站在那儿，语气很平静，甚至嘴角还带着一点笑。
张副师长沉默了很久。他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搭在扶手上，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
“赵建军，”他终于开口了，“那件事，是我做的。”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承认。
“孙浩是我儿子，当年他体能不如你，我知道。体检测心电图那一项，我找了王主任，让他想办法把你刷下来。那个护士说的那句话，是我授意的。”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那件事之后，我其实一直不太踏实。后来你去了航修厂，我又打了招呼，把你的留厂名额撤了。再后来你考特招，我知道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拦不住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歉意，更像是一种……认了。
“你今天站在这儿，穿着飞行夹克，跟我说你飞了二百三十个小时。”他说，“赵建军，你赢了。”
我看着他那张脸。六年前他站在体检站门口笑了一下，今天他说“你赢了”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比六年前那个笑复杂了一百倍。
我忽然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解气。
或者说，那种解气的感觉，跟我以为的不一样。我以为我会痛快，会扬眉吐气。但真正站在他面前、听见他说“你赢了”的时候，我心里涌上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我没有再说什么，朝他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走出行政楼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晒在停机坪上，几架银灰色的歼-7整齐地排列着，机头朝着跑道尽头的方向。我眯着眼看了它们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陈默从后面追上来：“建军哥，你跟张副师长说什么了？我看他脸色不对。”
“没什么。”我说，“就是打了个招呼。”
“打招呼？”陈默一脸不信，“你俩认识？”
“老相识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走，陪我喝口水去。”
九
真正让一切画上句号的，是三个月后的一件事。
那天我在师部的机务调度室做飞行前检查，听见两个机务兵在聊天：“听说了没？张副师长的儿子，孙浩，在航修厂出事了。”
“什么事？”
“维修的时候违规操作，把一架歼-7的发动机给弄废了。厂里追责，查出来他这几年至少有三次违规记录，以前都被人压下来了。这次闹大了，上面直接下了处分。”
“什么处分？”
“降职，调离技术岗位，好像还要追究经济责任。”
我蹲在那架歼-7的起落架旁边，手里拿着检查锤，一下一下地敲着机轮的螺丝。敲完了站起来，把锤子挂回工具架。
陈默在旁边看着我，试探着问：“建军哥，你……高兴不？”
我想了想，说了一句实话：“有点高兴，但不多。”
陈默愣了一下：“为啥？”
我抬头看着那架歼-7的座舱盖，里面的仪表盘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因为他失去的东西，六年前我就失去过了。我比他知道那种滋味。”我顿了顿，“但我也比他多了一样东西。”
“啥？”
“我从地上爬上来了。他可能……爬不上来了。”
那天傍晚我坐在营房后面的小山坡上，看着西边的天空慢慢变成橘红色，一架返航的运输机拖着长长的尾迹从头顶掠过。
我掏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母亲接的，声音里带着笑：“建军，今天飞了没？”
“飞了。”
“累不累？”
“不累。妈，我在天上看得见咱村的方向。”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半天，然后说：“那你下回飞低点儿，我站房顶上给你招手。”
我笑着挂了电话。放下手机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那个扎马尾的女护士，想起碎纸机，想起那个“弃”字。
那些东西现在想起来，轻得像一片羽毛。不是因为它不重，而是因为我已经长了足够厚的翅膀，这点重量，压不住我了。
我坐在山坡上，掏出钱包，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顾老师在那本手册扉页上写的那行字：“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去，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草屑，往营房走去。
明天还有飞行任务。早班，六点进场。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最后一抹晚霞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深蓝色的夜幕。第一颗星星亮了起来，很安静地挂在天边。
我冲着那颗星星笑了一下。
转身，大步往前走。
全文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