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7年，英国画家戈弗雷·内勒接到一桩少见的王室订单：给一名刚到伦敦不久的中国人画一幅等身画像。
画中人穿着青绿色长袍，头戴黑帽，手里握着十字架。他既不是清朝派出的使臣，也没有显赫官职，名字却被英国王室完整地记了下来——沈福宗。
下令作画的是英王詹姆斯二世。画像完成后，被挂进国王的卧室。三百多年过去，这幅画仍保存在英国皇家收藏中。
一个来自南京的年轻人，为什么能让欧洲国王如此好奇？因为当时的欧洲收藏了不少中国书，却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书里写了什么。
他不是使臣，只是跟着老师去了一趟欧洲
沈福宗大约出生于17世纪50年代末的南京，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据牛津大学留下的材料，他的父亲可能是一名医生。沈福宗后来学习拉丁文，并取了教名弥额尔。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比利时人柏应理准备返回欧洲，希望带一名熟悉汉语、又能用拉丁文交流的中国助手同行。沈福宗于是从澳门登船，开始了一段没有多少中国人走过的旅程。
他没有官府的仪仗，也没有专门接待他的使馆，只能依靠柏应理和欧洲教会建立起来的关系网。
到了凡尔赛，他先教法国人怎么用筷子
1684年，沈福宗和柏应理来到法国，得到路易十四接见。宫廷记录里留下了一个很生活化的细节：沈福宗曾在凡尔赛向人演示怎样使用筷子。
对当时的法国宫廷来说，一个会说拉丁文、能够直接回答问题的中国人，比书本上的介绍更有吸引力。
在巴黎期间，沈福宗还协助柏应理等人整理《中华哲学家孔子》。这部1687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第一次较系统地把儒家经典介绍到欧洲。沈福宗并非全书的主要译者，却能核对人名、词义和中国习俗，避免一些最基础的误读。
离开法国后，他又经过佛罗伦萨到达罗马，受到教宗接见。每到一处，人们都请他解释中国的文字、礼仪和典籍。
英国国王见到他，立刻让画家留下这张脸
1687年初，沈福宗来到英国。詹姆斯二世信奉天主教，对跟随耶稣会士而来的中国青年格外感兴趣。他不仅接见沈福宗，还命宫廷画家内勒为其绘制画像。
这幅画高两米多。画家让沈福宗穿着中国衣冠，手持十字架站在暗色背景前，脸上甚至带着一点拘谨。
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沈福宗同时代表着两个遥远世界：中国，以及他们希望传入中国的天主教。
这幅画像也让沈福宗不再只是游记里没有面孔的“中国人”，他的姓名和相貌都被完整保存下来。
牛津有一百多本中国书，却没人知道该怎么放
真正让沈福宗留下学术痕迹的地方，不是王宫，而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图书馆当时已经收藏了一百多部中文书。尴尬的是，管理员看不懂书名，有时连哪一面是封面、书脊应该朝向哪里都拿不准。书虽然漂洋过海到了英国，在目录里却只能被笼统地记成“中国书”。
馆长托马斯·海德邀请沈福宗留下工作。六个星期里，沈福宗辨认书名和内容，告诉海德中文的阅读顺序，还教他汉语发音。两个人靠拉丁文交谈，一边翻书，一边把原本无法分类的藏品放进目录。
他们还共同研究过一幅17世纪中国航海地图，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塞尔登中国地图》。地图上画着从中国沿海通往日本、东南亚的航线，沈福宗帮助海德识别地名，海德再把部分说明写成拉丁文。
沈福宗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把一批新书带到欧洲，而是第一次让已有的中国书真正“开口说话”。他离开牛津后，仍与海德通信。海德后来研究东方语言时，也继续使用从沈福宗那里得到的知识。
走遍欧洲，却没能回到南京
1688年，沈福宗从英国前往葡萄牙，准备寻找回中国的船。此后几年，他仍辗转于欧洲和海外航线上。关于他去世的准确年份，留下的记录略有差异；能够确定的是，他在返回中国途中病逝于非洲附近，没有再见到南京。
沈福宗没有写下旅行记，也没有带着正式国书出访。他留下的是一幅画像、几封书信和地图边缘的注释。
17世纪的欧洲并非完全没有中国知识。书籍、地图和传闻早已到了那里，只是缺少一个能在两种语言之间解释的人。
沈福宗真正稀缺的身份，不是“第一个被英国国王接见的中国人”，而是那个终于能告诉欧洲人：中国书应该从哪一边翻起的人。
参考资料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西行记：沈福宗的生平与时代》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简介》
牛津大学研究档案：沈福宗与托马斯·海德在1687年的相遇
英国皇家收藏：沈福宗画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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