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冬天，包头的北风刮得那是真狠，像刀子一样往人骨头缝里钻。
就在西脑包四十号大店那个黑漆漆的锅炉房里，藏着个让谁看了都觉得不对劲的事儿。
烧锅炉的伙计叫“王贵”，整天一身煤黑，看着就是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苦力。
可怪就怪在，这么个连大衣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屋里头却养着个叫吴翠喜的小娇妻。
这女人细皮嫩肉，脸上脂粉抹得比城里阔太太还厚，今儿个去绸缎庄剪料子，明儿个去百货店买进口丝袜。
这就叫穷命富身子，早晚得露馅。
店老板在旁边冷眼瞧着，心里的鼓也是越敲越响：这哪是过日子？
这分明是守着金山在装乞丐。
老板也是个心细的人，没敢声张，悄摸去了趟公安局。
起初民警以为就是个销赃的贼，或者是哪里跑出来的负心汉。
可等老板对着通缉令画册，指着那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喊出“就是这个样”的时候，整个公安局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
这消息顺着电话线一级级往上捅，最后竟然摆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案头。
据说聂帅看完报告，当场就拍了桌子，只批了四个字：立即枪决。
因为这个缩在锅炉房里的“王贵”，根本不是什么苦力，而是让察北老百姓做了整整十年噩梦的“活阎王”，匪号“小五点”的宋殿元。
说起宋殿元这号人，咱们得把日历翻回那个乱糟糟的旧察哈尔。
当年的察北坝上，那是真正的“三不管”地带，谁手里有枪谁就是草头王。
宋殿元这人长得极寒碜，身高不足五尺，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跟个猴子似的。
他既不是被逼上梁山的穷人，也不是有什么信仰的军人，纯粹就是个在时代夹缝里吃人血馒头的机会主义者。
早年间就是个混混，为了赌钱能把家里几口活命粮卖个精光。
后来给日本人挖工事，挖出几把旧枪，立马就拉起一帮人上山落草了。
只要奶水足，叫谁爹都行，这就是那个年代烂人的生存法则。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搞“强化治安”，别的土匪要么拼命，要么跑路，宋殿元倒好，带着人马摇身一变，挂上了“察哈尔盟直辖警察队”的牌子。
以前当土匪还得躲着点，这下穿上了警皮，杀人都有执照了。
等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眼看主子倒台，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撕了膏药旗就跑到绥远投靠了国民党，还混了个“骑兵暂编团团长”的头衔。
你要是翻翻那个时候的县志，宋殿元这三个字，那是真的用血写上去的。
这人不仅贪财，更是个色中饿鬼。
他自创了一套极度荒唐的“纳妾”规矩，看上谁家媳妇，直接带兵上门抢，抢回去就逼着拜天地，什么二房、三房的一路纳下去。
后来审讯的时候他自己交代，被他糟蹋的妇女竟然有三百多人，连当时被俘虏的苏联女兵他都没放过。
这哪里是人？
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野兽。
但真正让他上了必杀名单的，是一九四六年的“刘二营惨案”。
那时候国共内战刚开始，宋殿元这种手里有两百条枪的地头蛇，成了国民党眼里的香饽饽。
为了纳投名状，他把屠刀挥向了自己的同胞。
那年十月，他设了个毒计，派人假装报信说刘二营子村有落单土匪，把咱们的武工队给引了过去。
当时宣传部长晋拓东带着十八名干部刚进村，就被埋伏好的两百多号匪徒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一仗打得太惨了。
十九名干部被困在孤村里，弹尽粮绝，除了一人死里逃生，剩下十八个全部壮烈牺牲。
这种把同胞人头当晋升阶梯的买卖，那是真正的连骨头渣子都是黑的。
宋殿元看着满地尸体，不仅没一点愧疚，反而拎着这些人头去向国民党邀功请赏。
可笑的是，就是这么个十恶不赦的魔头，在一九四九年的大转折关头，差点还真让他给混过去了。
绥远和平解放的时候，这老小子眼看大势已去，竟然混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集训营！
他在军营里老老实实蹲了三个月，但他骨子里那种匪气是改不掉的，受不了纪律约束，再加上听到外面镇压反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这只惊弓之鸟到底还是当了逃兵。
他一路向西逃到包头，把自己抹成个黑炭头，以为只要不说话、不出头，躲在煤堆里就能把过去的血债给赖掉。
可他千算万算，算漏了自己的本性。
一个习惯了挥霍、习惯了霸占的恶棍，哪怕是逃命，也耐不住寂寞。
他用抢来的不义之财供养着那个年轻女人，正是这种无法压抑的虚荣，把他的行踪暴露在了阳光底下。
一九五一年4月的一个深夜，包头的民警荷枪实弹包围了那间破草屋。
当时宋殿元正盘腿坐在炕上抽烟，听到门外一声“宋殿元，举起手来”，他下意识地从炕上弹起来，冲着墙角大喊：“快，把老子的枪拿来！”
其实哪还有什么枪？
那不过是他当年吓唬老百姓的惯性动作罢了。
当民警冲进去把他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脸涨得通红，身子却软得像一滩烂泥。
一九五一年5月，康保县城的刑场人山人海，随着一声枪响，宋殿元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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