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张勇教授：在“内卷”中坚守初心，以“复杂普外肿瘤学”重构学科价值|内卷|医院推荐榜单|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张勇(演员)|普外科|肿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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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学科细分日益极致的今天，腹膜后肿瘤这一“小众”领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腹膜后肿瘤专科的带头人，张勇主任不仅带领团队实现了国内领先的年手术量突破，更在学科顶层设计和青年医生培养上交出了一份独特的答卷。近日，转化医学网走进中山医院，专访张勇主任，探讨他在当前极具挑战的环境下如何平衡临床与科研，以及他对“复杂普通外科肿瘤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深刻洞察。

问

张主任您好。腹膜后肿瘤在公众甚至部分医护人员眼中都是一个小众的概念。您能否先为我们厘清这一学科的边界及其特殊性？

答

感谢转化医学网。从中山医院行政归属上，我们还是隶属于普外科，但随着学术专科化趋势，普外科越分越细，如肝胆、胃肠、甲乳等早已独立成专科科。腹膜后肿瘤在国内能形成独立专科的医院极少，而我们科室自从2009年成立亚专业组，2022年正式建科，目前在该领域规模、体量均居全国首位，年收治手术病人约1000台。

腹膜后间隙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涵盖膈顶至盆底、腹壁与脏器之间的广阔潜在间隙。它包含血管、神经、脂肪、结缔组织等中胚层起源的结构，由这些组织发生的肿瘤病理类型极其复杂，最终诊断往往依赖二代测序等分子检测手段。对外科医生而言，这不仅是手术难度的挑战，更是对多学科知识（泌尿、妇科、骨科、整形等）综合素质的极致考验！

问

我注意到您近期在多个学术场合提出了“复杂普通外科肿瘤学”这一概念，这似乎超越了传统腹膜后肿瘤的范畴？

答

是的。随着DRG支付改革和医保控费的压力，许多高龄、多脏器受累、高风险的复杂病例在基层或细分专科中无人敢接。例如，开胃的医生可能不擅长处理胆道、胰腺，导致复杂患者流转困难。为了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国内一些大医院已经陆续开设了复杂疑难普通外科病房希望能够满足临床救治需求。

我们提出的“复杂普通外科肿瘤学”（Complex General Surgical Oncology），借鉴了美国的认证体系，旨在解决这一社会痛点。腹膜后肿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腹膜后肿瘤手术往往都是复杂联合脏器的普外科手术，这为我们做其它复杂疑难的普外科手术提供了技术保障。这么多年来，我们承担了中山医院大量跨学科、高难度的复杂普外肿瘤手术。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临床需求的回应，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分久必合”，在过度细分后，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整合资源、处理复杂局面的学科平台。

问

如今三甲医院大环境竞争激烈，您提到团队每周工作时长可达80小时。在这样的压力下，您如何管理这支年轻的队伍？

答

我的管理理念偏向“目标管理、人性化管理、无为而治”，在制度的框架下尽量为大家营造一种包容性的氛围。外科医生本身面临巨大的临床、科研及同伴竞争压力，如果管理者再施加额外的人际压力或进行打压式管理，只会增加内耗。

我不搞“人盯人”战术，也不因迟到几分钟等琐事严厉批评。我认为，能进入中山平台的年轻人素质极高，自律性强。我的角色更多是明确目标和方向，提供平台支撑、组合大家形成合力。当年轻医生遇到手术失败、家属纠纷或心理瓶颈时，我会与他们共同面对，提供心理疏导分忧解难。这种“软着陆”的文化，让团队在保持高强度的同时，人际关系简单融洽，避免了因焦虑导致的负能量和“动作变形”。

问

关于青年医生的培养，您提到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即希望他们在您60岁左右时就能完全接手，甚至希望您“早点退休”。这与一理念与常识似乎不同？

答

这源于我对学科传承的思考。如果一位主任到了65岁仍被视为不可或缺，换一个角度可能是他没有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我觉得他做主任可能是不成功的。科室好固然为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科室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年轻人的脱颖而出，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科室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人强不强，所以我更希望年轻人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快速成长，尽早超越前辈。

中山医院有这个传统，老专家在背后把关，有利于年轻医生平稳度过成长期的“学习曲线”，避免硬着陆带来的风险。但这种依赖也可能导致年轻人冲劲不足。因此，我提倡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思想，鼓励年轻人大胆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鼓励他们出国进修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在临床工作中我会倾囊相授我的经验——哪怕这些经验未必是最优解，但至少能让他们少走弯路。我希望通过这种传承，让学科在代际更替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问

当前医疗评价体系高度重视SCI论文，但您坦言科室科研基础相对薄弱。在这种背景下，您如何定位科研工作？

答

我们科室成立晚、缺乏博导资源和研究生梯队。但我们从未停止努力，坚持周末科研组会，坚持建立专病数据。在我看来，科研评价虽重要但科研工作需要积累需要时间，科研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失败和挫折是常态，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科研的本质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为临床服务的，我反对为了文章而文章，甚至为了发文章而牺牲底线。目前学术界存在一定程度的浮躁，但我宁愿不发文章，也要守住问心无愧的底线。

我们的优势在于拥有全球罕见的超大样本量，对比国外顶级中心年手术量仅几十例。因此，我们正着力建设标准生物样本库，围绕影像、组学、AI辅助、外泌体等方向开展腹膜后肿瘤原创性研究。我相信我们只要立足自身独特的临床资源，认真探索，即便起步晚，也能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问

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的关系？

答

科研必须反哺临床。我常提醒年轻医生不要陷入狭窄的技术细节而迷失方向，要跳出来看终极目标。例如，我们与王向东老师团队合作，利用原代细胞芯片技术追踪肿瘤微环境演变，这就是典型的从临床问题出发，通过技术手段寻找答案，最终回归指导临床治疗的路径。我们不追求为了专利而专利的低水平转化，而是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人性，做真正有临床意义的研究。

问

听说您正在牵头编写一部腹膜后肿瘤病例集，这在纸质阅读式微的当下显得尤为特别。您的初衷是什么？

答

在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盛行的今天，写书似乎有些“复古”。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出版而出版，而是通过梳理30个典型疑难病例，迫使团队停下忙碌的脚步，进行系统性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展示我们团队十多年来在腹膜后肿瘤诊疗工作的缩影。

这本书将涵盖腹膜后肿瘤诊疗全过程、多学科协作思路以及青年医生的心路历程。它不仅是技术的记录，更是人文与精神的传承。我们希望借此打破千篇一律的学术八股，呈现医生在面对复杂生命时的真实思考与感悟。此外，我们还计划与强生iSurgery平台合作，建立线上专题，将病例数字化、动态化，供全国同行交流。这是一种对过往经验的结晶，也是对未来工作方向的思考和改进。

问

最后，您对腹膜后肿瘤领域的未来有何展望？

答

这个领域虽小，但需求巨大且充满挑战。我们需要在“卷”的环境中保持清醒，既不盲目跟风，也不固步自封。通过构建“复杂普通外科肿瘤学”的平台，整合多学科资源，坚守医疗本质与人文关怀，加强年轻医生的培训和培养，我们相信能为更多疑难复杂普外科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同时，通过扎实的样本库建设和规范的临床研究，逐步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结语】

比起技术层面的精进，张勇主任团队更令人动容的是其背后的人文底色与管理哲学。面对高压的医疗环境与内卷的评价体系，他选择以“无为而治”的包容消解团队内耗，以“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人性”的三个维度抵御学术浮躁。他以倾囊相授的胸怀和坚守科研底线的清醒，为青年医生构建了从“硬着陆”到“软着陆”的成长缓冲带。

张勇主任团队正在编撰的腹膜后肿瘤病例集，其意义远超病例集本身，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将散落的临床孤本系统化为可检索、可复用的学科基石。这不仅是技术的沉淀，更是对“尊重常识、规律与人性”这一哲学思想的坚守；通过这样的复盘与反思，让复杂普外科的智慧得以在中山医院的平台上生生不息，完成从个体经验到学科体系的终极升华。

张勇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