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标志性数字出现了。
根据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政府债券余额达到100.6万亿元，同比增长15.1%。这意味着全国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回望2020年底，这个数字还只有约46万亿元。短短五年多时间，政府债务规模翻了一倍还多。
这样的增长速度自然会引发关注：债务为什么涨得这么快？风险大不大？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在讨论原因之前，先把这100万亿的构成说清楚。
全国债务大体分为两块：中央和地方债务。
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央债务余额约为42.3万亿元。截至2026年5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8.1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7.9万亿元，专项债务40.3万亿元。
两者相加，刚好越过100万亿的门槛。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这100万亿都是法定债务，也就是纳入预算管理、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债务，主要形式是政府债券。民间常讨论的“隐性债务”并不在这个口径内。
第二，从结构上看，专项债增长最快。2020年地方专项债余额约13万亿，如今已经超过40万亿，五年增长了两倍多。专项债有明确的项目收益作为偿还来源，主要投向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第三，从增长节奏看，2022年之后是明显加速期。2020年底46万亿，2021年底约54万亿，2022年底约65万亿，2023年约78万亿，2024年约89万亿，2025年底约95.6万亿——几乎每年增量都在8到10万亿量级。
债务规模快速攀升，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第一个原因，是逆周期调节的必然结果。
近几年，压力持续加大。房地产深度调整、外需波动、消费恢复不及预期——多重挑战之下，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支出需要保持一定强度，以托底经济、稳定就业。
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万亿元，同比下降1.7%；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7万亿元，同比增长1%。收支之间的差额，就是财政赤字，需要通过发债来弥补。
2025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为5.66万亿元，赤字率保持在4%左右的较高水平。2026年财政政策延续了“更加积极”的基调，赤字规模和新增债务规模均处于历史高位。
这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在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部门主动加杠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低迷期，几乎都是这么做的。
第二个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
当下债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金大部分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大量实物资产。
地方专项债是其中的主力。截至2026年5月末，地方专项债务余额超过40万亿元，占地方债务的近七成。这些资金主要投向交通、水利、能源、新基建、城市更新等领域，形成了公路、铁路、港口、电网、管网等大量优质资产。
这些资产虽然短期内未必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回报，但长期来看，它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能够提升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也为未来的财政增收提供了支撑。
这也是我国债务和一些西方国家债务的重要区别：很多发达国家的债务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经常性支出，花掉就没了；而我国相当一部分债务转化为了固定资产，是有“家底”的。
第三个原因，是化债过程中的债务置换。
近几年，地方隐性债务化解是一项重要工作。所谓“隐性债务”，是指地方在法定债务限额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渠道违规或变相举借的债务。
化债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用地方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也就是把利率高、期限短、不规范的隐性债务，置换成利率低、期限长、合法合规的政府债券。
2023年以来，已有超长期特别国债、特殊再融资债券等多种工具用于化债。这些置换出来的债务，就从“表外”走到了“表内”，体现在债务余额的增长中。
这部分债务其实是“旧债显化”，不是新增加的债务负担，只是原来藏在水面下，现在被统计到了台面上。
从风险角度看，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债务变得更透明、利率更低、期限更长，整体风险反而降低了。
第四个原因，是土地财政的退潮。
过去十几年，地方很大一块收入来自土地出让金。房地产行业景气的时候，土地出让收入年年增长，地方财政日子相对好过，举债需求也相对可控。
但这几年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缩水。而民生保障、教育医疗、基层运转等支出又是刚性的，减不下来。
收入少了，支出没减，缺口就只能靠发债来填。这也是专项债和一般债发行规模持续扩大的重要背景。
100万亿的绝对数字很大，但判断债务风险不能只看绝对规模，还要看几个关键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负债率，也就是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
截至2025年底，全国债务余额约95.6万亿元，GDP约140万亿元，负债率约为68.2%。
这个水平在国际上属于中等偏低。日本的负债率超过200%，美国超过100%，欧元区整体也在90%以上。即便是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的负债率也并不算高。
当然，这里讨论的是法定债务。如果把隐性债务全部算进去，整体负债率会更高一些，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第二个指标是债务结构。
我国债务以内债为主，外债占比极低，外部风险敞口很小。同时，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保持在44%以上的高位，国内资金充裕，债务有稳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会出现像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那样的外债违约风险。
从期限结构看，地方债券的剩余平均年限超过10年，平均利率约2.76%，且近年来利率持续下行。这意味着偿债压力被均匀地分摊到了较长的时间维度上，短期集中到期的压力相对可控。
第三个指标是资产端。
我国不仅有负债，还有大量资产。国有企业资产、自然资源资产、基础设施资产等，共同构成了“家底”。这些资产是偿债能力的重要保障。
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结构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确实存在。
比如，部分经济欠发达、财政自给能力较弱的地区，偿债压力相对突出，流动性风险需要高度关注。再比如，一些专项债项目的实际收益不及预期，项目收益自平衡的机制面临挑战。还有，地方融资平台的经营性债务边界模糊，存在向隐性债务传导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债务风险处于安全可控的区间，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很低。
上面也已经多次明确了债务治理的方向——从“短期攻坚化风险”向“长效治理防风险”转变。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存量风险继续化解。隐性债务置换还在路上，融资平台转型还在推进，拖欠企业账款的清理也在加快。这些工作的核心，是把不规范的债务变得规范，把高成本的债务变得低成本，把模糊的边界划清楚。
第二，增量风险严格控制。对新增隐性债务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严禁违规举债，对违规行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这是从源头上控制债务扩张的速度和质量。
第三，债务结构持续优化。一方面是优化央地债务结构，央级承担更多跨区域、战略性支出，为地方财政腾挪空间；另一方面是优化地方债内部结构，让专项债严格回归项目收益自平衡的本源，提高一般债的比重。
第四，长期看还要靠财税体制改革。债务问题的背后，是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层问题。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这些根本性的变革推进得越深入，债务问题的治本基础就越牢固。
100万亿，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数字。它记录了过去几年经济面临的挑战，也反映了财政政策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它不是一个需要过度解读的警戒线。我国的债务，无论是从负债率、债务结构还是资产保障来看，都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风险和体制性问题的持续解决。
债务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钱花得值不值，风险管得住管不住，未来还得起还不起。从这三个维度看，我国债务的答卷，至少目前是合格的。
来源：
- 人民银行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 财政部2026年5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 财政部2026年一季度中央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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