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印尼投资持续加码。今年上半年，中国不仅稳居印尼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更展现出诸多新的态势。

“现在，中企‘出海’印尼的打法已经明显变了。早期是资源型企业单打独斗，现在越来越多是产业链协同出海，另一个变化是打法更本地化，吸取了早年出海‘水土不服’的教训。”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今年是APEC“中国年”，印尼作为APEC成员、广东重要经贸伙伴，正成为粤企跨境布局的重要目的地。8月18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主办，佛山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东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协办，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承办的“粤出海·越世界”印度尼西亚专场沙龙举行。

潘玥曾任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访问学者，并多次前往印尼进行实地调研，其研究聚焦印尼国别与中印尼经贸合作。在专场沙龙上，她系统性分析了印尼的政经格局和产业赛道的现状，为有意出海印尼的广东企业勾勒出印尼市场的全景图。

就中企出海印尼的新趋势、印尼政府政策调整对中企在印尼投资决策的影响等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潘玥。她认为，对出海印尼的中资来说，现在正是从“资源换市场”粗放阶段转向“矿－冶炼－深加工”一体化深耕阶段的关口。

对于近两年印尼颁布的一系列外资新规，潘玥分析称，新规大规模放松了对外资进入印尼的限制，以前认为“资本金门槛太高进不去”的企业，现在有了更现实的落地路径。但她提醒，企业不能掉以轻心，政策松绑的是准入门槛，不是合规要求，行业专项许可、资金规划义务、常态化合规审查一样都不能少。

21世纪：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是印尼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含中国香港），投资总额为115亿美元，占已实现外资总额的37.5%。中国对印尼投资热潮持续的原因是什么？中企赴印尼投资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呈现了哪些新趋势？

潘玥：中国对印尼投资连续多年稳居首位。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拥有2.8亿人口、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加上镍、铜、铝等关键矿产资源，天然对制造业和资源型资本有吸引力。但今年上半年115亿美元、占比37.5%这个数字背后，中企的打法已经明显变了。早期是资源型企业单打独斗，现在越来越多是产业链协同出海。像新宝股份这类企业，不是一家公司过去建厂，而是带着供应商团队一起落地，在园区里划出专门土地建标准厂房，让核心供应商就近配套。同时，新能源汽车、家电、光伏这些消费制造业投资占比在明显上升，不再是清一色的矿业和基建。

另一个变化是打法更本地化，很多企业开始注册本地实体、雇佣本地员工、申请本地资质，而不是简单把国内产能平移过去，这既是应对政策要求，也是吸取了早年“水土不服”的教训。

21世纪：今年以来，印尼持续收紧镍矿开采政策，接连出台包括削配额、提税费及强制外汇留存等新政。你如何看待印尼这一系列政策对后续中企在当地投资兴业所产生的影响？中资在印尼深耕发展，目前正处于怎样的阶段？

潘玥：削配额、提税费、强制外汇留存，这套“组合拳”短期内确实给依赖印尼镍矿的中企造成实实在在的成本压力和排产不确定性，尤其是那些原料端还没实现自给、高度依赖外部矿石采购的中小型冶炼企业，感受会更直接。但这不是“针对中企”，而是印尼一以贯之的资源民族主义逻辑。它想从卖原矿升级到卖成品、控制产业链附加值，这个方向十多年没变，只是执行节奏这两年明显加快。

对中资来说，现在其实处在一个从“资源换市场”粗放阶段转向“矿－冶炼－深加工”一体化深耕阶段的关口。拥有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明显强于单一环节的企业，这轮政策收紧本身也是一次筛选。

21世纪：印尼颁布的一系列外资新规大规模放松了对外资进入印尼的限制，如以“正面清单”取代原有的“负面投资清单”，将外国投资公司的最低发行股本和实缴资本从100亿印尼盾降低至25亿印尼盾等，这反映了印尼政府对引进外资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外资政策调整将如何影响中企在印尼的投资决策？

潘玥：“正面清单”取代“负面清单”、实缴资本门槛从100亿印尼盾降到25亿印尼盾，说明印尼政府对外资的态度是矛盾统一的“两条腿走路”。资源类、战略性行业收得更紧，制造业和一般性行业的准入门槛却在持续放松。这背后是印尼很现实的诉求，既要保住资源议价权和产业升级主导权，又必须靠外资拉动就业和GDP增长，两头都不能丢。

对中企的直接影响是，中小型民营制造企业、跨境电商配套企业进入印尼的门槛实质性降低了，以前觉得“资本金门槛太高进不去”的企业，现在有了更现实的落地路径。但不能掉以轻心，行业专项许可、资金规划义务、常态化合规审查一样都不能少，政策松绑的是准入门槛，不是合规要求。

21世纪：来自广东的新宝股份曾提出在印尼落地“生态链出海”的协同模式，你如何评价这一模式？在印尼构建本土供应链生态，是否会成为广东企业出海印尼的主流选择？

潘玥：广东新宝股份的做法，本质上是把国内产业集群的优势原样复制到海外，解决的是单打独斗的出海痛点，即核心零部件还得从国内运，物流一来一回把交付周期拖长了十天半个月，客户等不起。

这个模式对广东企业特别有借鉴意义，因为广东本身产业集群基础好，龙头企业带着配套供应商抱团出海，比单个企业孤军奋战更容易在当地形成规模效应和议价能力。但门槛不低，需要龙头企业有足够的体量、资金实力和供应链号召力去牵头，中小企业很难独立复制，只能跟着龙头企业的园区“搭便车”。所以我认为，“生态链出海”会成为大型制造业企业出海印尼的主流选择之一，但不会是唯一模式，中小企业更多还是会依托这类龙头园区或第三方产业园实现集群化落地。

21世纪：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支持“全球海洋支点”愿景，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广东企业在印尼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印尼政府重点鼓励的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下游产业等领域，与广东优势产业如何实现有效对接？

潘玥：普拉博沃延续了佐科时期“全球海洋支点”的基本盘，重点还是港口、互联互通、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和下游产业这几个方面，恰好和广东的产业强项高度重合。

可再生能源方面，广东在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积累，可以直接对接印尼电力结构转型的需求；数字经济方面，广东的电商、支付、物流科技企业有机会切入印尼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经济，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和岛屿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空间。

下游产业方面，印尼在推动镍、铜等资源就地加工，广东企业凭借在精密制造、装备制造上的技术积累，可以往产业链更深处走总体看，机遇不在“新赛道”，而在于把广东已经成熟的产业能力，精准嵌入印尼正在补的这几块短板里。

21世纪：去年8月，印度尼西亚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KPPU）对某中资装备制造企业印尼关联公司开出4490亿印尼盾的罚单，该罚单成为KPPU反垄断执法史上所开出的最大罚单。你认为广东企业出海印尼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对即将出海印尼的广东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潘玥：去年某集团被自己的本地代理商举报，在印尼被处以近2亿元人民币的反垄断罚单。这个案例给所有出海企业提了个醒，很多中企对当地竞争法、经销商关系这类“软性合规”重视不够，只顾着把产品和资金铺进去，却没有充分重视与本地伙伴的合作关系。

除了反垄断，土地权属纠纷、劳工合规、环保审批、外汇管制这几类风险在印尼都较为高发，还有频繁的政策变动，这些都说明印尼监管明显收紧，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给准备出海印尼的广东企业提几条实在建议：一是进入市场前一定要做好本地竞争法和经销体系的合规审查；二是平等对待本地经销商，印尼监管对纵向垄断、歧视性条款这类行为盯得很紧；三是关键资源和产业类项目要提前评估政策周期性收紧的风险，别把宝全押在单一环节上；四是建立本地法律顾问和政府关系维护的常态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