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教师凌晨4点起床打水，月薪8000阿富汗尼，还不够买鸡蛋|塔利班|女子学校|女教师|赫拉特|阿富汗|鸡蛋

我的一天从凌晨4点开始。醒来后，我先进行祈祷，诵读《古兰经》，直到天色微亮。接着，我提着空水桶，走向附近的坎儿井和泉眼，打来新鲜的水。

早餐时，我和儿子一起享用简单的茶、糖和馕。我们住在代孔迪省的一个偏远村庄，与许多村民不同，我们的餐桌上没有鸡蛋或奶制品。

我叫塞迪卡，今年41岁，已经在村里的女子学校教书18年。这所学校也是我曾经毕业的地方。上一个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哈米德·卡尔扎伊领导的过渡政府重新开放了女子学校，我是村里最早重返校园的女孩之一。尽管当时我已二十多岁，但仍从一年级开始学习。

我在师范学院读到14年级。1391年，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并被赫拉特大学理学院化学专业录取。然而，由于缺乏经济支持，我无法搬到赫拉特继续学业。于是，我继续担任教师，直到结婚生子。婚后，丈夫不再允许我继续求学。

婚前，我住在兄弟家里。我嫁给了一个承诺会支持我工作和学习的男人，希望能建立独立的生活。然而，儿子出生后，他不仅没有支持我，还把所有家务和生活开销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他不允许我去私立大学读书，也反对我外出工作。长时间以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学校教书，回家时肩上的负担更重——我挣来的钱带回家的，不是宽慰，而是更多苦涩。

在前政府即将垮台之际，我丈夫开始在一个安全机构工作。但不久后，政府垮台，塔利班重新掌权。他离开了阿富汗，我和儿子则在不同的人家之间流离失所。我多年辛苦积攒、靠教书收入建起来的房子，也被人夺走了。丈夫的家人不让我们进入那所房子。最终，我们在我任教的学校附近的一间土坯房里安顿下来。

每天早晨，收起小小的饭布后，我就开始操持家务。我去坎儿井打水，或者到邻居家的井里取我们需要的水。和好面后，我会到住处房东的树林里捡柴火，再把柴放进土炉里烤馕。

吃过午饭后，我披上礼拜披肩，和儿子一起出门去学校。儿子的学校离家大约1小时路程，他每天步行往返。我任教的学校离家大约45分钟路程。我们各自走不同的山路，独自去各自的学校。

我所在的是一所女子学校。18年前，许多女孩和我曾一起聚在一顶帐篷下。那时，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学校没有专业教师，受过教育的女孩和年轻人也很少。我们社区只能尽量利用一切受过教育的人，给女孩和男孩创造学习机会。

那时学校没有校舍，教室上方唯一的遮蔽就是帐篷，严寒酷暑都难以忍受。可即便如此，我们仍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聚集在那顶帐篷下面。如今，学校有了教学楼，有了摆着桌椅的教室，甚至还有一口水井，但女孩们已经不能升入六年级以上。我教一年级，学生都是刚刚入学的女孩。

现在，校服已经被宽大的黑色礼拜罩袍取代，我们称之为“查多尔纳马兹”。偶尔来学校监督检查的教育官员会要求我们遵守头巾规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女孩都必须穿这种宽大的罩袍。

这些一年级女孩年纪很小，上学路又远，却还得背着这样沉重的衣物，在路途艰难、天气炎热或寒冷的情况下赶到学校。

第一次上学的女孩们快乐、活泼，充满梦想。和她们在一起，我会感到欣慰。她们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一个我其实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童年，尽管那时的我也同样快乐，也满怀梦想。我的少女时期正值第一个塔利班政权统治之下，和今天一样，女孩不被允许上学。那时，我们唯一的梦想，就是能读出《古兰经》里的一个词，或者哈菲兹诗歌中的一句话。

但今天的女孩们，除了学习现代课程，也对体育感兴趣。学校课表里有体育课，但我们既没有相关设施，也没有专门的体育教师。女孩们在正式体育课时间能参加的活动，只有跑步和偶尔举行的比赛。我们有时会组织班级之间的竞赛。

女孩们梦想练习武术，但既没有机会，也得不到许可。我们村里及周边地区从来没有女子体育俱乐部，而如今女性体育已被全面禁止，因此，即便只是正式体育课上的短暂活动，也成了学校里少数能让女孩们感到快乐和兴奋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