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本期聚焦近期学界与政策圈热议的"中国挤压论"（China Squeeze）。它追问的是：若无中国崛起，其他发展中国家本可能走上怎样的道路？图兹指出，这套论证所仰赖的规范性建构，并非客观历史规律；"中国挤压论"的叙事，又与中文互联网上的“工业党"架空历史想象，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照。
本文英文版“The China squeeze -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unterfactuals.”发表于2026年8月5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 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关于“中国冲击”的话语有三种。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时间指向。
“中国冲击 1.0”是美国学者在 2010 年代创造的说法，用来回顾性地概括中国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识别出了这种影响。
2020 年代中期在欧洲人尽皆知的“中国冲击 2.0”，是跨大西洋政策思想界发出的警报：他们把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投射到欧洲病弱不堪的汽车工业之上。
第三种“中国冲击”话语，通常被称作“中国挤压”（China squeeze），最近由印度经济学家舒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在《外交事务》上推出。它调动的是另一种更具思辨色彩的时间形态：反事实的、架空历史的领域。“中国挤压”论所问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也不是将要发生什么，而是原本可能发生什么。具体而言，倘若没有中国自 1990 年代末以来惊人的工业化，也没有中国制造业在低技能部门持续保持的竞争力，印度等全球南方经济体、或撒哈拉以南非洲各经济体，原本可能拥有哪些经济发展选项？
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的论点是：一方面，中国在电气机械和其他高技能制造业中建立了强大地位，如今正由此带来“中国冲击 2.0”；另一方面，中国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仍然保持贸易顺差。这一顺差规模庞大，十五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事实上，在 2010 年代，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按他们的解读，这就挤压了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者——在这些低技能部门里，他们“本应”能够参与竞争。
来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商主义挤压》，舒米特罗·查特吉、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26-7，2026 年 5 月。
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的措辞很能说明问题（着重号为我所加）：
二战后经济发展的经典轨迹，是各国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先进入低技能制造业，随后再转向高技能制造业（Herrendorf、Rogerson 和 Valentinyi，2013）。在全球层面，这意味着，曾经专门从事低技能活动的高收入国家（HICs）会把制造业出口空间让给随后到来、占据这一空间的较贫穷国家。
1965 年，在服装、皮革、纺织品和鞋类这四个关键的低技能制造业部门中，发达经济体约占全球增加值出口的 60%。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份额下降，先是由东亚四小龙占据；从 1990 年代末开始，又由中国占据。今天，中国约占全球市场的 50%。问题在于：随着日益繁荣，中国是否像更富裕的国家一样行事，把出口空间让给较贫穷的追随者；还是采取与它们不同的做法，继续占据这一空间。
就其所施展的概念操作而言，在三种“中国冲击”话语中，“中国挤压”论的野心远为最大。毕竟，它对中国的批评，建立在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之上。
和任何反事实论证一样，要构造这一另类现实，它就必须依赖一种启发式模型。为了建立论证，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调动了两项关键主张。
第一个参照点是富裕国家工业化的真实历史，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经典路径”。其基本想法是，各国从农业转向轻工业和低技能制造业，再由此沿价值链向上攀升。为了把这一路径用作比较标准，并借此构造一种规范性标准，他们根据两个因素调整各部门的出口份额：1. 出口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国民收入衡量；2. 相关部门的国际化程度。这里的考虑是：一个高收入国家若在低技能部门仍拥有很高的出口份额，就是反常现象；而如果某种产品又高度国际化，因而适合被“让给”较低收入的竞争者，这种反常就更为明显。
这一过程应当止于何处？
在这里，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引入了第二项基准。他们对全球发展路径的规范性设想是：假以时日，低技能制造业出口应当按照一国在全球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来分配。换言之，他们想象的是一个按比例分配、多中心发展的全球世界，在低技能制造业中几乎不存在多少国家层面的专业化。
一个有用的基准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一国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应当与它在全球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中所占的份额大体相称。……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如果各国的每名工人增加值和出口倾向——也就是产出中用于出口的比例——相同，情况就会如此。
他们正是以这幅令人愉悦的自由主义图景——全球发展井然有序地推进，低技能制造业最终实现普遍分布——来评判现实，并断定低收入国家正在遭受“中国挤压”。中国退出低技能部门的速度不够快。即便考虑到其 GDP 水平和全球化程度，中国在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仍远高于它“应有”的水平。
相对于人口，中国在低技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高得离谱。由此又得出一个结论：数量极为庞大的就业岗位——作者认为有数千万个——正被中国囤积起来。
就图 4 所涵盖的四个部门而言，2022 年这种超额增加值出口为 1100 亿美元。就附录图 D.1 涵盖的全部低技能部门而言，超额增加值出口达到 3650 亿美元。因此，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LMICs）出口的挤出效应相当显著。
这两项主张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强结构主义的。第一项认为，发展路径理应彼此相似。第二项认为，就低技能制造业而言，各国大体上都没有区别。如果当下世界偏离了这些假设所蕴含的贸易分布，如果中国没有沿着发达经济体的路径前进，反而拥有巨额出口，那么这必定是“政策”造成的；接下来，作者便把这种政策视为不正当或不公平而加以质疑。于是，一条通向低技能制造业“均等”分布的经典路径，其看似自然主义的构造，显露出它作为论战工具的本来面目。
从围绕“中国冲击”展开论战的角度看，这套话语无疑很受欢迎。但若把它当作经济史叙述，就实在只能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发展路径并不遵循某种有规律的自然次序。正如戴维·菲什曼（David Fishman）恰如其分地说：“发展不是排队。”无论何时何地，发展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与其说发展是一种过程，不如说它是一项工程。每一项这样的工程，都或多或少地与自身处境相适应。正如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教导我们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所意味着的是分化，而不是沿同一条路径进行简单模仿。欧洲和美国较早退出低技能劳动，这或许是真的。但技术显然已经改变。正如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自己指出的，中国早已不再是低工资环境。他们真的相信，如此巨大的差异，可以由产业政策——按他们自己的承认，这种政策在低技能部门并不强有力——或汇率操纵来解释吗？在解释“低技能”制造业何以在中国持续存在时，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因素，显然是复杂供应链的网络效应。事实上，“低技能”这个标签本身或许就没有抓住要害。
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决定在其发展路径模型中变魔术般抹去全球化程度——为了照顾这样一个事实：欧美纺织品出口商在 1950 年代并没有即时制物流——结果却遮蔽了一个关键点：恰恰是中国工厂向世界供货所依赖的这些网络，构成了低技能工业化工程的核心部分。中国生产的并不是 1970 年代式的“廉价货”。它重新定义了整个产品周期。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随口提到“T 恤”，很能说明问题。在今天的“快时尚”中，两个词都分量十足：既要时尚，也要快。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同时做到这两点，这根本不是一项低技能操作。
如果我们不把发展轨迹看作同一过程的串行重复，而把它看作各具特色、经由设计塑造的工程，并且这些工程不断积累，形成技能、技术与劳动力的复杂集聚，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认为低技能制造业应当按照人口分布的假设，何以违背了全部经验。无数案例已经证明，仅仅拥有低工资、低收入的劳动力，并不能造就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正如Leon Liao相当公允地指出的：“国际贸易从来不是按照人口分配的。一国的人口并不会天然赋予它在全球出口中占有相应份额的权利。”
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萨勃拉曼尼亚本人，无论单独著述还是与人合著，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出这一点——不像那些带有倾向性的《外交事务》和彼得森研究所文章那样，用它来声讨中国，而是借此突出与中国工业成功相对应的重大事实：印度的相对失败。
那篇被大量引用的《外交事务》文章只展示了中国的低技能出口份额，没有展示印度。如果像查特吉和萨勃拉曼尼亚在其他场合所做的那样，把两个国家都放进图里，画面就会变成下面这样。
中国远在这条线之上，但人口规模几乎与中国相当的印度同样反常，只是方向恰好相反。若着眼于全球人口以及对数千万个遭到“挤压”的岗位的想象，中印这一对国家解释了其中极大一部分。图中揭示的不是中国作弊，而是印度“最大的发展失败”——至少，这正是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与德韦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合著的鸿篇巨制《六分之一的人类：独立印度的发展奥德赛（A Sixth of Humanity. Independent India’s Development Odyssey）》所提出的论点。该书于今年早些时候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对印度发展进行尖锐批判的著作中，中国被反复提及，不是作为批评对象，而是作为一项基准，用来说明印度政治经济未能交付的成果：为数以亿计的公民提供大规模正规就业。
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讲得毫不含糊：如果想理解为什么从 1980 年代起，推动制造业全球化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就不要去看发达经济体出于自由主义善意而在劳动分工中腾出的空位，而要看毛主义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与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之间的鲜明对照。正如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指出的：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分流并非始于 1978 年的邓小平改革——到那时，它早已在全速展开。
现代史的一大反讽是，毛主义创造的条件，最终竟成为工业全球化的绝佳发射台。1980 年中印两国的对比清楚表明：当不同人口在教育和营养方面的禀赋差异如此巨大时，想象制造业会平均分布，不过是痴心妄想。下面是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的数据；早在 Chartbook创刊伊始，我就曾讨论过这些数据。
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坚持认为，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即便印度经济增长从 1980 年代开始加速，结构转型却没有随之发生。印度的正规就业少得可怜。为什么？正如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指出的，印度早期起步不佳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影响极其严重。他们列举了多项因素，每条都颇为沉重：
我们提出一种新的五重解释，分别适用于印度历史的不同阶段。
最初阶段，1980 年代以前两项关键政策的遗产至关重要：忽视农业，以及扼杀国内私营部门。广泛农业增长的失败，不利于农村工业化；原本旨在满足当地需求的农村工业，必然会是劳动密集型的。
此后，当 1980 年之后的繁荣到来时，监管的荆棘丛，以及一个新生民主国家过早立法确立的广泛劳工保护，又成为企业达到参与全球竞争所需规模的障碍；其背后，是一种对私人资本整体、尤其是大资本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反感。
同样，1991 年后的改革虽然范围广泛，却没有真正覆盖对制造业至关重要的非贸易投入，也就是土地、物流基础设施和电力。低投资（物流基础设施）、监管（土地）与邦政府持续垄断供应（电力），再加上残余的社会主义，使成本比高效供应水平高出 75%—100%。供给侧的问题又因政府而加剧：政府支配着正规劳动力市场，并在技能谱系的低端确立了高得离谱的工资。这降低了私人部门在劳动密集型部门雇用低技能劳动者的意愿。
最后，当服务业及其出口繁荣时，工资又通过荷兰病效应进一步飙升：一个成功的可贸易部门杀死并吞噬了另一个技能要求较低的可贸易部门，也就是制造业。因此，计划时代制造稀缺的政策、早熟的民主和甘地式的对（大）规模（企业的厌恶）；关键非贸易投入低效而垄断性的供应；政府这个庞然大物；以及极为成功的技能密集型服务业，接连破坏了印度非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就业失败似乎是被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
……还有一些社会学因素更难量化，但对制造业和工厂就业的破坏同样重要。以 IT 行业成功的影响为例：这个行业位于城市地区，工作条件更好，有带空调的办公室、为子女提供的优质学校，以及富有吸引力的娱乐选择。它因此成为工程和管理专业毕业生更愿意涌向的地方。
……再看制造业和女性就业。印度社会使女性难以工作，这一点反映在印度异常低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详见第十三章）。印度社会，尤其是公共空间中对女性司空见惯的骚扰，使女性更难长途通勤去工作。
再加上建立女性宿舍的繁重监管——这反过来又妨碍多班次运营——工厂必须设在拥有大量女性劳动力的地区。企业可以把服装厂搬到女性劳动力身边，也可以建设大规模宿舍，把女性劳动力带到工厂，但这样会抬高成本。如果真有理由通过补贴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为建设女性工人宿舍提供住房补贴，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一切意味着，即便机会确实出现了——部分原因正是中国作出了调整——印度也根本无力加以利用。
下面是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对 2020 年代的描述。它与彼得森研究所和《外交事务》文章给出的那套单边“中国挤压”论形成令人眩晕的反差：
例如，2022 年，印度在全球服装出口（经典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的份额为 3.1%，中国则为 32%。这一表现极其令人失望，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工资上涨，中国开始从这一部门让出出口空间；后来，地缘政治事态促使投资者寻找其他投资地点，中国又进一步让出了空间。从峰值至今，中国损失了约 7.5 个百分点的全球出口份额（按 2022 年计算，价值约 430 亿美元）；同期印度的出口份额停滞在 3%，越南和孟加拉国的份额则上升了 3.5—4 个百分点。
中国的损失并没有转化为印度在低技能出口和就业上的任何收益。换言之，当 1991 年后活力与繁荣的条件建立起来，尤其是当全球出口机会诱人地敞开时，印度却仿佛成了一个高工资经济体，只有熟练工人才能从这种活力中受益。它把自己数量丰富的非技能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经济上昂贵的资源，从而惩罚了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
我在这里的任务并不是赞成或反对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对印度发展轨迹的解释。在当前语境中，关键只在于：所谓“中国挤压”，只能联系卡普尔和萨勃拉曼尼亚毫不留情地逐一列举的那些沉重国内约束来理解。我在这里集中讨论印度，因为它是与中国相对应的另一个巨型国家，也是“中国挤压”话语没有说出口的参照点。但这个问题更具普遍性。真有人能够面不改色地声称，阻碍南非或尼日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规模就业不足的两大中心——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由北京产业政策和被低估的人民币所推动的中国廉价竞争吗？同样，美国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竞争的威胁，还是美国自身昭然若揭的社会再生产危机？
这里的要点，与欧洲围绕“中国冲击 2.0”的话语一样，是要坚持：在真正调查美国的工业荒原、德国汽车业或印度畸形的劳动力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不应把世界正常化，把中国病理化。
我们应该认清这种单方面病理化的本来面目：它是一种论战姿态。像“中国冲击”和“中国挤压”这样的概念，正是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追随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asymmetrische Kampfbegriffe”，即“非对称反概念”或“非对称斗争概念”。
如果“中国挤压”这类论证的功能，是提醒世界其他地区的精英：他们需要重振其发展工程，为之注入活力，那也无妨。但我们应当如其所是地看待由此产生的话语——它们本来就是一种动员性干预。
有趣的是，中国公共领域中一个重要派别——所谓“工业党”——过去二十年来一直痴迷于恰恰是这些反事实经济史问题。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围绕一种架空历史设想，网上逐渐形成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讨论。在这种设定中，中国的技术爱国主义者需要想象：假如能够穿越回明朝（1368—1644 年），把现代技术带回那个时代，他们将如何行动，从而避免 18、19 世纪的“大分流”。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却也是一种鞭策。它针对的并不是西方人。这套另类历史带有极其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直到最近，西方几乎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它。工业党的拥护者不是自由主义道德家。他们不会投射出国际发展的天然阶梯，然后追问别人为何不让出空间。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理所当然。他们的锋芒指向的是中国同胞。这个另类叙事的战斗口号是：既然我们现在正开始蓄积动力，沿着自己的国家发展道路向前推进；既然我们正摆脱即使在加入 WTO 后最初几年仍被安排给我们的劣势位置，就不要迷失在人文主义关于更美好未来的想象中。本着邓小平的精神，他们号召中国拥抱发展的残酷真相。
或许可以把工业党理解为这样一种文化潮流：它源于对那些让中国蒙受百年国耻者实施象征性报复的欲望。就“中国冲击”的几种时间性——回顾性的、前瞻性的和反事实的——而言，也可以把“工业政策”话语视为真正的推测性话语：它凭空构想了一场从未发生的“中国冲击”。又或许，更恰当的理解是，它所想象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强大的中国从来都不是什么冲击，而只是现代史的一项界定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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