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热播那阵子,很多人一边追剧一边在弹幕里刷同一句话:“这不就是我在公司的日常吗?”朱瞻基和汉王斗法,孙若微在太后和贵妃之间周旋,于谦被排挤又被重用——观众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那些台词换个背景板,完全可以放进任何一间格子间。

一部讲明朝宫廷的剧,怎么就让现代人看出了“职场生存指南”的味道?这不是巧合,也不是观众硬要往自己身上套。它踩中了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后宫权力体系与现代科层制组织之间,存在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运行逻辑。

先把这个结构拆开来看。

后宫是什么?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晋升通道极度狭窄、竞争规则既明确又模糊的组织。皇帝是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宠爱等同于现代职场里的“领导认可”,是决定一切资源分配的核心变量。妃嫔们争的是什么?表面上是皇帝的恩宠,实际上是背后的生存空间、家族利益、安全保障。这和现代职场里争夺领导青睐、项目资源、晋升名额,逻辑上几乎没有区别。

再说制度。后宫有一套明面上的规则——妃嫔等级、册封礼仪、生育奖惩,这些写在《明宫礼制》里的东西,对应现代公司的规章制度、绩效考核、晋升标准。但真正运转这个体系的,从来不是明面上的规则。皇帝的个人偏好、太后的态度、某位贵妃的家庭背景、甚至某个宫女的偶然一句话,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现代职场里,领导的个人好恶、派系之间的博弈、某个关键场合的一句话,不也常常比正式的绩效评估更管用?

派系斗争就更不用说了。后宫里的皇后派、贵妃派、太后派,对应现代公司的不同部门、不同利益圈层、不同高层站队。妃嫔需要站队,中层干部也需要站队。站对了,平步青云;站错了,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生育子嗣,是后宫女性获得安全感的终极方式。一个有儿子的妃嫔,哪怕不得宠,未来也有保障。这对应现代职场里“建立核心能力”“打造个人品牌”“积累行业人脉”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为自己打造一个“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就好像《大明王朝1566》里吕芳为什么能善终?不是因为他最会讨好皇帝,而是因为他掌握了三个核心价值:专业能力过硬、信息渠道畅通、懂得培养接班人。拿掉“司礼监掌印”这个头衔,放到今天,任何一个公司高管都会告诉你,这就是职场生存的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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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能轻易代入,不是因为历史细节写得多准确,而是因为底层结构一模一样。大家看的是明朝后宫,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办公室。

顺着这个逻辑,再看孙皇后在《大明风华》里的一系列操作,本质上就是一部“向上管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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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她是如何争取朱瞻基的。在正史记载里,孙氏很早就被接入宫中,由朱瞻基的母亲张氏亲自教养。她不是胡善祥那样通过礼部严格筛选、被大臣和太后共同认可的正妃,但她有一个胡氏没有的优势——她和朱瞻基有更长的时间相处,更深的感情基础。这对应现代职场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能力重要,但让领导“看见你”、让领导“信任你”,有时候比能力本身更重要。

孙氏所做的,不是简单的“讨好”,而是在关键节点上展现自己的独特价值。她懂得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站出来,什么时候该退到幕后。她让自己变成朱瞻基离不开的人——不是因为他需要她的政治资源,而是因为他需要她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现代管理学里常说的“建立不可替代性”的古代版本。

再看她如何面对太后。张太后偏爱胡善祥,这是公开的秘密。孙氏在这样一个“婆婆不待见”的处境里,没有选择硬碰硬,也没有选择消极隐忍。她做的是在制度的缝隙里寻找自己的空间——朱瞻基为她破例授予金宝,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有贵妃享有皇后才有的金册金宝待遇。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她在整个权力结构里找到的一个支点:我不和你正面冲突,但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皇帝那里有分量。

这种策略,拿到现代职场里,就是“不和领导的上司正面冲突,但通过自己的直属领导获得认可,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破坏规则,却重新定义了规则。

再到生育子嗣这件事。孙氏后来被各种野史和民间传说指控“借腹生子”,这个说法在正史里没有确凿证据,但它的流传本身,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权力结构里,没有子嗣就是最大的软肋。胡善祥为什么被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无子”。现代职场里,没有“核心业绩”或者“关键资源”,同样意味着你随时可以被替代。所以每个人都在拼命积累自己的“子嗣”——可能是完成一个大项目,可能是建立一套关键流程,可能是培养一批核心下属。这些行为的本质,和宫里的妃嫔生育子嗣没有区别:都是在给自己的生存增加筹码。

这些生存策略,放在一起看,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向上管理”体系。它不是什么厚黑学,而是一个人在有限资源下,通过策略性行为最大化自身安全与收益的本能选择。古今同理,所以观众才看得如此之“痛”。

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为什么会对这种叙事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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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能有点残酷。因为观众在宫斗剧里看到的,不仅是古人的故事,更是自己的生活。当你每天走进办公室,面对的是和《大明风华》里几乎一模一样的局面——领导的好恶决定你的前途,同事之间的竞争无处不在,你需要在各种派系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被需要”——你不可能不产生代入感。

有研究指出,很多观众在看宫斗剧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在职场中的委屈、愤怒、无奈投射到剧中人物身上。通过角色的“逆袭”获得情感释放,通过角色的“失败”完成自我安慰。这种心理机制,使得宫斗剧在无意中成了一个巨大的“职场压力宣泄场”。创作者的本意或许是讲历史,但观众接收到的信号,是“如何在高强度竞争的环境里活下去”。

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正在用“办公室政治”的认知框架去理解后宫斗争,反过来,宫斗剧的叙事又在强化职场中“竞争-博弈-生存”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双向强化:你看到后宫里的争斗,觉得“职场就是这样”;你看到职场里的竞争,又觉得“历史果然没变过”。推论越来越自洽,但问题在于——这种“共情”是否掩盖了皇权制度本身的残酷性?当我们用职场逻辑去解构后宫时,是不是也在无意中认同了职场中的等级制与权力不平等?

说到底,无论是孙皇后也好,还是当代职场中的每一个普通人也罢,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在结构性不平等里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大女主”叙事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它有多真实,而是因为它给了观众一个幻觉:只要足够聪明、足够努力、足够隐忍,就能在权力结构里爬到顶端。但现实是,大多数人在这个结构里,连爬到中层的资格都没有。孙皇后能走到最后,靠的是朱瞻基的偏爱、张太后的默许、胡善祥的“无子”和朝堂上的政治博弈,缺一个环节都不行。现代职场里的“逆袭”故事,同样需要无数个条件同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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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许我们应该从“如何在权力结构里生存”,转向“如何改变权力结构本身”。历史剧的创作如果能更自觉地承担制度批判的功能,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个“爽文”式的个人奋斗叙事,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你在《大明风华》里看到最“职场”的一个情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