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青海省博物馆馆长王进先 ——解读 “高原丝路・瞿昙之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策展实践|一级文物|中华民族|文博|旅游厅|王进先|瞿昙之光|瞿昙寺|青海省博物馆|高原丝路

王进先，男，土族，1976 年 4 月出生，青海民和人，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学历，文博研究馆员，现任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历任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馆长、青海省博物馆馆长、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获评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青海省 “四个一批” 拔尖人才，担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中宣部对外文化专家，青海博物馆联盟首任理事长，第二届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轮值主席。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与博物馆建设发展研究，主编《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河湟陶源・柳湾卷》《西北彩陶与遗址博物馆建设研究》《百件文物讲青海》等多部文博学术著作，组织策划多项重大陈列展览，在文博领域研究与管理方面实绩突出。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青海省博物馆馆长王进先

展览海报

蔡琴：王厅长，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专访。您主政青海省博物馆期间主导了多个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题的大型展览，这次“高原丝路·瞿昙之光”又被媒体称为“一堂鲜活的历史课、政治课和民族团结课”。而实际上，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国家叙事放进一个艺术展览里，是有难度的，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主题先行、文物填空”的流弊。您在省博积累的这些策展经验，在这次展览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既要把大的命题讲透，又不让观众觉得是在被“教育”？我好奇的是，展览从最初构想到最终落地，叙事重心有没有发生过偏移，比如最初是想做一个“瞿昙寺艺术展”，后来才逐渐转向“民族交融叙事”，还是一开始就锁定了这条主线？

王进先：首先，我想就您提到的“主题先行、文物填空”的问题做一些说明。现在很多展览的确如您所说，存在“主题先行、文物填空”的问题，但是此次“高原丝路·瞿昙之光”展览则是建立在扎实的物证与史料的基础上，遵循了梳理遗存→发现线索→搭建叙事→升华主题的策展逻辑。在举办此次展览之前，我们首先对青海的历史脉络、重要考古发现以及瞿昙寺现存建筑、壁画、文物都做了充分的梳理和现场调研。经过梳理和调研，我们找到了能够举办一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览的底气和支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于青海特殊的地缘环境。青海地处高原丝路的十字要冲，东连中原，西通西域，南接川藏，北达大漠。不仅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通道，更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第二，来自于青海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青海从来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早在史前时期，青海便以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山川形胜之利主动融入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历史时期，在政权更迭与民族迁徙的双重推动下，青海更是因其广袤地域，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同源而异彩、相融而共生的的演进脉络。

以上所说的两重底气都是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实证支撑的，如近年来我们发掘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都兰热水墓群等，都能从实物遗存的角度实证上述观点。

第三，来自于瞿昙寺本身。瞿昙寺作为明初中央政府经略西北、推行“抚边”政策的重要象征，历史意义远超宗教范畴，是明代有效管辖、治理河湟地区的有力见证。寺内保存的建筑、雕塑、绘画等珍贵文物，既是汉藏友好交往的生动实证，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与示范价值。

瞿昙寺

其次，回答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展览如何做到不让观众觉得是在被“教育”。

我们很用心地做到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依托壁画临摹、数字化展示、活态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开发等多种手段，我们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展览体系。尤其是壁画现场临摹，不仅复原了历史现场，还同步展示了非遗传统技艺；VR作品《瞿昙秘境》，打破观看壁垒，实现了观众从“看壁画”到“入壁画”的体验跨越；瞿昙寺花儿会、南山射箭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则呈现了汉、藏、回、土等多民族群众文化共生共存的鲜活样貌。这些创新手段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引领，通过多元形式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发声，让观众沉浸其间，自然而然地萌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壁画现场临摹

VR 体验区© 青海省博物馆

最后，回答您第三个问题，展览从最初构想到最终落地，叙事重心有没有发生过偏移。

此次展览从最初构想到最终落地，“民族交融叙事”这条主线自始至终都是没有变的。首先，新时代博物馆的核心使命就是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我刚才也反复强调了，青海历史发展的进程实际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缩影，完全有支撑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展览的物证资源。

蔡琴：展览中有一组展品搭配很有力量：明代茶马互市的“金牌信符”与刻有汉、藏、梵三体款识的永乐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并列展出。一件是经济凭证，一件是宗教造像，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一组关于“明代如何经略青藏高原”的完整物证链。策展时你们是如何通过展品组合与说明文字的互文，让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文物之间产生叙事张力的？在构建这条物证链的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断裂点在哪里？

明代金牌信符

明代永乐款鎏金铜观音立像

王进先：明代河湟地区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所以明朝历代皇帝对河湟地区的经略都极为重视。一方面明朝廷以军事卫所为依托，统军治民，对河湟地区实现强有力的控制，这是中央政府权威在河湟地区的一种刚性体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在河湟地区推行“以佛化边”的怀柔政策，即扶持和推崇藏传佛教，以此为纽带，凝聚民族情感，构建王朝国家认同，达到团结和抚绥各民族、稳定边疆的目的。金牌信符和永乐款鎏金铜观音立像正是明代在河湟地区实行“刚柔并济”两种不同治理方略的具体体现和典型物证，这是我们选择这两件文物的主要原因。

策展时我们将金牌信符与明必里卫中千户所印，以及两件明代的封诰作为一组展品同时展出，以避免出现“孤证难立”的窘境。永乐款鎏金铜观音立像则是被置于瞿昙寺兴建和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去展示的。瞿昙寺的兴建本身就是明代“以佛化边”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永乐款铜鎏金观音立像作为明朝廷赏赐的皇家重器，其无与伦比的精美造型能瞬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通过欣赏其艺术之美，对明代“以佛化边”的治理策略以及汉藏交融的历史史实有具象化认识。

明代必里卫中千户所印

金牌信符与永乐款铜鎏金观音立像作为明朝经略河湟不同策略的具体体现，两者是并置的关系，金牌信符模铸有“合当差发不信者死”八个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多数观众来说都是很好理解的。但铜鎏金观音作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观众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其艺术之美，而忽略了其隐含的边疆治理智慧，更难将其重要性上升到与统军治民等量齐观的高度，因而很容易将这一条完整的物证链分割开来。这也是我们在构建这条物证链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断裂点。为此，我们在该部分之前特意加入了“河湟佛韵”版组，通过对宋元以来河湟地区佛教发展脉络的梳理，指出早在明代之前佛教已经是河湟地区各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历朝历代也已经把扶持佛教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作为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通过“河湟佛韵”版组的内容，观众在看到这一部分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明中央政府为何如此重视瞿昙寺，这件明代皇室敕赐给瞿昙寺的精美佛像又为何如此重要，除了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外，更多体现在其历史价值上，从明代经略河湟的方略看，其历史价值并不比金牌信符弱。

蔡琴：瞿昙寺壁画常被学界概括为“汉藏艺术融合”，但“融合”这个词其实很容易被静态化理解。从展览呈现来看，你们显然不只是想说“两种风格并存”，而是试图呈现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叙事设计上，你们是通过展品的时序排列，还是同一铺壁画内部不同区域的技法对比，来让观众感知到这种“融合”其实是在明代治藏政策演变中逐步生成的？因为壁画的断代未能分出明初与明末，而是分为了明初与清乾隆时期，所以融合的进程并没有可以对比分析的地方。

王进先：我们在展陈叙事上主动避开两种常见阐释误区。第一，拒绝使用两种文化间谁影响谁的单向叙事，强调双向交流；第二，拒绝把“汉藏融合”当成一个静态定义。

我们能从展品中看到“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比如永乐款铜鎏金观音像中的铭文，“大明永乐年施”铭文顺序是按照藏族同胞书写习惯自左向右刻写的，“汉字铭文+藏文书写”形成了文化的“双向奔赴”。

汉藏对照“中国”一词碑文

在壁画展示中，尤其是回廊壁画的展示，我们并未按照回廊壁画在瞿昙寺的位置进行铺陈，而是按照时序排列，让观众感受不同时段壁画呈现出的微妙变化。尤其是明初的回廊壁画，我们能看到鲜明的宫廷画师风格。这源于明初朝廷对瞿昙寺的重视，不仅御赐器物、扩建寺院，还专门派遣太监督建。于是，这一时期的壁画有浓郁的宫廷风格，如汉式青绿山水、界画建筑以及工笔人物大量嵌入到佛传故事的壁画中。尽管如此，在壁画中还出现了藏族僧人的形象，如深山寻僧图中僧人的形象就很典型，这正是瞿昙寺壁画的可贵之处。

“汉藏艺术融合”是一个历史结果，而非先天属性。瞿昙寺文物所呈现出的样貌，就是明代中央王朝经略河湟、各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觉见证。因此，这次展览最终落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上。

蔡琴：瞿昙寺有“高原小故宫”之称，它的建筑本身就是汉地官式形制在高原的移植。这次展览在空间设计上，有没有刻意借用瞿昙寺建筑本身的“空间语法”，比如中轴线对称、抄手斜廊这样的空间秩序来结合展厅叙事？换句话说，观众在展厅里的物理移动，是否被设计成了一次对“中央与边疆如何在建筑空间中对话”的身体感知？

王进先：我们在展览设计之初，是有这样的一个构思，想在展览中借用瞿昙寺本身的“空间语法”。正如您所说，瞿昙寺建筑本身就很好地融合了中原地区的官式形制和地方特点，展览中如若能很好地借用这一空间结构，既能达到“移步换景”的效果，又能让观众直观感受瞿昙寺建筑本身所体现的多元文化。但限于展厅建筑既有结构的限制，这一构思在展览设计过程中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采取了两种办法。

第一，在展线的安排上，我们有意将必里卫中千户所印、“敕赐瞿昙寺”匾额、西天佛子大国师印等能够代表明代中央政府权威的文物放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而将具备汉藏风格的佛像、碑刻、壁画等展品放在了展线的尾端。目的在于，依托观众移步参观的游览动线，直观呈现明代中央政权经略河湟所催生的系列历史变迁。让观众能够理解，无论佛像、碑刻还是壁画，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融样貌，并非单纯艺术审美层面的自发融合，本质还是依托大一统中央政权所构筑的安定秩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安定的秩序，才有了各民族文化长久交流互鉴的基础条件。

瞿昙寺回廊壁画局部（临摹）

第二，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不仅在展厅重要位置做了一个瞿昙寺的建筑模型，同时也在展览形式设计中大量借用了瞿昙寺的建筑元素。

瞿昙寺建筑模型

蔡琴：展览很特别的一点，是不仅展出了宫廷敕建层面的文物，还把瞿昙寺花儿会、南山射箭等民间非遗纳入叙事，做了VR沉浸体验和情景舞剧。这种多媒介叙事的引入，是出于“让展览更好看”的传播考量，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叙事逻辑，比如想通过民间活态文化来补充宫廷叙事的单一视角，让“共同体”不只是政治概念，也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经验？在引入这些活态元素时，你们和当地社区、非遗传承人之间是怎么协商的？

王进先：文物工作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聚焦文物的客观历史价值如何转化为共同体的“识”的问题，也就是“物”与“识”的转化问题。因此，为了处理好“物”与“识”的转化问题，在展览策划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大历史观贯穿其中，也就是跳出单一民族、单一朝代、单一区域的视野局限，在长时段、广空间、整体性的框架当中，来理解历史行进的过程与结果。但是基于大历史观的策展存在很多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用静态的文物展示历史的动态融合。我们现在很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展览，往往只能呈现静态的“民族团结”，而无法解读动态的交流互鉴。即便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互动交融的典型器物，如果不辅助以多手段的展示方法，也只能呈现出它作为“融合的结果”，很难让观众理解到其背后所隐含的动态融合过程。

所以在此次展览中我们采用了多元的展陈媒介叙事手段，打破单一文物展示的局限，联动“河湟花儿”“南山射箭”等非遗项目，将静态的壁画艺术与活态的民俗风情深度融合。构建起从历史遗存到当代生活的完整文化链条，让古老的信仰与艺术在民俗演绎中持续焕发生机，实现文化的活态延续。

通过这些多元的叙事手段，我们的展览也达到了三个转化的目的。一是空间转化，实现了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到可移动展品的转化。

将瞿昙寺这一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展厅内可近距离观赏的壁画高清摹本、建筑测绘图纸与微缩模型。打破地理与时空的限制，让珍贵的古代建筑和壁画遗产真正“走”出深山，触手可及。

二是内涵转化，实现了从边疆治理实证到共同体教育的转化。

立足大历史观视野，深挖瞿昙寺作为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实证价值。以汉藏对照“中国”碑文、明代御赐文物为核心，打造生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堂，诠释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

三是受众转化，实现了从小众古建、壁画艺术到全民共享资源的转化。

通过沉浸式展陈、数字化体验与多元社教活动，跳出单一的宗教建筑视角，将瞿昙寺置于边疆治理与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宏大叙事下，彰显其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见证的历史价值，突破古建筑、壁画艺术这样一个小众圈，使其升华为全民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观众观展

蔡琴：涉及民族、宗教题材的展览，分寸感极难拿捏。既要讲清楚“汉藏交融”的历史事实，又不能过度简化；既要突出“国家认同”的政治逻辑，又不能遮蔽地方文化的自主性。整个策展过程中，最让团队纠结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什么——比如某件展品该不该上墙、某段说明文字的措辞反复修改了多少遍、某个历史细节的呈现方式争论了多久？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王进先：正如您所说，涉及民族、宗教题材的展览，分寸感极难拿捏。瞿昙寺作为明初中央政府经略西北、推行“抚边”政策的关键象征，其历史意义虽已远远超出宗教范畴。但瞿昙寺从兴建之初，直至今日始终都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为世人所熟知，展览中怎样才能做到，尽量淡化宗教元素的同时，又能凸显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这是我们在展览策划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本撰写和展品挑选两个方面各举一个例子。

在整个展览中文字部分最难写的就是壁画介绍，虽然瞿昙寺壁画从内容到技法风格都体现出鲜明的汉藏艺术交融特征，但如若要以文字表述的方式让观众看懂壁画，必然要涉及到壁画里的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因此在讲解词撰写的过程中，壁画部分的阐释重点放在了壁画画面内容阐释、技法风格的解读上。

文物方面令我们比较纠结的是瞿昙寺隆国殿内放置的“皇帝万万岁”牌位，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件文物是因为，“皇帝万万岁”牌位是明代中央政府对河湟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实物见证，也是这一时期国家疆域的象征。牌位采用汉、藏、梵三种文字并列的“多语一体”呈现方式，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展品。但同样这件展品因其“皇帝万万岁”几个字，很有可能会让观众产生误读。所以关于这件展品是否展出的问题上我们有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