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章《孟子》。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看不惯同事的所作所为，宁愿自己多做点也不想跟他合作；
或者反过来，为了合群硬着头皮参加不想去的饭局，回家后却觉得浑身不自在？
而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早已看透：这两种人，其实都走在同一条偏颇的路上。
子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měi）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xī）裸裎（chéng）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他心目中的君主，就不去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就不去结交。他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也不和恶人说话；如果站在恶人的朝廷里，或与恶人交谈，就好比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炭灰上一样难受。他把这种憎恶坏人的心理推广开来，哪怕同乡里人站在一起，只要看到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他就会鄙弃地走开，好像会被玷污似的。所以，即使有诸侯用好言好语来聘请他，他也不接受。他不接受，这也就是不屑于屈就罢了。
柳下惠则不同，他不以侍奉昏庸的君主为羞耻，也不因官位卑微而自卑；他出来做官，从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但一定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被弃置不用也不怨恨，处境困厄也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着身体在我旁边，又怎能玷污我呢？’所以他总是悠然自得地与人相处而不失去自己的操守，别人挽留他，他就留下。挽留他就留下，这也就是不屑于离开罢了。”
孟子又说：“伯夷为人狭隘，柳下惠为人不够庄重。狭隘和不够庄重，君子是不这样做的。”
读懂了这段话，就读懂了成年人处世最核心的智慧。
伯夷：一个道德洁癖者的孤独
伯夷是商朝孤竹国的大公子。父亲想立弟弟叔齐为君，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跟着逃走。
后来兄弟俩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待老人，便去投奔。到了那里文王已死，武王正载着父亲的牌位讨伐纣王。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大动干戈，这算孝吗？以臣子的身份弑君，这算仁吗？”
武王平定天下后，伯夷叔齐以食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
孟子对伯夷的描述更为传神：“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不结交。
“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在坏人的朝廷做官、和坏人说话，就像穿着礼服坐在污泥炭灰里。
更夸张的是，他看到乡里人帽子没戴正，都会“望望然去之，若将浼（měi）焉”，不高兴地走开，好像自己会被玷污一样。
这就是伯夷“圣之清者”。
清，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柳下惠：一个“无所谓”先生的坚守
柳下惠是鲁国大夫，姓展名获，因封地在柳下、谥号“惠”而得名。
他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坐怀不乱”，寒冬夜宿城门，遇一无家女子，怕她冻死，便解开外衣让她坐在自己怀中，同坐一夜而毫无越轨之举。
但孟子更关注他的另一种品质，“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不认为侍奉坏君主是羞耻，不觉得做小官是卑微。
“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做官时不隐藏才能，但一定按自己的原则行事。
“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被罢官不怨恨，穷困不忧愁。他三次当官，三次被罢免，始终不喜不忧。
他说：“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你是你，我是我，即便你赤着身体在我旁边，又怎能玷污我呢？
这就是柳下惠“圣之和者”。
和，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孟子的判决：一个“隘”，一个“不恭”
最后，孟子给出了八个评价：“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太不严肃。
那伯夷的问题在哪儿呢？
是他的道德标准太高了。高到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他认可的人、他愿意做的事。
他“不屑就已”，不屑于去接近任何人。结果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正如孟子所评价的那样，伯夷的行为“太决绝，完全脱离了人群”。
而柳下惠的问题正好相反。
他的包容度太高了。高到和什么人能相处，和什么人都能共事，什么事都无所谓。
他“不屑去已”，不屑于离开任何人。结果是，他几乎沉沦于人群之中。
孟子说，这两种路，“君子不由也”，君子都不会走。
为什么这戳中了现代人
读懂了伯夷和柳下惠，仔细想想，不就是我们内心两个极端的投射吗？
伯夷是我们心中那个“不愿将就”的自己。不愿和价值观不合的人共事，不愿在不喜欢的环境里多待一秒。
这种清高让我们保持了某种纯粹，但也可能让我们错过了很多可能性，甚至错过了改变环境的机会。
柳下惠是我们心中那个“随遇而安”的自己。告诉自己“算了吧”“无所谓”“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它”。
这种随和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得更轻松，但也可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棱角，甚至失去了改变的动力。
但更微妙的是，我们常常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反复横跳。
年轻时像伯夷，看不惯一切，觉得全世界都在同流合污；中年后像柳下惠，什么都看得惯，告诉自己存在即合理。
或者在职场上像柳下惠，妥协退让；在私生活里像伯夷，挑剔苛刻。
这就是人性的两端，我们总在这两端之间找平衡，却总是找不到那个刚刚好的点。
孟子没说出来的那个答案
最后，孟子说“君子不由”，却又没说“君子由什么”。
然而，但凡读过《论语》的便知道，这答案其实呼之欲出——中道。
孔子说：“过犹不及”。
伯夷是“过”，过于清高；柳下惠是“不及”，过于随和。两者都偏离了中道。
那什么是中道呢？后世学者的解读是：儒家的淑世主义精神，即“深情的清醒”，生活在世间，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世界一点一滴地变好。
因此，不能像伯夷那样完全脱离人群，不然怎么去改变别人？
也不能像柳下惠那样对任何人和事都没有批评和斗争，不然虽有独善其身，又怎么去改变别人？
便也别误解中道是和稀泥，是折中主义。
中道是一种动态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妥协；知道和谁该深交，和谁该保持距离；知道什么环境可以改变，什么环境需要离开。
正如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
由此得见，中道考验的一个人的判断力，勇气以及柔韧性。
所以，如果你正在为“要不要离职”而纠结，想一想，真正的答案可能在中间：看清这个环境是否还有改变的可能，看清自己的坚持是否还有意义。
如果你正在为“要不要坚持原则”而犹豫，想一想，真正的答案可能在中间：守住核心的底线，在非核心的事情上保持弹性。
人生难的不是选边站，而是在两端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且那个点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时间、环境、心境而变化，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知道该清高到什么程度、随和到什么程度。
尾声：
伯夷教会我们坚守，柳下惠教会我们包容，而孔子教会我们在坚守与包容之间，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中道。
孟子两千多年前就看透了：纯粹的清高和纯粹的随和，都不是君子该走的路。
真正该走的路，是在入世中保持清醒，在清醒中不失温度。
真正的智慧，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在复杂现实中守住底线的同时，保持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毕竟，生活在世间，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世界一点一滴地变好。而要改变世界，你既不能完全脱离它，也不能对它的丑陋视而不见。
这或许就是孟子留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最温柔也最深刻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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