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日籍华人汉奸石平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我国民众极大愤慨和一致声讨。
石平，一名国内顶级学府北大培养后赴日的学子，不但没有丝毫报效家国之心，却长期居日大行反华之事，在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政客之后，更加不遗余力地抹黑攻击中国。今年初，在我国对其实施制裁之后，石平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竟然破廉耻底线在“8.15”日本战败投降日参拜战犯神社，甚至公开叫嚣日本应发展核武器，其丑恶汉奸嘴脸较之历史上的所有汉奸，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石贼之言行，当然引发我全民愤慨和声讨。
国民愤怒理所当然，可仅仅停留在痛骂声讨，个人以为远远不够。喧嚣流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此人的知名度。在痛斥无耻汉奸的同时，我们难道不应该冷静叩问：抗战胜利八十年过去，为何当今中国，仍会滋生出石平这样的极端背叛者？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立法机构与国家治理层面共同深思的命题。
很多人习惯于将个体叛国简单归为个人品性，可一桩桩事件摆在眼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依旧残存着滋养这类思想的土壤。前些时候，几名少年自发拿出压岁钱，搜集731部队罪证史料无偿捐赠纪念馆，这份赤诚的爱国之举，竟在网络上遭到恶意网暴，施暴者甚至发出死亡威胁。
回溯数年前，还有人选择在国难纪念日，身着日军军服在南京大屠杀遗址拍照炫耀，挑战整个民族的底线。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正是为应对这一类美化侵略、亵渎国殇的乱象而生 。可法律落地之后，精日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杂音并未消散，说明我们的法治防线尚有完善空间，单纯一部英烈保护法，尚不足以完整遏制各类歪曲历史、背弃民族立场的言行。
其二，长久以来，对于
叛国、媚外、否定民族历史的言行，我们存在批判力度不足、惩戒尺度偏于宽容的问题。和平年代，我们更多倡导包容开放，却容易忽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开放的国门，不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肆意蔓延的通道。对于公开美化侵略、抹黑祖国、出卖民族立场的言行，社会层面不能习惯性大事化小。
第三，过去我们存在一种思维误区：一个人一旦加入外国国籍，他曾经身为中国人的过往便一笔勾销，他等在海外肆意反华，我们似乎便无力过问。古人有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份民族古训不该被我们轻易淡忘。国籍改变，不代表其所有言行便可肆无忌惮地伤害祖国的利益与民族尊严。
如今我国已经出台反外国制裁法，迈出了域外反制重要一步 ，可对于归化外籍、曾经受祖国养育之恩，转而疯狂反华分子，我们的预警、追踪、惩戒机制依旧不够及时完善。立法、司法层面，亟需完善对应条款，划清底线，让背叛的代价清晰可见，形成足够强大的社会震慑。
不否认任何国家都难以彻底杜绝背叛者，没有哪个民族可以保证所有人永远坚守家国立场。只是三十年前，像石平这般肆无忌惮、身居外国高位公开反华的华人叛类极为罕见，如今这类现象的增多，也敲响我们的警钟。
声讨石平理所应当，制裁举措势在必行。如何完善法治体系，强化针对反汉奸的爱国主义教育，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厚植民族认同，铲除滋生叛国思想的土壤更为重要。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第二个、第三个“石平”的出现，筑牢我们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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