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副挽联，寥寥数语，道尽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这副挽联是为纪念一位叫解万英的共产党人写的，解生前是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学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曾参与编写改革开放后首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他于10月13日凌晨从北京大学第四教学楼五楼教室坠楼辞世，年仅53岁。
他逝世的现场有一本《求是》杂志，封面空白处留有他的八字遗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因此他被部分观点视为：为信仰殉道的学者，当时流传的挽联中包含上述我提到的这副对联。你可以说他直拗、偏执、一根筋、钻牛角尖，但我相信，他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至死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因此他逝世后被一些观点誉为“当代屈原”。对于解万英的死，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评价，普通人很难理解解万英的“殉道”，会说一句“至于吗？”。但对他而言，可能很“至于”，至于到“哀莫大于心死”。
这副挽联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用最朴素的语言戳破了最深刻的真相。上联“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的确如此。市场逐利是资本的本能，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去论证。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当资本逻辑渗透到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社会矛盾便会在无声中积累。这样的道理，普通人凭日常经验就能感知；而下联“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亦的确如此，共同富裕不会是市场经济的自发产物。它需要有人坚守初心，需要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信仰来推动。我之所以写了许多文章推动共同富裕，倡导“最低退休金”制度，并非“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因为我有一种共产党人的初心执念，在喧嚣的时代里为弱势群体福祉奔走呼号。我常常扪心反问：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弱势群体连医疗、养老这样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保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对于解万英以这种方式辞世，我是无法认同的。但我认同他有一颗不同于普通人的赤子之心。这个人一定非常善良，有悲悯之心，在家或许是一位“暖男”。当太多人学会了圆滑世故，当“明哲保身”成为处世哲学，当“看破不说破”被奉为智慧，解万英选择了一条“殉道”之路，用他的死示现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这样的人很少见，或许全中国仅此一例。
屈原当年“虽九死其犹未悔”，解万英一生坚守的，或许也正是这份九死不悔的信念。他是坚信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是为少数人谋利，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他应该是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化身，把市场经济学说视为资本主义歪理邪说，或者可称为“敌人经济学”。因此他用死捍卫他的信仰，他的学说。我与解万英不同的是，我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但我同时又坚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忘初心，
靠制度、靠二次分配、靠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去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目标。我坚信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坚信只要还是共产党人领导我们的国家，必定以追求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
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信什么、追求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人，必定追求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我相信解万英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不为名利，不为私欲，只为心中那个“让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理想。他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信仰到了偏执的程度。但我对他的这种信仰是发自内心敬重的。这副挽联之所以让我热泪盈眶，是因为在解万英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正在变得稀缺的品质：信仰的纯粹。
解万英走了，但他的挽联还在叩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你追求的是少数人的暴利，还是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决定了一个社会能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与进步。愿每一个自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都能像解万英一样，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能用一生去扪心自问，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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