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1934年重阳，于都河畔。
秋风卷着细雨，打湿了送行人群的衣衫。八万红军将士即将踏上征途，河岸上到处是哽咽与叮咛。
二十岁的红军警卫员谢志坚站在人潮里，紧紧攥着一双草鞋。编鞋的姑娘叫春秀，是他的恋人。头天夜里，春秀借着一盏油灯熬了通宵，不用粗粝的稻草，专挑柔韧的黄麻，混着碎布条一圈一圈捻紧，鞋底编得格外厚实，鞋尖还缀着两个鲜红的毛线绣球。临别时她把草鞋塞进谢志坚手里，说了一句：“草鞋护你行路，我等你回来。”
谢志坚把草鞋裹进背包最内层，记住了那句话，踏上了长征路。
此后两万五千里征途，翻雪山、过草地、闯腊子口，无数双稻草草鞋穿烂丢弃——萧锋走完全程穿烂了四十双，平均每五百里磨坏一双；十二岁的小红军谭发贵草鞋碎了，班长拆了自己的绑腿给他补，自己赤脚踩在冰碴上，后来班长永远留在了草地——唯有谢志坚背上这双黄麻绣球草鞋，他始终舍不得穿，全程只郑重地穿过两次。
一次为怀念，一次为赴死。
第一次是在金沙江畔。江水滚滚，当地百姓撑着木船送红军过江。谢志坚站在船板上，望着滔滔江水，忽然想起于都渡口送别的春秀。他从背包里取出那双草鞋换上——踩下去的那一刻，仿佛故乡和恋人就陪在身边，脚下每一步都有了温度。
第二次是在大渡河。枪林弹雨中，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心里清楚，这一仗凶多吉少。他再次穿上这双草鞋，弯腰护住鞋尖，抱着赴死的决心冲了过去。河水溅上鞋面，绣球湿了，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此后再苦再难，他再没舍得穿过。那双草鞋被他背在背上，走完了雪山草地，走完了万里征途，一直背到陕北，背到新中国成立。
1951年，阔别十七年后，谢志坚终于回到于都。他沿着记忆中的石板路，一步一步走到春秀家门口。老屋还在，门槛上磨出的凹痕还在，门楣上挂着的艾草早已枯黄。他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那盏当年编草鞋的油灯还搁在桌上，灯芯燃尽，再没有人添油点亮。
邻居告诉谢志坚，红军走后，春秀留在苏区掩护伤员、传递情报，被反动派杀害。临刑前，她一直重复着三个字：“他会回来的。”
草鞋还在，编鞋的人却不在了。于都河水依旧东流，那个说“我等你”的姑娘，永远停在了等待里。
晚年，谢志坚为草鞋重新绑上一对红心绣球，把它捐给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病重期间，他让家人用轮椅推着自己，三次去纪念馆看那双草鞋。工作人员记得，老人每次都在展柜前坐很久，一句话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轮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
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每天都有年轻人拍下草鞋照片，发在社交平台上。他们也许不知道，这双鞋被一个人背在背上，走过了两万五千里——全程只穿过两次。
为什么只穿两次？
谢志坚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那双鞋穿着太心疼。”
心疼的哪里是鞋。是一针一线编鞋的人，是一个“我等你”的承诺，是故乡的灯、故乡的河。他舍不得穿，因为那是他心里最后一点柔软，最后一点念想。可当队伍需要他冲锋的时候，当生死悬于一线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这点“私藏”拿了出来——不是炫耀，是准备把它和自己一起交出去。
于都当地有个习俗，亲人远行，家人编草鞋时会在鞋里藏一根红线，寓意“千里之外，一线相牵”。春秀编的那双鞋里，也藏着这样一根红线。谢志坚背着它走了两万五千里——红线没断，等待也没断。
长征出发前五个月，赣南苏区百姓赶制了二十多万双草鞋送给红军。于都寒信村一户萧姓人家，祖上三代打草鞋为生，招呼几位老表，几天就打了数百双。贵州一位失去儿子的老母亲，白天帮红军烧水缝补，夜里点着松明火编草鞋，双手被茅草割出无数血口子，三天编出一百双，分文不取。
于都老人把草鞋递给红军时，说了一句：“鞋底编得厚，碎石硌不穿。”后来那些草鞋穿在战士脚上，翻过了多少碎石遍地的山路，已经没有人记得清。
周恩来蹲在路边，手把手教战士打草鞋，说“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干部萧锋每编好一双新鞋，看到赤脚的伤员就主动让出去，自己裹着干草赶路；老班长把刚编好的草鞋拆成两半，分给两个战士，自己双脚严重冻伤落下残疾；过草地时，两个战士共用一双草鞋，一人穿五十步轮换，整整走了四天四夜，谁也没丢下谁。
百姓把最好的草鞋给了红军，红军把最后的草鞋给了战友。
这个来回传递的循环里，没有人说话，但路就这样走通了。
九十年后，鞋躺在玻璃柜里。有人会说：现在谁还穿草鞋？运动鞋、皮鞋、登山鞋，要什么有什么。再去讲草鞋，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我们纪念草鞋，从来不是要回到穿草鞋的日子。我们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你心里那双“草鞋”是什么？你最珍贵的东西——时间、精力、才华、初心——你打算怎么用它？
是日常挥霍了、消耗了、磨损了，还是像谢志坚一样，把它背在身上、藏在心底，只在最关键的时刻，拿出来走最难的路？
这届年轻人面对的“雪山”不一样了：可能是考公考研反复失败的迷茫，可能是996里被消磨的热情，可能是“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困顿。我们没有草鞋穿了，但我们有比草鞋更珍贵的东西——青春、理想、信任、热爱。
你舍得在关键时刻用掉它们吗？
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可以搬到省城昆明，他谢绝了：“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退休第三天，他带着十六名职工，雇了十八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上了光秃秃的大亮山。住的是窝棚，铺的是龙须草。为了省下买树苗的钱，这位曾经的地委书记弯下腰在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女儿劝他不要翻，买水果吃留下果核就好。他说：“能省一分是一分。”
二十二年间，五万六千亩——他把光秃秃的荒山种成了一片莽莽林海。2009年，他将价值三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
2010年10月，八十三岁的老书记走了。身旁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支烟斗。
那顶草帽陪了他一辈子——戴着它，他在田间地头跟农民一起插秧收稻；戴着它，他在大亮山的窝棚里一住就是二十二年。草帽磨破了边，他没换；荒山变绿了，他没走。人们叫他“草鞋书记”，他认。因为他知道，只有戴着这顶磨破边的草帽，才能在大亮山的窝棚里睡得着觉，才能在街上弯腰捡果核时不觉得丢人。
谢志坚的草鞋背在背上走了两万五千里，杨善洲的草帽戴在头上守了二十二年。一个守着的是那句“我等你”，一个守着的是那几万亩青山。东西不一样，路也不同，但他们都舍不得用掉最珍贵的那一件，直到最要紧的关头，才肯全交出去。
谢志坚把草鞋捐给了纪念馆，杨善洲把林场交给了国家。他们走的路不同，但脚印落在同一片土地上。
草鞋无言，步履有痕。
九十年前，穿草鞋的人用脚底板丈量了中国的苦难与辉煌。他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他们相信——走就是了。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编草鞋了。
那双草鞋，谢志坚一辈子只穿过两次。一次为怀念，一次为赴死。
而我们心里那双“草鞋”——
你打算什么时候穿？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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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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