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抗美故事共情出圈后，邀请《前浪2》主创与学者聊了聊“老去”|丁克|前浪2|李抗美|爱神|谢琳

70岁的李抗美与76岁的老李相伴18年，始终没领证。老李患癌后投靠女儿，她从老家赶来上海照顾，无名无分。

她是老李的恋人，是老李女儿口中的“李阿姨”，但也是没有亲属身份的“外人”。

拉扯的自尊与爱恋、愈发严重的腰伤——李抗美最终选择离开上海，没能送老李最后一程。

这是纪录片《前浪》第二季中的故事。

《前浪2》开播后，站内热度值峰值高达13924，接连霸榜腾讯视频纪录片热播榜、热搜榜、社会榜TOP1，稳坐2026年腾讯视频纪录片站内热度第一。

然而，在对内容的关注与故事的讨论背后，冷眼还有想再进一步追问的议题。

于是，本期“冷眼圆桌”，我们请到了《前浪2》的两位主创

《前浪 2》制片人，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制片人谢琳

《前浪 2》总导演，真实传媒工作室负责人范士广

跨界对话

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助理教授佳之

佳之的研究长期聚焦劳动、伦理、照护，公益慈善与社会变迁。

本栏目由总策划Yutong进行主持。

我们想知道，

在当前的内容市场中，“老年题材”绝不是一个讨巧的选择。为何尤里卡还会继续下注这一赛道？

老年婚恋、意定监护、跨代际照护——这些看似与作为互联网主力用户相距甚远的词汇，为何能激发现象级的社交讨论与自发传播？

从内容与社会价值双维度评判，《前浪2》能称得上今年的最佳纪录片吗？

现在，让我们开启对话。

“没有代沟，只有代入”

冷眼：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团队开始关注老年议题？

谢琳：2023年，上海电视台真实传媒范士广工作室发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内容是导演陈子芃在宜家拍老年人相亲。文章不长，但很快上了热搜。

我们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一直在关注老龄化的公共议题，一直想找切入方式。当时文章里提到一位叫 “宝叔” 的老人，经历三段婚姻，分走了三套房。故事朴素，却极具冲击力。

我当时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创作团队，会选择宜家这样的场景，去记录老年人相亲？

第一次联系范士广老师，他直接把我带到机房，给我看素材。有一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印象深刻：一个老头和80岁的女朋友分手了，去前女友家拿东西，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拿。在前女友家吃饭，吃着吃着睡着了。突然电话进来，那头喊：“老张你赶紧来宜家，给你介绍个人。”老头收拾东西就去相亲了，前女友帮他把书包背好、帽子戴好——根本不像分手的样子。

老年人这种云淡风轻、分手还能做朋友的状态，完全超越我的日常经验。我觉得讨论老年议题，看到他们真正怎么生活，而不是空谈，才是最有价值的。当时就觉得，这就是我想合作的人，后来合作了三四年。

范士广：我在《前浪》立项时看到媒体报道，说1963年是中国的婴儿潮，出生了大概3000万人，之后每年递增。这批人到2023年集中退休——婴儿潮必然伴随退休潮。

做纪录片难点在于，过于真实的东西大家不一定愿意直视，但这也是创作纪录片的意义。

拍老年纪录片这几年，“不适感”一直充斥其中。有太多想象不到的场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局限、对老年群体充满偏见——或者说是对“他者”充满偏见。

《前浪》第一季里有位 95 岁老人想要学车。我明明理智上清楚，学车是他应有的权利，可我还是会脱口而出：“他毕竟 95 岁了。”；一说出这句话我就收住嘴——我潜意识在认为95岁的人应该被剥夺学车权利，这就是年龄歧视，这种偏见充斥在每个人心里。这是真实的东西，当我们把它搬上荧幕时，它要经得起审视。

拍摄过程，也让我们更靠近真实。

比如《前浪2》第一集关于意定监护的内容。去公证处之前，觉得意定监护离自己挺远的——谁没事去指定别人做监护人？总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但进去待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这世上原来有这么多种不一样的关系存在，有这么多在选择离开亲缘关系的人。没有人能送他们入住养老院，在住院时没有监护人签字。

第一集鲍志昌为什么着急让公证处工作人员李辰阳到抢救室做意定监护？直接原因就是他想住院，但没有监护人签字就住不了，只能一直待在抢救室。指定他女朋友做监护人之后，他才顺利住进住院部。

公证处里有形形色色的老年困境。有个没放进片子的故事：一个85岁的老头，他的儿子50岁，听不见、看不见、不能说话。老头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担心儿子以后谁来照顾。最后他们指定了一家监护组织做监护人。他和他儿子的交流方式，是爸爸拿着儿子的手，在儿子手心里写字——儿子只有触觉，才能读懂爸爸说的话。

去他家，屋子里只有电视机的声音，电视哗哗放着新闻，老头边看电视边在儿子手心里写字，讲今天新闻说了什么。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还是蛮苦的。

冷眼：从学者和制作者视角，哪些数据和现象显示我们正处于老龄化社会？

佳之：从数据来看，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分三个阶段：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至2022年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大约2032年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中国从第一到第三阶段的发展速度远超其余发达国家，“未富先老”的国情亟需社会制度的完善。

值得关注的是，老龄社会是新的全球现象。根据联合国2024年发布的人口数据，在过去百余年间，我们的平均寿命从1900年的32岁增长到2023年的73岁——我们要应对的老龄化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问题。

谢琳：老龄化对制作组而言，更多是找选题过程中的体感。老年真实生活到底发生在哪？短视频里看到的老年人跳舞、骑行，是不是真实的生活？纪录片最终会回到个体的需求和故事。

比如前几年，给失能失智老人洗澡的公司在很多一线城市开起来，这样的需求变大了。失能失智的老年，他们到底怎样保持自己基本的干净和体面？这样的新闻被报道，代表老年境遇中的个体需求出现了。

还有很多小细节。比如现在去唱卡拉OK，在早上的便宜时段，KTV基本被老年人占了，很多六零后五零后在里边谈事、相亲。年轻人最忙的时间，他们用最便宜的时段享受一个私密空间。

还有医院增设的老年科，这些小小的改变都说明，这个时代对老年的关照更多了——因为老年人更多了。

《前浪》两季都在讨论的意定监护，它最早从老年保护法里出来，现在上升到民法典——成年人可以指定自己的监护人。为什么从少数人的保护法上升到民法典？和老龄化分不开。

制作组进到公证处时也有体感，来办理遗嘱、找托付的人真的变多了。大家想要好好安置自己人生的愿望，在这个时代被越来越多地尊重。

冷眼：大家认为，《前浪》是因为什么引起了观众广泛的共情？

谢琳：《前浪》从来不只为老年人做。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对立新闻挺多的——地铁上没让座就可能吵起来。我觉得本质是互相不了解。很多老年人不了解年轻人过得有多辛苦，年轻人也不知道老年人过得有多辛苦。

纪录片能拓宽世界，看见另一群真实活着的人。我们不想让大家刻板化理解老年——觉得他们是偏见中的衰老、糊涂、固执。我们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他们本身，而不是被符号化的一面。

为什么年轻人也讨论《前浪》？因为我们拍的不仅是老年面对的问题，更是“人”面对的问题。

抗美的故事，很多人讨论她18年是不是被辜负了，底下留言讲的都是自己的故事——也许他们更年轻，也许他们也在一段辛苦的亲密关系里。他们代入的不是老年，是关系里的自己。

《前浪》没有代沟，只有代入。一个老年情感的故事、生命末端选择的故事，任何年龄段都会有共鸣。

纪录片不提供标准答案。不是说抗美走是对的，或留下是对的。它希望大家看故事的时候能想到自己，观照自己的生活，这才是价值。

范士广：我们坚持呈现真实。有些真相觉得太复杂了，想说“算了别弄了”，但后来发现怎么走都走不通——只有真相能救片子。

第二季第三集“爱神Plus”里的红娘老九，给别人介绍对象特别上心，说自己“这时候不要找了，要给别人找”。后来我们才发现他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最后观众才明白，他做这些事是在弥补自己的遗憾——这是真相。

第一季第二集“爱人”，老爷子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在家里有了伤人行为。女儿想送他去专门治疗阿尔茨海默的养老院，老太太不舍得，两人依依惜别，我们以为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后来老头去世，我们再登门时，她赶我们，说不想再见到我们想起伤心事。但紧接着，她说了一句我们特别惊讶的话，她说：“我一点都不爱他。”

她说年轻时自己学习好，老头学习不好，看不上他。老头非要追她，她觉得别人因为自己得了相思病，自己“不同意就会害了他”，稀里糊涂就同意了，就这么过了一辈子。

那一刻，所有流行叙事里培养起来的”执子之手”的想象，被击碎了。她不爱他，却为他流了无数眼泪——这是真相。

“爱神Plus”里有一个送狗的故事。两位老人领证后，老头让阿姨把狗送走，但狗太老了没人要，老头说送不走就离婚，只能托老九送走。狗离开的那天，她躲在房间里，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选狗，不选他。”

这就是真相，我们要把真相讲出来。而真相，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触动。《前浪》不是在喊口号、堆砌悲惨，它引发观众触动的原因，恰恰是当下碎片化时代缺乏的真实和严肃。

佳之：正因前浪对真实性的坚持，不同年龄、阶层、性别、民族的观众能在不同的故事里照见自身生命的处境。探求生命意义，人何以为人，是普世的议题。

贯穿一二季涉及一个概念是“日常伦理”——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思考：什么是“好”的和“对”的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比如我们看到公务员李辰阳不断协商和思考，支持老张指定桃姐做意定监护人是否是对的，于情于理于法；李抗美来回犹豫应该回到洛阳，还是留守病床前。这些普通人在镜头下，能如此自然地展露道德直觉与生命情感，从而引起共鸣。

同时片中呈现了照护与关爱的多样性——照护不仅是社会资源和伦理困境，照护实践本质上也是完善个人人格的道德实践。人类学者Arthur Kleiman对此表述过：人们通过照护，“能够变得更加关注当下，因此具有更丰满的人性。”观众不仅代入老年人的处境，也代入照护者的经历。

“是素材在教育我们”

冷眼：《前浪》如何选择一整季的议题和地域？

范士广：我们一直认为，《前浪》本质上不是在拍老年纪录片，而是在借着老年群体讲人的故事。所以我们不太在意片子是在上海拍、北京拍还是成都拍。在上海拍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对长期蹲守式拍摄有便利性——一有事就能过去。导演在公证处蹲了一年，天天去，像实习生一样待着，后来问什么都知道，都学会了。

找选题非常难，不是制作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大家看到的七集，没有一集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好的。第二季刚开始筹备时大概立了七集内容，但拍着拍着全变了。

比如意定监护这集，导演本来想去婚姻登记处拍老年人离婚，待了两个月，因为太隐私，没人愿意拍。碰到一个很好的故事——老太太要跟老头离婚，原因是老头年轻时候是工作狂，退休了还返聘，老太太说“我再也不跟他过了”。我们想跟拍，老太太不让，就没办法。后来去妇联蹲了一个月也没拍成，最后七弯八绕才到了公证处。

但我们一直有个准则：选题要新颖。

比如正在做的最后一集，讲两个快九十岁的高知老人，孩子在海外——这是新的高知空巢老人现象。空讲这个现象可能没意思，支撑这集成立的理论基础，是老太太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孝是一种毛病。” 她说，“我不觉得让他们回来照顾我就是孝顺。因为他们如果来照顾我，自己的家庭就要放弃。”她作为老人，在反思“孝”这件事。

后来才发现她为什么说这话——她房间里有一张小床，床旁边左边是固定的抽水马桶，右边是固定的洗手池。原来她退休后就照顾自己的妈妈，一直照顾到107岁去世，那是两年前的事，她自己快90了。这一集的主题是用自己切身的经历反思“孝”，里面有她对家庭的情感和思考。

我们所有对片子主题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也不是拍摄中知道的。很多时候是剪着片子、看了无数遍素材之后，才慢慢发现我们在讲什么。是素材在教育我们，而不是我们想去表达什么。

谢琳：找选题是从A到B的过程。最开始我们看新闻、翻公众号，看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我们关注的是更新的东西，而不是十年前有、今天也有的故事。意定监护是当下的，空巢高知老年也是当下的——社会发展了，子女送到国外，考验着老年人怎么度过晚年。

但框定议题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身上。比如抗美的故事，我们一开始想拍的是临终关怀——老年人怎么安置自己最后的时间。但遇到抗美之后，发现我们不是在拍临终关怀的议题，是在拍一个具体的人，在她的男友的生命最后阶段的选择。

永远是从议题到个体，而不是停留在议题。更多停留在议题或许是论文做的事，有宏观的数据。而我们最终一定要进入个体的选择，要去理解他的选择，

冷眼：那我们要如何避免消费苦难，去保留老年人真实的生命体验？

谢琳：我们有导演是很年轻的姑娘，她进入临终关怀病房的时候，会意识到——夜里千万不要有电话进来，很可能代表某个拍摄对象就走了。

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的，生老病死这样大的议题，很难在拍摄层面预设。但摄像机是有权力的。你带着猎奇的心去拍，和带着理解、温柔的心去拍，最终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镜头的远近、时长都是有选择的。面对死亡，你是选择拍那一刻，还是拍一张空空的床？这些选择本质上，是抱着怎样的心在做这件事。

空镜中的椅子、床、空间，我觉得这就是他。空镜一定不是空的，当走进一个人的房间，比如第四集根福的故事里，他贴的每一个小纸条、桌上的步话机、墙上每一面钟——那不是物件，那是他的生活。所以空镜是更完整的呈现，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他怎么布置环境，都是他。

范士广：我们从来没想过去处理哪些议题。比如正在做的最后一集，讲一个高知家庭，老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们是在处理阿尔茨海默症议题吗？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讲的是空巢老人对闯入者的依赖、对摄影机的依赖；讲的是两个老人能够有劲儿活下去，两人之间插科打诨的小秘密。很难用一个议题框住每一集的内容，因为生活很难概括。

文艺创作中概括有时很武断。比如，我问儿子幼儿园饭好不好吃，他回答“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上午好吃，中午不好吃”。他不会概括，因为他没被社会化规训。他说的是事实——上午好吃，中午不好吃，这就是事实。我们的纪录片也一样，很难进行概括。如果非要说一个主题，是爱、怜悯与勇气。

佳之：这让我联想到人类学对此的反思。

二十世纪末的人类学，受世界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用“苦难的主体”取代“他者”，剖析人的“苦难”是如何由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形塑的。本世纪初一部分学者反思——如何避免消费苦难，转向了“善的人类学”，关注人如何在无常的生活泥潭中坚韧地追求善与尊严。

《前浪》与这个转向有所共鸣，它挑战了“老龄是一个沉重命题”的主流想象——老龄也可以是向阳而生的——关于爱与慈悲。

尤其对于八零后、九零后，正在或即将承担养老责任的观众，片中许多片段消解了对老龄议题的沉重想象。转变主流叙事是纪录片很重要的意义。

“一个良善的社会，是允许你弱的”

冷眼：我们如何定义和维护老年尊严？

佳之：从学术角度来说，欧美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政策上主导的概念叫“活跃老龄化”或“积极老龄化”。在个人主义语境中，生理衰老、依赖他人照顾、成为社会“负担”——这对人格是巨大的挑战。所以他们创造各种概念让老年人感受到自己不是负担，强调老年人应当被鼓励享有健康的、参与社会的、有保障的活跃老龄生活。

举一个我的观察。我在爱丁堡生活了五年多，三年前有了孩子后，反而更多地接触到了老年人群体。老年群体、包括失能和残障老人，坐轮椅拄拐杖在日常生活中被看见的机会和场景非常多，他们的融入是非常有机的，带孩子时我们会共享许多物理空间，比如社区咖啡厅，一个眼神、微笑、招呼，都是互相照见的社会联系。

这里有一个概念叫“认可的政治”——完整的社会正义不仅靠经济再分配，还需包含文化上的认可。这对于处于终老阶段、需要被照护无法活跃的老人的尊严尤其重要。《前浪》中反复出现的旧照片、影像串联起主人公一生的轨迹，恰恰提供了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同时，完善无障碍公共空间，让对辅具的“病耻感”转为自主掌控感；让老年人真正融入社会，给他们文化上的存在感，和制度托底同样重要。

范士广：意定监护这个制度，我们从第一季开始就在讲，到第二季仍然借着李辰阳的故事去推进。某种程度上我们见证了这个制度在不断完善——在2024、2025、2026年制作和播出的过程中，制度一点一点在推进改善。播出前大概一个礼拜，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国内首个关于意定监护的实施指引。作为媒体，你能参与到法治的进程中，挺难得的。

现在来找李辰阳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通过片子认识到了意定监护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纪录片在文艺创作之外的一些作用。

谢琳：什么是老年的尊严？我觉得“积极养老”概念很好，但一个良善的社会，是允许你弱的。

意定监护就是这样的东西——考虑到丁克孤老、老养残家庭，而不完全预设老年人一定要生气勃勃、健康独立。

健康独立固然好，“爱神Plus”里的叔叔阿姨们还在追求情感和亲密关系，希望找一个伴互相照顾，这都很好。但在也许找不到伴、弱的时候，仍然有机构或法律给你托底。我觉得这才是对尊严更本质的保护。

冷眼：节目组后续是否会考虑去农村等更多不同地域拍摄？

谢琳：我们当然渴望这样做。农村老年是更大的大多数，他们在话语表达上更不被看见。但“拍农村老年”只是一个地域的说法，我们不想完全框定。农村老年也有很多可能的方式——初代农民工也进入到城市。第六集大家会看到，我们拍了初代农民工的晚年故事。他们大多年过六十，仍留在城市里继续打工。影片展现了他们勤劳踏实的生命底色，也让大家看见他们对安稳晚年的渴望。我们也在做更多努力，不只是局限在现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