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电视剧《重器》播出至第20集，已经播出过半。老编我也追了超过半数剧情，可以聊一聊对这部戏的整体看法了——《重器》编剧赵冬苓给人的感觉便是，写主角们的情感狗血戏还是在行的，但是，写专业的司法内容的时候，就力所不及了，不是出现叙事智商掉线的问题，就是出现叙事逻辑不在线的问题。赵冬苓颇有一些琼瑶附体的意思。这部《重器》也可以归为狗血剧序列。
《重器》目前最大的问题便是，用情感狗血戏充斥了严肃的司法叙事，同时，因为编剧叙事能力、逻辑智商的欠缺，而在很多司法内容的叙事上，又出现了抓不住重点、出现叙事偏差等问题。我们不妨基于此，展开一下论证。
先说情感狗血内容。《重器》把大量的叙事时间给了男二号，也就是蒋奇明饰演的角色。而这些戏份，从叙事的最终目的（呈现我们司法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过程）上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性的。而这些狗血内容，可能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观众们形成一个对于农村凤凰男的刻板印象——没成功的时候依靠女方家庭，成功之后，就要“抛妻弃子”。
剧作当中，蒋奇明角色的故事显然是非常狗血的。他先和自己的一位女同学谈恋爱，稍后，因为意见不和，就不和人家谈了，开始强吻另一位女同学。接下来，就是这个角色被分配工作，离开了北京。在工作地，他又开始有目的地接触军区高层领导干部家的残疾闺女，开启结婚与工作向上攀爬模式。等到岳父退居二线没啥能量之后，他又开始对妻子横竖看不惯。
如果单独把蒋奇明角色的故事拿出来，《重器》绝对是一部“古早味道”非常明确的狗血剧。其实，这类狗血故事也并非赵冬苓编剧原创，她不过是起到了一个“缝合怪”的作用。这种农村子弟通过军区领导实现阶层向上攀爬的故事，早就有过，严肃文学当中才是搞这个的第一份。比如说，李佩甫的小说《城的灯》。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城的灯》讲了一个凤凰男向上攀爬的故事，就觉得这小说不咋地了。相反，这部小说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塑造农村贫困方面，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我印象当中，这个小说当中讲男主人公家穷，没鞋子穿，他带着弟弟妹妹们练脚底板。这是写实的。乃至于小说后半程，男主人公如何攀爬，也是对于阶层固化的批判。
然而，李佩甫等严肃文学工作者们开创出来的叙事路径，被很多烂俗编剧们“魔改”了，稍后，就出现了大量“凤凰男，不要脸”的故事。像赵冬苓在《重器》当中搞得这个男二号的“凤凰男，不要脸”故事，不仅连原创都算不上，甚至于可以说，是在烂俗内容当中找素材，又拼凑出来了一个罢了。赵冬苓编剧给人的感觉便是，阅读严肃文学的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只能在狗血内容当中搞拼接。
反观《重器》真正的叙事目的，赵冬苓其实是没有实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实现的非常牵强。这部电视剧真正的叙事目的是歌咏我国司法的进步——疑罪从无制定和实施的进步。为了实现这个叙事目的，就需要先讲一些疑罪从无的故事。然而，在讲这些司法案例故事的时候，赵冬苓的叙事能力就捉襟见肘了。她选择的很多案例，都不具备典型性。
疑罪从无，在《重器》当中，有不少司法故事都被赵冬苓编剧搞成了“草菅人命”。这其实就离开了这部戏的真正叙事目的，让这部电视剧成了“低级红，高级黑”。同时，这部戏当中还善于塑造迷迷瞪瞪的底层人形象、农村人形象，颇有一些司法不进步，都是他们造成的叙事意图。赵冬苓编剧应该是缺乏严肃文学、严肃理论阅读的能力，她善于挖苦穷苦人，却无法升起一种鲁迅式的悲悯。这也造成她的近乎全部的电视剧作品，都是质量很低的这一局面。
《重器》半数剧情当中，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近乎每一个司法故事当中，只要带着脑子深究，都会发现叙事漏洞问题，发现叙事逻辑牵强的问题。比如说，男主角当检察官之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编剧叙事实在是自我懵圈的——男主建议严判，没啥问题，法院判死刑，那是草菅人命，已经超过了严判的范畴，检察院不抗诉，依旧是不尽职，最后，搞成了男主角的罪过，就是典型的胡编乱造了。赵冬苓缺乏“找出真相”的叙事能力，或者，她可能就不想找出真相吧。赵冬苓是一个“聪明人”，精明得很。
基于《重器》半数剧情，我认为，它是半部琼瑶式狗血剧，半部叙事存在诸多错误与疏漏的司法闹剧故事。同样的司法案例内容，给真正懂行的且有社会责任感的编剧去创作，则可以出精品。编剧这个工种，是笨人才能从事的，太精明的，出来的东西都很差。（文/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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