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定在早上八点。
夜里十一点，病房熄了灯，我躺在陪护椅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壁床的马大妈轻轻碰了碰我胳膊，示意我跟她出去。
走廊尽头的楼梯间里，她握着我的手，声音压得很低：“闺女，我打水的时候，碰巧听见你爸在楼梯间打电话。你明天一上手术台，你弟就拿着房本去过户，家里那五套拆迁房和一百二十多万存款，手续今儿下午就办完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蹲在楼梯间里，浑身发凉。
01
父亲是半个月前住进医院的。
那天我正在超市理货，电话是弟弟打来的，说爸在工地上晕倒了，送到市医院查出肝硬化晚期。
我握着手机愣了好几秒，指尖发麻，货架上的酱油瓶差点被我的胳膊肘扫下来。
赶到医院时，父亲躺在急诊留观室的床上，面色灰黄，整个人缩成小小一团。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那是我爸。
他瘦了，瘦得颧骨高高凸起，两腮塌下去，胳膊上青筋一条一条的。
弟弟王鹏涛蹲在走廊里抽烟，见我来了，站起来把烟掐了，说：“姐，医生说要换肝，不换怕是拖不过今年。”
他说得轻飘飘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医生把家属叫到办公室，摊开一叠检查单，说：“肝硬化终末期，肝功能基本丧失，唯一的办法是肝移植。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率高，排期也快，家属可以考虑一下。”
办公室里站着五六个人。
两个本家叔叔，一个堂姐，加上我和弟弟。
谁也没接话，空气像凝住了似的。
堂姐往后退了半步，叔叔们掏出烟又塞回去，目光绕着办公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地上。
我听见自己开口：“我去配型。”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从病房里传出声音，嗓子眼里像卡着沙子：“芳儿，别胡闹。”
他喊的是我小名。
好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猛一听，眼眶有点发热。
但我注意到，他喊完这一句，目光越过我，落在弟弟身上，停了一停，又移开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塑料椅子硌得大腿疼。
夜风凉飕飕的，吹得后脖颈发紧。
我忽然想起母亲下葬那天，父亲也没掉眼泪，蹲在墙角抽了一中午的烟，烟头在地上摁了一排，像一溜小小的坟。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他为什么不哭。现在看着医院大楼亮着的灯，好像明白了一点，又好像更糊涂了。
配型结果出来是第三天。
护士拿着报告在走廊里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倒不是紧张，是这两天就没怎么吃东西。
超市盘货赶上月末，我白天理账，晚上来医院守夜，连轴转了三天，全靠路口小摊上的豆浆和包子吊着。
报告单上写得很清楚，各项指标基本吻合，符合捐肝条件。
我攥着那张纸，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纸边缘被我捏出了五个深印子，像手心攥出了一朵花。
弟弟当天破天荒提了一只果篮来，一进门就喊：“姐，你辛苦了。”果篮里有提子、苹果和一根香蕉，香蕉皮已经有点发黑。
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转头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姐，你说爸会不会把那间临街的铺面单独留给我？”
我愣了一下。
他说的铺面，是老宅拆迁时分的。
母亲在世时，那间老宅是她的陪嫁，拆之前母亲攥着我的手说过一句话：“芳儿，那间铺面以后要给你的。”
母亲走得太早，这句话她说了，再没人提过。
我看着弟弟那张脸，跟小时候趴在桌上等鸡腿的样子重合在一起，又不一样了。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低头把报告单对折，塞进口袋里。
夜里我回病房陪床，走到门口时看见弟弟正往父亲枕头底下塞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父亲半靠着床头，伸手按了按那个纸袋，没说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进去问，退到走廊对面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我趁父亲洗漱时掀开枕头看了一眼，那个牛皮纸文件袋已经不在了。
02
术前谈话那天，医生把风险一条一条列在纸上。
麻药意外，术中大出血，术后胆漏，感染，远期肝功能恢复不理想。
每一项后面都跟着一大串解释，我听不太懂，就是觉得那张纸上的字密密麻麻的，像一片蚂蚁在爬。
医生问我：“家里商量好了吗？”
我握着笔，没说话。
他抬眼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捐肝不是小事，你自己身体也要考虑清楚。”
我说：“我考虑好了。”
笔尖落在纸面上，笔画有点抖。
我写的字一向不好看，上学时就被老师说过好几回，这会儿签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小孩。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在门口的塑料椅上坐了好一会儿，才给宋海发了条短信。我说：“检查做完了，都挺好。”
宋海没回。过了二十分钟，他打了电话过来：“王玉芳，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他在电话那头喊，声音大得旁边路过的护士都回头看了一眼。我拿着手机走到楼梯间，才说了句：“爸他等不了了。”
“你爸等不了了，你闺女就等得了吗？”宋海的嗓子哑了，“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跟思琪咋办？”
我攥着手机说不出话来。宋海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下去：“你要捐，我拦不住你。可好歹让我陪你做个术前检查，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靠在楼梯间的墙上，头顶的安全出口指示牌亮着绿幽幽的光。我说：“好。”
第二天宋海从外地赶回来，开着他那辆跑了三十万公里的货车，直接停到了医院门口。
他坐在驾驶座上，拧着眉头看了我半天，最后从副驾摸出一个保温桶：“妈炖的鸡汤，趁热喝。”
我接过保温桶，盖子拧开，热气扑在脸上，眼睛有点发酸。宋海别过头去，拉开手刹：“我先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那天下午他陪我把剩下的检查跑完了。
抽血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我胳膊上被抽得发青的针眼，说：“你这胳膊，跟筛子似的。”我没好气地翻了他一眼，他把脸转到窗外去了。
傍晚我一个人回病房的时候，在马秀珍大妈的床边坐了一会儿。
马大妈是隔壁床的，六十多岁，宫颈上的毛病，住院大半个月了。
她家里人很少来看她，她就整天坐在床上看窗外，偶尔跟护工聊两句闲话。
她见我进来，招招手，从床头柜里摸出一个橘子递给我：“闺女，吃橘子，可甜了。”
我接了橘子，没剥，坐在她床沿上发愣。
马大妈看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我那两个儿子，一个称血糖高，一个说血压高，没一个肯来配型的。”
她说着，剥开自己的橘子，掰了一瓣塞进嘴里，“你这闺女，是个好样的。”
我笑了笑，没接话。橘子皮在手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下午四点多的阳光斜着照进来，落在病床的白被单上，泛着淡淡的暖黄色。
马大妈吃完橘子，把橘子皮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床头柜的垃圾袋里，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
我看着她，不知怎么的，想起母亲来。
母亲以前也这样，吃橘子要把皮叠好，说什么“橘子皮晒干了能入药，扔了可惜”。
母亲走得太早了。早到我都快忘了她说话的声音。
那天下班前，我在医院门口的公交站等车时，看见弟弟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个文件袋，急匆匆地进了门诊部大门。
文件袋比上次那个厚，边角露出一角纸，像是合同之类的东西。
我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莫名地想起他早上问我的那句话：“姐，你说爸会不会把那间临街的铺面单独留给我？”
公交来了，我上了车。
靠窗坐下时，我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停在“妈”那个号码上。
号码早就空号了，但我一直没删，换了三回手机，存了十几年。
03
我妈是十五年前走的。
乳腺癌，从查出到人没了，前后不到八个月。走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宋思琪刚满两岁，话还说不利索，摇摇晃晃地站在病床前喊了声“外婆”。
我妈躺在床上，眼睛弯了弯，那一弯就再也没直起来。
她走之前的那天下午，精神好像忽然好了很多，把我们姐弟俩叫到跟前。
母亲要说话，声音轻得跟风似的，指着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叫我打开。
抽屉里有一把老式的黄铜钥匙，钥匙柄上缠着褪色的红绳。
“芳儿，”母亲把钥匙放进我手心，掌心干热，“老宅那间铺面，以后是你的。你拿着钥匙，谁也抢不走。”
弟弟站在旁边，脸上表情淡淡的，没说什么。父亲站在门口，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塌着。
那是母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凌晨她走了，那枚钥匙我没拿回自己家，一直收在母亲留下的一个铁盒子里，塞在衣柜最深处。
这些年搬过两次家，那个铁盒子始终跟着我。
父亲从来没提过那间铺面的事。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我坐在公交车上，窗外街灯一盏一盏往后倒。手机屏幕暗下去，我锁了屏，把手机塞回口袋里。
那晚到家快九点了。宋思琪坐在客厅茶几旁写作业，听见开门声，抬头看了我一眼：“妈，你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过了。
她把笔放下，走进厨房，端了一碗饭出来，上面卧着一块红烧肉：“我爸从老家带的，他说你爱吃，给我爷奶留了一半，剩下一半给你。”
我在餐桌前坐下，扒了两口饭，肉炖得酥烂，入口就化了。宋思琪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妈，你要是真去捐肝，还回得来不？”
我嘴里含着饭，嚼了两下，差点咽不下去。我说：“咋就回不来了，就是个手术。”
她没再说话，转身回房间写作业了，把门带上，轻轻“咔哒”一声。
饭后我去了趟便利店，买了两瓶矿泉水，又绕到小区门口的药店，买了一盒创可贴。
我也不知道买创可贴干什么，就是看见柜台里摆着，顺手就拿了一盒。
出了药店门，我在路灯底下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明天要去医院做最后一项术前检查。
回到家，宋海已经躺在沙发上了，电视开着，人却闭着眼。
我给他拉了拉毯子，他翻了个身，咕哝了一句：“思琪说你想吃红烧肉，我让我妈做的。”
我给父亲配型成功后，父亲在医院里住了七天，病情控制住了，医生说可以回家等手术排期。我把他接回了老屋。
老屋那间客厅很小，沙发十多年没换过，坐垫塌了一块，露出里面的海绵。空气里有一股旧家具的霉味，混着父亲常吃的药片的苦涩。
傍晚我帮父亲把药分好，放在小盒子里，又倒了杯温开水放在他床头。
父亲坐在床上，看着我忙前忙后，忽然开口：“芳儿，你别忙活了，歇会儿吧。”
这是这些天来，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软和话。
我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分药的小盒子，一时间有点无所适从。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手术的事，你再想想。你也不年轻了，别硬撑。”
我背过身去，把药盒子放进抽屉，声音平平的：“检查都做完了，你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父亲没再接话，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躺下了。他在床上侧着身，背对着门口，佝偻的脊背把被子撑起一个孤零零的弧度。
04
手术前一天，我办好了所有术前手续。
术前谈话的医生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过来一张表：“再确认一下，这是最后一签了。”
我在表上签了名字，字写得很正，比上次稳多了。
医生说：“明天早上八点手术。你今晚住病房，术前六小时禁食，两小时禁水，家属在外面等就行。”
我点点头，把表递回去，转身要走。医生叫住我：“你家属呢？手术同意书上需要家属签字。”
我说：“我弟在外面。”
医生看了看门外，又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
出了办公室，我在走廊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弟弟。
手机上拨了好几个电话，头一个没接，第二个响到快断的时候才接通。
他在那头声音嘈杂：“姐，我在外头办事，晚点过去。”
我问：“你办什么事？”
他支吾了两句，说：“没什么大事，就，房子那边的事，租赁合同要续签。”
我没追问，挂了电话。
站在窗边往外头看了一眼，楼下停车场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角落，车里坐着人，看不清脸。
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飘出一缕烟。
那辆车是弟弟借的，车牌我认得，尾号207。他在满院子办事的时候，办什么事？
傍晚，父亲被推进病房，安排在我隔壁两张床的距离。
他精神还好，看得见我，朝我招了招手。
我过去，他指了指床头的保温杯：“芳儿，给我倒点水。”
我倒了水，把杯子递给他。他接了，喝了两口，忽然压低声音问我：“鹏涛呢？”
我说：“他说晚点过来。”
父亲“嗯”了一声，把杯子放回去，没再问。但他转头看窗户的方向，目光落在窗帘外头那棵树的树梢上，看了好几分钟，像是心里压着事。
天黑以后，病房里安静下来。走廊上偶尔传来护士推车的轱辘声，声音不大，在这一米多宽的房间里却格外清晰。
弟弟始终没有出现。
夜里十一点多，我躺在陪护椅上，把薄被子拉到下巴。
腰窝压得有点酸，翻了个身，椅背咔哒响了一声。
对面病床的父亲侧着头，像是睡了，呼吸声轻浅绵长。
马秀珍大妈也没睡。
她靠着床头，拿手机看戏曲频道，声音压得很低。
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机，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对面病床一眼，然后轻轻碰了碰我胳膊。
她说：“闺女，你出来一下。”
我愣了一下。她朝门口努了努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我披上外套下了陪护椅，趿着拖鞋跟她出了病房。
走廊尽头，水房旁边的楼梯间。马大妈站定了，回头看着我，握住我的手，掌心里有点潮，像是一路攥着汗。
她说：“闺女，我刚才打水的时候，听见你爸在里面打电话。他说：你明天一上手术台，你弟就拿着房本去过户。家里那五套拆迁房，还有一百二十多万存款，手续今天下午就办完了。钥匙都在你弟那儿。”
我的血液像被冰水浇了一样，从头顶凉到脚底。
我晃了一下，后退半步，背抵住冰冷的墙壁，好一会儿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你说什么？”
马大妈握着我的手紧了紧：“闺女，我知道这话不该我说，可你明天就要进手术室了，你不能稀里糊涂的。”
我站在走廊尽头，头顶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照得地面泛着惨白的光。
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拖鞋，那是宋海去年在夜市买的，十五块钱一双，鞋底磨得快平了。
我盯着那双拖鞋看了好一会儿，眼泪就那样落了下来，大颗大颗砸在脚背上。
05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病房的。
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父亲睁开眼，看见我，问了一句：“去哪儿了？”
我站在门口，走廊的冷风从背后灌进来。我说：“去接了杯水。”
父亲“嗯”了一声，翻了个身，又合上了眼。
我握着空水杯站在床边，低头看着他的后脑勺。
那上面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在床头灯的光里泛着毛茸茸的边，像秋末的芦花。
我忽然想问问他：爸，你那五套房，是不是一套都没打算留给我？
话到嘴边，我没问出口。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很轻，杯底碰着桌面，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父亲没睁眼，但他放在被子外头的手指动了一下，像是要抬起来，又缩了回去。
我回到陪护椅边坐下，没有躺下，就那样坐着。马大妈已经躺回床上了，背对着我，不知道睡没睡着。
病房里静得出奇。空调出风口的嗡鸣声、父亲偶尔翻身时被褥的窸窣声、走廊远处传来的电梯提示音，被无限放大似的，一声一声敲在耳膜上。
我想起小时候住的那条巷子，巷口有一棵老槐树。
夏天傍晚，母亲坐在树下择菜，父亲下班回来，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地响。
我和弟弟蹲在井边玩水，弟弟调皮，把水泼了我一身。
我气得追着他跑，父亲看见了，喊一声：“别闹了。”声音不高不低，却总能让我停下来。
那时候，我从未想过父亲会偏心。
他是那个把我扛在肩头看花灯的人，是那个在开学前给我买新书包的人。
我以为他会一直那样，可弟弟出生后，一切都变了。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爱不是没有了，是换了方向。
他所有的耐心、温柔、宽容，都倾斜到了弟弟身上，留给我的，只剩那句“你一个嫁出去的人，少掺和。”
我坐在陪护椅上，把那句话又嚼了一遍，像嚼一粒沙子，含在嘴里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
凌晨两点多，我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了很久。
窗外的街灯明晃晃的，照着空荡荡的马路。
我掏出手机，找到宋海的电话号码，盯着看了几秒，又锁了屏。
我给自己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可当父亲那句话像凉水一样泼在头上时，我才发现，再多的心理准备都不够用。
我到底在给谁捐肝？
为那个把鸡腿夹给弟弟的父亲？
为那个当街打了我一巴掌的父亲？
为那个在病床上瘦脱了相的老人？
还是为了那个我从小就渴望他能看一眼我、夸我一句的父亲？
我不知道。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病房门口撞见了弟弟。
他穿着昨天那件灰夹克，眼圈发青，头上还带着窗外的寒气，像是刚从外面回来。看见我，他愣了一下，叫了声：“姐。”
我看着他，看着他微微避开的目光，忽然开口：“王鹏涛，爸的房本和存款，是不是都转给你了？”
弟弟脸色一变，嘴唇动了动：“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都听见了。”
他沉默了几秒，忽然嗤笑一声：“爸愿意给谁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整天往娘家跑，图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屏幕，亮给他看。
屏幕上是我夜里查到的房产交易信息，五套房子的权利人变更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日期就是昨天下午。
弟弟看了一眼，脸色僵住了。他说：“你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你告诉我，爸的存款是不是也没了？”
他别过头去，沉默了半天，最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6
天彻底亮了，走廊里开始有护士走动，推车轱辘碾过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弟弟的脸。他那张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有点心虚，又像是有点烦躁，最后化成了一句话：“爸自己愿意的，你别怪我。”
我说：“我不怪你。”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我没看他，推开病房门走了进去。
父亲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
床头柜上放着一碗白粥，是食堂送来的病号饭，冒着缕缕热气。
他看见我进来，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又落在身后的弟弟身上，微微皱了皱眉。
我在床边站定了，声音平静：“爸，我问你一句话。五套房和那笔存款，你都给鹏涛了？”
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声音。
父亲的手指在被单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没有看我的眼睛，目光落在那碗白粥上，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房子是留给儿子的。”
我笑了一下。那笑声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那我呢？”
父亲没说话。
我又问了一句：“那我呢？妈走的时候说过，那间铺面是留给我的。我呢？”
父亲终于抬起眼看了我一眼，他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他说出口的是：“芳儿，你是个懂事的闺女，就别跟弟弟争了。”
“懂事”两个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我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弟弟站在门口，插了一句：“姐，你别吵了。爸身体不好，别气他。”
我转头看他：“王鹏涛，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管过爸？他吃什么药、一天吃几回、化疗做几次，你知道吗？”
弟弟被噎住了。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像是想反驳，又找不到词。最后他憋出一句：“那你别捐了呗，又没人逼你。”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很快消失在电梯口的方向。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父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芳儿，你别听他胡说。”
我没回头，也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手背上还没消的抽血针眼，青色的，像一枚浅浅的印章。
我推开病房门走了出去，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到护士站。值班护士抬头看我，我声音很平：“帮我把捐肝同意书撤了。”
护士愣住：“王姐，你说什么？”
我说：“撤了，不捐了。”
护士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低头翻出那叠文件，取出来，锁进抽屉里，声音轻轻的：“王姐，你要不要再想想？”
我转身走了。
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白花花地洒在台阶上，晃得人眼睛生疼。
我站在台阶上，太阳晒着后背，暖烘烘的，可我浑身上下都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
07
我没回家，回了超市。
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我钻进去，把门彻底拉下，蹲在货架中间的过道里。
周围是一袋袋大米、成箱的方便面、挂在铁钩上的辣条。
空气里有一股塑料包装混着灰尘的味道，平时闻惯了没什么感觉，这会儿却呛鼻子。
我蹲在那儿，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好长时间没动。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父亲小时候把我扛在肩头的画面，一会儿是他当街打我的那一巴掌，一会儿是母亲握着钥匙交到我手里时的笑容。
最后定格在昨天晚上马大妈说的那句话上：“五套房和一百多万存款，都转给你弟了。”
我忍不住从喉咙里发出一点声响，像笑又像哭。
下午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医院的号码，我没接。过了一会儿又响了，还是同一个号码。我任由它响到自动挂断。
傍晚，卷帘门被人从外面拉了起来。光线涌进来，刺得我眯起眼。宋思琪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只大碗，碗上蒙着保鲜膜。
她走进来，蹲在我面前，把碗放在地上，揭开保鲜膜。是一碗热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一把葱花，蛋煎得金黄，边上有点焦。
宋思琪说：“妈，我听说你不打算捐了。”
我没说话。她伸手把我的头发拨开到耳后：“不管你咋选，我都支持你。可你要是真受了委屈，别自己憋着。”
她顿了顿，又说：“你还有我呢。”
我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进面汤里，砸出一圈圈油花。
我捧起那碗面，一口一口，把面条和汤全吃了。
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抹了一把嘴：“你爸呢？”
宋思琪朝门口努了努嘴。
宋海站在卷帘门外，背对着我们，手里夹着一根烟。
烟灰烧了长长一截，也没弹。
他抽完那根烟，烟蒂在地上摁灭，闷声开口：“你要是非捐不可，我请一个月假，接送你和爸。”
他说完这句，再没多说别的，转身把车开走了。路灯底下，车尾灯拖出两个红色的点，很快就消失在路口。
那晚我一个人坐在小店门口，看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看行人一个一个走过去。
手机搁在膝盖上，亮起又暗下去，暗了又亮起，来来回回折腾了七八回。
我想起母亲，想起她说的那句“那间铺面以后是你的”，想起我把钥匙锁在铁盒子里，一锁就是十五年。那个铁盒子锈了没？该上点油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灌了一口，发现水是凉的。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生气的，从来不是那五套房，也不是那笔存款。
我气的是父亲的目光，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看弟弟那样看过我。
可我气归气，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留给那个把我扛在肩上看花灯的人的。如果连我也不救他了，他就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医院的电话：“我是王玉芳，我明天来做术前准备。”
08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医院。
护士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把那叠文件拿了出来，放在桌面上：“王姐，你再仔细看看，确定了吗？”
我说：“确定了。”
她没有再劝，把笔递给我。我接过来，在同意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次，笔画很稳。
办完手续，我去了一趟父亲病房。
他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来，脸上表情变了变，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就站在床尾，隔着几步远，对他说：“爸，手术后天做。你这两天好好休息，别折腾了。”
他嘴唇动了动：“芳儿……”
我打断他：“我没事。”
说完，我转身出去了。
下午回到家，我翻出了那只铁盒子。
盒子已经生锈了，红棕色的锈痕在盒盖边沿蔓延开，像爬山虎的藤须。
我费了一点劲才撬开盖子，黄铜钥匙躺在里面，红绳褪成了浅粉色。
我把它掏出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然后挂到了自己钥匙串上。
钥匙串上原有门钥匙、超市卷帘门的钥匙、仓库锁的钥匙，如今又多了这一枚旧钥匙，互相碰撞着，发出细碎的响声。
宋海进来时，我正低头看着那把钥匙。他站在门口，问了一句：“定了吧？”
我说：“定了。”
他点点头，没有多话，转身出去。
过了一会儿，厨房传来切菜的声音，砧板笃笃地响着。
第二天我回医院做了全套术前复检，指标都正常。
躺在检查床上时，我看着头顶白色的天花板，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弟弟从那天早上走之后，就没再来过医院了。
我问护士：“我爸那边谁在照顾？”
护士翻了翻记录：“陪护是登记的你的名字。你弟来了吗？没太注意。”
我闭了闭眼，没再问。
手术定在第三天早上。前一天傍晚，我在医院走廊里碰见了马秀珍大妈。她看见我，有些意外，又有些感慨：“闺女，你又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她握着我的手，好一阵子才说：“你是个傻丫头。”
我说：“我知道。”
夜里我睡在陪护椅上。
对面的父亲已经睡了，呼吸均匀，偶尔翻个身。
走廊的灯从门缝底下透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线。
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手心攥着那枚黄铜钥匙，被体温焐得温热。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病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有点急，像是跑着过来的。接着有人推开病房门，探进来半个身子。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人三十出头，剃着板寸，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进了门也不客气，直接问：“王鹏涛他爸是哪床？”
父亲被声音惊醒，茫然地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我坐起身，挡在病床前面：“你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