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志
大约是那年的9月初，郴州县委交给我一个特别任务，由一位叫刘清泉的年轻人陪同到衡阳，将一份秘密报告送交湘南特委。
这对于在郴州城里深居简出倍感苦闷的我来说，不啻是一份美差。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拎来一个小藤箱，装上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并将用草纸书写的密件卷在一卷卫生草纸中。
第二天一早，我和刘清泉就上路了。从郴州到衡阳300多里，要到耒阳才有长途交通车，我们步行两天抵达耒阳。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想了一招——半路截车。我们从耒阳一直走了20多里路，远远看见一辆汽车过来，就站在公路中央，司机只好将车停住，伸头就骂：“你们不要命啦！”我们也没吭气，赶快爬上了车。无奈司机心肠太硬，任凭我怎么说也不让便宜，这时一个商人模样的乘客主动解难：“差额的两元钱我替他们出了。”
汽车到了靠近衡阳的东阳渡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坐船过湘江。那时正值军阀交战，两军隔江对峙。东阳渡渡口由广东军阀占据，有两个连把守，过往行人都要仔细盘查。轮到我时，我镇定地回答：“我是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学校因时局动乱停课提前放假，因而回家待着。现在学校也不开学，我只好回校去取回行李。”
当兵的见没什么破绽，叫我开箱检查。他在箱子里翻来翻去，幸好没有打开那卷卫生草纸。
这时，那士兵的眼睛突然盯着我拿伞的手，疑问道：“你既然是个女学生，怎么手上有茧子？”
这真是我料想不到的问题。
“我在学校喜欢体育运动，这些茧子是举哑铃和做棒棒操磨出来的。”我急中生智，从容应答。
“你的手拿过枪！”那士兵不信，劈头又诈。
“我们女生看到枪都怕，别说是拿枪。”我故作害怕地应道。
那士兵依然不信，把我带到长官那里。那位长官正在理发，见我一身素净的女学生打扮，问了一些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情况，我应答如流。于是他把手一挥：“走吧，走吧！”
我急忙往码头跑，渡船已发动正要离岸。又是那位商人见我朝码头奔来，忙叫停船。待我上了船，他又替我们买了船票。唉！真是遇见了一位好心人！
我们到了衡阳，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那条街的江岸上找到接头地点，见到了接头人周鲁[插图]。周鲁原是湘南共青团特委书记，陈佑魁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后，他可能是代理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我首先简要介绍了郴州县委活动的情况。他听完我的汇报后，就叫我到长沙将这些情况直接向省委汇报，并告诉我接头地点和暗语。
同来的刘清泉折回衡阳，我只身一人带着密件继续前行。我混在运送国民党部队家眷的人群中上了一艘小火轮，船顺水而下，很快到了长沙。
长沙的接头地点叫“悦来客栈”，老板和伙计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安排我住下等待向省委汇报。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警察，对旅客逐个检查，凡是怀疑的立即带走。
我当时随身只有一个小藤箱，几件衣服，不像是出远门的旅客。我想起住在隔壁的刚在饭桌上认识的年轻人，想必也是自己的同志，也许他能给我帮助。我赶忙走进他的房间，那人见状，似乎猜到了几分，连忙安慰我别慌。让我就说是他的亲戚来看他的，其余的由他来对付。一会儿警察进来了，见那人像个学生，穿着讲究，行李齐全，很有钱的样子，没再多问。当问到我时，他抢着答：“这是我表妹，来这里看我的。”警察见我像个清纯的女学生，问了两句就走了。我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检查关，但敌人把客栈老板及几个可疑的旅客给抓走了。
第二天一早，省委派人把我接了去。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人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七拐八拐最后到了一座小楼，进屋一看才知道是陈佑魁、龙淑夫妇的家。我简要地汇报了情况，把那封密件交给了他们，并在他家住了下来。
四五天后，陈佑魁交给我一封秘密的指示信，叫我带回郴州，并做了口头指示：现在不宜搞武装暴动和公开的斗争，要分散秘密行动，积蓄力量，发展组织，等待时机。
我带着省委的指示立即返回，有位叫黄琳的年轻人也要南下，我们以表兄妹相称结伴而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位青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插图]。十余年后，我在延安碰到江华，他见了我直笑，我被他笑糊涂了。他笑着说：“你不记得我啦？咱们曾是表兄妹呀！”
新中国成立后，江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你这人啊，胆子真大。”江华接着说。
经他这一说，我想起了后来在火轮船上遇到的一件事。当时有两个国民党的连级军官找我闲聊，我竟然海阔天空地与他们聊了起来。当船停下来上岸时，他们请我上去吃饭，我也真的跟他们去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既然人家要与你接近，你就大大方方地和他们往来，你扭扭捏捏的，反而让人怀疑你。
船到了衡阳，我到原来的联络站找周鲁，没见到他。他托人捎话说：“特委没什么交代了，你就先回去吧。”这样，我便离开衡阳，步行两三百里经耒阳、永兴，回到了郴州，完成了这次千里投送密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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